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看《奇葩说》的朋友大概都知道刘擎，他是第七季的导师。他在“下班后的工作消息，要不要回”那期节目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站反方，他说“这个世界，应该让那些不好的选择消失”，还说“人是一个作为目的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任何发展的工具”。这些观点彰显了他作为一名理想主义者的坚守。
刘擎在节目中的高光时刻很多，他总是像这样，把高深的哲学观点转化为平实的语言，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难题，并因此收获了一大波观众的好感。
最近，我刚读完他的一本书，非常值得推荐——《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评分很高，部分原因是刘擎老师的人格魅力吧
这本书脱胎于他在得到上的一门线上课程。由于是课程讲义，因此这本书的语言非常口语化，很通俗。尽管书中介绍的是艰深的现代思想，但刘擎总有办法把深奥的讲得清晰易懂。因此，这本书十分易读，对零基础的读者也十分友好。
在18至19世纪的启蒙时代，思想家们对“理性”和“进步”抱有乐观主义的态度。然而，从20世纪以来，西方的很多思想家却看到了理性带来的问题以及现代人的困境。
刘擎选取了两条线来介绍这些思想，一条线围绕现代人的人生难题展开，另一条线探讨的是现代社会的社会困境。
从他所选取的这两条线，你大概看出了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它并不单单介绍那些高悬于象牙塔之上的深奥思想，书中所涉及的思想都与当代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要么探究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要么想要找到现代社会种种问题的原因。而这一点正是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
虽然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发端于20世纪的难题依旧像乌云一样漂浮于我们的上空。
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社会变得越来越好，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但我们却没有变得更快乐、更满足。”这大概是很多人的内心写照。很多人都陷入了一种精神危机之中。
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可以追溯到一个根源：上帝死了。
“上帝死了”是哲学家尼采的一句名言。上帝是西方社会的信仰，而宣告“上帝死了”则意味着整个西方世界的道德基础和价值体系失去了根基，很多人找不到生命的意义，陷入了虚无。
哲学家尼采
那么，上帝为什么死了呢？
以前我理解尼采的这句话，以为他的意思是，高度发达的科学理性，让现代人特别重视“求真”。在信仰领域，现代人同样也需要求真，于是，他们需要确认宗教故事和宗教对于世界起源的解释是否符合事实。在求证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上帝并不存在，于是就宣告“上帝死了”。
但刘擎却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破除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盲区。根据他的理解，尼采想表达的是，基督教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发展出了深奥复杂的教义，违背了耶稣的原意，因此，实际上是虚假的教义让信仰变得不可信。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人亲手杀死了上帝。
那么人为什么发展出虚假的教义呢？尼采认为，因为人的心灵脆弱，需要安慰，因此就创造出了一套关于意义、价值、来世的说辞，来逃避痛苦。
可以说，尼采打碎了传统的宗教和形而上学所构建出的意义，直接告诉你：人生是虚无的、没有意义的。
在今天的社会，这个观点很常见。但在当时，人们普遍有宗教信仰，尼采的结论是惊世骇俗的，把人推向了价值的真空：如果人生是虚无的，那我应该追求什么？我活着是为了什么？
“上帝死了”大概没有对尼采造成什么困扰，因为他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那就是自己创造意义。
尼采之后，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从虚无中推出“存在先于本质”，也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不是天生规定好的，而是由你自己的选择创造出来的，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人生创造意义，并且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哲学家萨特
但自己创造意义却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谁能判断我们所创造的价值是好是坏？有什么依据可以判断？
到这时，现代人的一个精神困境就慢慢浮现了：价值多元的困境。
在今天，“价值多元”基本上是一个褒义词。具有个人色彩的价值主张受到了尊重和保护，一个人不追求大公司的高薪职位也不会被视为没出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拥护者都有坚持己见的自由。
但价值多元带来的问题也不小：人们对于什么是有价值的，越来越失去了共识，甚至有可能陷入相对主义。人们之间的分歧也会随之越来越多。
比如在网上，有一波人宣扬年轻人就应该奋斗，而另一拨人宣称“我就想躺平”，谁也说服不了谁，由此引发的论战和互相攻击也很多。
但更严重的问题是，即便有些人根据自己的主观喜好选择了一种价值，但ta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因此ta会动摇，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感，而这种状态是十分煎熬的。
