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许多名言警句,更是千古流传，发人深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便是其中熠熠生辉的一句。
《孟子.滕文公上》：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是指居上位的人有哪一种嗜好，下面的人为了投其所好，必定爱好得更厉害，由此上行下效，对社会影响深重。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壹—
好鹤亡国
话说卫惠公之子懿公，自周惠王九年即位，在位九年，纵情享乐，不恤国政，最喜好的是羽族中一物，其名曰鹤。
鹤色洁形清，能鸣善舞，所以懿公十分喜爱。俗谚云：“上人不好，下人不要。”因懿公偏好那鹤，凡献鹤者皆有重赏，国人便千方百计，都来进献。为此新建宫廷处处养鹤，鹤不计其数。
而卫懿公所畜之鹤，皆有品位俸禄，他根据鹤的品质、体姿将鹤封为不同官阶，上者食大夫俸，次者食士俸。懿公若出游，其鹤也分班跟随，陪驾伺候。大车排在前面载着鹤，号称“鹤将军”。而养鹤之人，也有俸禄。
由于养鹤开销巨大，国库不够，懿公便强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以补充鹤粮，而民有饥冻，却全不抚恤。
周惠王十七年冬，北狄挥戈南下，侵犯邢国，因齐国援救邢国，狄兵便转移兵力攻打卫国。
懿公正在寻鹤作乐。听闻狄人已入侵国境，大吃一惊，赶紧调集军队防守，可百姓早就四散奔逃，不肯抵御。狄人已攻到城下，卫懿公惊慌失措，吩咐将士和被抓回的老百姓赶快披甲上阵，但大家都无动于衷。
众人说，用一物便能抵御戎兵！
懿公忙问：“何物？”
众人说：“鹤。”
懿公问：“鹤怎么能抵御狄人呢？”
众人说：“鹤既然不能御敌，那就是无用之物，国君损害有用的人而去饲养无用之物，百姓又怎能去拼命御敌？”
懿公凄然泪下，悔之莫及，为表悔过之意，果断让人放走鹤，可鹤已习惯了豢养，盘旋故处，久久不肯散去。
懿公悔恨至极，亲自出马迎敌，与北狄大战于荥泽。
《左传》记载：“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甚败，败的非常惨烈。
卫军全军覆没，懿公被斩成肉泥，死无葬身之地。
后由战前奉命出使陈国、侥幸逃过一劫的卫国大夫弘演，舍身以身纳懿公肝脏，让人在为弘演的忠勇之举赞叹不已的同时，又为卫懿公的好鹤亡国而唏嘘感叹。
好鹤亡国
—贰—
楚王好细腰
从前，楚灵王喜欢男子有纤细的腰身，所以朝中的一班大臣，惟恐自己腰肥体胖，失去宠信，因而不敢多吃，大家每天都只吃一顿饭。每天起床后，整理装束时，先屏住呼吸，然后把腰带束紧，再去上朝，唯恐腰身太粗，君王不高兴。为了腰身纤细，即使他们饿得头昏眼花，站都站不起来，也不敢多吃一点东西。
等到了第二年，满朝文武官员的脸色都是黑黄黑黄的，十分虚弱，站都站不稳。
“楚王好细腰”，既写出了楚灵王的不良嗜好，也把满朝臣子的谄媚迎合之态描写的淋漓尽致。
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叁—
献鸠
邯郸的百姓，在正月初一那天，捉了大量斑鸠去献给晋国上卿简子，简子非常高兴，就重重加以赏赐他们。有位门客问他原因。
简子说：“正月初一放生，表示我的恩典呀！”门客说：“百姓们知道您要拿鸠放生，便争先恐后地去捕捉斑鸠。从捕捉到送鸟的过程中，不知死伤了多少鸟。您若真想让它们好好活着，不如禁止老百姓去捕捉。他们捕捉来您再来放掉，这样的恩惠补偿不了您的过失啊！”简子说：“很对。”
“献鸠”这个故事，生动的批判了一些权贵阶层只重形式，沽名钓誉，假仁假义的伪善行为。
献鸠
卫懿公、楚灵王因一己之私欲，而全然不顾国家、人民的命运，最终作茧自缚、自食其果，赵简子虚心纳谏，悬崖勒马，他为赵氏宗族铺平了由家入国的政治道路。
在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君王的喜好就是社会民众言行的坐标和指南，因此，孔子和孟子都充分重视在位者的德行。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在位者的品德好比风，在下的人的品德好比草，风吹到草上，草就必定跟着倒。对于位高权重的人物来说，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必须谨慎行事，否则便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
凡人民趋从君主，不是趋从他口里说的什么话，而是趋从他性情之所好。君主好勇则人民轻死，君主好仁则人民轻财。所以说，当政者喜爱什么，民众就一定爱好什么，甚至更厉害。由此，明君知道人民必定是以君主为中心，所以要确立法制以约束自己，树立礼仪以规范自己。
—肆—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普通人有什么嗜好也就罢了,但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有何爱好，就不得不慎了。如果被下级曲意逢迎,或者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那必定会成为滋生腐败、堕落温床的催化剂，或是成为压倒自己的落井石。
一个时代的社会道德风气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位者及社会各级官员具有什么样的道德水准、提倡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
1936年，美国作家斯诺到陕北采访时，他看到毛泽东住着简陋的窑洞，周恩来睡的是土炕，彭德怀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改制的背心，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腿的眼镜……虽然延安物资匮乏、生活艰苦，然而这些共产党领导人身上无一不焕发着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
斯诺从这些细小的事情中，他发现了存在于我们共产党人之中的一种伟大力量，他把这种力量叫作“东方魔力”，并断言这种力量是“兴国之光”。
