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之苦与谢枋得的吐槽
在元朝，身为汉人是件很苦逼的事。以儒生为例，每每言及于此，汉族文人总会引经据典地感叹："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以渲染异族残酷的文化压迫。而为了进一步凸显儒生所遭遇的轻视，往往还会将排名第八的"民"替换为"娼"。自春秋以降，长期占据"士、农、工、商"首位的儒家门生，竟然"介乎娼之下、丐之上"，怎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不过，"九儒十丐"和所谓"民分四等，一曰蒙古、二曰色目，三等汉人，四等南人"一样，都不是元朝政府的成文法令，而是发轫于汉族士大夫私史笔记中的"吐槽"。"九儒十丐"一说，即最早出自南宋遗臣谢枋得之口。
谢枋得这个人一生颇为传奇，元帝国官方修订的《宋史》形容他"每观书五行俱下，一览终身不忘"。南宋宝祐四年，即公元1256年，谢枋得与文天祥同科考中进士，两人后来的殿试对策充满了戏剧性。据说文天祥当天状态不好，最终仅在成绩单上位列第七，但宋理宗赵昀觉得"天祥"之名配合"宋瑞"之字颇为喜庆，愣是钦点他为头名状元。而"性好直言"的谢枋得，则因在对策时肆意抨击当朝丞相和得宠宦官，只被贬作二甲进士，在初入官场的起跑线上，就落后了文天祥一大截。
然而谢枋得早期的政治成就却后来居上，甚至一度遥遥领先。在文天祥出任建昌军（今江西南城）仙都观主管这个闲职时，谢枋得已经以"礼兵部架阁"的身份，招募民兵支援抗元前线了。只不过，仕途上的成功似乎并不能抵消谢枋得对当年考场失意的不爽。公元1264年，他在出任建康地区考官时，竟摈弃科举传统以诠释"孔孟之道"为主的命题模式，要求广大考生围绕"兵必至，国必亡"的话题，展开时政大讨论，如此"反动"的考题一出，谢枋得果然不久即遭丢官流放。
三年后，面对蒙古铁骑咄咄逼人的兵锋，南宋政府又不得不重新起用谢枋得。无奈大厦将倾，岂是一两根栋梁所能支撑？公元1271年，元朝始肇，1276年正月，在江州前线，谢枋得统率的民兵，惨败于卖身投靠蒙元的故友吕师夔。国破家亡的他，没有像其他失势官僚那样，响应南宋太皇太后谢道清的懿旨，向敌国输诚，而是甩下一句慷慨陈词"君臣以义合者也，合则就，不合则去"，自此踏上了漫长的流亡之路。
1280年正月，元帝国远征军在汉族世侯张弘范的统率下，于广东崖山剿灭了南宋流亡政府。忽必烈自以为天下已定，随即派人到江南名山访求高士，以吸纳东南名士参政议政为诱饵，企图达到粉饰太平的目的。《元史纪事本末》载，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曾令"江南路县各置教谕二人，又用廷臣议诸道各置提举司，设提举儒学二人"，俨然一副准备大兴儒学的架势。在前南宋高官一个个卖国求荣进而平步青云的感召下，江南儒生一时不乏积极响应者，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富阳名士叶李。
叶李早年也曾是南宋的爱国愤青，因联名上书弹劾权相贾似道卖国弄权而惨遭流放。或许正是这次政治上的挫折，彻底颠覆了叶李的"三观"，以至于面对元帝国丞相安童的招揽时，他彻底丧失了节操，竟幡然北向脱口而出："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诏！"蒙古人安童表面上把叶李捧得很高，给他的实惠却有限，只不过赏了他一个从五品奉训大夫的散官职称，让他在浙西道出任儒学提举。
