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11)诚实
作者：赵亚信
书法：《中华第一楷书》张瑞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第三个价值准则是诚实。
诚实，相信，“诚实”一词应分为“诚实”和“信”两个方面。
(一)国家不可靠、不可靠
信是“诚实”最直观的行为表现和检验标准，即所谓的“言必信、行必和”，言必忠实，事必行，重视信用，获得信任是诚实的外部化。
“信”字是千金一劳永逸最重的，但空虚虚无缥缈，要观察其行为需要等很长时间，因此“信”在实施外部化方面具有增强信任的意识。意识也不复杂。中国的印章是一种仪式化的证据。以一个国家为例，拍下了国家的玉玺、正中一乐、国家信誉。对个人来说，以名章为依据，盖上一张红色印章表示本人的信用。
因此，理想化的“信”包括三个维度：主体信奴、客体信任、将这个主体和客体联系起来就是信用。首先自己必须相信，然后才能建立信用，最后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
“信”对国家和个人很重要，《左传》中说“信，国家的宝贝”，信用是国家的中坚力量。信用的建立比城市建设更难经济建设，建立后的维持也难。新野市才能建立信任的高墙，但破坏承诺的事会颠覆信任的基础。国信，建立的无形没有影子，很难摧毁，一走就消失了。这个道理如果是2600年前的陈文公听的话，就能深刻理解。
儿子流亡楚国时，楚成王感谢他的款待，他留下了一封信，如果秦楚战争的相遇，能见到秦楚，今天为了感谢收容所，让秦王撤退90里。这就是“回避三词”这个成语的由来。后来，如果战争是沉重的耳朵，金楚两军对峙，金人撤退90里后避免了战争，最终取得了青浦战争的胜利。而且秦军撤退时，群里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军队躲避臣子是非常可耻的，楚军已经累了，正好进攻打破了。但是今天秦不能背叛恩惠，如果耳朵不是舅舅的儿子生产的，楚前没有恩惠，就不能食言。这场战争结束后，陈文公中贵一代春秋霸主的地位也实现了。成就他的不仅是实力的响亮之声，也是人格的响亮之声。取得进步的不仅是国力的强大，也是国格的强大。这是《孔子家语》中说的“轻天胜之国，重言之信”，国家一语之信胜过万马千军。
一个国家要对外保护信用，对内也要树立信用，面对国家民众才能形成政府的公信力。《论语》记录了对公信力的讨论。学生子贡问孔子治国的政治，孔子说：“族食、族兵、民信的男人”、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兵力、国民可以信任政府是治理政事的要略。但是子贡总是想得更多。他一直问。如果要从这三者中减去一个，可以剔除哪些方面呢？孔子说：“当兵吧。”子贡又想探讨答案的唯一性，又问，如果再减去一个，粮食充足，在国民的信仰中，可以放弃哪一个方面。但是这个困难的选择问题并没有为难孔子。孔子坚决地对他说：“去吃吧。”自古都有死亡，百姓没有信仰。“孔子的治国理念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粮食可以去掉，没有粮食，但只是死亡，自古以来没有人能幸免死亡。但是，如果失去国民的信任，国家就站不住脚了。
因此，政府必须能够得到国民的信任。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文政论定。为此，宋代宰相王安石也从治国实际出发，言高论“自古以来把老百姓赶出神性，一言以重铂金光芒”，政府传达给人民的信义力量比铂金重。这就是中国思维的定论、政见。
因此，国信，沉重的九鼎。对内国民没有信任，对外、国家没有信任，没有威信。
(b)国民不可靠，站不住脚
信与个人所有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我们平日邀请的问候、一篇工作的计划书、一段誓言都在进行某种书信合同的启动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言辞可能会漫不经心，但相信的人是有意思的。我们每天的言行证明，每句话的结果论证，每个人的印象旁证，都比合同上印的人名章更有说服力，更有真实性，更有考验性的人生信义证明。
信要对自己的每一句话负责。有时可能是夸张的表达，也可能只是随便回答，但语言后没有行动的延续，不能圆满完成，这句话就缺乏美好的收尾，这个人缺乏完全的责任意识，比事实夸张，成为一个没有话的人。正如孔子感叹的那样，“人不相信，不知道事实。”“一个人不说信义，简直不知道他该怎么办！
所以古人对自己的话非常谨慎，从战国时期的《春秋谷梁传》开始，态度被明确指出。“话不相信，为什么说话！”“如果不能守信，为什么要说话！到了汉代的《大戴礼记》更同意这个观点，“不说话，宁愿无语！”。如果不相信话，我宁愿不说话！宋代程颐总结说：“人没有忠实，不能站在世界上。”没有忠实心的人不能建立世界成为人。这样看来，信不是品格的高水平要求，而是人生的必要条件。
