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龙川有多大?接连指向江原、新丰、兴宁、海丰等县。
秦始皇三十三年,龙川建县,其后南越国建立后,赵佗广推文字,“以诗礼化其民”,岭南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发展,从氏族社会成为秦、汉帝国的郡县编民。此后到南朝齐永明元年的700年间,典籍上对今属河源的古龙川辖地人与事记载极少,但从古龙川县不断析土分县,以及1500多年前析龙川地所置的河源县多次析土置县来看,这一带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口不断增多。
汉初龙川人口不足万户
1994年,在湖南郴州国庆中路3号墓,发现了一枚“龙川长印”。在湖南发现了龙川的官长大印,这使得不少学者对此产生了兴趣。然而这个墓葬的随葬品的种类不多,数量也较少,似乎与县官的身份不大相符。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枚“龙川长印”为滑石质,印面正方形,边长3.2厘米×2.9厘米,印刻篆隶体,背面有覆瓦形纽。墓为带道的土坑竖穴,墓坑长3.8米、宽4米。随葬品有小铁刀、陶器罐、盒、鼎等。随葬品的种类不多,数量也较少,似乎与秦末汉初县令“大员”的身份不大相符。
有学者以这枚印为证,说明南海郡的龙川当时为长沙国属地。湖南省博物馆的曹学群认为,无论从《史记·南越列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还是从岭南秦汉考古发现,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等看,汉初长沙国不可能越过阳山关而领有龙川这一块孤悬南越国腹地的“飞地”,更何况龙川是南越王赵佗的兴王之地。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邱立诚认为,郴州出土的“龙川长印”并不能论定龙川曾是长沙国属地,恰恰相反,这进一步证明长沙王吴芮曾虚封一位“龙川长”。曾任龙川令的赵佗,决不会将龙川行政长官一职从“令”降为“长”,而这位“龙川长”因从未到任,他的墓葬随葬品与其身份不那么相称也就完全可理解了。
邱立诚分析,秦汉时县官有“令”和“长”之别,“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五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这枚印或许说明,龙川当时县治百姓人口户数实际不足万户。(邱立诚,《有关古广信的两项考古发现》)。
嘉应学院政法学院教授刘向明认为,长沙王吴芮虚封了一位龙川长,可见当时龙川设县已有一定影响,或许说明初置的龙川县,多为驻守的军队。(刘向明,《从考古发现看东江在岭南古史演进中的地位》)
马王堆帛书暗藏着连平的秘密
秦汉时期的今连平县(那时并无“连平”地名),因在边界,先后为南海郡龙川县、桂阳郡浈阳县辖地。
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2年,将岭南三郡(象郡、桂林、南海)“虚封”给长沙王吴芮,为南越王赵佗树了个劲敌。这使得南越王赵佗一直对长沙国深感不安,同时,也对长沙国背后的汉王朝时刻戒备。
这可从1977年马王堆三号墓(利豨墓)出土的两幅地图上一见端倪。
其一是《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据学者研究,该图应为屠睢楼船军远征南越时的军用地形测绘图,所绘区域大致为今湖南、广东两省及广西部分地区,其主区在长沙国,邻区在南越国,此图一大特点是河流绘得十分详细,有两国境内大小河流30余条。专家认为,这些河流大都分布在西汉与南越国交界带,在突出标示长沙国防守区内山川形势的同时,尽可能把敌方可能发动进攻的路线珠江水系加以标示。南越国与长沙国隔着高山峻岭,“车道不通”,军队物资运输高度依赖水路。同时,南越军队“习于水斗,便于用舟”,要防范南越国大军,必须对水路严加防范。
