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毛泽东和王明的争论实质上就是关于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根本问题。2014年4月1日，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回顾了当时中国是如何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1956年初，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将要确立这一历史时刻，毛泽东把在新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这一问题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最为紧迫的根本问题，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说过，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这意味着：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一结合的核心问题，就是应该独立思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这表明我们党在精神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党既反省、反思了一定历史时期对“苏联模式”的照搬，又强调了要破除迷信，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这次结合，毛泽东明确将其称之为第二次结合。毛泽东强调：汲取苏共二十大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此，毛泽东深有体会地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第二次结合的主要理论成果，根据顾海良教授的研究，一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二是统筹兼顾、注重综合平衡理论；三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理论。在笔者看来，这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因为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性质的理解，是关系社会主义如何搞法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
1978年我国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步伐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次结合的实质和核心就是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问题的探究。根据历次党代会的主题，完全可以明确地把这条道路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新就新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实现“强起来”的新时代，是我国由大国向强国实现伟大飞跃的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一新时代或新的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具体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与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的历史实践相结合。这次结合具有里程碑意义，其结合之实质和核心就是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实现“强起来”的具体道路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第四部分及其之后的内容主要就是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具体道路的阐述。
由上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根本上就是对道路问题探寻的历史。
二、运用“五定”总体框架揭示中国道路的核心要义及其生成机制
既然对道路的探寻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条根本主线，那么，从学理上来讲中国道路的生成机制是什么？究竟什么是中国道路的核心要义？或者说如何从学理上揭示中国道路的核心要义及其生成机制？中国道路，就广义而言，主要包括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与和平发展道路；就狭义而言，主要是指当代中国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本文按照一个完整的逻辑框架，从五个维度力图对中国道路尤其是狭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要义及其生成机制作出学理上的揭示。
（一）定性：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揭示中国道路，首先要对中国道路进行定性，这主要回答“谁来领航”“往哪领航”的问题。这一维度讲的是中国道路的本质逻辑。性质决定着方向，方向决定着道路。方向问题是中国道路的首要问题。
中国道路在性质上既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邪路，也不是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此外，是中国共产党探寻并开创了中国道路。显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道路最本质的特征，它体现着中国道路的根本性质。
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就开始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1956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主动探究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1978年我国开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真正开始探寻并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就使得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的逻辑确实如此：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探寻中国道路并创造历史成就的过程中呈现出领导力的，也是在运用总体方略实现战略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实现其领导力的。因此，只有读懂中国共产党，才能理解中国道路；只有理解中国道路，才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道路中，之所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道路的真正探寻者、开创者与领航者，而且其指导思想具有引领力、奋斗目标具有感召力、组织资源具有动员力、实现蓝图具有恒定力、自我革命具有净化力。在中国道路的核心要义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具有总体性地位与核心性作用。
（二）定位：立足历史方位
揭示中国道路，在搞清楚“谁来领航”“往哪领航”之后，逻辑上就必须进一步为中国道路进行定位，即搞清楚“我在哪里”（“我在何处”）。这一维度，讲的是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实际上是关于中国道路的历史坐标问题。这里所讲的历史坐标实质上就是中国道路所处的历史方位。确定历史方位至关重要，因为只有首先搞清楚“我在哪里”（“我在何处”），才能进一步搞清楚“走向何方”。这在实质上讲的是中国道路的总依据、立足点问题。
历史方位既然是历史坐标，它就确定着中国道路所处的历史阶段。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道路会有不同走法，同一条根本相同的道路也会有具体不同的走法。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且解决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的进程中开创出来的。在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即在我国“欠发展”的历史方位，我们党主要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此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或首要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的方法是发展科学技术，利用市场机制。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了“发展起来以后”新的历史方位。此时，我们党与时俱进地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由此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支柱，作为新时代新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把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两大布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总体方略。显然，中国道路既具有相对稳定性，也具有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它不是封闭保守僵化的，而是开放创新发展的，是向世界开放的。
立足历史方位的中国道路具有三大实践功能。第一，保持清醒头脑，不冒进、不保守。明确历史方位，就知道“我在何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我们只能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来确定奋斗目标。这样，就既不会冒进，也不会保守。第二，坚持与时俱进，不停滞、不封闭。随着历史进步和实践发展，我们要与时俱进地确定奋斗目标，并全力以赴地实现这一奋斗目标，中国道路也随之得以拓展。比如，随着民族历史日趋成为世界历史，中国道路的世界维度会日益展现。只有这样，才会不停滞、不封闭。第三，明确工作重点，不迷失、不折腾。明确工作重点，就可以紧紧围绕工作重点做好工作，并以抓重点带好面上的工作。这样，既不迷失方向，也可避免瞎折腾。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历史方位问题，并以此来与时俱进地拓展中国道路，推进中国发展。
