1980年3月20日，星期四。清晨，一位72岁的老妇人如往常一样，轻轻推开75岁老者的房门。平常这个时候，老者通常仍在睡中，而这一天，他却坐在床边喘着气，却说不出话来。老妇人急忙打电话叫医生过来，放血、打针，一个小时后老者被放在担架上，送进了救护车里。
老者的健康每况愈下，这并不是老妇人第一次遇到这样突发的情况。趁医生把救护车停在门口，在门房打电话的间歇，老妇人简单梳洗了一下，穿好衣服，关上了老者住所的房门——那时的她绝没有想到，这扇门再也不会打开了。
在医院的治疗非常有效，老者的病情渐渐好起来，随后的几天里，每当老妇人给他打电话，老者总是回答说“非常好”。虽然在病魔的折磨下他很瘦，精神却也还好。甚至有朋友探望时，老者还说，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想去一个小岛。
为了防止病情的复发，老者住进了加护病房，虽然房间宽敞明亮，“走向死亡还是显得像一系列被剥夺的过程”。老者的身体却不可逆转的越来越糟糕：长褥疮、尿毒症，很少下床。老妇人哭求身边人保守秘密，不要让老者知道自己的病情，却无法阻止坏疽侵蚀着他的身体。
4月14日，老妇人像往常一样问护士，老者前一晚睡得好不好。听到护士支支吾吾的回答，她立刻赶进房间，那时的老者直出粗气，她守了他一整天。黄昏时分，老妇人离开医院，她反复嘱咐身边人：有什么事立刻打电话给我。深夜9点，她接到了那个让她胆战心惊的电话：完了。“他看上去还是那个样子，但他的呼吸已经停止了。”
这位老妇人是《第二性》的作者、女权运动的创始人西蒙娜·德·波伏瓦。老者名叫萨特，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
萨特去世一年后，73岁的波伏瓦将萨特生命中最后十年的点滴汇聚成书，出版《告别的仪式》。她在书的开头写道：
这是我的第一本——无疑也是最后一本——在付印前没有让你读到的书。它整个都是献给你的，但你却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了。
波伏瓦：我们曾经融洽长久地生活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件美满的事
1905年，萨特出生在巴黎的一个中产家庭。由于父亲早逝，母亲在他十岁时再婚，萨特的童年是在做语言学教授的外祖父母家度过的。萨特自幼爱读书，立志长大后成为一名作家，受尼采、叔本华等哲学家的影响颇深。24岁这年，他参加了法国全国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口试考试的题目为“自由与偶然”，合作搭档是比他小三岁的女生波伏瓦。最终，萨特获得了那场全国性考试的第一名，波伏瓦是第二名。
萨特与波伏瓦此后的生命历程至今仍被世人津津乐道：他们相伴51年，却从未走进过法律意义上的婚姻；他们经济独立、居所分离，晚年萨特的身边不乏年轻女性，波伏瓦却从不介意；萨特将写给波伏瓦的情书合集命名为《寄语河狸》，因为“波伏瓦”的发音很像英语中的“海狸”；他们彼此相互“签发”出版许可证，几乎每一本著作问世前都会经过对方的首肯。
如果你将萨特与波伏瓦看作是花边新闻的男女主角，那就永远无法理解他们的关系和感情。曾有记者询问萨特如何评价他与波伏瓦之间的关系，萨特认真地回答：
这不仅是一种友谊，这是你在婚后状态所能有的一种感情。
在萨特眼中，波伏瓦在哲学思考和对他所做的事情上的认知，早已达到了与他相同的水平。他们既是身份平等的对话者，又是默契的灵魂伴侣，波伏瓦还是萨特唯一看重的评论者。
从30岁到65岁，萨特以飞蛾扑火般的热情思考与写作。为了提高写作效率，他甚至将服用兴奋剂看作日常，以至于陪伴在侧的波伏瓦都觉得自己“在看一场运动会上的绝技表演”。数十年身体的透支最终爆发出难以控制的结果，波伏瓦不得不面对长达十年的、对病痛衰老的萨特的照顾。
萨特一生接受过无数次采访，记者曾经假扮护士进入他所住的医院，只为拍一张他病重的照片。但当晚年萨特提出想要有一本自己的传记时，却只有波伏瓦有能力实现他最后的愿望。 1974年，69岁的萨特双目失明，痛苦之中萨特坦言：我已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彼时波伏瓦提出，用录音带记录下他们关于哲学的思考与对谈，并最终将萨特晚年宝贵的思想，与对一生的回想写进了《告别的仪式》。
