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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关于香港的资料有哪些？香港 全称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个特别行政区之一。它由位于珠江口、南中国海上的香港岛，与中国大陆连接的九龙半岛和新界地区，以及附近的235个小岛组成。东北部东平洲以北海域及北部深圳河对岸就是广东省的深圳市；水域以南就是广东省珠海市的万山群岛。香港曾一直都是中国领土，但相继于1842年至1898年间被清朝政府分批割让及租借予英国，至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根据中英两国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诺执行“一国两制”政策；回归后50年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将不会在香港实施，香港享受除外交和国防以外所有事务的高度自治。 人口：1840年之前，香港只是一个人口仅5000人的小渔村，时至今日，香港的人口超过660万，每年访问香港的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1997年回归后有自己的香港区旗和香港区徽。 名称由来：香港，意为“清香的海港”，大概与很早以前在岛上制造檀香和香烛所散发出的香气有关。 民族：华人占97%，大部分是广东籍；外籍占3% 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 语言：英语、粤语及普通话 誉称：东方之珠、动感之都、购物天堂 区花：紫荆花 历史概览 1842年 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1860年 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 1896年 英国强迫清政府再订条约，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地区及附近岛屿，租期9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占领。 1945年 日本投降，又被英国重新占领。 1984年 中英签署关於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997年 香港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气候温度 香港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平均气温为22.8摄氏度，平均降雨量为2225毫米，平均相对湿度78%。 春季(3月至5月中旬): 天气回暖潮湿，经常有雾和毛毛雨，平均气温摄氏二十三度，湿度百分之八十二； 夏季(5月下旨至9月中旬): 仲夏之后是台风季节，夏季天气炎热潮湿，下午气温可以升逾三十一度，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平均气温二十八度，湿度百分之八十； 秋季((9月下旬至12月下旬): 天气晴朗，清凉干爽，所以是抵港旅游旺季。平均温度二十三度，湿度百分之七十二； 冬季(12月中旬至2月下旬): 天气最凉爽干燥，间中会有寒流从北面内陆吹来，届时温度可能会降至八度以下，至于冬季的平均温度是十七度，湿度百分之七十二。 喜庆节日 香港的多元文化，也体现在众多的节日之中。这为香港人带来更多的热闹与欢乐，也为旅客造就了更多的惊喜。中国的传统节日热闹、喜庆、吉利，当然不能错过；西方的节日新潮、刺激和有趣，更是令人兴奋。 农历新年(农历正月)：新年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除了合家团圆、拜访亲友等必不可少的内容； 香港的春节特色项目还有： 年宵花市：农历新年前数天在多区举行，其中一年一度的维多利亚公园年宵花市最热闹，出售桃花、菊花、 水仙花等各种贺岁鲜花及其他商品。 花车巡游：大年初一，在市内举行。每年的巡游表演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花车，以及显示不同地区文化和风情的巡游队伍，组合成多姿多采的大型表演，庆贺新一年繁荣丰盛。 烟花汇演：大年初二 ，在维多利亚港海面举行。海港两岸和高层建筑临海的一面，都成了最好的观赏位置。 圣诞节 (12月25日) ：圣诞节是香港最热闹、最隆重的节日。维多利亚港两岸的高大建筑，提前个多月就布置上色彩缤纷的灯饰，各商店也换上圣诞装饰，仅是这一风景，就引得不少游人赞叹不已。此时的香港，展现出最辉煌的城市面貌，如果对香港的繁华有兴趣，那么，最好的游览时间一定是圣诞。 最热闹的是平安夜，教堂里有神圣的平安夜弥撒，一些酒店和商场还有唱诗班献唱圣诞歌，全港市民纷纷涌到街上，其中，尖沙咀海滨花园长廊和临近大街更是人潮涌动。 如果能在圣诞来香港，购物也是一大乐趣。这时各大商场都会实施大减价，可低至半价， 这已经成了香港的惯例，香港居民都会选择这个时候购买圣诞礼物，为至爱送上浓浓的暖意。 元旦（1月1日）、情人节（2月14日）、天后诞（农历三月二十三）、佛诞（农历四月初八）、太平清醮（农历四月初八）、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乞巧节（农历七月初七）、盂兰节（农历七月十四）、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万圣节（10月31日）。 香港历史：从小渔村到国际大都市 主条目：香港历史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在香港居住。在新界和大屿山不少地方曾经发现新石器时代人类聚居的遗址。唐朝开元廿四年，香港属于循州。设立屯门军镇[1]，派员2000驻守来保护海上贸易。当时军队屯驻在今天的屯门，该区因而得名。及由于大步一带海面盛产珍珠，南汉刘氏遂于公元963年设官办珠场，称为媚川都，宋太祖赵匡胤灭南汉后明令禁止官方采珠。至元朝曾复采官珠，但受到士绅反对，不久又再次停办。明清两朝采珠事业时禁时驰，但仍不能回复至五代十国时的昌盛。 香港自唐朝至清朝康熙元年，即公元1662年止，香港的沥源，大奚山沙螺湾的土壤适合牙香树生长，所以种香及产香也慢慢发展起来，据考证明朝时由东莞南部、新安全境（包括香港）所有香树制品皆用木箱装好，经陆路运至尖沙头的香埗头（运香树制品码头）用小艇到石排湾，再用俗称大眼鸡的艚船至广州，再用陆路经南雄，越大庾岭，过赣江至九江市，再沿长江输往苏杭销售。公元1662年清朝为防犯沿海居民接济及明朝遗臣郑成功反攻，遂下迁海令，使种香及产香大受打击，即使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复界，亦难复旧观。 香港海岸线漫长，故香港多处皆适宜兴建盐场公元971年北宋开宝四年于今日的九龙湾一带设立官富场并派盐官驻守，负责产盐及统筹各小型盐场。公元1183年(南宋孝宗淳熙10年5月29日)大奚山的私盐被禁引起公元1197年(南宋宁宗庆元三年)大奚山发生骚乱。南宋末年，两位小皇帝宋端宗赵是和宋帝昺赵昺被元朝军队逼迫逃到香港，据说曾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人称该处为宋王台。后来宋帝昺在梅蔚登基，因元军追赶，遂经浅湾循海路西渡前往新会。但当船只驶至今日广东新会崖门时，被元军赶到，陆秀夫于是背负8岁的赵昺跳海而死。 公元1514年（正德九年）葡萄牙派兵抵达并攻占屯门，遂于1521年（正德十六年）中葡战争爆发，战役持续了四十天，葡军陷入苦战，但仍未肯撤退更于6月27日增派两艘军舰从马六甲赶来增援，仍无法挽回败局。最后，他们决定把剩下的士兵集中到三艘军舰上，准备突围。9月8日早上，三舰试图天黑突围，不幸遇上中国的战船，双方又发生了激战，葡军寡不敌众，陷入了绝境。不久，海上刮起了风暴，敌舰因船体大，乘风逃脱，狼狈返回马六甲。但葡军不甘心失败，翌年四月，再派出由四艘军舰组成的舰队，路上又增加了两艘，企图重新占领屯门，于7月10日进犯中国海区。8月，两军在大奚山茜草湾附近对峙。由于中国海防实力已大大加强，此战从茜草湾海面一直打到了哨州[2]海面，中国海军缴获敌舰两艘，生擒舰长于都卢等官兵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人，明军大获全胜。 清代香港属新安县管辖。清廷为防沿海居民接济明朝遗臣郑成功，遂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下令迁海，沿海居民须向内陆迁徙五十里，使居民家园尽失。加上实施海禁，香港本区受严重影响。迁海后渔盐业废置、田园荒芜，沿海居民深受迁海之苦，广东巡抚王来任、广东总督周有德请求复界。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 朝廷终允复界，本区居民陆续迁回。因此新界五族[3]于上水设立报德祠[4]恭奉两公该祠及邓族于岑田设立周王二公祠内设周王二公书院并每十年打醮一次以作答谢。 英治时期 早期统治 1842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大英帝国打败，并于翌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连同邻近的鸭脷洲割让与英国。1860年清廷再败于英法联军，被逼签下《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南部、经常对香港岛扰乱治安的地区连同邻近的昂船洲一同割让给英国。当时在九龙半岛上的新边界只用矮矮的铁丝网分割，位置就在今天的界限街。1898年，英国通过与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及其他一系列租借条约，租借九龙半岛北部、新界和邻近的两百多个离岛但九龙砦城除外，租期99年。这一系列的租借和割让，形成了今日香港的边界。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国民政府有意取消不平等条约。无奈国力不继，北伐的事情使国家政府无闲考虑取回香港的主权。但是，当时香港政府仍然开放中港边境，两地市民依然可以自由来往。当时不少香港人为了建设国家，除了捐钱回国以外，更身体力行的加入国民政府里工作。前国民政府外长伍廷芳就是当时香港的名流。 抗日期间 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在1938年登陆广东，并迅速占领与香港为邻的广州及附近地区并派间谍潜入香港调查英军的布防位置。香港的华人支持抗战，出钱出力，日本军政府为此表现不满，曾多次向英国的领事抗议。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数小时后，同时进攻马来亚及越过深圳河侵占香港。其间日本和加拿大及英印军发生多场激烈战事。最后由于驻港英军战力不足，1941年12月25日，当时的港督杨慕琦宣布向日本投降，开始了香港3年零8个月的日治时期。期间，日本人为方便统治，多次将港人迁回中国大陆。
