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工业时代的线性发展思维，但在现实中，我们却很少看到属于这个时代且能面向未来的商业模式。这是因为我们的创新理念和固守半个多世纪的企业家精神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
好的商业模式是公司进行健康运转的前提，更是公司和社会进行良性互动的保障。而商业模式的属性深深根植于其所处的商业文明之中。事实上，从重商主义开始至今，人类的商业文明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三次工业革命中并没有取得更多的进步。就像当代著名管理思想者乌麦尔·哈克（UmairHaque）所说，“20世纪的商业理念是攫取利益但将成本转嫁给普通民众、社区、社会、自然环境甚至后代身上。这种利益攫取和成本转嫁都是经济危机的表现，是不公平、违背民意的，后果是无法逆转的。姑且称之为一种巨大的不均衡：这一过程和之前提到的种种‘大’危机不同，它不是短暂的，而是一种持续的关系，是以全球经济为体量的大事故。”
如若不想八年前的经济悲剧重演，我们需要在熊彼特、德鲁克等巨匠的思想基础之上，从内涵和外延上重新对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进行再定义。
文明、理念、模式，三者是逐步聚焦和落地在经济活动中的纵向逻辑关系，这种关系具有逆向性，即某种创新的模式可以扩散影响至更广泛的商业理念，进而催生出新的商业文明出现。
到底谁才是企业家？
熊彼特在自己的著作中用“企业家”替代了“创新者”，在当时甚至以后的若干年内，可谓是引发了人们巨大的困惑。企业家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初，它更像是一个身份和职业，比如承包者、手工艺者。但是，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一份任务，其功能在于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并引入到经济活动中，由此破坏即在的静态经济，引起经济秩序的长期变化。由此可见，大部分人一生中都不可能成为企业家，少数人也仅仅是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成为企业家。所以，企业家可以是企业领导者，但并非所有的企业领导者都是企业家。
与其说“企业家”是某个人，不如说“企业家”是知识体，它强调知识的主动性和平等性。德鲁克虽然在日后给出了“人人都是CEO”的概念，但我认为CEO也并非关乎职业和地位，而更应该是获得成为“企业家”的能力基础，毕竟创新是一个主动追求的行为过程。
在长期研究海尔的过程中，我对这一点体会尤深。海尔率先提出“员工创客化”，其目的正是在于让员工自己成为知识的主人，而不是奴役。他们需要首先打破自上而下的指令的束缚，通过和市场对话，了解自身拥有的知识的价值，不断在对话中进行自我学习。同时，这也是把技术创新引入到经济中的过程。“创客”不一定是团队领导者，也不应该以享有权力为荣。“创客”应该是一个以追求“企业家精神”为己任的创新者群体。
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同等重要
熊彼特曾经区分了变化和发展。他认为变化是静态经济模式中的扩大，其中的内部关系没有发生更多的改变。发展需要新工艺并由此带来的规模效应。由此可见，技术创新是社会整体创新的根本。过去两百年人类取得的巨大进步，便可以看作是技术的推动效应。但是，技术只有转化成可以参与经济活动的模式，其创新作用才会产生。亨利·福特并非流水线的发明者，他是在参观一个屠宰场时受到了启发，将这个已经存在一段时间生产模式运用到了汽车制造中，从而推动了整个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发展。
技术自身的特点直接影响到了其所引导的时代的思维走向。工业革命发轫于机械对自然能源的转化，其过程是高度封闭、一体化且不可逆转的。就好像钟表一样，精致的结构和可控制的过程见诸于工业社会的各个层面。因而，从商业模式到管理理念和组织结构，都呈现出了“链条”，“控制”和“层次”的普遍现象。
需要注意到的是，技术特性对社会思维的影响不是在第一时间。比如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的前信息时代中，作为社会构成基体的组织和本应该反应技术特性的商业理念，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因此，我们还可以将这段时间称之为“后工业时代”。可以说，谁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亨利·福特，谁就可以创新出一套真正与时代同行的商业模式和商业理念，进而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商业文明。
依照哈克所言，传统的商业模式包括五大要素：价值链、价值主张、战略、市场保护和产品。这五大方面的理念推动、组织并管理了生产和消费。也是这五大理念暴露了20世纪商业的核心缺陷，即“深层债务”的产生。这种以企业为核心的闭环将组织和社会相互隔绝，然后通过成本转移和利益攫取，伤害社会和自然环境。企业和社会进行零和博弈的模式，最终伤害的是自己。在经历了因为创新产生的第一个周期之后，企业势必进入表征衰退的第二周期，在这个周期中，利润会因为市场饱和与竞争对手的模仿越来越薄。“薄利”对工业时代的每一个企业都是噩梦，也都是无法避免的。
但还有比“薄利”更严重的，那就是“负利”。如果跳出价值链来看，一个产品在账面上获得的利润远远低于其实际成本，也就是社会成本。账面成本之所以比社会成本低，是因为有很多无形的成本被价值链之外的社区或者个人承担。