另一幅被专家命名为“驻军图”的地图显示,汉军预备队和加强部队都设在桂阳郡九嶷山一带,此处距南越国北界、连江上游的阳山关不足百里。通过地图可以发现,长沙国南面防区并不按照岭南地理的自然形势区分,而是嵌入南岭山脉南麓,同相邻的南越国形成犬牙交错状,如一把尖刀插入南越国,时刻威胁着南越国的安危。今属河源的连平县,时属马王堆帛书地图上的“桂阳县”,是长沙国属地。有专家曾提出这样一个说法:当时连平地方既是汉朝防范南越的桥头堡,又是长沙国与南越国商贸往来的关市之一。
余天炽等著述的《古南越国史》认为,南越国北界,应西起今广西三江、龙胜县南境,经兴关严关,东南折向恭城、贺县,再折向广东连山、阳山、乐昌、南雄等县北境,又南折向连平,再沿和平、蕉岭等县南境,再经福建永定、平和、漳浦而东达于海。
东汉末期到东晋 龙川不断析土置县
秦时南海郡设番禺、四会、博罗、龙川4县。南越国时期,粤东北境内再设揭阳县。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将南越地重新划分为9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终两汉之世,粤东北境内再未增加县级建置。
西汉以后,“百越”或“百粤”渐渐从文献中消失,《后汉书》中已无百越传记,“须待今日越南,十世纪中脱离中国领土范畴独立的时代。”(姚大中《姚著中国史》)汉越杂处后,百越民族已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华风日盛”。
东汉末年,中原动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岭南地区人口快速增长。东汉中期,南海郡(在番禺、四会、博罗、龙川、揭阳、中宿6县基础上增设增城县),总户数从西汉末的19613户增加到71477户,人口增加到25万以上,与此相应,龙川县的人口数量也有了较大增长。
何以见得古龙川县的人口有较大增长?因为它在不断地析土分县。在封建时期,把一个大县分成两个或更多的新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多增田赋。龙川析县,说明该县已是一个民政事务繁杂、税收事务繁重的大县。
西晋时期,揭阳县一度被废,其地并入龙川县。从东晋始,在龙川县的东北和东南地区,不断地析出新县,如海阳(今潮州市东)、潮阳(今潮阳市西北)、海丰(今海丰县)、兴宁等县。(王东《那方山水那方人 客家源流新说》)
东晋时期,粤东北境内的行政建置首次大规模增加,县级建置一下从秦时的2个(龙川、博罗)增加到8个:龙川、博罗、欣乐(析博罗置)、雷乡(析龙川置)、兴宁、海丰、怀安和义招(即今大埔)。
公元483年河源建县
从秦置龙川县起,到南齐永明元年河源建县止,河源有697年属南海郡龙川县管辖。雍正《广东通志·沿革》卷五云:“河源地,晋、宋时,属南海郡之龙川县。”
南朝齐武帝永明元年(483年),龙川析置新丰、河源。《南齐书·郡志》卷十四罗列了南海郡管辖的各县,有:番禺、熙安、博罗、增城、龙川、西平、绥宁、新丰、罗阳、高要、安远、河源。“河源”地名,从此出现。
源城区至今仍流传着一句俗话:“先有曹古莫,后有河源城”,也说明了河源置县之前,已经是有一定人口规模的聚落。
河源设县于山水会聚之处,地处粤东北,是东江重镇,多为山地丘陵,形胜壮丽,桂山西镇,东抱土原,各县俱有奇秀山川,风物宜人,或俨然都会,或为山村小景,人烟辐辏,百姓安居乐业。
初建县的河源,疆域甚大,包括今和平、连平、新丰、龙门、博罗等县部分或大部分地区,自唐朝至明朝约1000年间,河源县的范围无大的变化。后来析地,分新丰(后改名休吉),又分石城,后来石城又并回河源,不久又析长宁、连平、和平,又割博罗以补其缺。这样一来,河源县四境封域,犬牙相错。
河源县一度管辖古龙川地
南朝梁天监二年(503年),河源属梁化郡;南朝陈时,沿袭不变。梁化郡辖欣乐(后来改名归善,惠州东)、博罗、河源、龙川、雷乡。
隋开皇十一年(589年),改梁化郡为循州,治所在归善,下辖河源、新丰、博罗、兴宁、海丰。隋大业三年(607年),循州改名为龙川郡,虽用了“龙川”古名,但治所并不在古龙川县城(今佗城),而在归善梌山。