这是我自己的答案: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1842年8月,中英两国签订,割香港岛给英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860年签订的中,有一内容就是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也就是九龙尖沙嘴一地带,1898年,又以深圳河为界,划香港割给英国,限期99年,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以下是相关的资料: 1842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 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1841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开始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历史表明，只有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在香港回归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启示。 英国强占香港岛及清政府武力收复香港岛计划的破灭 自1841年1月英国武力强占香港岛起，清政府即开展了收复该岛的斗争。为了说明这一斗争的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英国占领该岛的经过。 迄至目前为止，一些著述和传媒是这样描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如何占领香港岛的：1840年8月英军在占领定海之后，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大沽与英国全权使臣懿律和义律谈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与英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这种说法似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确实的“条约根据”。其实英国是在毫无条约根据的情况下强占该岛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闻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谋收复之举。 依据中英两国的档案记载，1840年8月30日，义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劝说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几个月之后，琦善抵达广州继续与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确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坚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用武力抗击侵略者。但是琦善慑于英军船坚炮利，力求妥协。由于道光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琦善在与义律谈判时只同意赔偿烟价，拒绝割让香港岛。1841年1月7日，英军野蛮地攻占了虎门口的大角、沙角，随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万般无奈，复照英方，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奏请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九龙尖沙咀、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再由他上奏请旨。1月20日，义律突然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共有四项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项就是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岛。1月27—28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两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割让香港岛和通商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由此可见，1月20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定”实属无稽之谈。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中方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再次谎称义律已与琦善“说定诸事，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撤走岛上各处的中国官兵。两天之后，英军又在香港岛张贴告示，妄称“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历史事实是，琦善在英军炮口下，确有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当时香港一词，并非指香港全岛，而仅仅指该岛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却故意将一隅变成了全岛，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已有文据在案”。这充分说明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将该岛擅与英人、英军侵占香港岛并擅出伪示的奏折，即认定英军侵占香港岛是琦善越权私与造成的，谕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所有家产。道光帝严惩琦善绝非偶然，他对琦善在广东一味向英人妥协的行径早就不满。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英军侵占香港岛后，武力收复香港岛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时奕山等人还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称：“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岂知道光帝下令调集的奕山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1841年5月18日，英军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进攻广州。奕山仓促应战，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内交付了600万元赔款，并把军队撤出了广州城。事后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致使道光帝误认为，英军于条件得到满足后从广州退回港岛，是天朝征讨“英夷”的胜利。至于香港岛，道光帝接受新任两广总督祁�的建议，同意暂缓图之。此间恰好港岛遭到两次飓风，很多英船沉没、被毁。道光帝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颁发大藏香二十柱，让奕山等去各庙宇答谢神灵，并误以为以后“夷胆震慑，不敢再有觊觎”。 1841年8月21日，英国派来接替义律扩大侵华战争的璞鼎查，留下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亲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势必空虚，这是收复香港的良机。他告诫奕山：“如能设法收复香港，则从前办理不善尚可少赎罪戾。”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训练乡勇，乘机收复香港。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深知英军实力，陆上攻剿一败涂地，遑论渡海收复港岛。加以虎门内外炮台早被铲为平地，无险可扼，水师无船无炮，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收复香港，断不准迟延观望，但是广东方面依旧我行我素，隐忍苟安，不图攻剿。1841年10月，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中英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道光帝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并收复香港。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铁的事实证明了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同样不可恃。但是英军盘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块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将军，并于4月11日颁给他钦差大臣关防。5月18日英军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时，5月25日道光帝却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谕令他称：“至香港地方岂容被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事如已妥为预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道收复香港的谕旨。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变主意，命令耆英暂缓赴粤，在浙确查英人动向，专办对英羁縻事宜。此时的羁縻实际上已经成了乞降的代名词。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帝更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决意投降。其后英军攻陷镇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议和条款，并在8月29日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终于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 上述事实说明，英国强占香港岛之后，清政府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会奕山，要求武力收复香港岛。但是，清政府最终不仅没有收复香港岛，反而以条约形式割让了香港岛，表明了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国家的落后，统治阶级的腐败，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结局。1860年，英国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攫取了我国新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235个岛屿连同广阔水域的“租借权”，为期99年，并将其改称“新界”，并入英国的香港直辖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战争前中国争取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由于和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胜国英、法所把持，它们在中国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意放弃其既得利益。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推说这件事应由国际联盟今后去加以考虑，轻易地予以否决了。众所周知，这个标榜建立“国际公正”、以“缔造世界永久和平”为宗旨的和会，以其极不公正地对待中国，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而诱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1921年12月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漩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当时正值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民大众“外争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汹涌澎湃。与此同时，美、日在远东互争雄长，美国力图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其他列强之间也矛盾重重。以上两个因素促使英、日两国不得不分别同意放弃威海卫和胶州弯租借地。