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小编为盐城历史发展脉络撰写，主要解答关于盐城历史发展脉络的相关疑惑，以下是正文。
江苏省盐城市有什么好的地方，从历史，人文等方面说。留在盐城发展好吗？县境大部分为明以后逐步成陆。明清时，境内多为煎盐地，隶属于两淮盐运使淮安分司，清乾隆元年（1736）改隶泰州分司。清雍正九年（1731）以前，今射阳河北，苏北灌溉总渠以南地区，属山阳县；今射阳河以南，西潮河以北地区属盐城县。1731年阜宁建县后，潮通港以北地区，归阜宁县所辖；潮通港以南地区，归盐城县所辖，但均属淮安府统管。1916年至1931年，北洋军阀副总统、代总统冯国璋和清末状元张謇等人，在境内先后创立29个农、盐垦公司，隶属国民政府农商部，行政上先隶属于淮扬道，后隶属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民国22年(1933）， 属江苏省行政督察区第七区专员公署；民国25年（1936），隶属于江苏省第六行政区。 1942年4月，射阳县建立后， 相继隶属于盐阜区行政公署、盐阜分区专员公署，苏皖边区第五和第十一分区；1949年3月，隶属于苏中盐城地区专员公署， 江苏省盐城专员公署；1950年8月以后， 先后隶属于江苏省盐城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苏中人民行政公署盐城专员公署、江苏省盐城地区革命委员会，盐城地区行政公署；1983年3月，实行市管县新体制后， 隶属于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政府。 编辑本段经济发展 迈进新世纪以来，射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弘扬“团结、奉献、实干、争先”的新射阳精神，大力实施“项目立县、港海兴县、特色强县、创业富县”四大战略，加快推进“沿海开发、重大项目、基础设施、特色园区、高效农业”五大突破。2008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3.9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7.8亿元，实际完成财政总收入17.66亿元。连续四年跻身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前十强。 农副产品资源优势突出，棉花总产连续7年夺得全国第一，是江苏省面积最大的高品质棉生产基地。并先后获得全国果菜十强县、粮食、水产百强县，中国蒜薹之乡，中国药材之乡、全国无公害水果生产示范基地县等称号。 射阳港电厂总装机容量已达55万千瓦，三期2×60万千瓦项目已通过环评。射阳风能资源极其丰富，投资15亿元的沿海风力发电项目，已经完成测风等准备工作。境内已探明石油天然气蕴藏量达800亿立方米，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陆上最大的油气田。 生态旅游资源独具特色，国家级丹顶鹤自然保护区、国家级中心渔港黄沙港、苏中规模最大的佛寺—息心寺、国际高尔夫球场、射阳河口风景区、省级森林公园、洋马百药园等，是旅游休闲的好去处。 射阳工业产业集群明显。纺织业是射阳的支柱行业，有棉纺锭70多万枚、麻纺锭近5万枚，初步形成了棉纺、毛纺、麻纺、印染、服装、纺机等门类较为齐全的大纺织体系。是“江苏省纺织产业基地县”，国家纺机生产基地之一，国家纺织产品中心针织人造毛皮产品开发基地。全县拥有盐城市前10强振阳集团、中国棉纺织行业前50强双山集团等一批销售近10亿元的规模企业。 化学工业是射阳的又一支柱产业，有基础化工、农用化工、精细化工、生物化工等6大类52个系列近300个产品，聚氨酯树脂、对苯二酚、牛磺酸、氟苯、氟化氢等5个产品国内称雄。 机电及其他轻工业发展也较为迅速，智能断路器、系列隔离开关及配电自动化系统，被列为国家级新产品和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大米、蔬菜、水产品等农产品加工业迅猛发展。大宏集团和华宏集团、爱民米业分别跻身国家级龙头企业和省级龙头企业行列。射阳园区功能齐全。拥有两个省级开发区、一个化工集中地和多个省级乡镇工业示范小区。 由台湾统一能源集团投资2亿元的环保热电项目已经投产，日处理能力达5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年内投入运营。目前，区内有纺织、服装、精细化工、机械、电子等企业180多个。今年园区业务总收入将达到70亿元。 射阳县临港工业区，总面积88平方公里，距县城中心区15公里。区内港口、电厂、高尔夫球场、无公害种养基地等初具规模。项目用地拆迁少、成本低，发展加工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农副产品深加工、港口物流业、旅游休闲及高效农业等，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临港加工制造业一期工程区规划面积3平方公里，目前基础设施基本到位。 射阳化学工业集中地，位于县城北部，一期规划用地10平方公里，污水处理厂正在建设，排污管道和氧化塘等设施配套齐全，入海排污口获得省有关部门批准；水陆交通便捷，紧临沿海高速公路、204国道，距苏北灌溉总渠仅3公里，目前已有浙江、无锡等地多家化工企业进园。此外，盐城东南工业园、海通工业园、合德中小企业创业园、盘湾外资工业园等镇级园区也初具规模。 编辑本段地理 位置 射阳县位于盐城市中东部,北纬33°24′— 34°07′ 东经119°59′─ 120°33′；东临黄海，南抵西潮河与大丰市、盐城市区接壤，西同建湖、阜宁县毗邻，北至苏北灌溉总渠与滨海县隔河相望。 地貌地质 [地貌]该县属里下河沿海垦区。地势平坦，射阳河南为江苏中部海积平原，射阳河北属废黄河三角洲平原。地面高程(废黄河口基面)在0.6～2.2米之间，属低平原区。县境略呈东高西低，南北高、中间低的状态。陆地高程差在1.4米左右。从微地形看，由于在陆地形成过程中受河流及海潮作用的差异，形成局部小起伏。 [地质]该县地下水主要赋存在第三纪和第四纪松散沉积物中。含水层受古沂沭河和古淮河两大水系共同作用而形成，含水介质颗粒较细，富水性相对较差。其具有供水意义的含水岩组为第Ⅱ、Ⅲ、Ⅳ承压含水岩组。 第Ⅱ承压含水岩组：由3-6层砂层组成，单层厚度均不超过10米，含水层总厚度10-50米，其中千秋──省临海农场以北，通洋──合兴──洋马以东的大部分地区，单井涌水量500-1000立方米/日；水矿化度介于0.5-1.5克/升，为淡水和微咸水；水型由HCO3-Na型、HCO3.C L-Na型和CL.HCO3-Na型组成。 第Ⅲ承压含水岩组：顶板埋深170-230米，底板埋深190-280米，西浅东深。该层组由4-6层薄砂层组成，总厚度10-40米，自北向南逐渐增厚，黄尖、新洋一带超过30米。单井涌水量介于500-1000立方米/日；地下水矿化度小于1克/升。 第Ⅳ承压含水岩组：岩性以中细砂、中砂、细砂为主，顶板埋深220-300米，含水砂层厚5-30米，洋河、黄尖附近达30-33米。单井涌水量可达1000-2000立方米/日，该层水均为矿化度小于1.0克/升的淡水。 气候类型 射阳位于苏中平原的东部，苏北灌溉总渠的南侧，东临黄海,是北亚热带和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属季风气候区，季风环流支配本地区主要气候要素的变化。总的气候特点是：气候温和，季风盛行，夏季炎热，冬季较冷，四季分明，热量充裕，光照充足，受季风早迟和强弱年际变化的影响，旱涝、低温、阴雨、大风、冰雹等灾害时有发生。年平均气温14℃，年降水量1000毫米左右。 土壤河流 [土壤]境内土壤分为水稻土、盐土两大类。水稻土面积约15万亩，主要分布在射阳河沿岸的海河、阜余、四明等乡镇，宜植水稻、三麦等；盐土类面积约141.68万亩，宜种棉花及特种经济作物等。 [河流]该县境内河流纵横，共有大小沟河2800余条，骨干河道多为东西向，里 下河腹部地区排水走廊三大港(射阳河、黄沙河、新洋港)横穿县境。主要骨干河道中，市管的除三大港以外还有西潮河、小洋河、海河、廖家沟等河道；县管的有六子河、潭洋河、利民河、运棉河、新民河、运粮河、八丈河、串通河、通洋港、战备河、夸套河、新洋干河。