隋朝时的河源,疆域达到最大,曾经隶属的龙川,加入了河源地界,休吉(新丰)也并入了河源的管辖范围。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隋龙川郡改为循州总管府,管循、潮两州,循州领归善、河源、博罗、兴宁、海丰、罗阳,龙川县并入归善,析河源地置石城县,贞观元年(627年)又重新并入河源县。
此后,河源县沿革复杂,所属州郡变化很大。唐太宗时属循州,中宗嗣圣元年(684年)废循州为雷乡郡,天宝元年(742年)改雷乡郡为海丰郡,乾元元年(758年)又复名循州。贞观起,循州属岭南道,唐咸通三年(862年)起属岭南东道。
五代后河源多属惠州辖境
五代南汉乾亨元年(917年),析循州置祯州,州治在归善,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4县,龙川、长乐、兴宁3县隶属循州。此后到明洪武元年,河源与龙川分属祯(宋真宗时,避仁宗名讳改名为惠州)、循两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废循州,其所辖各县并入惠州府,龙川属惠州辖。
明代,河源县3次析土设县,一次在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析河源县忠信一图(今连平县属上坪、内莞、惠化、溪山)及龙川地置和平县;一次在隆庆三年(1569年),析河源的岳城池水以西之地(今隆街、田源和溪山的溪西片),及翁源、英德地置长宁县(1911年改名新丰县,一些资料说置长乐县,不确。新丰在隋朝改名休吉并入河源县后,一直属河源县地。乾隆《河源县志》作“长宁县”);最后一次是在崇祯六年(1633年),析河源之忠信二图(今连平属油溪、忠信、高莞、九连、大湖、绣缎),以及和平、长宁、翁源地设连平州,河源的地界范围大幅缩小,人口减少。因此,同年,又割博罗县的长平都二图、六图(今惠州杨村、观音阁一带)入河源县。连平设州后,还曾短暂管辖过河源县、和平县。
元至正年间的河源人口,大致可从《元史·地理志五》卷六十二所载揣测一二:元至正十六年(1279年),惠州路总管府所辖4县,“户一万九千八百三,口九万九千一十五”。
清朝,河源仍隶属惠州。民国时,河源县初属广东都督府潮循道,1928年属广东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设惠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河源属东江专员公署,1953年属粤东行政公署,1959年改属韶关专区,1963年改属惠阳专区。1988年1月7日撤县建市,原河源县划为源城区与郊区,辖龙川、和平、连平、紫金。1993年11月,撤郊区,设东源县。
河源县跟惠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乾隆《河源县志》说,惠州是岭东首郡,所属州县,只有河源得中央之地,南北相距百余里,东西约300里,临水坐山,邻境州县环绕,居中擅胜,风气淳良,非各属所及。
因为地理位置的“居中擅胜”,以及水运的发达,广府、潮汕、客家以及中原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客家地区的语言体系、民俗民风、建筑风格,积淀了河源独有的文化特色。
而秦朝时那个幅员甚广的“百粤轩輶”龙川,2000多年来,因为不断析土分地,面积是越来越小了。明万历年任龙川县令的文学家孙云翼在《默化堂题名记》里说:“我朝太祖定天下,复龙川为县”,县令之下,有县丞、主簿、县尉等官吏。至洪武十五年,取消了县丞之职,龙川幅员,也不复旧观。令他尤其心中耿耿的,是正德时设和平县,狠狠地割了境内1/4的土地过去。“龙之削也甚矣!仅当大县之一乡。”到了清嘉庆年间,《龙川县志》修纂者掩卷慨叹道:“在昔幅员之广,不啻数倍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