但在废除九龙（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却遭到英、日代表的强烈反对。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枢密院长、以“血腥人物”著称的贝尔福，借口“没有九龙租借地则香港不能自卫”，坚决拒绝归还。12月7日，顾维钧在会议的远东委员会上据理驳斥了贝尔福的谬说。贝尔福对此置若罔闻，日本代表缄口不言，美国代表则无动于衷，作壁上观。此后，华盛顿会议再没有讨论九龙租借地的问题。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正当要求，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人民对会议结果大失所望。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同月23日通过的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段话成了后来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虽然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虑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和孙中山先生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遗愿，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多次要求列强废除租界和租借地。但这一修约外交，除了在关税自主、收回几处租界和按照英国先前的承诺于1930年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 和国民政府相反，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一直关切着九龙租借地的前途，神经过敏地注视着国民政府和中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港督金文泰不仅坚决反对归还这块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议本国政府将它正式割占，办法是以归还威海卫作为交换条件，或是故意挑起与中国的冲突来制造兼并的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另一位港督罗富国也企图乘人之危，于1938年提出中国急需外国贷款来支持它的货币，不妨利用这个机会用贷款来换取它割让九龙租借地或延长它的租期。但是以上两位港督的建议没有得到英国政府采纳，它宁可对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针。只要中国不提出，它决不主动涉及这个问题。 英国政府虽然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中国防范甚严，却没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给它对香港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奉行对日本绥靖、讨好、纵容的方针，幻想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护它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利益。孰知这一政策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占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说，“在这个时期，几乎可以说，对香港……的较大威胁与其说是来自中国人，勿宁说是来自英国外交部。” 1942年中英关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谈判和两次收复香港良机的丧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是时英国忙于欧洲战事及保卫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仅仅18天即弃甲曳兵而走。港督杨慕琦于同年圣诞日向日本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与此同时，英国王牌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海面为日本袭击而樯橹灰飞烟灭，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军已先后退出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地，日本陈兵印缅边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门之势。大英帝国往日的雄风，扫地殆尽。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大溃退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通过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均势已彻底破坏。中、美、英此时已成为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这一形势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当时，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为收复香港提供了良机。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作用，为了使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作战，为了战后填补英国在远东可能留下的真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开始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特权、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做法。美国的态度无疑对英国是一个压力，对国民政府是一个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动。 1942年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借以促使英国与中国也举行类似的谈判。英国外交部闻知此事后，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驻华大使薛穆“采取主动”。10月10日，美、英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中美、中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的谈判随即开始。此次谈判涉及放弃在华租界问题，国民政府认为租借地与租界属于同一范畴，乘势提出了归还九龙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后，美、英两国分别提出关于新约的草案以供考虑。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薛穆分别代表两国。英方草案包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一些租界交还中国等内容。但是，英方虽然明知中国至为关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却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这个问题。11月10日，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更亲自出马，针对香港问题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又说他“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从而表明了英国坚持它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顽固立场。 11月13日，国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应该说，这里仅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已属妥协退让。是时重庆舆论激昂，反对任何外国继续占领中国领土，美国公众意见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形势于中国有利。 当英国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急忙研究对策。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断然拒绝；（3）尽量拖延。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因为新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香港至关重要；第二个方案也不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非议（战时英国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他认为应该选择第三个方案，能拖就拖。对于这位司长的主张，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是既不坚决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对。他倾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断然宣布九龙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归还。艾登的主张得到丘吉尔的大力支持，并在11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英国对九龙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宋子文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双方发生争执，未有结果。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中英新约内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他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谈判陷于僵局。 在此情况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发生了动摇。他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准备拿原则做交易，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让步。