封建社会——西周、春秋鉴于古史渺茫，讨论从西周开始。西周初建，周王室"将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制。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实质上，这种封建"是武装集团的向外垦殖"，作为一个农耕部族，这一批批的农垦部队，"择定交通及军略要地，圈地筑城，长期囤驻。一面耕垦自给，一面建立起许多军事据点 "。如此，"一是便于对付旧殷王朝之反动，一是防御四围游牧人侵扰。"可见，西周之"封建"，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是派一帮贵族王爷到各地剥削勒索、作威作福，而实是一个开疆拓土之过程，守土垦荒之事业。了解了这个"封建"过程，可知"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绝非理念，也不是专制压迫，而是一种集体屯垦的必然产物。土地为封建贵族、国家专有，"井田制"是对公有耕地使用的管理办法。"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这是一种"为民制产"的均产经济和政府管理经济。这就是西周"封建社会"。（封建是中国固有的名词，不是西方中世纪所谓"封建社会"。）请大家一定要仔细体会这"封建"的实质。我们受的教育给了我们太深刻的印象，满脑子都是专制剥削、分裂割据、压迫与反抗，已经损害了我们正确理解某些情形和事务本质的能力。后来，技术、人口和生产力发展了，"贵族容许农民量力增辟耕地，又不执行受田还田手续，贵族只按亩收租。循而久之，土地所有权确无形中转落到农民手里。"土地所有权既已改变，井田制度随之逐渐崩坏。"井田制度的破坏，必连带促进封建制度之崩溃。"我们用了大的篇幅来描述封建社会之形成和消亡，一是因为，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原点，"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二是能尽量抛弃我们脑中固有之概念，来重新认识当时实际的情形。三是有助理解历代有儒家所谓"复古"，不是他们愚蠢扁狭，不知与时俱进，实是建立一种国家高度控制的均产经济和和谐社会的理想，这是后话。游士社会——战国封建制度崩溃，"春秋上层贵族阶级世袭的政治特权，到战国时取消了。下层平民阶级农工商诸业被制约的均产经济，到战国时也解放了。""两种新兴势力，自由经济和平民学术产生。自由经济走向下层，而平民学术走向上层。"这两种势力在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共同早就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游士。游士之所以能游，一是各诸侯国文化的本源是同一的，皆为一种农耕文化。二是“他们忘不了封建制度所从开始的天下，只有一个共主，一个最高中心的历史观念。”“无不抱有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而不看重那种对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诚。因此造成了中国自秦汉以下的大一统。”以历史性、社会性、世界性的人文精神出发，企图以学术思想引领政治发展，“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前，而对现实政治却常是消极不能妥协”，出则参政议政，入则讲学著述，这一意思形态传至后代，希望中国标准知识分子一特点。正是游士将各国的文化更紧密的融合，将天下一统的观念进一步的加强。（这里多说两句，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总结中国之所以能一统，主要有三个内在的驱动力:一是黄河水患成灾，无一统一政府无法统筹治理。二是中国自然灾害频仍，分裂小国自己无法独立抵御。三是北方游牧族强大，无统一之政府无法抗衡。此乃用结果去解释原因，禁不起推敲论证。）春秋战国学者阐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政治不是迁就现实，应付现实，而在为整个人文体系之一种积极理想作手段作工具。”孔子《论语》中说：“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即是说，家庭生活亦就是政治生活，家庭理想亦就是政治理想。《大学》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归宿到“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庄周“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外王即治国、平天下。“人人生来平等，人人都可是圣人，治国平天下之最高理想，在使人人能成圣人。” “政治事业不过在助人促成这件事，修身则是自己先完成这件事（做理想人）”，“使人人到达一种理想的文化人生之最高境界”。此阶段学者精神上豪放自信，融通开明，理想高标，朝秦暮楚。儒、墨为社会大人群建立理想，作为奋斗目标，以明知不可为而仍为之的宗教式热忱去追求，是战国精神。郎吏社会——西汉至东汉中叶秦汉大一统，削灭封建贵族，入仕有法定程序。"西汉武帝建立太学，高者为郎，低着为吏。"吏经数年地方任职，择优异者选为郎。郎作一段时期侍卫，分派各地为官。这些郎吏渐次组成了一个平民学者的集团。相比战国时代，士人进入政府的渠道和自身的行为都被规范。因有大一统之政府，士人也就无处可游，再不能如战国时一席谈既可拜卿相。士人只能按照政府规定的路线，亦步亦趋地走自己的进身之路。但也正因如此，有了这套严格的"组织法"，西汉渐成一个平民学者、士人政府。“若论平民学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贵族阶级递降而来，大部分是由农村社会半耕半读的淳朴生活中孕育而出，先天含有向上注意争取政治权，向下偏于抑制导致贫富不均的自由经济的内在倾向。"因此，中国历史走上由政治来指导社会，不由社会来摇撼政治，由理想来控制经济，不由经济来规范理想的道路。”此时，经由太学补郎补吏的法定资历而参政，是政治的一套制度，社会上并没有一个固定的阶级。西汉平民学者自下层而来，较之春秋战国气焰抑低，敦笃、稳重、谦退、平实，借助神化孔子，要求王者尊其为教主，拉平学者与王者地位。学者士人集团掌握政权，形成当时社会中心指导力量。王莽是这个学者集团发展到高潮的最强音，试验用完全学术的理想彻底改造现实的社会。惨痛失败的结果是自此中国再没有出现这种革命，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改良。但用政治理想来改造社会、控制经济已经成为士人阶层治平天下方式。