（三）定标：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根本支柱
揭示中国道路，在搞清楚“我在何处”之后，逻辑上就需要对中国道路进行“定标”，回答“走向何方”的问题。确定“我在何处”，就是为了明确“走向何方”。这一维度讲的是中国道路的目标逻辑。道路自然包含道路所指向和达到的战略目标。战略目标是中国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战略目标的道路不能称其为道路。
确定战略目标，既要以实事求是地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所解决的根本问题为基础和前提，也要以对“历史方位”的定位为基础和前提，确定战略目标，与确定历史方位直接相关，这叫作“定位”决定“定标”。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就确定什么样的战略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党所确定并实现的战略目标是历史的、与时俱进的。在“欠发展”的历史方位，邓小平首先判定我国的社会主义依然处在“初级阶段”，因而其首要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习近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为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即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的历史方位。由此，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标。这样的逻辑次序可归结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影响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在中国道路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根本支柱。
中国道路中的战略目标，主要表达的是中国道路的目标追求和价值取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社会主义的目标追求和价值取向。这种战略目标超越了以资本为主导的逻辑，走出了一条把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统一起来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道路的核心。因为现代化首先是解决“物”的问题，然后在逻辑上进一步解决“人”的问题；这种战略目标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同目标追求，突显了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本质属性，从而使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它注重共同富裕和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更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它所呈现出的现代化是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方方面面。它具有三大实践功能，一是明确前进方向，激发人们的主动性、能动性；二是明确奋斗目标，振奋人心、鼓舞斗志；三是画出最大同心圆，具有凝心聚力作用。
（四）定法：把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并实施“两大布局”作为总体方略
揭示中国道路，接下来的逻辑，就是对中国道路进行“定法”，回答“如何走法”的问题。这一维度，讲的是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所谓定法，就是确定实现战略目标的根本路径和方法，亦称总体方略。这是中国道路的一个核心内容。
战略目标确定之后，接着在逻辑上就要确定实现战略目标的总体方略。为实现战略目标，就必须进一步确定好实现战略目标的总体方略。为实现上述所讲的战略目标，习近平提出了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实际上讲的就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总体方略。在这一总体方略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总框架”，新发展理念是“路线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牛鼻子”。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意味着中国道路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领域都有具体的体现。新发展理念在中国道路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从“路线图”的高度来讲如何使大国成为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体现了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本质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国内发展和国际发展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中国视野和世界眼光的有机统一，是对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的发展新格局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意味着要紧紧扭住“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个“牛鼻子”，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五）定力：整合推动力量，使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形成合力
揭示中国道路，在逻辑上，还要进一步揭示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推动力量，即蕴含的“定力”，回答“动力何来”的问题。这一维度，讲的是中国道路的制度逻辑。所谓定力，就是揭示实现战略目标的推动力量。路是要走的，道路是走出来的，走就需要力量来推动。没有力量推动，战略目标及总体方略都实现不了。推动力量是中国道路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推动力量可概括为：积极整合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并形成合力。其中，党的领导力量是根本，市场配置力量是手段，人民主体力量是目的。
把推动力量作为中国道路的核心要义之一有其重要依据。第一，具有历史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是从社会结构转型开始的。现代化的本质是“社会结构转型”，即由传统的社会结构转向现代的社会结构。当代中国通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本质上就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进程。1978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92年，我国正式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逐渐改变了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使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转型。这种转型，首先体现在市场配置的力量在生长。随着市场配置力量的生长，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人民的主体力量也不断增长。因为市场配置力量的生长，会不断增强人民的利益、能力、自立意识，以及主体、独立、自主、平等、民主意识，进而会使人民的各种诉求不断觉醒和增强。当前，人民的能力、自立、自主、民主意识的增强，就是人民主体力量增强的具体体现。随着市场配置力量、人民主体力量的不断增强，会内在要求政府转变传统职能，由管制型政府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且仍具有主导作用的公共服务型、治理型政府转变。这样，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如下变化：即逐渐形成以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为核心要素而构成的新型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本质力量结构。第二，具有理论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坚持劳动人民立场，它把人民群众当作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当作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当作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源泉，当作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由此，中国道路必须注重人民主体力量。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称其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或根据。离开这一点，就不是社会主义，也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为“中国特色”，从根本性来看，在经济上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因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是找不到市场经济的。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由于中国要集中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由于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就利用了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这就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了“中国特色”。所以，注重市场配置力量，就成为中国道路之“中国特色”的一个核心要义。