但他不敢对蒋介石直陈他的主张，于是请求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外交界元老、驻英大使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顾维钧受托前往，对蒋介石说，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说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为宜，可以暗示我们正等待这第二份礼物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而且，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此后的谈判中，英方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宋子文为了使谈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发表一项表示今后愿归还九龙租借地意向的声明，为此中方在战争结束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同时着重宣布，如果英方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对此，英国只同意“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不愿就战后归还该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诺，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绝签订新约”相威胁。恰在此时，正对中国进行血腥野蛮侵略的日本，为了搅乱人心、挑拨盟国间关系，提出“尽速撤消”日本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以示“中日亲善”，以图抢在中美、中英之前与汪伪订约。蒋介石在英国“拒签新约”、日伪可能抢在中英之先订约的双重压力下，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在中英条约上签字；“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作为“最后手段”，他准备“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 蒋介石的本意是赶在日伪之前于1943年元旦签订中美、中英新约。但由于英国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签订这两个条约（日伪条约已于1月9日签字）。在当天于重庆签字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战时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942年是中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有利时机。不能讳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对英美有严重的依赖性，但当时确想乘机收回尽可能多的外人在华利权。通过1943年1月的中英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北平使馆租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这件事发生在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逼签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际，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这是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应当归功于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然而应该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确是国民政府的无能。国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发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国自此已获得与各国“并驾齐驱”的“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过其实。此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如上所述，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本应把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即便如此，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破坏盟国团结。相反，英国作为中国盟国，抓住在华租借地这种特权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国团结的。故条约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对此，宋子文是不能辞其咎的。至于蒋介石，他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复香港的良机再至。可是，由于蒋介石奉行矛头对内、坚决反共的错误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早已把自己关于战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九龙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结果是让英国抢先重新占领了香港。不仅如此，蒋介石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可是最后连这个受降权事实上也被英国人夺去。这是国民政府在收复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机，是对“四强”之一中国的莫大讽刺，也是它的历史悲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原则上最终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久前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命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百年屈辱，即将涤荡殆尽，国人无不为此而扬眉吐气，并对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 在欢庆香港即将回归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收复香港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当思今日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了一个闭关自守、不求革新、内部不稳、国力不振、腐败落后的国家，是断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要求它“重头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只有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团结，自立自强，力争先进，不断增强国力，才是唯一的卫国兴邦之道
鸦片战争前的香港历史 香港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东汉。1 9 5 5 年发现的李郑屋古墓，可以证明早在两千多年前，香港便已有人居住。 唐朝时候，青山（屯门）一带，已有很多中国人居住，当时的青山，是一处颇为繁盛的港埠。并有唐朝驻军，保卫珠江的入口，外国来的船支，必须经过青山，才可转去广州。 宋朝时，一位官员邓符协被派到广东做官，经过青山，很喜欢此地，于是，在任满后，和家属定居于锦田山谷，建立了一个村落，称为“北围”。他的子孙后来又建立了“吉庆围”。 清朝时候，清兵于1 6 6 2 年派兵到现在的新界，并命令乡民留辫。香港在清朝时，一直在对外通商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香港在地理上与广州唇齿相依，而广州是清朝对外开放的唯一商埠。 英国在后来的对华贸易中，发现香港的重要性，认为如能据为已有，将对其扩大对华及其他远东诸国贸易，有极大好处。因此，在1 8 4 1 年，中英鸦片战争后，要求战败的中国清政府割让香港。 在英国占领香港前，香港基本上是一个荒岛，岛上南部的赤柱、大潭笃和石排湾，东部的阿公岩，水井湾等，有一些渔民居住。其他黄泥涌、灯第洲、七姊妹等几处，则有一些小村湾，当时，岛上的居民约3000人。 鸦片战争 清朝道光年间, 中英贸易处于不平衡状态, 英国的" 东印度公司" , 输出大量的鸦片到中国, 利润惊人, 而且, 使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民大量增加. 清政府有见及此, 担心在贸易中不断漏出银两, 又担心社会风气日坏, 及有禁烟之意。 1 8 3 9 年, 林则徐被委为钦差大臣, 到广州执行禁烟. 林则徐抵广州后, 谕令外国商人将烟土交出充公, 并将没收的烟土在广东东莞县的虎门海滨烧毁. 林则徐并要求西方商人以后不准再将鸦片输入中国. 中英双方正在争持之际, 广东宝安县九龙山的尖沙嘴村, 发生了英兵枪杀中国村民林维喜案, 英国籍此案出兵, 1 9 3 9 年9 月, 中英第一次战争正式爆发。 南京条约 清政府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不敢抵抗。1 8 4 2 年8 月2 9 日，清廷派出耆英. 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石本）甸乍谈判。双方在停泊于南京江面的英船“华丽”号上签署《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史上，与西方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共分十三条，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中英两国以后“和好”，“各往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安全”。 二、中国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英国可派领事、管事等官式外交代表，设驻于这五个港口城市。 三、中国将广东省宝安县的一个沿岸小岛香港，割与英国。 四、中国赔偿英国鸦片烟价六百万两。 五、中国方面取消“公行”制度，并偿英三百万两作为商欠之数。 六、中国赔偿英国军费一千二百万两。 七、“以上酬定银数，共二千一百万两，此时交银六百万两”，并规定了其余的一千五百万两，在以后的分期交付方法。 八、凡英国人在中国被囚禁者，全部释放。 九、凡因与英人有关，或在鸦片战争中与英国事被监禁者，亦全部释放。 十、议定税则并规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中国，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 十一、中英两国文书平行。 十二、中国交付第一批六百万两款项后，英军退出南京、镇江、并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商买贸易，同时自宁波外港镇海撤兵，至于驻在定海舟山及厦门鼓浪屿的英军，则待中国将二千一百万两全数交清，及实际开放了五口通商后才撤退。 十三、条约应迅速交两国皇帝批准，并换约。 租借新界 1 8 9 8 年，是香港历史上相当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香港的边界，从北九龙再向北推进至深圳河岸，西至后海湾，使香港行政区的面积扩大了十倍。 1 8 9 8 年，列强企图瓜分中国，清朝朝政腐败，任人宰割，英国政府乘机向清廷提出租借新界。当年6 月9 日，英国驻华公使宾纳乐和李鸿章在北京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专条”，英国以租借为名，取得了新界，为期9 9 年，7 月 1 日生效。 新界（N e w T e r r i t o r i e s ），是英人所制定的一个名词，专指租供的新领土，在此之前，这些地方属广东新安县南部一部分，包括大兴山等离岛。该“专条”规定英国在新界有“管理全权”，但中国可保存九龙城砦和原有的码头一座。 在香港，除了能感受现代都市的繁华外，也可以体验历史的沧桑。日前，我们来到位于香港西北“远郊”的新界元朗地区的“屏山文物径”，“置身”于原居民的历史发展溪流当中。