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浒传》一百零八条好汉中,鲁智深是一个身份特殊的人物,即他是一个佛教徒,一个出家的和尚。虽然小说还写了武松、公孙胜也是教徒打扮,但鲁智深与他俩不同。公孙胜是道土,他除了向晁盖传递了个“十万贯金珠宝贝”的信息外,他的思想言行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优秀表现,不像个好汉。武松是行者,但他不是修行人。虽然他头上戴戒箍,身上穿皂布直裰,但他不仅没有剃发,而且没有拜过师,没有挂靠过某个寺院。他的“行者”身份是为了逃避官府追捕遮掩本来面目的伪装。而鲁智深却是一个真正的和尚,拜过师,受过戒,参过禅。他住过的寺院都是历史悠久的宝刹名寺。
同时,鲁智深也是一个真正的好汉。他不带任何个人功利目的的助人行为所表现出来的高尚思想品格,在梁山泊无人能及,而且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上也堪称一代典范。
鲁智深最突出的特点是他思想纯真,爱憎分明,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乐于助人。
中国古代非常赞赏扶危济困的人。但无论在历史上或是文艺作品中,真正能够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单纯扶危济困的极少,而鲁智深却做到了。
他和金翠莲父女素不相识,社会地位差别也大,但当他听了金翠莲的哭诉:他们父女流落渭州,儒弱无依,被镇关西郑屠强媒硬娶金翠莲作妾,但三千贯文书是“虚钱实契”。未及三月,郑家人把金翠莲赶出,当初未曾得过郑屠一文钱,如今却要他们每天到酒馆赶座卖唱还钱。鲁达立即义愤填膺,骂道:
“这个腌鰧泼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
当时就拿出银子送给金老父女安排他们回东京去。店小二阻拦,他两拳打倒店小二;又三拳打死镇关西。在古代社会,仗势欺人和讨饭卖唱之类的现象可谓司空见惯,人们都习以为常。金翠莲哭诉的时候,当时在场的人,包括一向仗义豪爽的史进,都无动于衷。此时的金翠莲,可谓危困已极。只有鲁智深,出于一种正义的同情心,激愤形于言表,援助见于行动。
他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考虑得周到、细致,保证让被帮助者安全离去。他帮助人完全是凭直觉行事,当做即做,不瞻前顾后,不求感恩,不求报答,没有丝毫的个人功利目的。
他出家后,路过桃花村,见刘太公为桃花山山大王要强娶女儿为“压寨夫人”而烦恼,这本不是出家人管的事,但他也伸出援救之手。他痛打了小霸王周通。刘太公害怕周通报复,请求“师父休要走了去,却要救护我们一家儿使得”鲁智深回答:“甚么闲话!俺死也不走。”
他把不是自己该管的事当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句话,正是刘太公极为需要、热切盼望的安全保证,简约中含着踏实,平淡中透着热忱,最鲜明地表现出鲁智深的豪侠性格,也是读者最为赞佩的鲁智深助人为乐精神的典型体现。
《水浒传》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作好汉的信条。
武松凭这句话帮助施恩打败蒋门神,夺回快活林;石秀凭这句话打跑踢杀羊张保,替杨雄解了围。但细考较来,武松、石秀的行为很难当得上“路见不平”四字。所谓“路”,指遇之当路,互不相识，素无关系。但武松与施恩在打蒋门神之前不能说互不相识。施恩父子为了请武松替他们报仇,在武松身上很下了一番工夫。武松打蒋门神已不是“路见不平”。石秀与杨雄虽然过去并不相识,是“遇之当路”,但杨雄身为蓟州两院押狱兼市曹行刑刽子,行刑回来,正受着许多人的恭维,军汉张保气不忿,说:
“你今日诈得百姓许多财物,如何不借我些?”