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为“中国特色”，从根本性上说，在政治上主要体现为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及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历史和实践表明，在1978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在正确决策的前提下，党和政府集中一切资源和力量解难题、办大事、加速度，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国特色”最鲜明的本质特征。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就分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换一种表述，就是注重市场配置力量、党的领导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第三，具有实践依据。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所以，在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核心力量结构中，党的领导力量是首要的。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依靠力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要把人民放在我们党心目中最高的位置。由此，只有读懂人民，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核心力量结构中，人民主体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在党的基本路线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而改革之一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大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目的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由此，市场配置力量在经济领域至关重要，应成为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核心力量结构中的一个重要要素。因此，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构成中国道路中的三种根本力量。中国道路不仅注重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而且注重整合这三种力量并形成合力。只有整合并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实现战略目标，也才能真正显示出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和重大作用。
要正确处理政党、市场和人民的关系，就需要从制度上给出合理的设计。从制度设计上，这种关系，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有效合理利用和驾驭资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制度上的合理设计，能够避免阶级分化和社会冲突，能够更好地促进公平正义和维护社会和谐。可见，从制度角度看，中国道路的核心，就是要构建一套既能让中国共产党驾驭市场经济、又能保证政治权力为人民谋幸福的制度体系，它构成中国道路的制度支撑。由此，从根本上说，中国道路的制度逻辑，就是构建政党、市场、人民三大核心要素之间的制度体系。
综上所述，从学理上可以把中国道路的核心要义及其形成机制概括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立足历史方位，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根本支柱，自觉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两大布局”，整合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并形成合力。这些核心要义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三、中国道路的本源意义
在详尽考察、分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逻辑、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逻辑、新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我国改革开放历史发展的逻辑、世界历史发展的逻辑，以及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向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之后，就会发现：中国道路具有本源意义，它是解释上述发展逻辑和根本问题的一种“框架”、一把“钥匙”。回溯中国共产党成立近100年来的历史，首先要从总体上解答好三个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根本性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要解答好这三个根本性问题，理论必须彻底，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要抓住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就是必须从中国道路中寻找问题的本源，寻找问题的真实答案。这里所讲的本源意义，是指中国道路是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总体性问题的根本、根底、根据和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逻辑，核心是围绕中国道路这一主线展开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逻辑，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逻辑。它涉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两个根本方面。如上文所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从根本上就是对道路问题探寻的历史。
近代以来中国的具体实际，也就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对中国道路的探寻。近代以降，中国就处在迷茫彷徨当中，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找到一条救国之路。当时，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主义”在中国都尝试过，也都在解决一个根本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因为旧的制度被推翻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问题便成为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当时许多仁人志士都在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但各种各样的方案都行不通。就是说，当时没有一个“主义”和“方案”能解决中国的道路问题。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来，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且一下子就在中国落地、扎根、开花、结果了。为什么？其中最根本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找到了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的中国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一次结合，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进行的。这次结合的实质，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最关注的，是采取什么样的革命道路才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当时在党内就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采取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还是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历史、实践与中国共产党人最终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于是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其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是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这次结合，毛泽东明确将其概括为第二次结合，而且认为结合的核心，就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这一时期，有一个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之选择问题。到底是选择“苏联模式”，还是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当时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向苏联学习”在当时的中国是社会共识，“苏联模式”对当时中国的影响比较大。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是苏联历史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上主要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国方面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又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是不对的。因此，中共中央一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另一方面开始以苏为鉴，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并自觉主动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立的正确道路。