所谓 "提举"，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某某专项管理办公室"。元朝设立"儒学提举"的目的是"以儒制儒"，在大量吸收汉族士大夫进入体制的同时，对儒生进行全面的监管。在此背景下，谢枋得遂写就《送方伯载归三山》一文，以滑稽而辛辣的口吻调侃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
汉族儒生"无益于国"，谢枋得的此番论调与惯常认知相悖，虽不中听，却也并非全无道理。面对蒙元帝国步步紧逼所诱发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饱读圣贤书的南宋儒学大佬们，竟毫无经邦济世之策，即便偶尔得到重用，也往往不过坐而论道，空发高论。号称"朱熹之后理学正统"的"大儒"真德秀，在声名鹊起时，正值南宋通货膨胀的高峰期，民间一度对他出任翰林学士之职报以厚望，有所谓"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的说法。不过，当宋理宗任用真德秀等人后，这些人却根本拿不出什么有效的经济政策，物价依旧居高不下，老百姓寒了心，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发出"吃了西湖水，当作一锅面"的感叹。
滑稽戏艺人这时曾编排了一出讽刺短剧，在临安各地上演。戏子扮成一名儒生，手持一只鹤，问其姓名，答曰"姓钟名庸"。问其手持何物，"儒生"说"大鹤"（浙音"鹤"与"学"相通）。随后这"儒生"被人邀入酒楼，"呼酒对饮"，不久便醉伏在地，连连放屁，好几个人都拉不动他。"儒生"的同伙一边打他的耳光，一边说；"什么钟庸大鹤（注：此处意在讽刺'中庸大学'），吃了许多酒食，一动都动不得"。对于这种大庭广众下的公开嘲弄，南宋政府毫无办法，最终只能以"姗侮君子"的罪名将其封杀。
在宋灭元兴的过程中，某些儒生变节投敌的速度之快，更为谢枋得等君子所不耻，认为其朝秦暮楚的行径还不如"失足妇女"。或许正有鉴于此，谢枋得才刻意将儒生的地位置于娼妓之下。这种调侃虽然痛快，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在元帝国治下，江南儒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战乱年代诸多儒生及其家属为蒙古亲贵掠为奴仆，由于缺乏安身立命的技能，这些儒生的命运格外悲惨。著名的元杂剧《程鹏举》便讲述了南宋末年儒生程鹏举为元军所俘，被分配给了张万户为奴。从名字来看，张万户对程鹏举还算不错，将另一个从南宋政府官员家庭中掠来的女子何金莲许配给他为妻。新婚三天之后，何金莲便对程鹏举说："我看你才貌双全，一定不会久居人下。你现在不逃走还在等什么呢？"但程鹏举对这番话的第一反应竟是对方在试探自己，随即向张万户告发。何金莲遭到了一顿毒打。又过了三天，何金莲又对自己的丈夫说："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则终身为人奴。"程鹏举似乎觉得自己作奴隶还挺不错的，于是再度向张万户告发，这一次张万户没有毒打何金莲，而是直接把她给卖了。何金莲临行之前脱下自己的一只绣花鞋交给程鹏举作为将来相见的凭证。这个时候程鹏举才幡然悔悟，随即逃回了南宋的国土。
这个中国版的"灰姑娘"有着还算美满的结局。南宋灭亡之后，程鹏举被元帝国任命为陕西行省参知政事。此时距离他逃出张万户的家中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了。但他的心中始终惦记着自己发妻，最终在尼姑庵中找到了被卖后守身如玉的何金莲。由于这一事件发生在元朝，程鹏举虽然最终找回了自己的妻子，自己却失节成为了敌对国家的官员。因此在近代由其改编的京剧《生死恨》中将故事前移了两百年，放在了蒙古帝国崛起前的金宋对峙时期。何金莲改名为韩玉娘，程鹏举也成为了携带着军事地图投奔宗泽的抗金将领。而现实生活中却有无数如程鹏举般的儒生家庭在战乱中归于破裂，谢枋得的妻子被元军俘虏后不甘受辱而自杀。两个儿子一度沦为蒙古官员的家僮。文天祥的两个女儿被充入忽必烈的宫中，最终跟随蒙古公主远嫁西域。
