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小编为有人知道神秘的良渚文明或关于抚仙湖下古滇国的历史吗撰写，主要解答关于有人知道神秘的良渚文明或关于抚仙湖下古滇国的历史吗的相关疑惑，以下是正文。
抚仙湖湖底沉落的古城历史中有记载吗？占地约2．4平方公里规模大于庞贝古城在云南抚仙湖，有一片已在水底沉寂了两三千年的古建筑群落。近日，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历史地理专家于希贤率潜水考察小组至抚仙湖湖底进行实地考察。究竟这片遗址是如何陷落于水中的？达到了怎样的文明程度？是否就是一直未被发现的古滇国都？……抚仙湖水下遗址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码头庙宇一应俱全潜水目睹古城奇观云南省滇中地区有大大小小很多湖泊。抚仙湖位于云南中部玉溪市郊，距昆明约60公里，面积约211平方公里，最深处155米，平均深度约为80多米，是我国第二大深水湖。抚仙湖属云南高原第三纪抬升过程中形成的断陷型湖盆地之一，在云南民间世代流传着关于抚仙湖“水下古城”的许多传说。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几年前，某国家级水文地质研究机构对抚仙湖的水文地质进行过全面的勘测。就在抚仙湖畔，专家们发现了一堆堆突起的石块群，而在水域四周的数十平方公里外，都是泥沙土质。随后，专家们将这些石群标在抚仙湖地质图上。当地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曾指着水中隐现的石墙说：“那条石龙呀，我们七八岁时就曾在上边走过。湖里的石头堆多了……”出于对传说的好奇，云南当地的一名业余潜水爱好者耿卫先后38次潜入抚仙湖底，去年潜水时他又带上了水下摄像机，没想到他真的拍摄到了水下古城的一些景观。耿卫将录像带拿给有关部门及专家看，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专家们对这座古文明遗址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码头、水坝，有的认为是祭祀台、庙宇，还有的则认为是古城……2000年11月26日在玉溪市政府、云南日报社等邀请下，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历史地理专家于希贤来到抚仙湖，在看完水底拍摄的录像带后，还对抚仙>湖湖面进行了初步考察。于教授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从小就听说过不少抚仙湖的传说。他告诉记者，从耿卫拍的录像上可以看到水底建筑有十分明显的人工制造痕迹，肯定不会是自然形成的。今年3月，于希贤教授再次前往抚仙湖进行考察，这次他要做的是潜到湖底进行水下考察。彝族建筑错落有致贫富分化各居一所2001年3月15日，于希贤教授等四人组成的考察组乘坐“蓝鲸”号潜水器潜入抚仙湖湖底。调查组采用水下定位系统与水上监测系统相结合的方式，对水中建筑群进行了历时3个半小时的观察与勘测。于教授介绍说：“舱盖刚一关闭，就听到潜水器内仪器隆隆的噪音，不足3平方米的小空间里挤坐着4个人，前方只有一个直径不足1米的玻璃窗可以观察到外界。接着‘蓝鲸’号被母船上的一个大吊车送入水中，刚入水时，湖里波浪起伏较大，潜水器摇摆得使人感到头晕心烦想吐。直到完全潜入水底后，潜水器才慢慢平稳下来。”正在这时，声纳上突然发现第一个目标。顺着目标跟踪追击，在水深15米处发现一堵石墙，石墙长约60多米、高约2米，呈正南北向，石料多为大青石和石灰石，石墙下有散落的石块，还有石块堆砌的街道，石料大小不一，大的约60至70厘米，小的约20至30厘米，每个石块上至少有一面到两面是平整的，带有人工加工过的痕迹。从声纳图上可以看到，该建筑区还具有中轴线和类似普通城市里的“一般居民居住区”。于教授认为，从建筑特点看，它们带有明显的当地彝族的古代建筑风格。没过多久，声纳图上又发现新的目标。潜水器掉头搜寻，经过40多米的平坦开阔区域，发现大片的呈正南北向建造的建筑群落。这片区域不如前一个群落大，但石群加工更精细，体量更大，最大的一块长约2．2米左右、宽约0．7米、厚约0．4米，有的石块上还有细致的花纹。这里的石料明显大而厚，其中有二三十米长的石墙、二三米宽的石板、三四米长的石条、数米见方的大型人工石块，石料三面都有加工的痕迹，十分平整精细，有的还凿有圆洞或石槽，另外所有散落的石块都是有序地排列。于教授说，这一区域内还有数米宽的南北向石板大道，两旁应为大型的建筑物。从这些堆砌整齐、有明显加工痕迹的石墙、石块、石街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准，主人对建筑石材的要求都很高。于教授推测，这里可能是古城的“富人区”，也可能是大型的宫殿或是寺庙及祭坛。再次绕过一道200多米长、9米宽的石质城墙后，便是所谓的“贫民区”了。透过前窗镜可以看到这片区域建筑物无论从规模、数量、体积，还是石块的加工程度都远远不如前两个区域，石料加工工艺较为粗糙，甚至还有很多天然石，而且都摆放零散，没有什么规律。地塌陷隐身两千年古滇国之谜何时解云南有关方面用声纳对抚仙湖底进行了探测。声纳探测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抚仙湖的水下古城大约由8个石头建筑群组成，分布在南北长2公里、东西宽1．