古朴的青砖、灰瓦，精细的雕梁、石柱，肃穆的神龛、匾额，使我们感受到了香港浓浓的传统人文气息。 屏山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地区之一，新界五大家族之一邓氏家族的其中一支，早在12世纪时已定居于此。作为香港首条文物径，“屏山文物径”展现的正是以邓氏家族为主的文物古迹。文物径蜿蜒于坑头村、坑尾村和上璋围间，长约一公里，多座典型中国传统建筑，串联成一条特色独具的文化廊道。 沿着路标和石刻印记，我们依次参观了聚星楼 (香港唯一的古塔)、邓氏宗祠 (香港最大的祠堂之一)、上璋围 (屏山唯一的古围村)、觐廷书室 (专为村中子弟准备科举考试而建)、洪圣宫、杨侯古庙等文化精品。 这里的文物，都是邓氏家族的财产，而邓氏家族的“现代”一族，有不少还生活在这些祖屋之中。重点建筑，得到了很好的修葺、保护和管理；更多的旧房或实现了“内部现代化”，或陷入了新建筑的重重包围；但时尔可见的段段古墙，夹杂新楼之间的传统门坊，不断在提示着邓家的悠久历史。 高翘的琉璃瓦屋甍后方，电视天线林立；与雕梁画栋紧紧相邻的，是铝窗空调；石栏杆围着幽幽古井，几米外，却是日夜“睁”着“电眼”的电脑控制的住宅院门。历史与现代如此不同，竟也“近在咫尺”。倒是各家门上贴的传统门神和对联，沟通了历史与现代。走在文物径上，参观者感受最深的一点，正是这种历史与现代的“同在”，实际上，这也正映射了香港社会多元的色彩。 “同在”并不代表“和睦相处”。在聚星楼前，一位3 年前曾来过的先生连呼“大煞风景”，原来兀立于开阔平地上的三层古塔，如今已经完全被“现代化”淹没：一边是比它高好多倍的铁路车站，另一边是新开张的跳蚤市场。就像所有文物古迹在现实当中遇到的尴尬一样，“现代文明”也正在“蚕食”着这条文物径。这倒让我们在体验沧桑之余，多了一份担心。 香港的历史不算悠久，古迹就更显珍贵。目前，全港共有77个法定古迹。从古老围村、传统庙宇到传统中式和古典西式建筑。在一些古迹集中的地方，政府便以“文物径”的形式加以保护和管理，供游人参观。据了解，全港各区设有多条文物径，都是各具特色和主题。除了元朗的“屏山文物径”外，还有位于新界粉岭的“龙跃头文物径”，港岛中西区文物径以及“中山史迹径”（“串连”了孙中山先山在香港居住及求学的有关地点）等等。 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位于中国南部，东临南海，西濒珠江口，北靠广东省。以下是一些关于的：1. 面积和人口：总面积约为1,104平方公里，人口约为746万，是高度人口密集的地区。2. 政治地位：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拥有行政、立法和独立的司法系统。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将维持现有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至少维持50年，即至2047年。3. 经济：是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也是世界上最自由经济体之一。它以低税率、自由贸易和发达的金融服务等特点吸引了众多国际企业和金融机构。4. 文化和：具有多元化的文化，融合了东方和西方的元素。中文和英文是官方，广东话（粤语）是主要的一种方言，英语也广泛使用。5. 教育：拥有世界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大学、中文大学和科技大学等。的教育系统被普遍认为是高质量和高效率的。6. 交通：交通便利，拥有现代化的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地铁、巴士、轮渡和电车等。国际机场是亚洲最繁忙的国际航空枢纽之一。7. 旅游：以其独特的文化、美食、购物和夜生活而闻名。旅游景点包括维多利亚港、太平山、迪士尼乐园和海洋公园等。8. 社会问题：近年来，面临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包括民主运动、社会不公平和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分歧。这些是关于的一些基本，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信息，如宗教、体育和等。 1. 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于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2. 是国际城市，是亚洲著名的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3. 的经济发展受惠于其地理位置、天然港口和稳定的政治环境等因素。4. 拥有全球著名的旅游景点，如迪士尼乐园、维多利亚港、太平山顶等。5. 的人口约为745万，居民多数是汉族人，另有少数族裔如印度人、菲律宾人等。6. 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拥有华人、英国人、南亚、菲律宾和其他族裔的文化影响。7. 的以中文、英文为主要，同时也使用广东话、普通话和其他少数民族。8. 的宗教信仰以佛教、道教、基督教、回教、印度教等为主。9. 的政治是基于“一国两制”原则的特别行政区制度，享有高度自治权力。10. 的教育系统为六年制小学、三年制初中、三年制高中的班制教育。香港 全称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个特别行政区之一。它由位于珠江口、南中国海上的香港岛，与中国大陆连接的九龙半岛和新界地区，以及附近的235个小岛组成。东北部东平洲以北海域及北部深圳河对岸就是广东省的深圳市；水域以南就是广东省珠海市的万山群岛。香港曾一直都是中国领土，但相继于1842年至1898年间被清朝政府分批割让及租借予英国，至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根据中英两国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诺执行“一国两制”政策；回归后50年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将不会在香港实施，香港享受除外交和国防以外所有事务的高度自治。 人口：1840年之前，香港只是一个人口仅5000人的小渔村，时至今日，香港的人口超过660万，每年访问香港的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1997年回归后有自己的香港区旗和香港区徽。 名称由来：香港，意为“清香的海港”，大概与很早以前在岛上制造檀香和香烛所散发出的香气有关。 民族：华人占97%，大部分是广东籍；外籍占3% 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 语言：英语、粤语及普通话 誉称：东方之珠、动感之都、购物天堂 区花：紫荆花 历史概览 1842年 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1860年 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 1896年 英国强迫清政府再订条约，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地区及附近岛屿，租期9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占领。 1945年 日本投降，又被英国重新占领。 1984年 中英签署关於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997年 香港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气候温度 香港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平均气温为22.8摄氏度，平均降雨量为2225毫米，平均相对湿度78%。 春季(3月至5月中旬): 天气回暖潮湿，经常有雾和毛毛雨，平均气温摄氏二十三度，湿度百分之八十二； 夏季(5月下旨至9月中旬): 仲夏之后是台风季节，夏季天气炎热潮湿，下午气温可以升逾三十一度，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平均气温二十八度，湿度百分之八十； 秋季((9月下旬至12月下旬): 天气晴朗，清凉干爽，所以是抵港旅游旺季。平均温度二十三度，湿度百分之七十二； 冬季(12月中旬至2月下旬): 天气最凉爽干燥，间中会有寒流从北面内陆吹来，届时温度可能会降至八度以下，至于冬季的平均温度是十七度，湿度百分之七十二。 喜庆节日 香港的多元文化，也体现在众多的节日之中。这为香港人带来更多的热闹与欢乐，也为旅客造就了更多的惊喜。中国的传统节日热闹、喜庆、吉利，当然不能错过；西方的节日新潮、刺激和有趣，更是令人兴奋。 农历新年(农历正月)：新年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除了合家团圆、拜访亲友等必不可少的内容； 香港的春节特色项目还有： 年宵花市：农历新年前数天在多区举行，其中一年一度的维多利亚公园年宵花市最热闹，出售桃花、菊花、 水仙花等各种贺岁鲜花及其他商品。 花车巡游：大年初一，在市内举行。每年的巡游表演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花车，以及显示不同地区文化和风情的巡游队伍，组合成多姿多采的大型表演，庆贺新一年繁荣丰盛。 烟花汇演：大年初二 ，在维多利亚港海面举行。海港两岸和高层建筑临海的一面，都成了最好的观赏位置。 圣诞节 (12月25日) ：圣诞节是香港最热闹、最隆重的节日。维多利亚港两岸的高大建筑，提前个多月就布置上色彩缤纷的灯饰，各商店也换上圣诞装饰，仅是这一风景，就引得不少游人赞叹不已。此时的香港，展现出最辉煌的城市面貌，如果对香港的繁华有兴趣，那么，最好的游览时间一定是圣诞。 最热闹的是平安夜，教堂里有神圣的平安夜弥撒，一些酒店和商场还有唱诗班献唱圣诞歌，全港市民纷纷涌到街上，其中，尖沙咀海滨花园长廊和临近大街更是人潮涌动。 如果能在圣诞来香港，购物也是一大乐趣。这时各大商场都会实施大减价，可低至半价， 这已经成了香港的惯例，香港居民都会选择这个时候购买圣诞礼物，为至爱送上浓浓的暖意。 元旦（1月1日）、情人节（2月14日）、天后诞（农历三月二十三）、佛诞（农历四月初八）、太平清醮（农历四月初八）、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乞巧节（农历七月初七）、盂兰节（农历七月十四）、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万圣节（10月31日）。 香港历史：从小渔村到国际大都市 主条目：香港历史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在香港居住。在新界和大屿山不少地方曾经发现新石器时代人类聚居的遗址。唐朝开元廿四年，香港属于循州。设立屯门军镇[1]，派员2000驻守来保护海上贸易。当时军队屯驻在今天的屯门，该区因而得名。及由于大步一带海面盛产珍珠，南汉刘氏遂于公元963年设官办珠场，称为媚川都，宋太祖赵匡胤灭南汉后明令禁止官方采珠。至元朝曾复采官珠，但受到士绅反对，不久又再次停办。明清两朝采珠事业时禁时驰，但仍不能回复至五代十国时的昌盛。 香港自唐朝至清朝康熙元年，即公元1662年止，香港的沥源，大奚山沙螺湾的土壤适合牙香树生长，所以种香及产香也慢慢发展起来，据考证明朝时由东莞南部、新安全境（包括香港）所有香树制品皆用木箱装好，经陆路运至尖沙头的香埗头（运香树制品码头）用小艇到石排湾，再用俗称大眼鸡的艚船至广州，再用陆路经南雄，越大庾岭，过赣江至九江市，再沿长江输往苏杭销售。公元1662年清朝为防犯沿海居民接济及明朝遗臣郑成功反攻，遂下迁海令，使种香及产香大受打击，即使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复界，亦难复旧观。 香港海岸线漫长，故香港多处皆适宜兴建盐场公元971年北宋开宝四年于今日的九龙湾一带设立官富场并派盐官驻守，负责产盐及统筹各小型盐场。公元1183年(南宋孝宗淳熙10年5月29日)大奚山的私盐被禁引起公元1197年(南宋宁宗庆元三年)大奚山发生骚乱。南宋末年，两位小皇帝宋端宗赵是和宋帝昺赵昺被元朝军队逼迫逃到香港，据说曾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人称该处为宋王台。后来宋帝昺在梅蔚登基，因元军追赶，遂经浅湾循海路西渡前往新会。但当船只驶至今日广东新会崖门时，被元军赶到，陆秀夫于是背负8岁的赵昺跳海而死。 