根据最为权威的表述，应当说毛泽东所讲的“第二次”结合，与1978年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的政治文献所讲的“第二次”结合，既有区别，也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毛泽东所说的“第二次”结合，其实就是要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与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所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对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的探索。然而，毛泽东所讲的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只是一种初步的思考和探索，还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它是向我们党的政治文献所讲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次”结合的过渡，因而还是一种“知性感悟”，还没有真正从总体上、根本上达到“理性自觉”。不过，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启示，这就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具有中国特点。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节点是1978年我国开启的改革开放。这种意义上的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具体实际相结合，其成果就是在我国“欠发展”历史方位为实现“富起来”而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里的第二次结合及其形成的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其实质就是开创并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新的伟大飞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逐步进行的。这次结合的实质和核心，是关于实现“强起来”的道路问题。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一新时代或新的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正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伟大飞跃。从总体上讲，强调这是一次新的飞跃，就在于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这里讲的在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且要载入史册的，而载入史册的，往往都是具有标识性、代表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本质上就蕴含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伟大飞跃，这种飞跃是具有标识性和代表性的。具体来讲，强调这是一次新的飞跃，理由在于：
第一，历史方位及其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同。社会主要矛盾，是对社会发展整体状况进行总体概括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我国“欠发展”的历史方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在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的历史方位，则主要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前者意在解决我国“欠发展”的问题，即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致力于把蛋糕做大，后者意在解决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致力于推进全面协调充分发展，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实现强起来。“发展起来以后”“美好生活需要”“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显然分别是比“不发展”“物质文化需要”“落后的社会生产”高一个层级的概念，或者二者属于不同层级的概念。第二次飞跃主要解决我国“欠发展”历史方位的社会主要矛盾，新的伟大飞跃则致力于解决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历史方位的社会主要矛盾。第二，历史使命（历史任务、奋斗目标）不同。第一次飞跃主要肩负着实现“站起来”的历史使命，第二次飞跃主要肩负着实现“富起来”的历史使命，而新的伟大飞跃则主要肩负着实现“强起来”的历史使命，因为我们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换言之，“强起来”就是对“富起来”的伟大飞跃。第三，道路的历史内涵不同。第一次飞跃的核心是探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使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革命道路问题，第二次飞跃的核心是探寻我国“欠发展”历史方位实现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富起来的道路问题，而新的伟大飞跃的核心是探寻“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的历史方位实现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强起来的道路问题。第四，主线不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联系，都坚持一个主题，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不同。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是围绕如何实现“富起来”这一主线，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主要是围绕如何实现“强起来”“民族复兴”这一主线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五，现代化阶段不同。1956年前后我国所讲的现代化，还处于现代化的谋划阶段，而且主要是对经济建设或产业布局方面的谋划；1978年之初我国所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主要处于现代化起飞阶段；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为历史节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进入新的历史方位，这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可称之为现代化强国阶段。之所以讲要实现新的伟大飞跃，是由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不同。第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不同。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较多地是从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主要矛盾等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辩护，论证其历史必然性和价值合理性，相对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而在新时代，人们则基于“极不平凡”“解决难题”“办成大事”“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伟大旗帜高高举起”“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提供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断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等，更加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相对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贡献”“世界意义”与“主体性”。第七，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不同。在“欠发展”的历史方位，中国处在世界舞台边缘，如果再不发展，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所以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强调追赶现代化；在新时代或新的历史方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由此，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逐渐改变了在国际话语权中“西强我弱”的不利局面。
通过上述考察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逻辑进程中，由于找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正确道路并促使中国走向成功，这就为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提供了真实的答案。
（二）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逻辑、新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其本质、底色和中轴就是对正确的中国道路的追寻
对道路的探寻，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条根本主线，也是近代以来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逻辑、新中国历史发展逻辑的一条根本主线。只有读懂中国道路，才能为理解和把握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逻辑和新中国历史发展逻辑提供一把钥匙。