那些年，波伏瓦一边将萨特生活的点滴写进日记，悉心存好，同时游走在担心与希望之间，面对着虚弱之极、恢复无望的萨特，保守着关于他的疾病的秘密。《告别的仪式》一书中有很多感人至深的、细致入微的叙述，然而最令人动容的，却是波伏瓦在“1980年”（萨特去世那年）那章写下的一小段话：
我的沉默没有把我们分开。他的死却把我们分开了。我的死也不会使我们重新在一起。
事情就是如此：我们曾经这样融洽长久地生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件美满的事情。
萨特：当我活着的时候，我要做生命的主宰，而不做它的奴隶
《告别的仪式》一书最初的中文版译名为《萨特传》，书中四分之三的篇幅都是萨特与波伏瓦的对谈记录。二人谈话的主题跨度极大，既有对文学与阅读的思考，又有关于金钱、时间与自由的抽象理解，他们甚至很认真地谈过月亮：它是诗的，它是纯粹的诗。
萨特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结合哲理的思索，总能迸发出新奇而微妙的语句。他用一生时间关注人，思考人的本质，并最终提出了存在主义观点，在小说《恶心》等文学创作中，萨特又让他笔下的人物体验他所秉持的哲学理念，用文学人物的经历去启迪同时代的人。
很多人不知道，萨特的代表作《存在与虚无》是他在战时的俘虏营中构思出来的，那时他告诉自己：要么什么都不写，要么写些有根本意义的东西。
人不是别的，只是他自己所造就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
所幸，萨特发现了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为，因此他说，“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对“自由”的思考贯穿着萨特的一生，对他而言，那些想着“干这干那”的人，便是自由的，这恰恰也是自由的源头，也正是萨特在他的第一部著作《自我的超验性》中传递的观点。
萨特对自我与自由的坚持，注定了他会成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对生命的探索在于自我，而非外界的一切其他，正如沃尔特·惠特曼在《草叶集》中写下的诗句；当我活着的时候，我要做生命的主宰，而不做它的奴隶。
人死后什么都没有，除了那种类似永生的不朽
作为无神论者，萨特早就断言：我始终认为，人死后什么都没有，除了我曾看到的那种类似永生的不朽。而萨特与波伏瓦早已注定不朽，因为他们一生都在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自己的信仰。
1964年，萨特从《费加罗文学报》上得知他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便当即给瑞典学院写了拒绝信。即使如此，他还是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因为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对我们时代发生了深远影响。
迄今为止，萨特都是唯一一位由于个人原因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只是在他看来，“领奖”这件事与他对自由的信仰相违背。
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约束，而我一心只想做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
与萨特相伴一生的作家波伏瓦同样真诚的做着自己，她用《第二性》反思女性的角色，指出“从女人有自由时起，她只有一种命运，即为了她自己而去自由地创造。”面对自己，波伏瓦一向很诚实：
需要很多力量，很多傲气，或者很多爱，才能相信人的行动是有价值的，相信生命胜过死亡。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波伏瓦与萨特的关系始终建立在对彼此的理解、而非婚姻或家庭的基础上。幸运的是，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光阴与生与死的鸿沟，他们都在长达51年的相知相守中获得了灵魂上的皈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