经王莽新政失败，东汉、知识分子对运用政治来创建理想社会实现理想人生的勇气与热忱，更萎缩了，乃回身注意私人生活，由儒转道、陷入个人主义，而又为门第与书生社会所封闭，在个人主义下逐渐昧失对大众群体关注。门第社会——东汉中晚期至隋但从东汉中期，"终于慢慢形成了一各固定的阶级。一则是教育不普及，二则是书籍流通不易。虽然在法律上并没有特许某个家庭以世袭的特殊权益，但只要这个家庭将学业世袭了，在政治上的特殊权益，也就变相的世袭了。于是东汉以下由了世家大族所谓门第的出现。中央政府失去控制，民众得不到保护，只得依附于世家，形成相互间的私契约。"民众由国家公民身份转变为门第的私户。于是政府和社会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政府并不建筑在公民的拥护上，而是只依存于世家。"世家也因此挟持政府。世家门第使中国几经动荡，无法形成一个强力的政府。政府虽是一个门第势力支撑的政府，却时时想裁撤门第。直至北魏均田制的出现，始将农民从世家门第的掌握中解放出来。国家分派土地给农民，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只向国家缴税。"这一新制，依然是由北方门第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根据历史传统制定的。均田制，是中国传统的均产经济思想改造社会的一次成功。北魏的均田制和北周的府兵制，终于为中国的统一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制度的准备，并直接造就了隋唐两代之复兴盛运。至于精神气质，东汉末，太学生增到3万人，世代书生成世代官宦，自成一个大集团，形成书生贵族，高尚不仕，蔑权贵、重名节、清高雍雅，与时局黑暗腐败成大冲突，党锢之狱，名士殆尽，东汉随踵灭亡。三国则俨然是段小春秋，“曹操、诸葛亮、鲁肃、周瑜，都从书生在大乱中跃登政治舞台。”诸葛亮、司马懿在五丈原，陆逊、羊祜的荆、襄对垒，有书生气与豪杰气，有门第世家之风。三国士大夫重朋友更重于君臣。追随曹操、刘备、孙权，造成三份鼎立的，不是君臣一伦的名分，而是朋友一伦的道谊私情。两晋的个人主义，则开门是朋友，关门是家族，追求圆满具足，外无所待的艺术性或佛教人生。东晋南朝，“门第逼窄了心胸。”“南方门第在优越感中带有退婴保守性，北方门第在艰危感中带有挣扎进取性。然而双方同为有门第势力之依凭，而在大动乱中，得以维护历史传统人文遗产。”中国文化因南方门第之播迁，而开辟了长江以南的一片新园地，又因北方门第之困守，而保存了大河流域之旧生命。这是门第势力在历史激荡中不可磨灭之功绩。佛教东来，打进新血清。魏晋南北朝佛学大贡献，在于吸收消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人人皆具佛性，人人皆可成佛”。至唐朝创造完成中国传统下的新佛教，尤其六祖慧能以下的禅宗，在精神、意态上，是一番显明的宗教革命。科举社会——隋至清末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使任何一个公民都可通过考试获得进入政府的资格。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社会形态的革命。这个制度保证了政府机构由民间产生，由士人知识分子组成，有力地防止贵族、门第世袭割据势力的复辟。随着这一制度的推行，门第这种变相的贵族阶级也逐步衰退而终于消失了。藩镇势力的创痛，使宋代矫枉过正，尚文轻武，造成长期衰弱。从宋代起，科举制度日臻成熟，文化教育日益普及，自此，中国在也没有出现大的分裂割据时期。中央集权愈发加强，社会阶级也日趋消融。自宋代以下的中国社会都相类似。"在政治上，没有特殊的阶级分别。在社会上，全国公民受到政府同一法律的保护。在经济上，仍在一个有宽度的平衡性的制约制度下，避免过贫和过富的尖锐对立。"上承战国游士、郎吏的传统，代表学术理想的知识分子来主持政治，在由政治来领导和规范政治。这是中国历史的主基调。通过隋唐科举制度实行，到宋代的成熟，为士人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中心力量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证。进士制度在政治史上，是政权的开放，目的是选拔贤才。然而经寒窗苦读、繁冗手续、门吏轻慢、求告权贵上来的新科进士，一旦名列金榜，便觉富贵在望，大开宴会，欢呼若狂，一旦掌握政权，记得“灞桥风雪在驴子背上寻觅诗句”的旧习，已算好进士。“他们有西汉人的自卑心理，而没有西汉人的淳朴。有东汉人结党聚朋的交游声势，而不像东汉人那样尊尚名节。有像南北朝以下门第子弟的富贵机会，却又没有门第子弟的一番礼教素养与政治常识。有像战国游士平地登青云的梦境，又没有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他们黄卷青灯，尝过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没有和尚般的宗教精神与哲学思想。”所以进士轻薄，只求富贵功名，失却名节与理想，成为晚唐社会及政治上一大恶态，风气相传，引起中国知识界一大堕落。唐代政府，在这辈轻薄进士的手里断送了。北宋开始，门第不存，和尚寺衰落，进士轻薄，担当不了天下大事。书院讲学，由此酝酿。要“在人格上作榜样，在风度上作熏陶，学术思想上作具体的领导”，公立学校不如书院，私人讲学遂变成宋代一大运动。“那些私人，不能凭借政府，免得受牵制而官僚化，”没有大贵族大门第大资力之援助，又要脱离宗教形式。而且考试制继续存在和发展，有的知识分子一心学诗赋，博官禄。清高者鄙弃那些，走进和尚寺寻究人生。宋儒要着眼于文化上，执着理想，“要在政治的和宗教的引诱中，带人走上一新路。对上面总带有反政府的姿态，对下面又走了反宗教的道路，置身夹缝里，这又是一件绝大艰苦事”。他们排斥佛教，但仍要有佛教普渡众生的牺牲精神。他们反抗政治，但仍要自己走进政治来完成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大抱负，”使儒家精神复活。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开这时代风气的标准人物。他们过分严肃，让后人听到道学先生一称呼，便想象他们不近人情。但他们的精神，直到清代，七八百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毕竟端赖此种精神来支撑。”宋代周濂溪、二程、朱子，明代方孝儒、王阳明、顾高东林党，清初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李二曲等人，有维系中华民族之文化生命于亡国之余之功。“中国学风，在东汉，在两宋，都有以学术凌驾政治的的意向。”“南北朝、隋、唐佛学，借宗教来避开政治。”“然而东汉党锢，两宋伪学，晚明党社，终于扭不转政治黑暗而失败。像战国、西汉、唐代门第，都是知识分子直接参加政治，掌握到实际政权而使时运光昌。”随门第衰落，唐、宋、明三代政治实权，实际以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中，又自分门庭。“一派是沿袭传统精神，期以政治来推进社会的真士。另一派是专注意在凭借科举制度，混进政治界，仅图攫取爵位的假士。”书院讲学与科举利禄对抗。“在此对抗下，假士可以不择手段而获胜，真士则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传统潜流，反身到社会下层去用力。”“另一条路，则退身躲入佛教寺庙里去。元代佛教变质，全真教即在北方广泛流行，亦是此故。”