只有读懂中国道路，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逻辑。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启了探寻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就是对中国道路探寻而发展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1956年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四个历史时期。贯穿这四个历史时期的一条主线，就是对中国道路的探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的根本主题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终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其结果是中华民族站起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1956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核心主题，就是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寻的根本主题，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问题，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条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召开，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新的历史形式，依然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只有读懂中国道路，才能真正把握新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这一逻辑，就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站起来了，从此要继续迎来实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将会带来历史性变革，并寻求实现富起来的根本道路。由此，1978年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实现富起来的根本道路。从新时期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标志着中华民族富起来了，从此又要继续迎来从富起来到实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也会带来历史性变革，并寻求实现强起来的根本道路。这一变革，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也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历史性变革。这种历史性变革主要体现在：在总体上，把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看作是关乎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在经济领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高质量发展，使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政治领域，既加强党对一切的领导，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还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最高政治力量；在文化领域，积极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注重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在社会领域，既积极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又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在科技创新领域，通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在许多关键领域获得技术领先地位，进而成为世界上强大的科技创新中心；在军事领域，积极推动中国军队最大规模的改革，强调全面从严治军，即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在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领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建设“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些变革中，会不断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的历史内涵。换言之，这些历史性变革背后的内在逻辑，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正确道路，并促使国家走向成功，这就为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提供了真实的答案。
（三）改革开放历史发展的逻辑，从根本上就是探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正确道路的逻辑
只有读懂中国道路，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发展的逻辑。改革开放历史发展的逻辑，从根本上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逻辑，这实际上也是改革开放历史发展的本真底色。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致力于探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这条道路终于找到了，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所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讲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坚定“四个自信”，把坚定道路自信置于首位。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其实，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他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发展的实践证明，当年邓小平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是英明的、正确的，邓小平不愧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实际上，道路问题是邓小平理论所解答的最根本的问题。如果作认真深入的思考就会发现，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基本理论观点都是围绕选择、坚持、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展开的。江泽民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看作探索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容，他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东欧模式，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这条道路，是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与探索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如何紧紧抓住和利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对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之智慧和勇气的极大考验。在这种情境下，胡锦涛鲜明地指出：“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为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而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实质、核心是探索中国科学发展的道路，这是新时期探索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又一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基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精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由此也把道路问题看作第一位的问题。习近平之所以把道路问题看作第一位问题，正如他所强调的：“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
正是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可以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称为中国奇迹，也应该成为我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从学理上揭示中国奇迹发生的本源？或者“中国奇迹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某些西方学者用“西方模式”解释中国奇迹，认为中国是因为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而创造了中国奇迹的。中国学者理应从学理上掌握解释中国奇迹的话语权。可从许多角度来解释中国奇迹发生的原因，笔者认为首要或根本的，是要从中国道路中去寻找中国奇迹发生的本源，或聚焦于中国道路这一本源，来解释中国奇迹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探索和实践中找到了、坚持了、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党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亦步亦趋走别人的道路实现自己的发展振兴，也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道路可以引导所有民族实现发展振兴；一切成功发展振兴的民族，都是找到了适合自己实际的道路的民族。”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又强调：“经过38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实际上就是说，要从中国道路中寻求创造中国奇迹的本源或真实答案。
1.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就能创造中国奇迹
中国共产党能用指导思想引领各种社会意识，以统一人们思想，使之达至共识。一个社会往往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意识。对这些社会意识不加以整合和引导，社会就是一盘散沙，既缺乏正确的方向，也易出现分化的局面。中国共产党自从登上中国历史舞台那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指导思想，并用不断发展着的、先进的指导思想整合和引领各种社会意识，统一人们的思想，从而既使人们在思想上达成共识，也明确了前进方向。达至共识并具有明确方向，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能使人们全力以赴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这必然促使中国走向成功。历史和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要取得巨大成就，必须有先进的思想作指导。