2公里的水域中，每个群落面积大小不等，区域面积约2．4平方公里。核心区域的5个群落基本连片，各个群落建筑体量各异，其中6、7号群落水深75米至90米。根据水下声纳显示的目标，1号、2号、3号群落遗址（即于教授探察过的“一般居民区”、“富人区”、“贫民区”）均有古建筑群的存在，其余5个群落则需要继续考证。于希贤说，通过对抚仙湖周围地区地理地质环境的考察和比较，可以肯定这座古城是在一次巨大的自然灾变中陷落湖底的。该建筑群依山傍水，旁边山体有明显的大面积断裂陷落痕迹，同时这里位于小江断裂带西支的深断裂带上，公元110年东汉时期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大地震，于教授说，古城有可能就是在这次地震时沉入湖底的。为进一步对水下古城进行研究，调查组还从现场打捞出一块40厘米见方的人工石块。于教授说，这块石块属于石灰石，与湖边石质不一样，且一面残存有黏合剂，有可能是从附近挖来修砌房屋的。于教授告诉记者，尽管古城的年代还需进一步确认，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抚仙湖底确实有一座陷落的古滇时期建筑群落，且已经初具城市功能，因为具有不同级别的建筑群是判断是否构成城市的重要指标。据勘测该遗址分布的面积大约有2．4平方公里，如此大区域的古滇建筑遗址的发现，这在中国尚属罕见，比世界著名的“庞贝古城”还要大。由于水下考察时没有发现任何动植物残骸及陶瓷、砖瓦的残片，这给探测年代带来了相当的困难，但从水下建筑群的石料的打制方式来看，湖底的建筑群与滇中发现的古长城颇为相似，应与其处于同一年代，即距今大约两千年前。水下古城再次为“古滇王国”的存在提供了有力佐证，但古滇国都到底在哪儿、是什么样子历史上从来没有记载。那么这座水底古城是否就是一直未被发现的古滇国都？石头废墟下是否掩埋着曾经辉煌的古滇文明遗迹？……用于希贤教授的话来说，这不过是解开抚仙湖之谜的一个开始。
有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 因 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于余杭市良渚镇而命名。 距今约5300－4000年。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滇国在云南历史上大约存在了500年，即出现于战国初期而消失于东汉初年（既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当时的古滇国范围包括滇池和“三湖”区域及其周边地区，是具有独立王国形式的地方政权。 = =这种东西建议楼主去百度百科搜索。。。。 良渚文明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 因 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于余杭市良渚镇而命名。 距今约5300－4000年。 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以大量殉葬精美玉礼器为特征的显贵者专用墓地的发现，莫角山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显示出良渚遗址 已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并将成为东方文明圣地。 良渚文化所处的太湖地区是我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众多的良渚文化 遗址中，普遍发现较多的石制农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这是古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由此带动了当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而，制陶、治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精致的治玉工艺，表现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其他诸如漆器、丝麻织品、象牙器等，均表现出当时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内涵。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这在墓葬 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等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贵族墓大都具有宽大 的墓穴、精致的葬具，特别是随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礼器。与其相对的则是如徐步桥、千金角、平邱墩、吴家埠、庙前等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装饰用玉饰件。可见，良渚社会已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现出等级差别。 