“总括言之，东汉以下知识分子之躲避藏身处在门第，南北朝以下在佛寺，宋、明则在书院。书院最无真实力量，因此蔡京、张居正，魏忠贤，都能随便把他们摧残了。”唐代以下，“政权急剧开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机关，不能相随并进。如是则开放政权，转为引诱了假士，来阻碍了真士所理想的前程。”“明中叶以后，科举制度里的八股文开始了，那才是一条死路，可以葬送此下三四百年的学术生命。”满清政权高压，书院讲学精神再难复兴。八股流毒，激起明、清之际博学鸿词的考证学派，以“求在过去历史中诊察利病，定新方案，期待兴王。”不幸他们的理想时期，迟不出现，渐渐此希望黯淡迷糊，博学派遂转以古经籍之研索为对象。朝廷功令，对古经籍根据宋儒解释。清儒在校勘、训诂、考订各方面排击宋儒。“反宋无疑在反政府、反功令，但其能事亦到此而止。他们的反政府，已避开了现实政治，最多不曲学阿世，却不能正学以言。”“再不在治国平天下的当前具体事情上”，“远离知识分子之旧路向”，“在钻牛角尖，走向一角落，远离人生，逃避政治社会之现实中心”，“为学术而学术”，不再“关切人群大共体”了。从龚自珍、到康有为，重新想把孔子神化，再把神化的孔子来争取政治领导（像西汉）。湖南江忠源、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有意提倡宋学，但又卷入军事生活。在学术界又以桐城派古文自限，沉潜不深，影响不大。晚清学术界，未能为后来的新时代预作一些准备与基础。后面的新时代，“实在全都是外面之冲荡，而并不由内在所孕育。”辛亥革命，只革了清代传统政权的命。而存在240年的清代政权，“却早已先革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命。”于是辛亥后，“中国知识分子急切从故纸堆中钻出，又落进狂放怪诞路径，一时摸不到头脑，而西方知识新潮流已如狂涛般卷来，没有大力量，无法引归己有。于是在此短时期中，因无新学术，遂无新人才。因无新人才，遂亦无法应付此新局面。只想凭空搭起一政治的新架子，无栋梁，无柱石，这架子又如何搭得成？”现代社会——辛亥革命至今“从前中国知识分子，常向用学术来领导政治，这四十年来（钱于1951年写作此文）的新知识分子，则只想凭借政治来操纵学术。”“从其最好处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未脱中国自己传统文化之内在束缚，依然是在上倾，非下倾，依然在争取政治领导权，依然是高唱治国平天下精神。”然而辛亥后，“旧的接不上气”，西方革命新风熏染，到中国，即混成摹仿西方一大洪流，“推翻旧传统、推翻旧文化、创造新政治、建立新社会”成为时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成为共产党一种宗教信仰，由此激发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大群体之关切，原因是“共产主义究有一种世界性，一种万国一体性，即有一种人类大群之共同性”。然而“西方之共产主义则为唯物的，仅重血气外向的人生，不近中国传统心性内向的人生，其间有一大区别，而中国人乃不自知。”且马克思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由西方传统（耶教）性恶观点下演出”，是“彻头彻尾之性恶论”。“耶教上帝关切全人类每一个人之整个人生，马克思共产主义最多只关切到某一个阶级的物质生活。马克思只讨论经济，不讨论灵魂，因此共产主义在西方，便断不能与耶教并存。信仰马氏，必先推翻耶稣。”同理，若要共产主义在中国生根，则势非彻底推翻以“关切人群大共体”为己任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为功。“故中国共产党，其摧残中国传统文化乃益甚”，“更趋于唯物化，此则距中国人自己传统为更远。而这个人苦于不自知，此尤大堪磋叹”。“如是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外言之，已不能有超越现实，而作高一级的向往之精神表现。自内言之，又不能超越小我，牺牲个人，对社会大群体生关切。在此情形下，其先对西方文化，因其对于自己传统的模糊观念而存一种鄙夷轻视的心理，其次又迫于现实利害之权衡而转身接受。无论其拒其受，总是涉其浅，未历其深，遇其害，不获其利。”“而自己传统文化，又一时急切摆脱不掉，菁华丢了，糟粕还存。民主政治与科学精神在此潮流下全会变质，于是政治高于一切，一面还是人文中心，而一面走向极端的性恶论。”“两汉有地方察举，魏晋南北朝有门第，隋唐以下有公开开始，传统政治下铨叙与监察制度，”都使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一面有所倚仗，一面有所顾忌。从倚仗中得心安，从顾忌中得使心不放。中人以下也可循此轨辙，幸无大过。而农村经济之淡泊安定，又是他们最后一退步。”“近百年来，政体急剧转变，上经济亦同时变形。以前知识分子之安身处，现在则一切皆无，于是其内心空怯，而又无所忌惮。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新出身，则又是古无前例，完全走上以外国留学为惟一的门径。”然而“试问举世间，哪一个国家，了解中国？哪一个国家，真肯关心为中国特地训练一辈合适中国应用的知识与人才？”“各国间的政治渊微，本原沿革，在他们是茫然的。本国的传统大体，利病委曲，在他们则更是茫然的。结果都会感得学非所用。激进的，增加他们对本国一起人的憎厌和仇恨。无所谓的，则留学外国变成变相的科举。”“结果使国内对国外归来者失望，国外归来者也同样对国内的失望。憎厌中国，渐渐会转变成憎厌西方。”于是，“一切新风气、新理论、新知识，正面都会合在对中国自己固有的排斥与咒诅，反面则用来作为各自私生活私奔竞的敲门砖与护身符。然而“我们却无所用其愤慨，也无所用其悲观。中国将仍还是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将仍还成其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了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怕会没有新中国。最要关键所在，仍在知识分子内在自身一种精神上之觉醒，一种传统人文中心宗教性的热忱之复活。”“若我们肯回溯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深厚蕴积，与其应变多方，若我们肯承认中国传统知识文化有其自身之独特价值，则这一番精神之复活，似乎已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呀！起舞吧！起舞！”