中国共产党能用奋斗目标凝聚党员干部，使其凝聚在党中央的周围，并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目标追求。一个政党内的每一位党员也具有自己的目标追求。中国共产党不断运用其确立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运用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运用其确立的奋斗目标，来凝聚并感召每一位党员干部，从而使每一位党员干部成为党组织中的一个有机体。这一有机体可以构成一个具有战斗力的整体，从而能激发党员干部的创新活力，使其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攻坚克难的雄厚资本，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法宝。
中国共产党在正确决策的前提下，能组织动员国家一切资源力量解难题、办大事、加速度。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领导力、组织力、动员力的政党，是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可以运用自己的威望，运用各级党组织、运用举国体制来解难题、办大事、加速度。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领导力、组织力、动员力，所具有的解难题、办大事的能力，是世界上其他一切政党所无法比拟的。正是这种领导力、组织力和动员力以及解难题办大事的能力，使中国共产党干成了一个个让世界瞩目且具有奇迹性的大事，解决了一个个难题，也加快了中国发展的速度。
中国共产党能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把一张蓝图绘到底。善于战略谋划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条基本经验。战略谋划，一般包括三个核心环节，即“战略目标——总体方略——战略安排”。这种战略谋划具有自主性，已达到高度自觉。它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不仅使我们党解决了一个个难题，办成了一个个大事，而且使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行动，能一个目标接着一个目标来实现，即能使一张蓝图绘到底，这对创造中国奇迹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能用严明的纪律规范全体党员行为，以提升党员的格局和境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核心、有理论、有价值观、有组织、有制度的政党，也是一个有章可循、有纪可依的政党。这种政党不仅把每一个党员干部的行为纳入党章党纪的框架内，使其行为有规范有约束有秩序，而且能勇于自我革命，把较低的格局、境界提升为较高的格局、境界，从而使其具有先进性。这种先进性不仅有助于消除党内的不良倾向和作风，使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硬，从而能把坚硬的“铁”打好，而且也有助于树立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和权威，使人们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实现其战略目标，从而取得巨大成就。
2.立足历史方位且与时俱进就能创造中国奇迹
确立历史方位并与时俱进，找准历史坐标，有助于对我国的发展阶段、本质特征、实践要求作出科学研判，进而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正确的行动。一切失败，都与缺乏科学研判和决策失误有关，一切成功的重要前提，都源于科学研判和正确决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立足历史方位并与时俱进地根据实践发展新要求，从总体上能作出科学研判和正确决策，进而采取正确的行动。这可以使我们避免瞎折腾、走极端，从而取得重大成就。
明确历史方位并与时俱进，有助于坚持实事求是、把握历史坐标、抓住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首先要认识世界，对客观世界、客观事物与基本国情作出科学研判，进而在此基础上作出科学决策。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确立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客观事物与基本国情的出发点。实事求是能使我们立足基本国情，反映时代、实践、现实发展态势，确定历史发展方位；能使我们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事物特殊矛盾；能使我们把握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特点；能使我们把握我国发展的独特优势和短板；能使我们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与时俱进地紧跟时代步伐。因而，坚持实事求是，有助于解决“态势”“方位”“矛盾”“特点”“优势”和“与时俱进”的问题，这是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成功，在于坚持实事求是；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既在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确定中国社会主义依然处在初级阶段，也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客观世界、客观事物与基本国情的本来面目，核心是要揭示客观世界、客观事物中的内在矛盾，尤其是社会主要矛盾。因为矛盾决定着世界和事物的本质、性质和状况。中国共产党把揭示社会主要矛盾作为判断中国国情的基本依据之一，作为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整体状况的主要依据之一，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明确了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于是，当时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都聚焦于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从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明确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新时代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都要聚焦于解决好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聚焦于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能抓住治国理政的根本，也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也意味着其治国理政已经达到高度的理性自觉。揭示社会主要矛盾，其首要目的，是为了找到治国理政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矛盾即问题。揭示客观世界和客观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发现社会主要矛盾，就能发现并致力于解决客观世界、客观事物以及工作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发现客观世界、客观事物以及工作中的根本问题，也就找到了全部工作的重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注重坚持实事求是，把握主要矛盾，解决根本问题，明确工作重点，这既找到了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又注重把解决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引向一个正确、合理的方向，还能抓重点带一般，从而积极推进中国快速发展。找到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理出中国发展的逻辑、纲目、头绪和抓手，是创造中国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
3.明确战略目标有助于创造中国奇迹
战略目标明确了人们前进的方向，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个具有战略目标且坚定不移地实现战略目标的政党、国家和民族，才会有决心进而自觉主动地去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从而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就。1978年以来，我们党与时俱进地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战略目标，并把各种资源和力量汇聚于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从而使广大党员干部（关键少数）和人民群众（绝大多数）明确了奋斗方向，也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实现战略目标的主动性。主动性区别于被动性，它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精神动力，更是一种积极进取精神，正这种精神状态、精神动力和积极进取精神，使我国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战略目标明确了人们追求的最大公约数，进而能凝心聚力，使人们达成共识。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要健康顺利发展并取得骄人成就，就必须团结一心、凝心聚力，这就需要在战略目标上凝聚最大共识。改革开放以来，最能凝聚人心和共识的，就是确定好人们共同追求的战略目标，并以正确的路径和方式来实现战略目标。因为这能使人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让一切创造财富源泉涌流、让一切创新能力迸发。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把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根本任务，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广泛认同，激发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大踏步发展，也取得了骄人成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和总目标，这不仅激发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精神，而且具有凝心聚力作用，使人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将会进一步推进中国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