而这种差别中蕴含的财富聚敛，则是通过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的某种社会权力来达到。大型墓台的营建工程量巨大， 特别是象莫角山这样的非当时人们 物质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们不得不十分钦佩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营建能力。如此大规模的营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加以保证，否则是难以想象的。而建立这种社会秩序，又是与当时社会等级差别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良渚文化时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经出现了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着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类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 这种社会权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现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 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数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纹饰，表示着每件玉器上凝聚着多量的劳动成果，制作者必须从日常的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那种劳动状态下摆脱出来，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而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为其提供。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 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埋于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 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而在那些散落于居址周围的所谓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这些小件玉器仅为管、珠及单件锥形器，而无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墓葬可视为平民墓。贵族墓之间，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一些制作精致的刻有繁缛的蟠螭纹或鸟禽纹图案的陶制双鼻壶、鼎、豆等器形，均 出自贵族墓，它们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古滇国 文物者，即历史文化的遗存物。文物作为历史和文明的载体，积淀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承载着人们的精神追求。李家山，牛虎铜案，古滇国，花腰傣……作为玉溪人，好像大都知道一点，可是再深一些想下去，又有一种知之甚少的感觉。而如果问问在玉溪的外地人，大多数又是一脸的茫然。青铜文化，依然是蒙着一层千年的面纱。等待着我们去进一步挖掘…… 古滇国及其未解之谜 有关古滇国的来龙去脉，以前在我国的古代历史研究中几乎属于空白。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里有过对古滇国的片断的记载。对于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地域文明，在今天我们仍然知之不多，李家山古滇国墓地的发掘，让人们对滇文化的了解变得逐步清晰和丰富起来。 江川县李家山墓地分别于1972年和1991年进行两次发掘。共发掘古滇国墓葬87座，这些墓室大小不一，随葬品种与数量也有很大差别，出土文物品类繁多，其中又以青铜器最多。 埋藏已久失落的古文明一旦被发现，哪怕只是冰山一角，逝去的时代，掩盖了的真相就象潮水一般不可遏制地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滇国在云南历史上大约存在了500年，即出现于战国初期而消失于东汉初年（既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当时的古滇国范围包括滇池和“三湖”区域及其周边地区，是具有独立王国形式的地方政权。 古滇国的魅力在于它的未解之谜，有关其种种的推测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感，也让学者的想象力得到了发挥。首先是关于滇国主体民族的族属问题及发展演变的情况，还有就是作为一种无文字的文明，古滇国是怎样兴起和消亡的？