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继位后，察知殷纣王的军队主力远征东夷，都城朝歌空虚，于是率兵征伐，发动了著名的“牧野之战”。这是一场伤亡惨重的战役，《尚书·武成》篇有“血流漂杵”的记载。
战国时期的孟子，披览至此，不以为然，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认为，《尚书》中的记载未可尽信，并举出了具体实例反驳。这一论断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同。宋代理学家张载、朱熹还就此作了进一步的引申，强调“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尚书》在孔孟时代有着至高地位。孟子这种对于权威著作保持独立思考，勇于质疑的精神难能可贵，体现出古圣先贤的治学风范。就像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读书，既得读进去又要走出来。钱钟书在《围城》里有言：“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他在《管锥编》中还有一段精辟论述：“《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也许正是为此，当宋代程颐听到弟子问及“《左传》可信否”时，他答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
读书是为了“博学”，更需要“审问、慎思、明辨”。顾颉刚先生“疑古”，一辈子致力于摧毁“三皇五帝”的上古传说。他称：“我以为一件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当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确，何况我们这些晚辈。”
孔子死了一百多年后，孟子才有一段名言：“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是，何以之前一百多年无人提及孔子作了如此重要的《春秋》？如果孔子把 《春秋》作为教学生的教材，又何以《论语》中只字未提？孔子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就是后儒孔子修《春秋》的证据。问题是，之前的历史都是“史之阙文”，与国史是两回事。《春秋》是未曾解密的国家档案，设立史官也是贵族们各种势力平衡制约的制度，所以董狐可以“直笔”，连国君、重臣都无权篡改。当时连史家都没有私人著作，孔子怎么可能堂而皇之地笔削国史？
古今中外，不存在没有经过润色的史料。傅斯年“考古”，号召大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用考古发现重建古史。由于历史文本是开放的，人们每一次阅读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由于阅读者的差异，存在着阐释的多义性。以致有人不无夸张地说：“史者，人们口上的一撇一捺也。”可见，坚持历史事件包括细节的绝对真实，“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而众多难被揭示的，无法被书写的隐匿着的现实，才是真正的需要去考证、去破解。
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是探寻真理和认识世界的关键。“从来如此，便对么？”鲁迅先生《狂人日记》里这句反问乃是对“批判性思维”的精妙解读。爱因斯坦说过：“教育的首要目标永远是独立思考和判断。”“批判性思维”是提出疑问、获取证据、分析推理，创造性做出有说服力解答的一种思维方式，没有怀疑就永远不会创造新的突破。人类历史上很多重大学术进展往往是在最熟视无睹的地方取得的，许多科学的结论也往往是在不断质疑和反思中形成的。
记得前几年，小学课文有一篇《长城砖》，说在太空里用肉眼看地球，能看到中国的长城，很多师生对此提出了疑问。其实，从物理和光学的角度考虑，这根本无法实现。平均宽度仅10米左右、狭窄而不规则的长城，在36公里的高度就会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而航天器的飞行高度是300至400公里，在300公里高度，地面物体只有长宽都达到500米才能在人眼中表现为一个点，从而被人看见。后来，航天员杨利伟在神舟五号上向下看，发现根本无法看到长城，教材中不得不取消了这篇课文。
当然，读书贵在存疑，这个“疑”并非因为自己主观意愿的好恶就对书籍进行批判和否定，而是对内容不明白的地方大胆探究，发现谬误也能知晓反驳的理由和证据。这是一个堪称丰盛的出版时代，传播工具的先进必然引发文本内容芜杂、伪劣与精深交织。卷帙浩繁的书本只是我们发掘历史、体验生活、感知世界的工具，识辨、扬弃、批判则至关紧要，这需要非凡的智慧和勇气，呼唤良善的动机和犀利的识见。
读书存疑，不仅是方法，更是态度。书有可疑，能信难，能疑尤难，疑而释其疑，能使不终疑则尤难。随着我们在书海过尽千帆之后，之前释疑了，新的疑问又会出现。而这，不正是书之外带来的收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