盐 城从西汉武帝元狩4年（前119年）建立盐渎县，当时这里遍地皆为煮盐场，到处是盐河， “渎”就是运盐之河的意思。东晋安帝义熙7年（411年）时更名为盐城县，以 “环城皆盐场”而得名。盐城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沉淀，处处散发着浓郁的海盐文化。古代以盛产“淮盐”而享誉华夏，古称“淮夷地”。早在战国时期即“煮海为盐”，《史记》载“东海有海盐之饶”。秦汉时则“煮海兴利、穿渠通运”，已成为渔盐兴旺之地。唐时，“甲东南之富、边饷半出于兹”的淮南盐场，仅盐城就有“盐亭一百二十三所”。唐宝应年间，境内设有海陵监、盐城监，每岁煮盐百余万石，其时盐城已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盐业生产中心。 盐城是名副其实的“盐”城。在各地地名当中，至今仍保留着“团”、“灶”、“总”、“丿”“仓”等与盐业生产管理相关的名称。“团”，是盐区生产组织，灶户“聚团共煎”的生产形式。每个盐场设几个团，每团设若干灶户，旧时以“团”为地名的，多分布在古淮南盐区的东台、大丰，如南团、西团、卞团等。目前，仍保留大丰的西团镇，全市还有18个村、48个自然村组的地名与“团”有关。“灶”，是灶民煎盐的重要设施，境内因“灶”称名的有头灶、阜宁的三灶镇、四灶等6个乡镇，另有85个村及368个自然村组也是因“灶”而得名。“总”，是盐场灶民聚居的单位。明初大规模的“洪武赶散”，移民来到荒漠的海滨烧盐，为了对散居在沿海的灶民实施管理，各场设总若干，以次为序。清嘉庆时，东台富安盐场就设有30个总。今天沿海乡镇地名中仍保留有一总、二总、三总等地名，境内还有7个村和37个自然村组以“总”命名。“仓”，即盐仓，以枯枝牡丹名扬天下的亭湖区便仓镇当年就是伍佑盐场的便仓所在地。境内还有东台三仓镇以及11个村和18个自然村组因“仓”设名。“丿”是明后期及清代灶民煮盐的主要生产工具之一，其形同铁锅，略比锅浅，径园三尺，深3-4寸。境内以“丿”命名的乡镇，有东台的曹丿镇、大丰的潘丿镇，市内还有6村和13个自然村组亦是以“丿”为地名。另外，煎盐用的盘铁，点卤成盐用的皂角等均在地名中有所反映，如滨海县有自然村铁盘洋、天盘，响水县有自然村皂角树、皂角等 你查一下百度百科县境大部分为明以后逐步成陆。明清时，境内多为煎盐地，隶属于两淮盐运使淮安分司，清乾隆元年（1736）改隶泰州分司。清雍正九年（1731）以前，今射阳河北，苏北灌溉总渠以南地区，属山阳县；今射阳河以南，西潮河以北地区属盐城县。1731年阜宁建县后，潮通港以北地区，归阜宁县所辖；潮通港以南地区，归盐城县所辖，但均属淮安府统管。1916年至1931年，北洋军阀副总统、代总统冯国璋和清末状元张謇等人，在境内先后创立29个农、盐垦公司，隶属国民政府农商部，行政上先隶属于淮扬道，后隶属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民国22年(1933）， 属江苏省行政督察区第七区专员公署；民国25年（1936），隶属于江苏省第六行政区。 1942年4月，射阳县建立后， 相继隶属于盐阜区行政公署、盐阜分区专员公署，苏皖边区第五和第十一分区；1949年3月，隶属于苏中盐城地区专员公署， 江苏省盐城专员公署；1950年8月以后， 先后隶属于江苏省盐城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苏中人民行政公署盐城专员公署、江苏省盐城地区革命委员会，盐城地区行政公署；1983年3月，实行市管县新体制后， 隶属于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政府。 编辑本段经济发展 迈进新世纪以来，射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弘扬“团结、奉献、实干、争先”的新射阳精神，大力实施“项目立县、港海兴县、特色强县、创业富县”四大战略，加快推进“沿海开发、重大项目、基础设施、特色园区、高效农业”五大突破。2008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3.9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7.8亿元，实际完成财政总收入17.66亿元。连续四年跻身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前十强。 农副产品资源优势突出，棉花总产连续7年夺得全国第一，是江苏省面积最大的高品质棉生产基地。并先后获得全国果菜十强县、粮食、水产百强县，中国蒜薹之乡，中国药材之乡、全国无公害水果生产示范基地县等称号。 射阳港电厂总装机容量已达55万千瓦，三期2×60万千瓦项目已通过环评。射阳风能资源极其丰富，投资15亿元的沿海风力发电项目，已经完成测风等准备工作。境内已探明石油天然气蕴藏量达800亿立方米，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陆上最大的油气田。 生态旅游资源独具特色，国家级丹顶鹤自然保护区、国家级中心渔港黄沙港、苏中规模最大的佛寺—息心寺、国际高尔夫球场、射阳河口风景区、省级森林公园、洋马百药园等，是旅游休闲的好去处。 射阳工业产业集群明显。纺织业是射阳的支柱行业，有棉纺锭70多万枚、麻纺锭近5万枚，初步形成了棉纺、毛纺、麻纺、印染、服装、纺机等门类较为齐全的大纺织体系。是“江苏省纺织产业基地县”，国家纺机生产基地之一，国家纺织产品中心针织人造毛皮产品开发基地。全县拥有盐城市前10强振阳集团、中国棉纺织行业前50强双山集团等一批销售近10亿元的规模企业。 化学工业是射阳的又一支柱产业，有基础化工、农用化工、精细化工、生物化工等6大类52个系列近300个产品，聚氨酯树脂、对苯二酚、牛磺酸、氟苯、氟化氢等5个产品国内称雄。 机电及其他轻工业发展也较为迅速，智能断路器、系列隔离开关及配电自动化系统，被列为国家级新产品和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大米、蔬菜、水产品等农产品加工业迅猛发展。大宏集团和华宏集团、爱民米业分别跻身国家级龙头企业和省级龙头企业行列。射阳园区功能齐全。拥有两个省级开发区、一个化工集中地和多个省级乡镇工业示范小区。 由台湾统一能源集团投资2亿元的环保热电项目已经投产，日处理能力达5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年内投入运营。目前，区内有纺织、服装、精细化工、机械、电子等企业180多个。今年园区业务总收入将达到70亿元。 射阳县临港工业区，总面积88平方公里，距县城中心区15公里。区内港口、电厂、高尔夫球场、无公害种养基地等初具规模。项目用地拆迁少、成本低，发展加工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农副产品深加工、港口物流业、旅游休闲及高效农业等，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临港加工制造业一期工程区规划面积3平方公里，目前基础设施基本到位。 射阳化学工业集中地，位于县城北部，一期规划用地10平方公里，污水处理厂正在建设，排污管道和氧化塘等设施配套齐全，入海排污口获得省有关部门批准；水陆交通便捷，紧临沿海高速公路、204国道，距苏北灌溉总渠仅3公里，目前已有浙江、无锡等地多家化工企业进园。此外，盐城东南工业园、海通工业园、合德中小企业创业园、盘湾外资工业园等镇级园区也初具规模。 编辑本段地理 位置 射阳县位于盐城市中东部,北纬33°24′— 34°07′ 东经119°59′─ 120°33′；东临黄海，南抵西潮河与大丰市、盐城市区接壤，西同建湖、阜宁县毗邻，北至苏北灌溉总渠与滨海县隔河相望。 地貌地质 [地貌]该县属里下河沿海垦区。地势平坦，射阳河南为江苏中部海积平原，射阳河北属废黄河三角洲平原。地面高程(废黄河口基面)在0.6～2.2米之间，属低平原区。县境略呈东高西低，南北高、中间低的状态。陆地高程差在1.4米左右。从微地形看，由于在陆地形成过程中受河流及海潮作用的差异，形成局部小起伏。 [地质]该县地下水主要赋存在第三纪和第四纪松散沉积物中。含水层受古沂沭河和古淮河两大水系共同作用而形成，含水介质颗粒较细，富水性相对较差。其具有供水意义的含水岩组为第Ⅱ、Ⅲ、Ⅳ承压含水岩组。 第Ⅱ承压含水岩组：由3-6层砂层组成，单层厚度均不超过10米，含水层总厚度10-50米，其中千秋──省临海农场以北，通洋──合兴──洋马以东的大部分地区，单井涌水量500-1000立方米/日；水矿化度介于0.5-1.5克/升，为淡水和微咸水；水型由HCO3-Na型、HCO3.C L-Na型和CL.HCO3-Na型组成。 