天下太平之后，元帝国虽然不再赤裸裸的掠夺人口。但通过"儒学提举"， 元帝国对各级儒学教育机构的学费和学生口粮收支实行严格的审计制度。而"儒学提举"的工作人员也打着"我们管儒不食儒，难道等着坐以待毙吗？"的旗号，对儒生各种"吃拿卡要"。谢枋得在文中写到，双重的经济打压使"儒生不胜其苦，转行进入其他行业的十之八九"。但即便如此，他依旧对儒学的未来充满信心，在文章的最后，他还劝导弟子方伯载等人要成为张良、董仲舒那样的经邦济世之才。这个时期的谢枋得，已经沦落到要在街头占卜卖卦来换取口粮的惨淡境地，他每天晚上坚持回到居所设馆授徒，在他看来，只有文化的薪火相传，才能保证中华文明不灭。
士大夫赵孟頫的从政之路
公元1286年，忽必烈收到了"高参"——翰林集贤院学士兼秘书少监程钜夫的倡议书，大意是为促使汉蒙文化交流，建议派官员赴江南搜访贤才。其后，程钜夫还开列出一份30人的名单，除了谢枋得名列榜首外，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南宋宗室成员赵孟頫。
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之子赵德芳的后人，这一脉赵氏自赵匡胤离奇驾崩后，在北宋王朝的政治上并不受宠。宋室南迁，高宗赵构因无子嗣，政权又重新回到赵匡胤七世孙赵昚的手中。有了身为皇帝的亲戚，赵孟頫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在南宋政府都享受了非常优渥的政治待遇。
南宋出降时，赵孟頫年仅22岁。虽有幸未和皇室一起被拘押到大都去，但这样一个失业青年蛰居在家，心情郁闷是可想而知的。为维持生计，他常以字画贴补家用。据说赵孟頫还是个专业的古玩鉴定家，甚至可以达到器物、书法、名画的年代、作者、真伪一望而知，百不失一的程度。有这样的绝活，即便是身处乱世，想要饿死也不容易。
赵母丘氏对这个整日闲散在家的儿子不免有些牢骚。这其中母爱的成分大概超出了所谓的政治觉悟，她对儿子说："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你不多读书，如何超乎常人？"在母亲的鞭策下，赵孟頫愈加努力，而其声名也很快招来了元帝国高层的注意。吏部尚书夹谷之奇首先招聘他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但不知是嫌官职太小，还是不想为敌国效劳，赵孟頫最终推辞了。
公元1286年，赵孟頫作为程钜夫"英雄谱"上的人物，被忽必烈亲自征召。此时的赵孟頫在家赋闲已经十年了，经济上的压力、对前途和命运的忧虑，可能还有母亲的唠叨，促使他没有像谢枋得那样绝食而死抵制征召，而是选择带着朋友的祝福前往大都。
江山易主，汉人做儒生难，做有官职在身的士大夫亦难。同一时代的诗人杨载曾经说过："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话虽如此，有政治才能也并不意味着能在官场吃得开。赵孟頫初入元帝国政治中心时，景遇其实并不太好，不是因为忽必烈不赏识他，而是太赏识他了。
《元史·赵孟頫传》记载，在大都，忽必烈亲自单独召见赵孟頫。他发现赵氏"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就让他坐在右丞叶李之上。如此后来居上的特别待遇，自然招致了众多嫉恨，很快，一个御史中丞就以赵氏系前朝宗室子弟为由，称其"不宜荐举并近于帝王左右"，出面弹劾赵孟頫。不过，忽必烈好像并不介意，反而把弹劾者逐出了御史台。从事件的最终结果看，赵孟頫与忽必烈的关系此时正处在"蜜月期"。但即便如此，忽必烈也只给了赵氏一个五品兵部郎中的小官，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对于眼前这个有着特殊出身的汉族士大夫，是不宜过度恩宠的。