它的社会结构如何？花腰傣是否其后裔？目前的花腰傣民俗哪些得以传承和保留？哪些又发生了变异与转型？另外，神秘的澄江抚仙湖水下建筑也被估计为与古滇文明密切相关。这些话题至今仍众说纷纭。 古滇国的最大亮点 一个地区的文化，也必须有自己的支撑点。“有人认为车水捕鱼、铜锅煮鱼是属于滇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这种说法有点牵强附会。古滇文化必须要求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界定。其实所有这些千古之谜与现代的联系线索有两个，一个是花腰傣，另一个就是铜鼓。顺着这两条线研究下去，滇文化研究就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成果。” 铜鼓是古滇国文化的一种重要证据，世界公认中国云南是起源地。铜鼓，由实用器逐步演变成礼器、重器，最后上升为权力和实力的象征。 铜鼓从云南一直流传向广西、东南亚一带，现在的考古发现当时铜鼓的影响力已经蔓延到了南亚的巴基斯坦。怎样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铜鼓的起源、铸造、演变和传播整个过程还原出来，再现世人的面前，是当前最需要做的一大课题。由此我们还可以联系到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和我们很熟悉的茶马古道，从李家山墓地发掘出的琥珀珠和贝币来看，更证明了当时与缅甸有商道可通，这些信息反映了古滇国的一种远距贸易。古滇国文明还直接渗透和影响了越南的东山文化…… 李家山青铜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有类似的之处。三星堆文化现已上升到了长江文明的起源的高度。而中国北方和中原的青铜文化由于交流频繁，所以又有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近亲繁殖的现象比较突出，体现在出土文物上风格造型的大同小异，惟独李家山青铜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几乎和东汉以前的北方文化无任何交叉点，无论造型、纹饰，还是所表现的主题，都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可以算是中国青铜时代中最活泼最灵动的构成，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和想象力，是云南古代文明的重要象征。面对这样的作品，能让人产生创作的莫名的冲动。特别是贮贝器和扣饰，工艺精湛，被誉为中国青铜器的精华。还有青铜冶铸工艺上采用的失（蚀）蜡法（此类铸造工艺最早很可能起始于云南），难度极大，铸造精致，可以说是当时工艺技术上的巅峰，曾对飞机发动机的精密制造产生过影响。作为一个云南人，我们完全可以为先民的这些辉煌成就而感到骄傲。 保护和开发 整个古滇国的面积涉及昆明、玉溪和晋宁等地方，如果从产业的角度进行开发的话，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怎样协调和品牌竞争的问题。玉溪有关部门也有过关于“古滇青铜文化园”的初步构想，但由于资金、技术和开发所有权的纠纷而难以完成，实际上这样的项目单靠哪一方面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而把各种力量合在一起又有一定的难度。 多年来，市委、市政府对青铜文化的宣传很多，基本上从各个角度各种渠道都做过，但开展的仅是些基础性的工作，而更深入的挖掘和投入还尚待实现。包括一些相应的保护，持续性的投入都需要用全新的视角来体现。要把这些变为现实，最终还需要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投入。 对于博物馆陈列的器物，目前也不能充分体现古滇国的全貌。观众在参加过程中感觉比较单调。怎样解决观众感官上的不足，怎样展示滇国的社会场景和生活画卷，追求陈列的形式美及视觉冲击力，怎样拉近古代文物与现代观众之间的距离，是博物馆值得思考的课题。 有观点认为：如果能复原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生活，复原当时的村落，复原当时的祭祀活动，甚至创造生动的情景，让观众进入当时的生活景观体会感受，可以引导和激发人们对遗址游览、观赏和保护的兴趣和好奇心。在遗址周围还可以规划开发成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的有着浓厚民族、历史韵味的新型旅游资源。 诚然，李家山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要珍视和保护，而且还要持续利用，让青铜文化的鲜明特色发挥出来，把这种文化融入当地社会。主动地融入到经济生活中。就文化讲文化，或机械地把文化看作是经济的简单反映和要求，以及被动等待都是不可取的。在宣传和保护的同时，也不要只停留在表面上，要注意挖掘文物内涵以及深层的含义。玉溪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子，最好是突出特色和优势，像李家山青铜文化和玉溪绚丽多彩的花腰傣民族风情相结合就很值得大书特书。 文物与旅游看起来是差异很大的两个行业，其实两者的关系是密切的。