第Ⅲ承压含水岩组：顶板埋深170-230米，底板埋深190-280米，西浅东深。该层组由4-6层薄砂层组成，总厚度10-40米，自北向南逐渐增厚，黄尖、新洋一带超过30米。单井涌水量介于500-1000立方米/日；地下水矿化度小于1克/升。 第Ⅳ承压含水岩组：岩性以中细砂、中砂、细砂为主，顶板埋深220-300米，含水砂层厚5-30米，洋河、黄尖附近达30-33米。单井涌水量可达1000-2000立方米/日，该层水均为矿化度小于1.0克/升的淡水。 气候类型 射阳位于苏中平原的东部，苏北灌溉总渠的南侧，东临黄海,是北亚热带和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属季风气候区，季风环流支配本地区主要气候要素的变化。总的气候特点是：气候温和，季风盛行，夏季炎热，冬季较冷，四季分明，热量充裕，光照充足，受季风早迟和强弱年际变化的影响，旱涝、低温、阴雨、大风、冰雹等灾害时有发生。年平均气温14℃，年降水量1000毫米左右。 土壤河流 [土壤]境内土壤分为水稻土、盐土两大类。水稻土面积约15万亩，主要分布在射阳河沿岸的海河、阜余、四明等乡镇，宜植水稻、三麦等；盐土类面积约141.68万亩，宜种棉花及特种经济作物等。 [河流]该县境内河流纵横，共有大小沟河2800余条，骨干河道多为东西向，里 下河腹部地区排水走廊三大港(射阳河、黄沙河、新洋港)横穿县境。主要骨干河道中，市管的除三大港以外还有西潮河、小洋河、海河、廖家沟等河道；县管的有六子河、潭洋河、利民河、运棉河、新民河、运粮河、八丈河、串通河、通洋港、战备河、夸套河、新洋干河。
封建社会——西周、春秋鉴于古史渺茫，讨论从西周开始。西周初建，周王室"将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制。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实质上，这种封建"是武装集团的向外垦殖"，作为一个农耕部族，这一批批的农垦部队，"择定交通及军略要地，圈地筑城，长期囤驻。一面耕垦自给，一面建立起许多军事据点 "。如此，"一是便于对付旧殷王朝之反动，一是防御四围游牧人侵扰。"可见，西周之"封建"，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是派一帮贵族王爷到各地剥削勒索、作威作福，而实是一个开疆拓土之过程，守土垦荒之事业。了解了这个"封建"过程，可知"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绝非理念，也不是专制压迫，而是一种集体屯垦的必然产物。土地为封建贵族、国家专有，"井田制"是对公有耕地使用的管理办法。"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这是一种"为民制产"的均产经济和政府管理经济。这就是西周"封建社会"。（封建是中国固有的名词，不是西方中世纪所谓"封建社会"。）请大家一定要仔细体会这"封建"的实质。我们受的教育给了我们太深刻的印象，满脑子都是专制剥削、分裂割据、压迫与反抗，已经损害了我们正确理解某些情形和事务本质的能力。后来，技术、人口和生产力发展了，"贵族容许农民量力增辟耕地，又不执行受田还田手续，贵族只按亩收租。循而久之，土地所有权确无形中转落到农民手里。"土地所有权既已改变，井田制度随之逐渐崩坏。"井田制度的破坏，必连带促进封建制度之崩溃。"我们用了大的篇幅来描述封建社会之形成和消亡，一是因为，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原点，"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二是能尽量抛弃我们脑中固有之概念，来重新认识当时实际的情形。三是有助理解历代有儒家所谓"复古"，不是他们愚蠢扁狭，不知与时俱进，实是建立一种国家高度控制的均产经济和和谐社会的理想，这是后话。游士社会——战国封建制度崩溃，"春秋上层贵族阶级世袭的政治特权，到战国时取消了。下层平民阶级农工商诸业被制约的均产经济，到战国时也解放了。""两种新兴势力，自由经济和平民学术产生。自由经济走向下层，而平民学术走向上层。"这两种势力在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共同早就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游士。游士之所以能游，一是各诸侯国文化的本源是同一的，皆为一种农耕文化。二是“他们忘不了封建制度所从开始的天下，只有一个共主，一个最高中心的历史观念。”“无不抱有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而不看重那种对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诚。因此造成了中国自秦汉以下的大一统。”以历史性、社会性、世界性的人文精神出发，企图以学术思想引领政治发展，“对政治理想总是积极向前，而对现实政治却常是消极不能妥协”，出则参政议政，入则讲学著述，这一意思形态传至后代，希望中国标准知识分子一特点。正是游士将各国的文化更紧密的融合，将天下一统的观念进一步的加强。（这里多说两句，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总结中国之所以能一统，主要有三个内在的驱动力:一是黄河水患成灾，无一统一政府无法统筹治理。二是中国自然灾害频仍，分裂小国自己无法独立抵御。三是北方游牧族强大，无统一之政府无法抗衡。此乃用结果去解释原因，禁不起推敲论证。）春秋战国学者阐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政治不是迁就现实，应付现实，而在为整个人文体系之一种积极理想作手段作工具。”孔子《论语》中说：“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即是说，家庭生活亦就是政治生活，家庭理想亦就是政治理想。《大学》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归宿到“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庄周“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外王即治国、平天下。“人人生来平等，人人都可是圣人，治国平天下之最高理想，在使人人能成圣人。” “政治事业不过在助人促成这件事，修身则是自己先完成这件事（做理想人）”，“使人人到达一种理想的文化人生之最高境界”。此阶段学者精神上豪放自信，融通开明，理想高标，朝秦暮楚。儒、墨为社会大人群建立理想，作为奋斗目标，以明知不可为而仍为之的宗教式热忱去追求，是战国精神。郎吏社会——西汉至东汉中叶秦汉大一统，削灭封建贵族，入仕有法定程序。"西汉武帝建立太学，高者为郎，低着为吏。"吏经数年地方任职，择优异者选为郎。郎作一段时期侍卫，分派各地为官。这些郎吏渐次组成了一个平民学者的集团。相比战国时代，士人进入政府的渠道和自身的行为都被规范。因有大一统之政府，士人也就无处可游，再不能如战国时一席谈既可拜卿相。士人只能按照政府规定的路线，亦步亦趋地走自己的进身之路。但也正因如此，有了这套严格的"组织法"，西汉渐成一个平民学者、士人政府。