五品兵部郎中赵孟頫的职责是管理驿站，在此职权范围内想要建功立业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赵孟頫第一次在元朝政治圈崭露头角，是参与刑部的"百官议法"。当时元帝国准备以"元钞二百贯"作为贪污犯的死刑标准，这件事表面上看和赵孟頫没什么关系，但他却跳出来指责元帝国颁发的纸币通货膨胀严重，虽经几次货币改革，但收效不大，建议采用米、绢或者银、钱计算赃款的方式，以保证量刑的公正。为此，赵孟頫甚至和刑部郎中杨某发生了争执。
在"元钞"问题上的敏感，并非赵孟頫把手伸得过长，他本人其实正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元帝国庞大的驿站系统除了要向过往的使臣提供提供交通工具、人员服务以外，还要向其供应肉、面、米、酒等食物，这后一种供给，蒙古语称为"首思"，汉语意译为"祗应"。对这部分支出，朝廷同样采用纸币计价：每个驿站使客的饮食之费，每年固定为中统钞二千锭。表面上看起来不少，但在通货膨胀下，各地物价已经上涨了几十倍，而贵族、高级僧侣和官吏等人又千方百计地觅取可以免费使用驿站的牌照——铺马圣旨和圆符，以便不花钱就能享受站马和首思，这种"公款交通"直接导致"站吏乏供，便强取于民，僻县小市，买卖几乎断绝，而使客、站吏与小民仍纷争不已"。
赵孟頫在刑部直接挑明了通货膨胀的问题后，便向中书省发出申请，将每个驿站每年的饮食之费增加到二万锭。这种作法虽然只是饮鸩止渴，但好歹聊胜于无。他的申请很快获得批准，不过也直接得罪了推行货币改革的色目官僚集团领袖桑哥。桑哥遂以赵孟頫"很懂经济"为由，把他派往江南，责问各行省丞相在推行货币改革中的不作为，还授予他对左右司及诸路官可直接笞罚的权力。此举无疑是准备将赵孟頫"捧杀"，毕竟各地官员中蒙古亲贵众多，赵孟頫这个根基不深的汉人，随便处置了某个人都可能成为众矢之的。
赵孟頫对此心知肚明，他以鞭笞官吏有辱于士大夫为由，拒绝南下，无奈还是拗不过桑哥的强势，最终不得不成行。但赵孟頫坚持在所过诸郡不笞罚任何一人，不仅没有为自己树敌，还赢得了士大夫对他仁厚德行的交口称赞。桑哥对这个结果极度不满，除了严加谴责之外，他抓住赵孟頫偶尔迟到的小辫子，准备按照六部官员后至者即遭笞罚的惯例，抽他一顿。不过，赵是个聪明人，不等被人按倒，就突入都堂上诉，对右丞叶李说："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是为了养其廉耻，教之节义，所以羞辱士大夫就是羞辱朝廷。"此前，赵孟頫刚刚在一起政治事务中利用自己和忽必烈的私人关系帮了叶李一把，故而叶李这时也就投桃报李，阻止了试图鞭笞赵孟頫的桑哥，并随手把迟到就要遭到笞罚的规定降至六部以下。
几经历练，赵孟頫终于在两年后升任集贤直学士。这是个相对清闲的领导顾问式的职务，可见他的种种作为并不能得到同僚，特别是主管人事的桑哥的肯定。赵孟頫于是也渐渐学乖了，他向上面提意见的方式日益巧妙。
公元1290年，大都地区发生地震。尽管当时没有地震测量技术，但是从出现地面液化"涌黑砂水"的情况来看，应当在里氏八级以上。赵孟頫立刻通过新任右丞阿剌浑撒里，请求忽必烈降旨，效法唐太宗"大赦天下，减免税负"，忽必烈应允。不过，就在赵孟頫宣读诏书的时候，一向看重财政收入的桑哥却跳出来说："此诏必非帝意！"赵孟頫听罢，摆出一幅无辜的表情："拖欠者死亡已尽，无从征取，所以还没征收的钱粮，都是虚数，不在此时顺从诏书除免，今后如有人说尚书有失陷钱粮数千万之责，丞相何以自解？"桑哥听罢，深以为然，甚至觉得赵孟頫此举完全是为他考虑，于是自此之后就对赵孟頫颇多拉拢。有一次，赵氏下班骑马路过东御墙外，因道路陡狭，不慎落马跌入河中，桑哥知道后，还特意奏请忽必烈，将御墙往西移了二丈有余。