4.采取有效的总体方略会使中国创造奇迹
实施正确的总体方略，能使人们抓住实现战略目标的“总框架——路线图——牛鼻子”。只具有战略目标，而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路径和方法，实现战略目标就是一句空话。一个政党创造的执政奇迹与施政方略紧密相关，一个国家的发展奇迹与战略运筹密切相连。毛泽东指出：领导干部要有“战略头脑”，否则“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习近平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中国共产党善于作战略谋划和战略安排，而战略谋划得好，常常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正由于中国共产党善于作战略谋划和战略安排，而且在战略上判断得准确、谋划得科学、赢得了主动，从而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了根本遵循，也抓住了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因素。这是创造中国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施正确的总体方略，能使我们发挥发展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打牢发展支点。发挥发展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打牢发展支点，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推进发展的“铁律”。发挥发展优势，能实现重点突破，并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进而实现快速发展；补齐发展短板，能实现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进而提升发展质量、效益和水平，使发展具有可持续；打牢发展支点，能使永续发展具有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相对注重发挥发展优势，注重重点突破，强调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先富起来；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发展起来了，且努力使大国成为强国。此时，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注重补齐发展短板、打牢发展支点。如在经济领域积极推进精准脱贫，在政治领域主动解决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宽松软”，在文化领域注重解决“低俗”“媚俗”“庸俗”，在社会领域注重保障民生和推进社会治理，在生态领域注重污染防治，等等，这些都旨在补齐发展短板，提升发展质量和水平。新发展理念，在实质上就是使大国成为强国的五大根本支点，使中国的发展建立在更为坚实和牢固的基础之上，经得起“风吹浪打”“压力测试”“高手过招”。历史和实践证明，重点突破、快速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持续发展、高质发展，是中国取得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
5.整合推动力量必将创造中国奇迹
整合推动力量，能使力量形成合力。推动当代中国发展的力量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三种力量最为根本，一是党的领导力量，二是市场配置力量，三是人民主体力量。这三种力量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并形成合力，必然形成一种既强大又平衡的能量，从而使中国创造出惊人的奇迹。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发展的长过程看，党的领导力量既能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动力，也能使经济社会发展达到和谐。人民群众的勤劳致富、创造财富、默默奉献、任劳任怨，是创造中国奇迹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市场配置力量，不仅能把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解放和发展经济生产力，而且能使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得到淬炼，从而具有奋斗精神、吃苦精神、开拓精神、创新精神，提升其创新能力。这也是使我国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并创造了中国奇迹，所以完全可以从这条道路中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真实答案。
（四）中国道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1956年，毛泽东就指出：进入21世纪，中国的面目要大变，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有类似的发问。几十年后，承继马克思主义对道路问题的一以贯之的持续探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这条道路为世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第一，中国道路使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勃勃生机。这是中国道路对科学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以《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科学社会主义已诞生170多年。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社会主义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一度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等也曾狂躁一时。然而，中国共产党人顶住各种风暴和压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与时俱进地拓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创造中国奇迹，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出生机活力。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思想时，指出这是总结历史得出的结论。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就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地接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更加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为实现强起来而持续奋斗，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阔步前行，进而使社会主义包括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高潮。
第二，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这是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引导性贡献。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愿望。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这是一个实践课题，也是一个世界课题。“拉美现象”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化陷入了对西方模式的路径依赖，用西方的“鞋”套本国的“脚”，最终以陷入困境而告终。当时一些拉美国家纷纷走西方的路，不但没有解决好自身的发展问题，反而导致两极分化、环境污染，使本国发展陷入低谷。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情，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既解决了中国“欠发展”的问题，又改变了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模式占主导地位并垄断话语权的格局，打破了“全球化=西方化、西方化=现代化、现代化=市场化”的思维定式和“美丽神话”；不仅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而且将迎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由此，中国道路给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启示就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不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要走向现代化，不能再走西方的路，而应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情，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坚定不移地坚持走自己的路，注重本国发展道路的内生性、独立性、自主性和主体性。只有这样，本国才能获得其生存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