“若论平民学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贵族阶级递降而来，大部分是由农村社会半耕半读的淳朴生活中孕育而出，先天含有向上注意争取政治权，向下偏于抑制导致贫富不均的自由经济的内在倾向。"因此，中国历史走上由政治来指导社会，不由社会来摇撼政治，由理想来控制经济，不由经济来规范理想的道路。”此时，经由太学补郎补吏的法定资历而参政，是政治的一套制度，社会上并没有一个固定的阶级。西汉平民学者自下层而来，较之春秋战国气焰抑低，敦笃、稳重、谦退、平实，借助神化孔子，要求王者尊其为教主，拉平学者与王者地位。学者士人集团掌握政权，形成当时社会中心指导力量。王莽是这个学者集团发展到高潮的最强音，试验用完全学术的理想彻底改造现实的社会。惨痛失败的结果是自此中国再没有出现这种革命，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改良。但用政治理想来改造社会、控制经济已经成为士人阶层治平天下方式。经王莽新政失败，东汉、知识分子对运用政治来创建理想社会实现理想人生的勇气与热忱，更萎缩了，乃回身注意私人生活，由儒转道、陷入个人主义，而又为门第与书生社会所封闭，在个人主义下逐渐昧失对大众群体关注。门第社会——东汉中晚期至隋但从东汉中期，"终于慢慢形成了一各固定的阶级。一则是教育不普及，二则是书籍流通不易。虽然在法律上并没有特许某个家庭以世袭的特殊权益，但只要这个家庭将学业世袭了，在政治上的特殊权益，也就变相的世袭了。于是东汉以下由了世家大族所谓门第的出现。中央政府失去控制，民众得不到保护，只得依附于世家，形成相互间的私契约。"民众由国家公民身份转变为门第的私户。于是政府和社会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政府并不建筑在公民的拥护上，而是只依存于世家。"世家也因此挟持政府。世家门第使中国几经动荡，无法形成一个强力的政府。政府虽是一个门第势力支撑的政府，却时时想裁撤门第。直至北魏均田制的出现，始将农民从世家门第的掌握中解放出来。国家分派土地给农民，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只向国家缴税。"这一新制，依然是由北方门第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根据历史传统制定的。均田制，是中国传统的均产经济思想改造社会的一次成功。北魏的均田制和北周的府兵制，终于为中国的统一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制度的准备，并直接造就了隋唐两代之复兴盛运。至于精神气质，东汉末，太学生增到3万人，世代书生成世代官宦，自成一个大集团，形成书生贵族，高尚不仕，蔑权贵、重名节、清高雍雅，与时局黑暗腐败成大冲突，党锢之狱，名士殆尽，东汉随踵灭亡。三国则俨然是段小春秋，“曹操、诸葛亮、鲁肃、周瑜，都从书生在大乱中跃登政治舞台。”诸葛亮、司马懿在五丈原，陆逊、羊祜的荆、襄对垒，有书生气与豪杰气，有门第世家之风。三国士大夫重朋友更重于君臣。追随曹操、刘备、孙权，造成三份鼎立的，不是君臣一伦的名分，而是朋友一伦的道谊私情。两晋的个人主义，则开门是朋友，关门是家族，追求圆满具足，外无所待的艺术性或佛教人生。东晋南朝，“门第逼窄了心胸。”“南方门第在优越感中带有退婴保守性，北方门第在艰危感中带有挣扎进取性。然而双方同为有门第势力之依凭，而在大动乱中，得以维护历史传统人文遗产。”中国文化因南方门第之播迁，而开辟了长江以南的一片新园地，又因北方门第之困守，而保存了大河流域之旧生命。这是门第势力在历史激荡中不可磨灭之功绩。佛教东来，打进新血清。魏晋南北朝佛学大贡献，在于吸收消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人人皆具佛性，人人皆可成佛”。至唐朝创造完成中国传统下的新佛教，尤其六祖慧能以下的禅宗，在精神、意态上，是一番显明的宗教革命。科举社会——隋至清末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使任何一个公民都可通过考试获得进入政府的资格。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社会形态的革命。这个制度保证了政府机构由民间产生，由士人知识分子组成，有力地防止贵族、门第世袭割据势力的复辟。随着这一制度的推行，门第这种变相的贵族阶级也逐步衰退而终于消失了。藩镇势力的创痛，使宋代矫枉过正，尚文轻武，造成长期衰弱。从宋代起，科举制度日臻成熟，文化教育日益普及，自此，中国在也没有出现大的分裂割据时期。中央集权愈发加强，社会阶级也日趋消融。自宋代以下的中国社会都相类似。"在政治上，没有特殊的阶级分别。在社会上，全国公民受到政府同一法律的保护。在经济上，仍在一个有宽度的平衡性的制约制度下，避免过贫和过富的尖锐对立。"上承战国游士、郎吏的传统，代表学术理想的知识分子来主持政治，在由政治来领导和规范政治。这是中国历史的主基调。通过隋唐科举制度实行，到宋代的成熟，为士人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中心力量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证。进士制度在政治史上，是政权的开放，目的是选拔贤才。然而经寒窗苦读、繁冗手续、门吏轻慢、求告权贵上来的新科进士，一旦名列金榜，便觉富贵在望，大开宴会，欢呼若狂，一旦掌握政权，记得“灞桥风雪在驴子背上寻觅诗句”的旧习，已算好进士。“他们有西汉人的自卑心理，而没有西汉人的淳朴。有东汉人结党聚朋的交游声势，而不像东汉人那样尊尚名节。有像南北朝以下门第子弟的富贵机会，却又没有门第子弟的一番礼教素养与政治常识。有像战国游士平地登青云的梦境，又没有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他们黄卷青灯，尝过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没有和尚般的宗教精神与哲学思想。”所以进士轻薄，只求富贵功名，失却名节与理想，成为晚唐社会及政治上一大恶态，风气相传，引起中国知识界一大堕落。唐代政府，在这辈轻薄进士的手里断送了。北宋开始，门第不存，和尚寺衰落，进士轻薄，担当不了天下大事。书院讲学，由此酝酿。要“在人格上作榜样，在风度上作熏陶，学术思想上作具体的领导”，公立学校不如书院，私人讲学遂变成宋代一大运动。“那些私人，不能凭借政府，免得受牵制而官僚化，”没有大贵族大门第大资力之援助，又要脱离宗教形式。而且考试制继续存在和发展，有的知识分子一心学诗赋，博官禄。清高者鄙弃那些，走进和尚寺寻究人生。宋儒要着眼于文化上，执着理想，“要在政治的和宗教的引诱中，带人走上一新路。对上面总带有反政府的姿态，对下面又走了反宗教的道路，置身夹缝里，这又是一件绝大艰苦事”。他们排斥佛教，但仍要有佛教普渡众生的牺牲精神。他们反抗政治，但仍要自己走进政治来完成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大抱负，”使儒家精神复活。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开这时代风气的标准人物。他们过分严肃，让后人听到道学先生一称呼，便想象他们不近人情。但他们的精神，直到清代，七八百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毕竟端赖此种精神来支撑。”宋代周濂溪、二程、朱子，明代方孝儒、王阳明、顾高东林党，清初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李二曲等人，有维系中华民族之文化生命于亡国之余之功。