即便如此，也并不能改变二人在政治立场上的固有矛盾。赵孟頫最终通过儒生常用的手腕—— 打小报告，把桑哥彻底扳倒。不过他没有亲自出面，而是找了忽必烈的侍卫近臣彻里打前阵。赵孟頫对彻里的一套说辞很有意思："我乃是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众多侍臣中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又为皇上所亲信者，没有能超过你的，你当行仁人之事，为万民除去残贼。" 彻里是个性情耿直的蒙古人，果然跑去忽必烈面前大肆数落桑哥的罪状，结果第一时间就被忽必烈让卫士抽了一通耳光，口鼻流血倒地昏迷。救醒之后再问，彻里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彻里和桑哥并无个人恩怨，忽必烈据此认为他的指控的确是出于公心。在一番查控下，桑哥最终因"结党营私，贪赃受贿"而被诛杀。
赵孟頫和桑哥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汉族士大夫阶层与色目官僚集团斗争的一个缩影。起于大漠的蒙古豪强，长期以来过度注重经济收益而忽视社会效应，而如桑哥般"好利"的色目官员集团，更出于自身政治目的，将这一政策无限放大，推行严苛的财政制度，与儒臣极力主张的"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的观念相左，从而形成了长期困扰元帝国高层的"义、利之争"。但汉族士大夫自知在宫廷中政治地位不及对手，因此往往不得不怂恿蒙古亲贵出面，替自己打击政敌。这一"狐假虎威"的做法，最终导致了一场改变元帝国政治走向的"禅位风波"，就连与士大夫站在同一阵线的蒙古太子爷也因此丢了性命。
太子真金的"汉化"悲剧
忽必烈有十一个儿子，老大朵儿只夭折的比较早，这使他不得不将继承事业的厚望寄托在次子真金身上。据说真金出生时，被铁木真册封为"寂照英悟大师"的高僧海云，恰好在漠北，此人和蒙古帝国的王公贵族们私交不错，在得知忽必烈的王子出生的消息后，便特地为他取了个颇有汉族风范的名字——真金。
忽必烈是一个汉化程度很高的蒙古君皇，他根据自己在潜邸时期的特殊经历，很早便开始给真金灌输儒学思想，甚至指定汉族幕僚姚枢作为儿子的启蒙老师。客观的说，忽必烈的这个安排是有问题的，姚枢作为著名学者，对儒家思想的理解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偏颇，他所推崇的"程朱理学"，在南宋时代已经被证明过于迂腐、刻板，因此，真金在童年时代面对姚枢每天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性格上就不免失之梗直。
不过，身为父亲的忽必烈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姚枢随自己远征大理期间，他又找来了另一位儒学大师窦默作为代课老师。忽必烈对姚枢和窦默一向敬重，他对近侍说："如窦汉卿（即窦默）之心，姚公茂（即姚枢）之才，合而为一，斯可谓全人矣！"在真金读完《孝经》后，忽必烈还特意请这两位老师吃了一顿"谢师宴"。
这个时候，忽必烈也意识到儿子有些"偏科"，于是特意找来著名的神童王恂，以亦师亦友的方式帮助真金成长。王恂只比真金大八岁，因此在真金的眼中显然要比姚枢、窦默那些老学究要可亲近的多。不过王恂对真金要求也很严格，除了对起居饮食慎为调护之外，还限制真金的社交圈子——"非所宜接之人，勿使侍其左右。"真金也果然听话，有一次，几个宗室子弟携鹰犬到真金窗前邀他打猎，不想却被真金毫不客气地赶走了。