公元1514年（正德九年）葡萄牙派兵抵达并攻占屯门，遂于1521年（正德十六年）中葡战争爆发，战役持续了四十天，葡军陷入苦战，但仍未肯撤退更于6月27日增派两艘军舰从马六甲赶来增援，仍无法挽回败局。最后，他们决定把剩下的士兵集中到三艘军舰上，准备突围。9月8日早上，三舰试图天黑突围，不幸遇上中国的战船，双方又发生了激战，葡军寡不敌众，陷入了绝境。不久，海上刮起了风暴，敌舰因船体大，乘风逃脱，狼狈返回马六甲。但葡军不甘心失败，翌年四月，再派出由四艘军舰组成的舰队，路上又增加了两艘，企图重新占领屯门，于7月10日进犯中国海区。8月，两军在大奚山茜草湾附近对峙。由于中国海防实力已大大加强，此战从茜草湾海面一直打到了哨州[2]海面，中国海军缴获敌舰两艘，生擒舰长于都卢等官兵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人，明军大获全胜。 清代香港属新安县管辖。清廷为防沿海居民接济明朝遗臣郑成功，遂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下令迁海，沿海居民须向内陆迁徙五十里，使居民家园尽失。加上实施海禁，香港本区受严重影响。迁海后渔盐业废置、田园荒芜，沿海居民深受迁海之苦，广东巡抚王来任、广东总督周有德请求复界。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 朝廷终允复界，本区居民陆续迁回。因此新界五族[3]于上水设立报德祠[4]恭奉两公该祠及邓族于岑田设立周王二公祠内设周王二公书院并每十年打醮一次以作答谢。 英治时期 早期统治 1842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大英帝国打败，并于翌年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连同邻近的鸭脷洲割让与英国。1860年清廷再败于英法联军，被逼签下《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南部、经常对香港岛扰乱治安的地区连同邻近的昂船洲一同割让给英国。当时在九龙半岛上的新边界只用矮矮的铁丝网分割，位置就在今天的界限街。1898年，英国通过与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及其他一系列租借条约，租借九龙半岛北部、新界和邻近的两百多个离岛但九龙砦城除外，租期99年。这一系列的租借和割让，形成了今日香港的边界。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国民政府有意取消不平等条约。无奈国力不继，北伐的事情使国家政府无闲考虑取回香港的主权。但是，当时香港政府仍然开放中港边境，两地市民依然可以自由来往。当时不少香港人为了建设国家，除了捐钱回国以外，更身体力行的加入国民政府里工作。前国民政府外长伍廷芳就是当时香港的名流。 抗日期间 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在1938年登陆广东，并迅速占领与香港为邻的广州及附近地区并派间谍潜入香港调查英军的布防位置。香港的华人支持抗战，出钱出力，日本军政府为此表现不满，曾多次向英国的领事抗议。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数小时后，同时进攻马来亚及越过深圳河侵占香港。其间日本和加拿大及英印军发生多场激烈战事。最后由于驻港英军战力不足，1941年12月25日，当时的港督杨慕琦宣布向日本投降，开始了香港3年零8个月的日治时期。期间，日本人为方便统治，多次将港人迁回中国大陆。
这是我自己的答案: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1842年8月,中英两国签订,割香港岛给英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1860年签订的中,有一内容就是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也就是九龙尖沙嘴一地带,1898年,又以深圳河为界,划香港割给英国,限期99年,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以下是相关的资料: 1842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 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1841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开始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历史表明，只有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在香港回归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启示。 英国强占香港岛及清政府武力收复香港岛计划的破灭 自1841年1月英国武力强占香港岛起，清政府即开展了收复该岛的斗争。为了说明这一斗争的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英国占领该岛的经过。 迄至目前为止，一些著述和传媒是这样描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如何占领香港岛的：1840年8月英军在占领定海之后，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大沽与英国全权使臣懿律和义律谈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与英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这种说法似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确实的“条约根据”。其实英国是在毫无条约根据的情况下强占该岛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闻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谋收复之举。 依据中英两国的档案记载，1840年8月30日，义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劝说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几个月之后，琦善抵达广州继续与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确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坚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用武力抗击侵略者。但是琦善慑于英军船坚炮利，力求妥协。由于道光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琦善在与义律谈判时只同意赔偿烟价，拒绝割让香港岛。1841年1月7日，英军野蛮地攻占了虎门口的大角、沙角，随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万般无奈，复照英方，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奏请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九龙尖沙咀、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再由他上奏请旨。1月20日，义律突然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共有四项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项就是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岛。1月27—28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两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割让香港岛和通商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由此可见，1月20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定”实属无稽之谈。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中方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再次谎称义律已与琦善“说定诸事，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撤走岛上各处的中国官兵。两天之后，英军又在香港岛张贴告示，妄称“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历史事实是，琦善在英军炮口下，确有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当时香港一词，并非指香港全岛，而仅仅指该岛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却故意将一隅变成了全岛，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已有文据在案”。这充分说明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将该岛擅与英人、英军侵占香港岛并擅出伪示的奏折，即认定英军侵占香港岛是琦善越权私与造成的，谕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所有家产。道光帝严惩琦善绝非偶然，他对琦善在广东一味向英人妥协的行径早就不满。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英军侵占香港岛后，武力收复香港岛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时奕山等人还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称：“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岂知道光帝下令调集的奕山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1841年5月18日，英军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进攻广州。奕山仓促应战，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内交付了600万元赔款，并把军队撤出了广州城。事后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致使道光帝误认为，英军于条件得到满足后从广州退回港岛，是天朝征讨“英夷”的胜利。至于香港岛，道光帝接受新任两广总督祁�的建议，同意暂缓图之。此间恰好港岛遭到两次飓风，很多英船沉没、被毁。道光帝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颁发大藏香二十柱，让奕山等去各庙宇答谢神灵，并误以为以后“夷胆震慑，不敢再有觊觎”。 1841年8月21日，英国派来接替义律扩大侵华战争的璞鼎查，留下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亲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势必空虚，这是收复香港的良机。他告诫奕山：“如能设法收复香港，则从前办理不善尚可少赎罪戾。”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训练乡勇，乘机收复香港。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深知英军实力，陆上攻剿一败涂地，遑论渡海收复港岛。加以虎门内外炮台早被铲为平地，无险可扼，水师无船无炮，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收复香港，断不准迟延观望，但是广东方面依旧我行我素，隐忍苟安，不图攻剿。