那么，面对这种多元价值的困境，现代西方思想家们是否给出了解决困境的方法呢？
其中有一位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让我印象深刻，他就是以塞亚·伯林。
哲学家以塞亚·伯林
伯林认为，价值虽然是多样的，但并不是无限的，也不是主观判定的；价值来源于人类最低限度的共通性，也就是说，自古以来，人类对于什么是有价值的，是有基本共识的，因此人类社会存在着有限多的不同的终极价值。
比如，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都会同意忠诚、孝顺是有价值的，哪怕这种价值在他们国家不那么受推崇，但他们起码知道，其他国家的人推崇这两种价值的有道理的；同样地，无论哪个国家的人，都不会认为杀人是有价值的，因为对生命的尊重是所有人的共识。
根据伯林的观点，价值是多元的，但不是主观的和相对主义的。如果有人声称“躺平也是值得追求的人生价值”，那么伯林恐怕不会同意，因为这种价值追求与人类曾追求过的公平、正义、自由、集体荣誉等价值差别太大。
价值多元的困境之外，现代人的另一个精神困境是工具理性盛行。
工具理性是马克思·韦伯提出的概念。韦伯认为，人的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作用就是找到一种最有效的做事的方式；而价值理性的作用则是判断做一件事有没有价值。
刘擎举了个例子，比如你在外地开会，家人突然打了个电话让你赶快回家。这时，你通过计算发现乘飞机回家最快，机票价格也能接受，于是你订了飞机票。这就是运用了工具理性寻找达成目的的最优手段。而如果你在订机票之前思考到底该不该回、有没有必要回，就是运用价值理性判断一件事情的目的。
社会学家、哲学家马克思·韦伯
工具理性的判断标准是客观的，因为哪种做事的方式是最高效的，我们总能通过计算得出结论。而一旦涉及到价值的问题，就没有公认的标准，因此价值理性的标准是多元化的。
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工具理性成为了在全世界都适用的通用逻辑，而价值理性却没办法大范围地普及开来。因此，工具理性就压倒价值理性而大行其道了。
工具理性盛行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全社会都高度重视理性计算，永无止境地追求高效率。这种追求又会导致全社会的官僚化。
在你的印象里，“官僚”大概是低效的代名词，那么为什么追求高效率又会导致官僚化呢？
这是因为最理想的官僚系统并不低效，反而是高效的，在系统内，纪律严明，人人照章办事，系统也具有很高的可预测性。
一旦整个社会呈现官僚化的特征，那么人就会沦为巨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人变成了一个指标、一个推动机器运转的零件。人的面目、独特的个性特征就被模糊掉了，因为社会系统对人的期待只是人的某种功用。人变成了“人力资源”，变成了一种商品。
工具理性盛行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比如，对每个个体来说，赚钱都只是一种手段，是为了过上更好生活的手段；而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才是人生的目的。
但在实践中，我们都觉得“人生目标、价值”这些话题太沉重，也很难找到确切的答案，而赚钱则不一样，钱是这个社会通用的工具，有着公认的价值，所以赚钱这件事情总不会错。
这么一来，赚钱，加强手段，就变成了大家都在做的事；而更重要的实现人生意义，即人的目的，则被大家一拖再拖。
马克思·韦伯揭示了工具理性的困境，但他却没有好的办法来帮助人摆脱困境。也许对工具理性的追求将永远是社会的主旋律，而对个体来说，唯有加强反思、主动提防工具理性全方位的渗透，才能逃脱被工具理性所支配的命运。
现代社会的困境
前面提到过，现代社会的问题是理性带来的问题。
具体来说，工业革命与科学革命是现代社会的开端，而这些大事件背后都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动力，就是理性主义。
在现代社会早期，人们认为过去的不幸都是由蒙昧无知造成的，而理性清除掉了蒙昧和无知，必然会给我们带来幸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社会本身的问题，也即理性带来的问题就渐渐显现了。
在个人领域，理性带来的问题是信仰真空、人生虚无、价值多元的困境以及工具理性盛行等。而在社会领域，理性带来的问题则更为触目惊心，它带来了20世纪最大的灾难：世界大战和大屠杀。
我觉得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关于“极端理性如何导致非理性的大屠杀”的阐述。
刘擎介绍了与这个主题相关的两位思想家，一位是齐格蒙·鲍曼，另一位是汉娜·阿伦特。
社会学家、哲学家齐格蒙·鲍曼
关于纳粹为什么屠杀犹太人，一直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发动大屠杀的是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二是认为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有着特殊的仇恨。
但鲍曼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事实，他写了一本《现代性与大屠杀》专门阐释相关的问题。鲍曼认为，这两种解释都把大屠杀看作了现代文明的反常例外，却逃避了最需要反思的问题，那就是大屠杀是由现代社会的本质要素——理性和理性化所导致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他认为是现代社会如机器般理性的官僚制度实施了大屠杀的暴行。
官僚制度有个特点，就是等级森严、分工明确，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零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和目标，但却失去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由此就导致了个体的道德冷漠、逃避整体责任。