公元1262年，忽必烈册封时年十九岁的真金为燕王，让他以中书令的身份正式到中书省上班。据说真金第一天上班，他的奶妈特意给他做了一件新衣服，真金却笑着拒绝了："我没事穿那么漂亮干什么！"身为政府高层工作人员，的确没必要那么高调，何况忽必烈给真金的任务不过是以"见习"的身份——"守中书"而已，需要的是多听、多看、多学。偏偏这个时候，丞相史天泽不知道是真的不清楚状况，还是受了忽必烈的唆使，跑来向真金汇报工作。真金得体地表示："我年纪还小，社会阅历不足。许多大事还要你们这些老前辈多多协助。"不过谦虚的同时，真金也不忘培养自己的执政班底，他特意请了伴读王恂以秘书的身份和自己一起上班，让他一起听取来自各地的工作报告。种种得体的表现，使得真金只上班六天，汉族重臣刘秉忠、王鹗、张文谦、商挺等人便联名向忽必烈建言；"真金竟然已经作为中书省的领导者，应该每个月给他几天的时间处理一些日常政治事务。"真金的身份于是从"见习"升到了"实习"。
汉族士大夫们之所以对于真金抱以厚望自然是有原因的，在他们看来，如果真金顺利即位，将会大大提升儒学在元帝国的地位。不过忽必烈身体强壮，真金一时半会还没有机会取而代之，于是他们便退而求其次，开始鼓动真金去对抗忽必烈宠信另一位色目官员——阿合马。在这样的情况下，真金被无可避免地推到了阿合马的对立面上。
据说，有一次真金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拿着长弓莫名其妙地把阿合马打了一顿。阿合马其实和真金并没有什么矛盾，他是真金的母亲察必皇后的侍从出身，故而对真金还处处表现出谦卑和忍让。忽必烈看到阿合马脸上有伤，就关心了一句："你怎么搞的？"阿合马不敢说"是你的宝贝儿子打的！"只能回答："我这是让马给踢的！"不过他似乎忘记了真金就坐在旁边，这位太子爷立刻跳了出来："你当面撒谎，这明明是我打的！"从此之后，真金开始直接当着老爸的面，对阿合马开揍。
我们无法知道忽必烈对儿子和宠臣之间的矛盾究竟抱以什么态度，但是真金痛打阿合马的消息，对于那些整天渴望阿合马倒霉的汉族士大夫来说，无疑是一个鼓励。1282年，趁忽必烈北上大都，汉族士大夫假借太子真金之名传唤阿合马出宫，并暗中埋伏刺客将其暗杀。
忽必烈和真金的父子感情向来不错，真金初为太子时，有个小疼小病的，忽必烈往往都会前去探视，甚至亲自喂药。但是，论及政治事务，父子的分歧却无法用亲情来弥补。随着时间的推移，忽必烈注意到真金虽然得到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但是在蒙古亲贵中却长期被视为异类，最终导致了南宋遗民郑思肖在《心史》中所记载的状况："忽必烈老而病废已久，屡欲传国与真金，族人俱不从，谓我家无此法。"
真正得到蒙古亲贵支持的，是真金的弟弟北平王那木罕，可惜后来这位奉命指挥元帝国边防军的亲王，在与海都的战争中失手被擒，从此一度淡出了热门人选的行列。被释放回国后，那木罕却依旧对哥哥真金的太子之位虎视眈眈，甚至赤膊上阵，直接问忽必烈："我哥哥如果继承为了大汗，不知道那帮儒生们会怎么评价您呢？"忽必烈虽然表现得很生气，将那木罕臭骂了一顿，赶了出去，但他内心对于真金一味崇尚儒学却同样倍感失望。这种失望，身为继承者的真金不可能感受不到。
公元1285年，江南行台御史上书提出"忽必烈年事已高，理应禅位于皇太子"。这一作法应该是出于汉族士大夫的自发拥戴，以真金的性格和政治地位是不必发动这样有损无益的舆论攻势的。而这份报告如果递交到忽必烈手中，势必会引起这位独裁君皇的愤怒，但他将会打击的也不过是递交报告者本身，未必会波及到真金。也许是要保护自己的支持者，也可能是不想自己老迈而多病的老爹不开心，总之，真金最终通过御史台都事尚文，扣留了这份报告。.