他们混打起来,其间说不上有什么不平。石秀作为一个贫穷的卖柴人实在不该去打这个“抱不平”实际上,不仅武松、石秀为然,就是李逵在刘太公庄杀死假宋江帮助刘太公夺回女儿的事,虽然与鲁智深的故事极为相似,但二者的性质却有很大差别。李逵帮助刘太公,主要是因为抢刘太公女儿的强人自称“宋江”,而他先有对宋江好色的成见,着眼点在宋江身上;而鲁智深却单纯是为了助人。山大王李忠是他的旧相识,邀他上山作客,他念念不忘的全是刘太公的事。先对李忠说:
“既然兄弟在此,刘太公这头亲事再也休题。他止有这个女儿,要养终身。不争被你把了去,教他老人家失所……这件事都在你身上。”
这段话后来又对周通说一遍,直到周通“折箭为誓”,永不翻悔,才算完结。鲁智深有一句名言:
“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
这是他助人的最显著的特点。
《水浒传》中称赞“真大丈夫”做事“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唯有鲁智深做到了。
帮助金翠莲父女和刘太公父女已说明了鲁智深助人到底的品性,林冲被高俅陷害,被发配去沧州,鲁智深一路上对林冲的保护,使这一特点更得到淋滴尽致的表现。
人间的不平,普通人民的不幸,都是由于邪恶势力倚强凌弱造成的。所以要铲除不平,扶助弱小,不可避免地要同邪恶势力发生冲突;而且唯有打倒邪恶才能救助弱小。但邪恶势力之所以敢于逞凶肆虐为非作歹,则是因为他们有所凭恃,可倚仗官大势大,不受制裁,或依仗财多气粗,有钱能使鬼推磨。一般人之所以做不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主要还不是因为缺乏同情心,而是斗不过、惹不起邪恶势力;弄得不好,自身难保,自己也会被邪恶势力所吞没。
任何人在准备锄强扶弱的时候都要先掂量一下自己的力量。但鲁智深对自己的力气、武功充满自信,从来不考虑与对方掂量;他没有家室拖累;更重要的,他对自己的饭碗——官职也不考虑。他为助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一次：为救助金氏父女丢掉了“提辖官”这一令人羡慕的官职,逃上五台山当了和尚。
第二次：在瓦罐寺为替几个老和尚责问强人崔道成、丘小乙把寺弄荒废了,几乎丢掉性命。
第三次：为救助林冲,把在东京大相国寺管领菜园的职事又丢掉了。
鲁智深的可贵之处是,他对面前的恶势力不能容忍必尽自己的全力去铲除,不计利害,不怕牺牲,从不后悔。小说有一句赞语说:
“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
用在鲁智深身上是很恰当的。
林冲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太尉高俅。林冲受到高衙内的欺侮,忍让了,鲁智深却说:
“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鸟!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
他说到做到。高俅想出各种办法必要置林冲于死地,而鲁智深凭一杆禅杖保护林冲直到沧州。不仅表现了对兄弟的义气,更显示出对不论多么强大的恶势力决不屈服的精神。
鲁智深形象的成功,是《水浒传》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具有标志意义的重要成就之一。他是一个空前高大的无私无畏人物的典型。同时,鲁智深还有许多独具的个性特点,如豪爽率直,任性大度,不拘小节等。
鲁智深如此高尚美好的思想品格是怎样形成的?
从鲁智深的思想品质来说,他是古代社会中一个相当高尚的人,纯粹的人。
《水浒传》描写鲁智深,强调他的正义感、同情心和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无私无畏的品质等等,不是别人教育的结果,不是外加的义务,不是借鉴别人的榜样,这些都是他天然本性的自然流露。
用精神分析的话来说,他的行为都是受他潜意识的支配,是自发的行为,不是自我强制,有意识地要达到什么目的。鲁智深不假雕饰的真与善的自然本性。
这样的本性造成鲁智深伟大的人格。
《水浒传》写鲁智深最后坐化六和寺,应了智真长老给他的偈语。这种描写,从鲁智深性格发展来说,应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鲁智深曾说过:
“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
平方腊以后,梁山的理想世界已经不复再有,他又不愿与那些奸邪为伍去图封妻荫子。他说:
“洒家心已成灰,不愿为官,只图寻个净了去处,安身立命足矣。”
那么此时,他是真的看破人世红尘,认识到只有出家才能葆有他善与真的本性。有的人把鲁智深的坐化说成是“自刎”,太煞风景。艺术需要虚构、想象、幻想。《水浒传》作者不仅要力图写出一百零八人上梁山道路、方式的不同,而且要尽力写出他们的结局也不同。特别是对那些主要人物,这样才能显出描写的绚丽多姿,也更具生活的真实性。
鲁智深入六和寺后立即就坐化,确显太急促些,但这样描写,一方面是为了与武松相区别(总不能他俩都八十而终),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作者要紧扣鲁智深的身份,写出他的“觉悟”,在人性修养阶段上他已达到“觉行圆满”,从而使他正直无私、英勇无畏的思想性格保持纯粹,有始有终。
鲁智深的结局可能还有别的选择,但我认为,小说中的安排是最理想的一种。由于这个结局符合鲁智深的思想性格,就使他不仅在生活中比其他人高尚伟大,而且结束生命的方式也高出别人一筹。宋江等自不必说,即以武松、燕青等归隐的几人而论,武松老死六和寺,与这个曾经有过叱咤风云英雄行为的人物性格中
固有的庸俗因循思想是吻合的。燕青是个乖巧的人,早在宋江派他去东京探听消息时,他就借机为自已向徽宗皇帝讨了一纸“赦书”,作为日后的退步。平方腊以后,他不辞而别,
“当夜收拾了一担金珠宝贝挑着,径不知投何处去了”。
还给宋江留一信,自得地说:
“身边自有君王赦,淡饭黄齑过此生。”
这样一个专门为自己精巧打算的人更衬托出鲁智深为人的无牵无挂,光明磊落。
总结：鲁智深出家入的是佛教禅宗教派。禅宗提倡教徒修行“不执外修”,“不假外求”,“见性成佛”,强调“顿悟”。如果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鲁智深的佛性就比其他人更充沛。鲁智深出家时,智真长老特意入定去“看”了他的前途,说:此人“心地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久后却得清净,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普通人由于思想狭隘,私心太重,牵挂太多,摆脱不了贪欲怨尤固执等引起的“烦恼”,所以达不到“涅槃”的彼岸。鲁智深却独具善根”。他做事唯凭世道人心,有是非一定要立即摆平,不妥协,不商量,不退让,不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不顾及旁人的褒贬毁誉,真正做到了“息想”、“无念”,这岂不是“即心是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