在大屠杀的场景里就运作着一个官僚体系，其中分工明确，有人负责给犹太人归档，有人负责将犹太人分批送进毒气室，有人负责后勤。刘擎形容“这里就像一个井井有条的工厂，只不过工厂的‘原料’就是活生生的犹太人，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死亡。”
多么触目惊心！大屠杀这样野蛮的罪行，在这里被分解成了流水线任务，其中的每个环节都在例行公事过程中，失去了对鲜活生命的同情心和道德感。
理性导致大屠杀的第二个原因是，现代社会的理性主义为大屠杀提供了某种理念支持，就是“园艺文化”。
园艺，是把花园修剪得整整齐齐，而园艺文化则意味着用修剪花园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秩序，将社会“整理”得干干净净、整齐划一。
在这种观念中，犹太人被视为社会中的“杂质”，对完美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因此必须被清除。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德国人才对犹太人发起了种族清洗。
从鲍曼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社会的理性所散发出来的冰冷光焰。刘擎写道：“现代社会的底层机制中就存在着一种非个人化或者非人格化的特性。如何在这种特性中保持我们的道德感，这是现代人需要思考的严肃问题，也是现代社会要面对的一个艰巨的挑战。”
最近整理了上学时买的书，发现了这本《现代性与大屠杀》
除了鲍曼，刘擎还介绍了另一位思想家对大屠杀的研究，她就是汉娜·阿伦特。
阿伦特认为，大屠杀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代罪恶，是一种完全不可理解的罪恶。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过去，人类虽然也犯下过屠杀的罪行，但那些屠杀大多是出于一种明确的动机，要么是为了复仇，要么是为了杀人取乐。
但纳粹屠杀犹太人，完全不是出自人性的贪婪、自私、复仇欲望或施虐欲望，也就是说，屠杀犹太人不能给纳粹政权带来任何好处，反而耗费了本就十分短缺的军事资源，这是一个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他们要杀犹太人，只是因为犹太人被视为了多余的东西，连工具都算不上。
纳粹看待犹太人的这种方式，实际上否认了人类的多样性，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因此它和任何传统罪行都不一样，是一种全新的现代现象。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参与了这样一场屠杀呢？阿伦特认为，那些参与其中的人都丧失了思考能力，异常浅薄，因此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行为。而丧失思考能力的人，呈现出了一种阿伦特所说的“平庸性”。
阿伦特所说的思考能力，不是我们说的解决难题的思考能力，而是积极思考后获得独立判断的能力。
她认为在现代社会，拥有这种能力非常重要。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可能因为服从主流规则、服从法律的规定，而犯下滔天恶行，就好像千千万万参与了大屠杀的德国人一样。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德的真正含义就不是循规蹈矩了，而是做出自己独立的是非对错的判断。唯有思考和独立判断，才有可能在那种极端情况下避免作恶。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
可是，独立判断也是有风险的。它意味着自己确立标准，自己给自己立法，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你如何确保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标准是正确的呢？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迎头撞上了那个困境：在传统价值规范被瓦解之后，如何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
对于这个难题，阿伦特同样也没有完整的解决方案。而且它对行动者本身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我们唯有始终过一种自我反思的生活，才能保持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具体的处境中，我们也必须冒着风险去做出自己的判断，并为此承担责任，这是现代公民必须承担的道德重任。
结语
以上，我通过两条线索简单展示了这本书提及的6位思想家的思想。
然而，这只是这本书的冰山一角。如果你对书中所涉及的问题感兴趣，那么我强烈建议你好好读一读这本书，它会帮你打开一个新世界。
有些人对思想史不敢兴趣，觉得思想家们深奥的想法离实际生活很遥远。但实际上，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早有思想家预见过、阐释过，也提出了他们打破困境的方法。
通过这些思想，我们不仅可以看清现代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也可以反思自己的想法和行为。
比如，如果你曾经认为赚钱是天经地义的，是人生唯一的追求，那么在理解了工具理性的困境之后，你也许会反思一下自己是否忽视了更重要的追求。
再比如，如果你曾认为“躺平”的人生同样值得过，那么在了解了多元价值的困境之后，你也许会自问一下，“躺平”是否真的是一个有价值的选择，它是一种逃避吗，以及你是否能够像萨特说的那样，自己承担起这个选择的后果？
我一直相信，我们所迷茫的、疑惑的一切，在历史上都曾有人思考过，也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答，而这本书可以帮你向历史寻求答案。
一碗甜豆花：武汉大学文学学士、艺术硕士，从地产策划转行文字编辑。好读书不求速度，每周精读一本书，专注心理学、文学书籍，偶尔涉及哲学、社会学、艺术、商业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