这样的商业模式是单向度的、以消耗社会和自然资源为前提的，注定无法持续。与之相对应的是只关注账面价值，而忽略实际价值的沿袭数百年的传统记账模式，更像是旧商业模式的作案工具。
如果说本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的崩溃还不能说明问题的化，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昭示的再清楚不过了。旧商业模式无法持续和技术的时代性相匹配，随之而来的是追求卓越控制的管理模式也亟须变革。此时，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当下的信息技术到底具备何种特征？
当比特在有线或者无线网络中驰骋的时候，信息失去了传统权力结构中特有的方向感，边沁监狱似的组织结构遭遇了合法性的危机。边界呈现出了流动的特征，价值链出现了错位和松动，以企业为中心的“价值主张”论调在产消合一中被溶解，竞争逐渐被合作和共赢取代。
此外，正是因为传统商业模式将组织与社会相隔离，导致了诚信问题长久以来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即使在如火如荼的电商模式中，因为缺少了“价值交互”，而仅仅追求“价格交互”，诚信问题就像一把匕首，牢牢插在企业的心脏上。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认为，诚信会是后电商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其实，这并非技术问题，而是模式问题。它的解决依赖于社群经济的成熟。当传统商业模式的几大要素都不再成立的时候，我们需要建立全新的符合技术时代特征的商业模式。
企业、平台和超级节点
在实际运作中，企业会以模式的面目出现。线性模式下的企业概念早已根深蒂固，当非线性模式成为主流的时候，会有一个新的物种出现——平台。平台和企业是两个并行的概念，张瑞敏称之为“要么成为平台，要么被平台所拥有”。
按照哈克的说法，这是因为商业组织赖以成立的两大因素发生了变化：资本和模式。这也是建立新的行业秩序的两大支柱。资本的作用在于突破机器的藩篱，将真正属于社会的资源联系在一起。模式的作用则在于由谁（who），在哪里（where），何时（when），做什么（what），以何种方式（how）这4个W和1个H组成了可以循环往复且每一个要素都无限开放的超链接文本。
从2005年至今，海尔一直在探索“人单合一”的商业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主语永远是人，且不是具体的固定的某个人。它是一群人，可以是来自于用户，来自于传统价值链上的供应商，也可以是员工。这群人要做的是在海尔平台上，用和市场融合的方式，追寻自己的价值诉求，并且成为海尔和外部资源无限交互的节点。最终形成庞大的平台资源。海尔在企业平台化走在了全世界的前面。但我认为，这并非探索的终结阶段。因为，当平台的属性真正饱满的时候，就意味着它成为了一个资源供需的出入口。如果站在一个匹敌上帝的视角看下来，未来的商业世界没有中心，只有节点。而平台会根据资源整合能力的大小，分为小节点、大节点和超级节点。海尔能否可以成为超级节点，拭目以待。
开放与共享
技术改变了思维，思维改变了商业文明，改变了商业模式。当今时代，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之前任何时代，但是技术的发展方向早已明确：开放和共享。我们在搭建面向未来的商业模式时，只有将这两个理念贯穿其中，才能有资格参与更加激烈和美妙的商业竞合之中。
哈克提出了新商业模式的五大要素：价值循环，价值对话，哲学，市场完善，幸福，智慧增长。与其对应的传统商业模式五大要素则是：价值链，价值主张，战略，市场保护，产品，盲目增长。其中的变化在于理念。对应到海尔的实践中，便是“生态”、“交互”、“自以为非”，“共创、共赢和共享”，“用户体验”，“社群”。事实上，五大要素也正是海尔“人单合一”商业模式的五大支柱，这是一个完全基于技术，被用户所引导，以人为索引的全新模式。
本世纪的创新，模式和技术必须要同步发展，这是因为技术的迭代与突破会越来越频繁。模式创新落后于技术半拍，都有可能让组织万劫不复。而对于熊彼特时代就已经固化下来的企业家精神，我们也需要作出新的补充。作为心理动机的企业家精神在熊彼特那里被表述为：建立私人王国的梦想，有征服的意志，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的冲动，追求成功本身而非结果，创造的喜悦，以冒险为乐。
显而易见的是，其中大部分在本世纪已经不成立了。当企业成为平台，进而变身超级节点的时候，王国的围墙早已被推翻。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更像是架构师。既然要追求共创和共赢，就要努力屏蔽“征服”的意念，去除攀比成功之心。我认为将21世纪的企业家精神表述为：有探索新世界的旨趣，拥有共创、共赢和共享的理念，具备社群精神，勇于否认自己，或许更合适一些。
如前所述，文明、理念和模式是可以逆向推导的。像海尔一样，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启了转型的探索之路。这条路无关乎得失成败，而是在以一种时代特有的集体意识走向未来。新商业文明的缔造也许好需要数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努力，但需从此刻开始 。
（作者系财经作家，著有《张瑞敏思考实录》、《知识论导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