“中国学风，在东汉，在两宋，都有以学术凌驾政治的的意向。”“南北朝、隋、唐佛学，借宗教来避开政治。”“然而东汉党锢，两宋伪学，晚明党社，终于扭不转政治黑暗而失败。像战国、西汉、唐代门第，都是知识分子直接参加政治，掌握到实际政权而使时运光昌。”随门第衰落，唐、宋、明三代政治实权，实际以操在平民社会知识分子中，又自分门庭。“一派是沿袭传统精神，期以政治来推进社会的真士。另一派是专注意在凭借科举制度，混进政治界，仅图攫取爵位的假士。”书院讲学与科举利禄对抗。“在此对抗下，假士可以不择手段而获胜，真士则另有一套高尚其事不仕王侯的传统潜流，反身到社会下层去用力。”“另一条路，则退身躲入佛教寺庙里去。元代佛教变质，全真教即在北方广泛流行，亦是此故。”“总括言之，东汉以下知识分子之躲避藏身处在门第，南北朝以下在佛寺，宋、明则在书院。书院最无真实力量，因此蔡京、张居正，魏忠贤，都能随便把他们摧残了。”唐代以下，“政权急剧开放，而作育人才的教育机关，不能相随并进。如是则开放政权，转为引诱了假士，来阻碍了真士所理想的前程。”“明中叶以后，科举制度里的八股文开始了，那才是一条死路，可以葬送此下三四百年的学术生命。”满清政权高压，书院讲学精神再难复兴。八股流毒，激起明、清之际博学鸿词的考证学派，以“求在过去历史中诊察利病，定新方案，期待兴王。”不幸他们的理想时期，迟不出现，渐渐此希望黯淡迷糊，博学派遂转以古经籍之研索为对象。朝廷功令，对古经籍根据宋儒解释。清儒在校勘、训诂、考订各方面排击宋儒。“反宋无疑在反政府、反功令，但其能事亦到此而止。他们的反政府，已避开了现实政治，最多不曲学阿世，却不能正学以言。”“再不在治国平天下的当前具体事情上”，“远离知识分子之旧路向”，“在钻牛角尖，走向一角落，远离人生，逃避政治社会之现实中心”，“为学术而学术”，不再“关切人群大共体”了。从龚自珍、到康有为，重新想把孔子神化，再把神化的孔子来争取政治领导（像西汉）。湖南江忠源、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有意提倡宋学，但又卷入军事生活。在学术界又以桐城派古文自限，沉潜不深，影响不大。晚清学术界，未能为后来的新时代预作一些准备与基础。后面的新时代，“实在全都是外面之冲荡，而并不由内在所孕育。”辛亥革命，只革了清代传统政权的命。而存在240年的清代政权，“却早已先革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命。”于是辛亥后，“中国知识分子急切从故纸堆中钻出，又落进狂放怪诞路径，一时摸不到头脑，而西方知识新潮流已如狂涛般卷来，没有大力量，无法引归己有。于是在此短时期中，因无新学术，遂无新人才。因无新人才，遂亦无法应付此新局面。只想凭空搭起一政治的新架子，无栋梁，无柱石，这架子又如何搭得成？”现代社会——辛亥革命至今“从前中国知识分子，常向用学术来领导政治，这四十年来（钱于1951年写作此文）的新知识分子，则只想凭借政治来操纵学术。”“从其最好处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未脱中国自己传统文化之内在束缚，依然是在上倾，非下倾，依然在争取政治领导权，依然是高唱治国平天下精神。”然而辛亥后，“旧的接不上气”，西方革命新风熏染，到中国，即混成摹仿西方一大洪流，“推翻旧传统、推翻旧文化、创造新政治、建立新社会”成为时尚。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成为共产党一种宗教信仰，由此激发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大群体之关切，原因是“共产主义究有一种世界性，一种万国一体性，即有一种人类大群之共同性”。然而“西方之共产主义则为唯物的，仅重血气外向的人生，不近中国传统心性内向的人生，其间有一大区别，而中国人乃不自知。”且马克思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由西方传统（耶教）性恶观点下演出”，是“彻头彻尾之性恶论”。“耶教上帝关切全人类每一个人之整个人生，马克思共产主义最多只关切到某一个阶级的物质生活。马克思只讨论经济，不讨论灵魂，因此共产主义在西方，便断不能与耶教并存。信仰马氏，必先推翻耶稣。”同理，若要共产主义在中国生根，则势非彻底推翻以“关切人群大共体”为己任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为功。“故中国共产党，其摧残中国传统文化乃益甚”，“更趋于唯物化，此则距中国人自己传统为更远。而这个人苦于不自知，此尤大堪磋叹”。“如是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外言之，已不能有超越现实，而作高一级的向往之精神表现。自内言之，又不能超越小我，牺牲个人，对社会大群体生关切。在此情形下，其先对西方文化，因其对于自己传统的模糊观念而存一种鄙夷轻视的心理，其次又迫于现实利害之权衡而转身接受。无论其拒其受，总是涉其浅，未历其深，遇其害，不获其利。”“而自己传统文化，又一时急切摆脱不掉，菁华丢了，糟粕还存。民主政治与科学精神在此潮流下全会变质，于是政治高于一切，一面还是人文中心，而一面走向极端的性恶论。”“两汉有地方察举，魏晋南北朝有门第，隋唐以下有公开开始，传统政治下铨叙与监察制度，”都使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一面有所倚仗，一面有所顾忌。从倚仗中得心安，从顾忌中得使心不放。中人以下也可循此轨辙，幸无大过。而农村经济之淡泊安定，又是他们最后一退步。”“近百年来，政体急剧转变，上经济亦同时变形。以前知识分子之安身处，现在则一切皆无，于是其内心空怯，而又无所忌惮。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新出身，则又是古无前例，完全走上以外国留学为惟一的门径。”然而“试问举世间，哪一个国家，了解中国？哪一个国家，真肯关心为中国特地训练一辈合适中国应用的知识与人才？”“各国间的政治渊微，本原沿革，在他们是茫然的。本国的传统大体，利病委曲，在他们则更是茫然的。结果都会感得学非所用。激进的，增加他们对本国一起人的憎厌和仇恨。无所谓的，则留学外国变成变相的科举。”“结果使国内对国外归来者失望，国外归来者也同样对国内的失望。憎厌中国，渐渐会转变成憎厌西方。”于是，“一切新风气、新理论、新知识，正面都会合在对中国自己固有的排斥与咒诅，反面则用来作为各自私生活私奔竞的敲门砖与护身符。然而“我们却无所用其愤慨，也无所用其悲观。中国将仍还是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将仍还成其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了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怕会没有新中国。最要关键所在，仍在知识分子内在自身一种精神上之觉醒，一种传统人文中心宗教性的热忱之复活。”“若我们肯回溯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深厚蕴积，与其应变多方，若我们肯承认中国传统知识文化有其自身之独特价值，则这一番精神之复活，似乎已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呀！起舞吧！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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