第三，中国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选择。这是中国道路对那些希望解决好本国发展问题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性贡献。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要做到这两点，可以从中国道路中获得启示。中国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注重基于历史方位并与时俱进地确定战略目标，且采取有效的总体方略并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恒力来实现战略目标，还注重市场配置力量，这显然有助于加快发展；同时，中国道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积极使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人民主体力量形成合力，这又保持了中国发展的独立性。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加快发展，就要坚持本国执政党的正确领导，根据历史和时代的发展变化以及实践发展新要求，正确确定好本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及其实现战略目标的总体方略，以合理的方式发展市场经济；同时，要保持自身发展的独立性，既要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情，自主选择本国的发展道路，把本国生存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又要坚持本国执政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以本国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依靠本国人民，一切为了本国人民，坚持本国人民至上。
第四，中国道路为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这是中国道路对人类发展的创新性贡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世界面临三大根本性难题：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发展失衡；全球治理滞后，这就是所谓的“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中国道路蕴含着“动力、平衡和治理”三种根本机制，可为解决这三大难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道路注重解决发展动力问题，蕴藏着强大的发展动力，汇聚着强大的发展能量，具有不断生成的动力机制。比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正确领导，注重整合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人民主体力量并形成合力，注重根据历史方位与时俱进地确定战略目标，并采取有效的总体方略予以实施，这必然汇聚成强大的发展动力。中国道路也注重解决发展的平衡问题，蕴含着保持平衡、和谐的因素，具有不断生成的平衡机制。比如，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种领导既注重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注重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在所确定的战略目标和总体方略中，也包含着对平衡、和谐、稳定问题的关注；还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而以人民为中心，就包含着一切为了人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其中的美好生活，自然包含对共享发展、和谐社会的追求，对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关注，对互利普惠的向往。中国道路还蕴含着治理机制，因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就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社会的治理；立足历史方位，意味着要坚持与时俱进，而与时俱进则意味着不断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总体方略中，包含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这一布局中，包含全面依法治国，其中就蕴含着治理；注重人民主体力量，更意味着要依靠人民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这三种根本机制，能为解决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发展失衡、全球治理滞后提供中国智慧。与此同时，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诸多困境。资本主导是导致西方困境的总根源。资本主义性质和基因决定了西方国家在各个领域必然遵循资本主导的逻辑。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以来，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资本主导逻辑驱动下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历史地看，资本创造了近代工业文明，推进了世界发展。然而就其实质来讲，资本的本性是通过运动实现价值增殖，而资本的运动是无休止的，哪里能够实现价值增殖，它就会出现在哪里。资本主导的逻辑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和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而当西方从其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过度攫取并挥霍超额利润，使得全球市场出现社会需要严重不足时，当某个阶段市场空间和技术创新的红利被攫取殆尽时，资本主义就必然出现困境。这种困境，在经济领域体现为实体经济不振，在政治领域体现为调节无力，在社会领域体现为贫富差距拉大，在意识形态领域体现为虚伪性暴露。西方困境说到底是以资本为主导的逻辑所导致的制度缺陷造成的，是基因缺陷，这恰恰为中国智慧的出场提供了宏大的世界性场景。中国及时启动改革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为世界作出了生存性贡献、发展性贡献、和平性贡献、文化性贡献。其核心原因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找到了一条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的中国智慧：注重利用资本但不被资本所俘获，注重运用资本但不让资本占主导，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一条注重自主创新并具有内生动力的道路，是一条注重凝聚共识并调动各方积极性的道路，是一条既注重中国特色又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道路。
第五，中国道路正在为世界贡献一种正在形成的中华新文明。这是中国道路对世界的文明性贡献。在“地域历史”时代所形成的文明本质上都是“地域文明”或“民族文明”，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明或人类文明。尽管某些国家号称西方文明是普世文明，但若具有历史判断力、实践辨别力和理论思维力，就容易发现：西方文明本质上就是“地域文明”。因为把地域文明说成是普世文明，不仅混淆了一般和个别的辩证关系，未认识到“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它犯了前提性的错误，而且历史和实践也证明，用西方的“鞋”套自己的“脚”，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当资本运作逻辑导致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不断扩大的时候，就逐渐会使“地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出现，逻辑上也必然使“地域性文明”走向“世界文明”或“人类文明”。当今世界，一些国家仍然固守于本国、本地区的“地域性文明”而排斥其他文明，制造“文明冲突论”。当今中国自觉主动地反映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在传承中华传统文明相对注重和谐、和合、和而不同、世界大同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体现时代精神和人类意识，克服自身文明中的不足，与其他文明互学互鉴，逐渐创造出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创共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为核心理念的正在形成的中华新文明。从上述所揭示的中国道路的核心要义来看，中国道路既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动力，又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或平衡，也注重为实现未来理想的战略目标注入现实的奋斗精神，还注重国家治理；不仅如此，中国道路强调各国发展道路的内生性、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和多样性，这蕴含着“世界多样”“国家平等”“文明互鉴”“包容发展”“互利普惠”的人类文明基因和天下情怀。这种基因和情怀蕴含着中华新文明的元素，经过不断培育和生长，可以形成中华新文明。
第六，中国道路终结了“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打破了西方对于现代化道路解释权的垄断，把世界现代化道路从单选题变成多选题。这是中国道路对世界的理论性贡献。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盛极一时，它认为西方是整个世界的中心，西方道路是世界上最好的，西方标准就是世界标准，西方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西方的历史已经达到人类历史的制高点，非西方国家没有自己的历史，它们只有走西方道路才有出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国家逐渐暴露出一系列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难题。与此同时，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逐渐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速度惊人，逐步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在出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表明：现代化的方向无法绕开，但道路可以选择；中国道路是在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逻辑地生成的，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智造”；中国道路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路径，打破了西方对于现代化道路解释权的垄断，把世界现代化道路从单选题变成了多选题；中国道路终结了“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的神话，是对非西方国家走上独立自立现代化道路的有益探索，这是中国对世界的理论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