1841年10月，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中英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道光帝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并收复香港。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铁的事实证明了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同样不可恃。但是英军盘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块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将军，并于4月11日颁给他钦差大臣关防。5月18日英军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时，5月25日道光帝却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谕令他称：“至香港地方岂容被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事如已妥为预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道收复香港的谕旨。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变主意，命令耆英暂缓赴粤，在浙确查英人动向，专办对英羁縻事宜。此时的羁縻实际上已经成了乞降的代名词。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帝更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决意投降。其后英军攻陷镇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议和条款，并在8月29日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终于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 上述事实说明，英国强占香港岛之后，清政府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会奕山，要求武力收复香港岛。但是，清政府最终不仅没有收复香港岛，反而以条约形式割让了香港岛，表明了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国家的落后，统治阶级的腐败，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结局。1860年，英国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攫取了我国新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235个岛屿连同广阔水域的“租借权”，为期99年，并将其改称“新界”，并入英国的香港直辖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战争前中国争取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由于和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胜国英、法所把持，它们在中国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意放弃其既得利益。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推说这件事应由国际联盟今后去加以考虑，轻易地予以否决了。众所周知，这个标榜建立“国际公正”、以“缔造世界永久和平”为宗旨的和会，以其极不公正地对待中国，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而诱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1921年12月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漩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当时正值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民大众“外争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汹涌澎湃。与此同时，美、日在远东互争雄长，美国力图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其他列强之间也矛盾重重。以上两个因素促使英、日两国不得不分别同意放弃威海卫和胶州弯租借地。但在废除九龙（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却遭到英、日代表的强烈反对。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枢密院长、以“血腥人物”著称的贝尔福，借口“没有九龙租借地则香港不能自卫”，坚决拒绝归还。12月7日，顾维钧在会议的远东委员会上据理驳斥了贝尔福的谬说。贝尔福对此置若罔闻，日本代表缄口不言，美国代表则无动于衷，作壁上观。此后，华盛顿会议再没有讨论九龙租借地的问题。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正当要求，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人民对会议结果大失所望。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同月23日通过的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段话成了后来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虽然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虑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和孙中山先生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遗愿，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多次要求列强废除租界和租借地。但这一修约外交，除了在关税自主、收回几处租界和按照英国先前的承诺于1930年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 和国民政府相反，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一直关切着九龙租借地的前途，神经过敏地注视着国民政府和中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港督金文泰不仅坚决反对归还这块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议本国政府将它正式割占，办法是以归还威海卫作为交换条件，或是故意挑起与中国的冲突来制造兼并的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另一位港督罗富国也企图乘人之危，于1938年提出中国急需外国贷款来支持它的货币，不妨利用这个机会用贷款来换取它割让九龙租借地或延长它的租期。但是以上两位港督的建议没有得到英国政府采纳，它宁可对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针。只要中国不提出，它决不主动涉及这个问题。 英国政府虽然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中国防范甚严，却没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给它对香港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奉行对日本绥靖、讨好、纵容的方针，幻想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护它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利益。孰知这一政策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占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说，“在这个时期，几乎可以说，对香港……的较大威胁与其说是来自中国人，勿宁说是来自英国外交部。” 1942年中英关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谈判和两次收复香港良机的丧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是时英国忙于欧洲战事及保卫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仅仅18天即弃甲曳兵而走。港督杨慕琦于同年圣诞日向日本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与此同时，英国王牌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海面为日本袭击而樯橹灰飞烟灭，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军已先后退出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地，日本陈兵印缅边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门之势。大英帝国往日的雄风，扫地殆尽。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大溃退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通过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均势已彻底破坏。中、美、英此时已成为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这一形势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当时，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为收复香港提供了良机。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作用，为了使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作战，为了战后填补英国在远东可能留下的真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开始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特权、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做法。美国的态度无疑对英国是一个压力，对国民政府是一个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动。 1942年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借以促使英国与中国也举行类似的谈判。英国外交部闻知此事后，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驻华大使薛穆“采取主动”。10月10日，美、英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中美、中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的谈判随即开始。此次谈判涉及放弃在华租界问题，国民政府认为租借地与租界属于同一范畴，乘势提出了归还九龙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后，美、英两国分别提出关于新约的草案以供考虑。