但这件事却被真金的政敌——阿合马的党羽和继任者卢世荣、答即古阿散通过情报网络获知了。当时，为了第三次远征日本，忽必烈正大肆搜刮钱粮，担任审计工作的答即古阿散立即利用职权，要求封存并查看御史台的所有案卷。御史台是元帝国的监察机构，答即古阿散此举，表面上是为了查找各地官员隐瞒财政收入的证据，而真实的意图却是希望可以找到那份要求忽必烈"禅位"的报告。
随着御史台的文库被查封，所有工作人员被一一叫去问话。机关负责人尚文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第一时间将事情原委向中书右丞相安童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进行了通报，同时继续保留这一份报告的原件。由于政府行文都有详细的往来记录，很快，答即古阿散还是根据相关记录向忽必烈汇报了这一情况。忽必烈似乎将这份报告看作是真金图谋不轨的重要证据，他于是派出宗室事务负责人——大宗正薛彻干，亲自追查报告的去向。
事态日益恶化，尚文连夜串联安童和玉昔帖木儿两位大员，让他们全力阻止这场"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的阴谋，而办法就是"先发制人"，将事情的真实情况向忽必烈汇报，同时检举揭发答即古阿散贪赃枉法的罪状。但是，忽必烈本人对汉族士大夫这种指手画脚的行为已然十分不爽，只不过他的愤怒还远没有达到要将真金废黜的地步，面对安童和玉昔帖木儿，他只问了一句："你们在这件事情上难道没有责任吗？"丞相安童立刻带头认罪说："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开脱。但是答即古阿散的罪行已经触犯了元帝国的法律，现在更是用这种方式动摇人心，应该立即任命重臣进行全面调查，以'庶靖纷扰'。"
应该说，比起历史上那些不由分说便把试图取代自己的太子或杀或抓的皇帝来，忽必烈在"禅位风波"上的处理还是冷静的。1285年农历的十二月三日，答即古阿散及其同党被以"受贿贪赃"的罪名处死。而太子真金竟由于心理承受的压力过大，忧惧成疾，七天后撒手人寰。
真金的早逝，极大地延缓了蒙元帝国汉化的进程。真金之子铁穆耳虽然最终继承了忽必烈的帝位，但他并没有父亲那样的汉化热情，而此后元帝国繁复的政权更迭，也令铁穆耳的施政方略长期摇摆不定。这场旷日持久的"义、利之争"，最终耗尽了色目商贾和汉族士大夫的从政热情，赵孟頫晚年和来自西域的色目文豪高克恭等人寄情山水、挥毫合作，便是两大集团懒于政事的体现。
汉族士大夫和色目官员逐渐淡出元帝国政治中枢，最终令推崇神秘主义的西藏密宗渔翁得利。来自朝鲜半岛的元顺帝的皇后奇氏，曾痛心于"佛法虽好，不可以治天下，安可使太子不读书？"要求自己的儿子——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学习儒学。但元顺帝却出面阻止说："太子若不晓秘密佛法，秘密佛法可以延寿"。在参加了一场据传颇为香艳的密宗仪式后，爱猷识理达腊感慨："先生教我儒书多年，我不省书中所言何事。西番僧教我佛法，我一夕便晓"。正是这种蒙古贵族上行下效的精神堕落，使元帝国的汉化彻底归于失败，滑向了崩溃的深渊。
元文宗图帖睦尔曾和自己手下的大臣孛木鲁探讨过宗教和儒学的关系——"释、道、儒三教何者为贵？"。孛木鲁回答说："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作为一名翰林院的学士，这一回答多少令元文宗感到吃惊，不过孛木鲁随即解释道："黄金白璧，没有又何妨？五谷却是一日不可缺！"中原基层儒学教育系统的崩溃，汉族士大夫精英寄情于山水书画，对元帝国执政基础的影响随着其国力的消退逐渐显现。元末朱元璋等群雄并起的局面，何尝不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的另一种体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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