比如让人们在街上能见到各式各样的青铜工艺品，旅游纪念品；还有被赞誉为“20世纪最惊人的发现之一”的澄江帽天山动物群，门类齐全丰富，个体保存完整，在古生物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广泛涉及到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中许多重大疑难问题，同时又开辟了更为重大的科学研究领域，寒武纪生命之谜引起了世界众多科学家的关注和研究，同样值得宣传和开发。用文物优势发展旅游业，然后反过来又推动了整个文物的保护工作，就可以使两者真正做到“双赢”。 归根结底，这些工作还是要政府来规划，必须借助通过政府的力量来推动。学术机构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实现的。文化建设是一项综合性工程，既需要通过政府来统一组织、协调和实施，又需要集合多方面力量、多个要素的作用来推进。这就需要一大批的专业人才来从事具体的开发建设；其次资金的筹措和投入的渠道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同经济产品一样，文化产品的产生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市场中也同样要竞争，同样面临着优胜劣汰的挑战。怎样走精品之路，怎样表现时代特色，是每个参与者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古滇国文化有多重要 青铜时代是中华文明史上最具有魅力最有内涵的时期。因为它涉及到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李家山青铜文化的价值就在于体现了区域文化的多样性，可以更好地充实丰满云南省的历史文化形象。这些文物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去疏理几千年前历史的脉络，勾画出滇国史和滇文化的框架。它告诉了我们云南历史上究竟出现了些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李家山出土文物成为了社会学、民族学、美学、神学甚至宗教研究的宝贵资料，从中也可以看到和推测古滇国的社会经济、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李家山青铜文化可以说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海外，有不少的研究机构，比如日本就有一家共300多人的李家山青铜器研究会。而作为重要墓地的李家山，也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破坏和盗掘，这种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破坏是非常遗憾的。为什么盗墓现象如此猖獗？反过来也说明文物在海外非常有市场。而文物的流失，不仅对国家造成了损失，也对相关的研究造成了破坏。 文物的价值要通过研究分析，不断地辩明，“发掘”（这种发掘是史料性的）才能得以最大意义地保留。当前的遗憾是有关古滇国文化的本土研究人员相当少，尤其是象张增祺老先生这样的专家更少。 在采访中，我也同时听到了不同的观点、想法和冲突。 “李家山文化重要的是文物价值，有一定的考古和历史的意义，但针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既没有多少吸引力，也显得毫无关联。我可以反问一下，有了这些古迹的存在，就可以证明我们现代人很优秀吗？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对未来的设想，对今后文化走向的构想，而不是把宝押在一堆文物上。把眼光停留在几千年前的古人身上是没有出息的。” “我认为古滇国文化已经寿终正寝。看一个文化是不是活着，就要看她的基本精神是否能打动现实的人群，与实际生活和历史进程有呼应。就象我们不能说古埃及文化还活在埃及，巴比伦文明还活在伊拉克一样。事实上，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习惯于遗忘，特别是当文化与切身已不太关联的时候。现代生活中，人们的服装、建筑、学术方法和思想语言都逐渐被西方化，这是一种潮流。古滇文化与玉溪人现实的生活相距太遥远了。怎样让它们彼此理解，血脉相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文化建设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认为迫切要重视的是当今我市的文艺工作者，因为他们才是城市文化的希望。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名人和远古时代上。像我到西安，西安人就说，兵马俑是历史的，他们承认和现代的西安人没有多少关联。而我们玉溪某些人，一提到李家山，就显得无比激动，其实大可不必。我们有什么可激动的呢？我们抓了一些什么好的项目？实实在在地做了些什么事？” “对于李家山文化，我觉得可以走人文旅游的路子，但吸引的应该是外地人，对于本地居民来说，吸引力还显不够。普通老百姓对李家山文化兴趣淡漠，毫不关心，这也表明了普及工作的不到位。