因此，古人对“信”的教育和反思一直在心里保持清醒。《韩诗外传》记载了“孟母不骗儿子”的故事。孟子小时候，和其他孩子一样好奇，为什么看到隔壁杀猪，就问妈妈为什么杀猪。孟母心不在焉地把他打发走，说：杀猪喂你！但是话刚爆出来，她就后悔了。一想到孩子已经有认知观念，如何传达他的“人无信义”理念？因此，过着清闲日子的孟母仍然掏出钱到邻居家买猪肉。这是为了向孟子传达“必须说的话”。
教育理念。孟子能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儒家“亚圣”，实在离不开母亲对他幼年的点滴教育。育人如此，自育亦然。孔子的学生曾子，就不忘随时对自我进行反思教育，他要求自己每天多次反省自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为人办事尽心了吗？与人相交诚信了吗？所学知识践习了吗？为事要忠、为人要信、为学要习，孔子最看重的人生品格里，信，就是关乎能否立身的重要一条。
信是一种品格，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信是一种责任，一言九鼎，一诺千金。
信，更是一种准则，人无信不可，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威。
（三）人无诚不行
信，是一种行为验证，然而“诚信”这个词，“诚”在“信”前，“诚”比“信”更为重要，诚，是内心自觉。诚信，必须心意真诚，才好信守约定。
所以孔子论诚信，为我们所熟知的那句“言必信，行必果”之后加了一句令人惊愕的话：“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出言就必须要信守、做事就必须要坚决，这并非君子所为，而是没有判断能力、不问是非黑白、浅薄固执己见的小人行径！这句话真是石破天惊！言行一致并不一定代表诚信品格？——在孔子这句话里，就涉及到了“诚”的重要性：假如被迫做出的承诺不是本心所愿，假如一时糊涂的约定不是正义所为，那么还要去义无反顾地去践行它吗？假如对坏人做出了违心承诺、假如做坏事顺从了错误约定，这些权宜之计、这番歪理邪说反倒要如约信守吗？当然不是！只有正义才值得信守，只有诚恳才甘愿信诺——内心的愿意，才是守约的根本！
对孔子这句惊人论断，从小受诚信教育长大成人的孟子就深以为然，孔子说了小人的言行，孟子便明确说君子的言行。《孟子》中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内心通达的君子，所言不一定拘泥信守、所行不一定执迷结果，为人行事的准则，是必须要合乎正义。“惟义所在”，唯有正义存在，才能心正意诚。
所以宋人晁说之就说，“不信不立，不诚不行”，人无信不可立，心不诚更不能行。不讲首要的诚心实意，仅凭“信”的结果来衡量人品未免会有失偏颇。没有心之诚在前，信之行就成了刻板的教条、拘泥的桎梏、僵化的思维、固执的行径、不情不愿的强迫、形式主义的空洞。而民国时期，修炼到“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之圆融大境界的弘一法师，便说道：“内不欺已，外不欺人。”不欺人，便是“信”，不欺已，便是“诚”，如此内外合一、表里如一，才是“诚信”的本质。
诚，这正是中国文化以浓墨重笔论述的重要内容：
《大学》里论到，“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孟子所言的正义、正心，都是从“意诚”开始。能秉真诚之性、能怀赤诚之心、能发坦诚之言，才能拥有正直的心、才能遵循正义的理、才能奉行正义的事。
而《中庸》又说：“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心诚才能明了真理，明了真理才算真正心诚。所以，在不明理时作出的错误承诺，本就是心不正、意不诚的，怎能再信其行、顺其非，让错误更加荒谬地履行？
“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贯穿了万事万物的始终，不诚就没有万物，因而君子以诚为贵。这也正是“中庸”这一智慧思想的重要出发点，中庸之道的做法就是：本于诚、用于中、致于和。
“诚”是君子最看重的本心，先做到“诚”，而后才能达到《孔子家语》里描述的理想状态：“言必诚信，行必忠正。”诚信这个词因而涵盖着内外两方面的意义：诚于中，信于外。
中庸之道要“本于诚”，诚信之道要“诚于中”，由此可见，诚之为贵，就在于它关乎着内心的本源，是为人为事的出发源点，若本末倒置，只要求表面行为的达标而忽略了对内心意愿的安顿，便是缘木求鱼，背离了“诚信”的本质意义。
《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只有天下最为真诚的圣人，才能掌握治理天下的根本法则，树立天下的根本德性，了解天地万物化育的道理。
国之诚信，在固邦，在安民；
人之诚信，在立世，在明道。
荀子说，“养心莫善于诚”，那么，正行莫善于信。
诚信为人，就是在养自我清洁之心，正自身坦荡之行；
诚信对人，就是在养天地浩然之气，正道义永存之风。
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出 品：子曰文化
作 者：曹雅欣
书法：张瑞龄
学术导师：金海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