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薛穆分别代表两国。英方草案包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一些租界交还中国等内容。但是，英方虽然明知中国至为关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却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这个问题。11月10日，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更亲自出马，针对香港问题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又说他“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从而表明了英国坚持它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顽固立场。 11月13日，国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应该说，这里仅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已属妥协退让。是时重庆舆论激昂，反对任何外国继续占领中国领土，美国公众意见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形势于中国有利。 当英国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急忙研究对策。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断然拒绝；（3）尽量拖延。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因为新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香港至关重要；第二个方案也不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非议（战时英国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他认为应该选择第三个方案，能拖就拖。对于这位司长的主张，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是既不坚决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对。他倾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断然宣布九龙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归还。艾登的主张得到丘吉尔的大力支持，并在11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英国对九龙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宋子文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双方发生争执，未有结果。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中英新约内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他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谈判陷于僵局。 在此情况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发生了动摇。他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准备拿原则做交易，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让步。但他不敢对蒋介石直陈他的主张，于是请求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外交界元老、驻英大使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顾维钧受托前往，对蒋介石说，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说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为宜，可以暗示我们正等待这第二份礼物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而且，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此后的谈判中，英方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宋子文为了使谈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发表一项表示今后愿归还九龙租借地意向的声明，为此中方在战争结束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同时着重宣布，如果英方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对此，英国只同意“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不愿就战后归还该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诺，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绝签订新约”相威胁。恰在此时，正对中国进行血腥野蛮侵略的日本，为了搅乱人心、挑拨盟国间关系，提出“尽速撤消”日本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以示“中日亲善”，以图抢在中美、中英之前与汪伪订约。蒋介石在英国“拒签新约”、日伪可能抢在中英之先订约的双重压力下，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在中英条约上签字；“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作为“最后手段”，他准备“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 蒋介石的本意是赶在日伪之前于1943年元旦签订中美、中英新约。但由于英国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签订这两个条约（日伪条约已于1月9日签字）。在当天于重庆签字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战时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942年是中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有利时机。不能讳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对英美有严重的依赖性，但当时确想乘机收回尽可能多的外人在华利权。通过1943年1月的中英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北平使馆租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这件事发生在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逼签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际，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这是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应当归功于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然而应该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确是国民政府的无能。国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发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国自此已获得与各国“并驾齐驱”的“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过其实。此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如上所述，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本应把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即便如此，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破坏盟国团结。相反，英国作为中国盟国，抓住在华租借地这种特权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国团结的。故条约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对此，宋子文是不能辞其咎的。至于蒋介石，他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复香港的良机再至。可是，由于蒋介石奉行矛头对内、坚决反共的错误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早已把自己关于战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九龙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结果是让英国抢先重新占领了香港。不仅如此，蒋介石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可是最后连这个受降权事实上也被英国人夺去。这是国民政府在收复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机，是对“四强”之一中国的莫大讽刺，也是它的历史悲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原则上最终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久前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命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百年屈辱，即将涤荡殆尽，国人无不为此而扬眉吐气，并对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 在欢庆香港即将回归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收复香港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当思今日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了一个闭关自守、不求革新、内部不稳、国力不振、腐败落后的国家，是断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要求它“重头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只有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团结，自立自强，力争先进，不断增强国力，才是唯一的卫国兴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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