借此我想谈谈玉溪的文化氛围，就拿聂耳来说吧，大音乐家！可对玉溪的音乐造成了多大的影响？玉溪人民的音乐素质如何？可以不客气地说，玉溪目前的音乐成果是最差的，我指的是软件方面，没有任何有影响的东西。如果聂耳成了玉溪音乐界空前绝后的人物，那是不是玉溪人民的悲哀？ 玉溪很多年轻的艺术工作者，很好的苗子由于缺乏重视和支持，创作激情和作品质量都出现了滑坡。我觉得当前应该下大力气培育文化的氛围。对一些有成就的画家、戏剧家、作家等，有关部门应该给予足够的关心和扶持。聂耳是名人，李家山是名地，但都已成为历史了，虽然永恒，但却是遥远的永恒。我们需要的现在和未来，要的‘与时俱进’。” 传统、现代与未来 传统文化的含义不是形式，而是精神。千万不能将深厚、丰富的文化历史作为包袱，唯有如此，才能在当今的时代里建立自己新的文化内涵。 文物把数百乃至数千年前的信息重新完整地传递给了后人，文物的存在是世间的一个奇迹。那些先人的遗泽让我们这个世界更为灿烂生动。这些遗物或者遗迹，既是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的遗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是玉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 一个城市真正的特点，一个城市情感真正的载体，并不体现在经济力量上，恰恰是存在于精神价值之中。现代人的精神困惑，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传统文化的破碎和断裂。这里既有来自西方世界的文化侵入，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曾几何时，我们把传统古老的文化统统不加分辩地扫地出门。事实上，这是一种对历史缺乏尊重的表现。我们应该怀着谦逊的态度研究这些传统文化，了解我们先祖对自然和世界的看法，从中开发丰厚的精神资源。玉溪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份历史感。 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曾断言：“如果中国把自己富有价值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将是这个悠久文明复兴的先声。” 文化传统是一面镜子。历史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是一种文化符号，它为各种有关玉溪的叙事提供基本素材、叙述角度、象征及其意义。所以，它也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我们可以找到“家”的身影，以及源自内心的情感的深度。 文物是传统文化的依托，又是现代文明的根基。李家山文化不应该是零星的，散乱的，也不能只是现代生活的幻想，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元素和历史积淀，它应该成为玉溪永恒的童话，成为玉溪人民心灵史上的一种永久追忆。 佳木斯地区也有6000-8000多年前的石屋，为什么只有地方台播？央视不播？封锁消息？占地约2．4平方公里规模大于庞贝古城在云南抚仙湖，有一片已在水底沉寂了两三千年的古建筑群落。近日，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历史地理专家于希贤率潜水考察小组至抚仙湖湖底进行实地考察。究竟这片遗址是如何陷落于水中的？达到了怎样的文明程度？是否就是一直未被发现的古滇国都？……抚仙湖水下遗址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码头庙宇一应俱全潜水目睹古城奇观云南省滇中地区有大大小小很多湖泊。抚仙湖位于云南中部玉溪市郊，距昆明约60公里，面积约211平方公里，最深处155米，平均深度约为80多米，是我国第二大深水湖。抚仙湖属云南高原第三纪抬升过程中形成的断陷型湖盆地之一，在云南民间世代流传着关于抚仙湖“水下古城”的许多传说。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几年前，某国家级水文地质研究机构对抚仙湖的水文地质进行过全面的勘测。就在抚仙湖畔，专家们发现了一堆堆突起的石块群，而在水域四周的数十平方公里外，都是泥沙土质。随后，专家们将这些石群标在抚仙湖地质图上。当地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曾指着水中隐现的石墙说：“那条石龙呀，我们七八岁时就曾在上边走过。湖里的石头堆多了……”出于对传说的好奇，云南当地的一名业余潜水爱好者耿卫先后38次潜入抚仙湖底，去年潜水时他又带上了水下摄像机，没想到他真的拍摄到了水下古城的一些景观。耿卫将录像带拿给有关部门及专家看，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专家们对这座古文明遗址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码头、水坝，有的认为是祭祀台、庙宇，还有的则认为是古城……2000年11月26日在玉溪市政府、云南日报社等邀请下，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历史地理专家于希贤来到抚仙湖，在看完水底拍摄的录像带后，还对抚仙>湖湖面进行了初步考察。