斯诺讲的这种“东方魔力”、“兴国之光”，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人一直大力倡导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同志豪迈地指出：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正是由于中华民族上至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志存高远、积极乐观，不畏艰险、浴血奋战，才在内外交困的艰难环境中，使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战胜敌人，建立了新中国。
建国初期的新中国，可谓是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对这个新生政权虎视端端，欲以伺机而动。在巨大的困难面前，我们的党没有丝毫的畏难退缩。
毛主席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
国家领袖的这种英雄大无畏气概极大地激励了中国人民，在建设新中国的艰难旅程中，披荆斩棘，奋勇直前。
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崇尚艰苦创业、自力更生的拼搏精神、大庆精神；崇尚甘于奉献、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和“焦裕禄”精神；崇尚勇当英雄、劳模的社会价值观；仅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就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铁人王进喜
铁人王进喜
60年代初期，面对国外反华势力的种种压力和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再加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中国举步维艰。对此，我们党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钻研精神，举国上下，从毛泽东主席到广大普通人民群众，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硬是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弄出了“两弹一星”和核潜艇。
而且，“三五”计划期间，国家在辽阔的三线地区还进行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建立了一大批具有战略纵深意义的国防科研、生产基地。经过近30年的建设，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初步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国防科研生产体系。
这一切的伟大成就，都是在建国后大力弘扬为人民服务、甘于无私奉献的大环境下创建和形成的，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投身革命事业、奉献青春的动力之源，也是中华民族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重新站起来，甚至是崛起的根本原动力。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还会上行下效……
新中国之所以能够旧貌换新颜，能够取得一系列伟大成果的主导因素，就在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始终为国，一生为公，一心为民的楷模示范作用。这才有了国难当头之际，无数有识之士奔赴延安、亿万民众投身革命；才有了钱学森等科学巨匠冒死奔回祖国，为国效力；才有了中国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伍—
新形势下，受西方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影响，很多人产生了贪图享乐、过分注重物质享受，而放松对思想品德的改造和提升，使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现象盛行，社会道德沦丧，极度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紧迫感。
毛主席曾经阐述: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是的,一个时代自然要有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一个国家要有精神，它是国本；一个民族要有精神，它是脊梁。
这个“精神”，是一种家国情怀，一种忘我境界，一种不甘平庸、不甘屈从、敢于超越、敢于抗争的血性和品格。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一个民族就得要有点精神，否则就会失去脊梁骨，不能自强自立；一个家族要有点精神，否则就会家业衰败，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那么就会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或是一心为己、毫不利人，那么，生命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天下无难事，有志者事竟成。有志于正心，志于修身，志于为民，志于兴国……心不清则无以见道，志不确则无以立功。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一个国家、民族的兴亡衰败，其核心在于上位；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皆取决于民心。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忧民则兴国，逸豫则亡身，在和平年代，我们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才能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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