于教授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从小就听说过不少抚仙湖的传说。他告诉记者，从耿卫拍的录像上可以看到水底建筑有十分明显的人工制造痕迹，肯定不会是自然形成的。今年3月，于希贤教授再次前往抚仙湖进行考察，这次他要做的是潜到湖底进行水下考察。彝族建筑错落有致贫富分化各居一所2001年3月15日，于希贤教授等四人组成的考察组乘坐“蓝鲸”号潜水器潜入抚仙湖湖底。调查组采用水下定位系统与水上监测系统相结合的方式，对水中建筑群进行了历时3个半小时的观察与勘测。于教授介绍说：“舱盖刚一关闭，就听到潜水器内仪器隆隆的噪音，不足3平方米的小空间里挤坐着4个人，前方只有一个直径不足1米的玻璃窗可以观察到外界。接着‘蓝鲸’号被母船上的一个大吊车送入水中，刚入水时，湖里波浪起伏较大，潜水器摇摆得使人感到头晕心烦想吐。直到完全潜入水底后，潜水器才慢慢平稳下来。”正在这时，声纳上突然发现第一个目标。顺着目标跟踪追击，在水深15米处发现一堵石墙，石墙长约60多米、高约2米，呈正南北向，石料多为大青石和石灰石，石墙下有散落的石块，还有石块堆砌的街道，石料大小不一，大的约60至70厘米，小的约20至30厘米，每个石块上至少有一面到两面是平整的，带有人工加工过的痕迹。从声纳图上可以看到，该建筑区还具有中轴线和类似普通城市里的“一般居民居住区”。于教授认为，从建筑特点看，它们带有明显的当地彝族的古代建筑风格。没过多久，声纳图上又发现新的目标。潜水器掉头搜寻，经过40多米的平坦开阔区域，发现大片的呈正南北向建造的建筑群落。这片区域不如前一个群落大，但石群加工更精细，体量更大，最大的一块长约2．2米左右、宽约0．7米、厚约0．4米，有的石块上还有细致的花纹。这里的石料明显大而厚，其中有二三十米长的石墙、二三米宽的石板、三四米长的石条、数米见方的大型人工石块，石料三面都有加工的痕迹，十分平整精细，有的还凿有圆洞或石槽，另外所有散落的石块都是有序地排列。于教授说，这一区域内还有数米宽的南北向石板大道，两旁应为大型的建筑物。从这些堆砌整齐、有明显加工痕迹的石墙、石块、石街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准，主人对建筑石材的要求都很高。于教授推测，这里可能是古城的“富人区”，也可能是大型的宫殿或是寺庙及祭坛。再次绕过一道200多米长、9米宽的石质城墙后，便是所谓的“贫民区”了。透过前窗镜可以看到这片区域建筑物无论从规模、数量、体积，还是石块的加工程度都远远不如前两个区域，石料加工工艺较为粗糙，甚至还有很多天然石，而且都摆放零散，没有什么规律。地塌陷隐身两千年古滇国之谜何时解云南有关方面用声纳对抚仙湖底进行了探测。声纳探测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抚仙湖的水下古城大约由8个石头建筑群组成，分布在南北长2公里、东西宽1．2公里的水域中，每个群落面积大小不等，区域面积约2．4平方公里。核心区域的5个群落基本连片，各个群落建筑体量各异，其中6、7号群落水深75米至90米。根据水下声纳显示的目标，1号、2号、3号群落遗址（即于教授探察过的“一般居民区”、“富人区”、“贫民区”）均有古建筑群的存在，其余5个群落则需要继续考证。于希贤说，通过对抚仙湖周围地区地理地质环境的考察和比较，可以肯定这座古城是在一次巨大的自然灾变中陷落湖底的。该建筑群依山傍水，旁边山体有明显的大面积断裂陷落痕迹，同时这里位于小江断裂带西支的深断裂带上，公元110年东汉时期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大地震，于教授说，古城有可能就是在这次地震时沉入湖底的。为进一步对水下古城进行研究，调查组还从现场打捞出一块40厘米见方的人工石块。于教授说，这块石块属于石灰石，与湖边石质不一样，且一面残存有黏合剂，有可能是从附近挖来修砌房屋的。于教授告诉记者，尽管古城的年代还需进一步确认，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抚仙湖底确实有一座陷落的古滇时期建筑群落，且已经初具城市功能，因为具有不同级别的建筑群是判断是否构成城市的重要指标。据勘测该遗址分布的面积大约有2．4平方公里，如此大区域的古滇建筑遗址的发现，这在中国尚属罕见，比世界著名的“庞贝古城”还要大。由于水下考察时没有发现任何动植物残骸及陶瓷、砖瓦的残片，这给探测年代带来了相当的困难，但从水下建筑群的石料的打制方式来看，湖底的建筑群与滇中发现的古长城颇为相似，应与其处于同一年代，即距今大约两千年前。水下古城再次为“古滇王国”的存在提供了有力佐证，但古滇国都到底在哪儿、是什么样子历史上从来没有记载。那么这座水底古城是否就是一直未被发现的古滇国都？石头废墟下是否掩埋着曾经辉煌的古滇文明遗迹？……用于希贤教授的话来说，这不过是解开抚仙湖之谜的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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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读者朋友经过小编一番耐心的解答已经对有人知道神秘的良渚文明或关于抚仙湖下古滇国的历史吗了然于胸，若还存在疑惑可通过站内搜索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