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中的日军士兵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至1945年结束，中国的抗日战争持续了14年之久。在这14年间，日军的侵略除了给中国带来肉眼可见的深重灾难外，在文化、社会风俗等“看不见”的领域也带来了影响，语言就是其中之一。
比如，从《地道战》《地雷战》到各种横店抗日神剧，几十年来日本鬼子在中国银幕上都是这样说话的：“你的，花姑娘的，哪里的有？”多数情况下，汉奸们会无障碍地听懂太君们的意思：“太君，这里的，花姑娘的，大大的有！”
王孝忠扮演的山田太君
中国抗日剧里的日语，如果铺开来讲的话，至少能出一本书，即便出不了一本书，至少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叫做“没学过日语的人也能听懂的日本语”。
这个阶段的跨度是解放后到1995年，代表作有《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等老一代经典作品。作品里的日本人说的话几乎算中文，但细一听，又会觉得和中文不太一样。代表性的台词有：“八嘎，你的，死啦死啦的有！”
第二阶段叫做“你明明是日本人干嘛要说中文？”
1995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个叫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第二个叫做爱国主义教育的全面展开，业界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反日教育的开端。
从这个时候起，抗日剧开始大量地窜入人们的视野，但伴随着这种快速增长，日语教育始终无法跟上，再加上老一代艺人的老去和隐退，剧中的日本人很难再说出一口靠谱的日语，于是只能改说中文。
这种尴尬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打破它的，是一部叫《亮剑》的片子。
《亮剑》剧照
在《亮剑》中，上到皇军少将下到龟田二等兵，说的都是一口日语，虽然这日语很搞笑，而且文法运用得也相当奇葩，比如有少将对传令兵恭恭敬敬地说了一句：“はい、お願いします。”这主要是因为这部片子参考的教材是《标准日本语》。就是这个：
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进步，至少知道日本人该说日本语了。
在此之后，但凡还有一点点艺术追求的抗日剧纷纷效仿，或开拍时让演员勤学苦练，或找人来配音，或直接招募日本演员来演太君，总之，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可以，这很标日。”
于是问题就来了，从解放后到现在，七十来年里，抗日剧的日语经历过三个阶段，哪个阶段是最靠谱的？日本兵怎么跟中国人交流？
事实上，“死啦死啦”等第一阶段使用的日语才是当时的在华日语正宗。和“小孩，你滴明白？”一样，他们都属一类词，并且还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兵队支那语”。
这种影视剧中常见的奇怪汉语并非没有来头，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交流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一种叫做协和语的中介语言。
自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大量日本人来华，不可避免要和中国人打交道。高级官员有翻译，但普通日本军民显然没有这个条件。由于汉语和日语发音相差较大，互通性极低，中介语言应运而生。
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让他们用日语背所谓的“国训”
为了与中国人交流，日本人在占领区往往推行所谓的“皇民化教育”，日语教育是重点内容。台湾就在几十年的日语教育后培养了大批会说日语的民众。但日军在中国大陆活动的时间不很长，且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语言教育效果十分有限。
日军发行的速成标准日本语教材
教中国人学日语不好办，让日本人学汉语是否可行呢？NO！当时的侵华日军相当自大，觉得中国文化是劣等的“支那文化”，不值得学习。而在中国的日本军民绝大多数都是第一代移民，相对集中地居住在军营、开垦团等地，无法指望他们能够有效学习汉语。即使日本军方从甲午战争初期就开始编撰《兵要中国语》、《日清会话》、《速成满洲语自修》之类的教材，绝大部分的日本军人汉语水平还是非常低下。
在双方都不谙对方语言的情况下，说一种不中不日、又中又日的语言，就成了历史的选择，此即所谓的协和语。这种语言既不是纯日语也不是纯中国语言，而是日本语言和中国语言之间的变种。它是以日语为主体，或者说以日语词汇作为主词，将日语词汇尽可能地代替汉语词汇，以便让日本人能听（看）懂中国人说（写）的是什么意思，也能让中国人听（看）懂日本人说（写）的是什么意思。
协和语是个什么鬼？
关于协和语，国人最熟悉的就是“你的，什么的干活”“死啦死啦的”“金票的大大的有”“咪西咪西的干活”这样的奇奇怪怪的话，好像每一句都少不了“的”字。
其实这是因为日语属于粘连语种（即粘着语类型），也就是说，日本人只要是说话、写文章，都离不开后边的助词与前边词汇或单词的粘连，于是就用了一个属于万金油性质的“的”字，作为“协和语”里的后缀，这个“的”字什么场合都可以用。国人耳熟能详的“你的，良心大大的，他的，良心小小的”中的“大大的，小小的”的标准写法是多々的（たーたーでー）和少々的（しょーしょーでー），原本指的是多和少，主要流行于华东地区。“死啦死啦”的标准日语写法是すらすら，对应的标准中文是“死了死了”。
除了广为人知的“的”，协和语还有很多种。
有的协和语是改变汉语词汇原义或词义混杂而生造出的词。
如“献纳金属”，“御用挂”（溥仪的监护人、贴身秘书、联络官），“勤労奉仕”（劳动服务），“车票提涨”（提价）等等。其中“献纳”“御用挂”“奉仕”“提涨”就是生造词。再如“纷投”（纷纷参加），“振刷”（振奋）。
还有一部分是直接引用中国人似乎能听懂的日语词汇。
如“労働组合”，“勤労奉仕”，“労働力”（劳力），“遠足”（郊游），“従業员”（职工，工作人员），“出荷粮”（出荷的日文含义是运出货物，强制农民交出粮食），“手続料”（手续费），“料理”（菜、炒菜），“料理屋”（饭馆），“写真”（摄影），“苦力”（工人），“万年笔”（自来水笔），“看护妇”（女护士），“映画馆”（电影院），“通勤”（职工上班），“割当”（分配、分摊）、“表题”（标题），“志望”（愿望），“放送局”（广播电台）。
有些日语的发音很像中国的某种事物或物件名称，也成了协和语。
如，“轱辘马”就像带有轱辘的马，其含义是人力推车，或电瓶车。“非常口”电影院非常时期的出口，即“太平门”。“便所”大便之所，即厕所。“满员”即客满。“劳金”（工钱），挣钱说成“吃劳金”。“浮浪”即无所事事的流浪人。“猫哭透”日文汉字是“默祷”，含义是对死者默念、默哀。“邮便局”邮递方便的地方，即邮政局。车站叫“駅”（yì），类似中国过去的驿站。
再有，中文语法是主-谓-宾结构或动宾短语，而“协和语”说法按日语语法骨架，改成主-宾-谓结构或“宾动短语”。
如问：“你吃饭了么？”他回答“饭的，吃了”。再如“三宾的给”（扇嘴巴），“通行禁止”，“烟火禁止”，“粮谷出荷”，“员满”（满员，客满），“粮食配给”（限量分配供应粮食），达到××地说成“××着”。
甚至直接用日语代替中国语言。
如，把草垫子说成“榻榻米”，把提水的小铁桶叫“巴盖子”，把学习说成“便——可要（‘可要’连读）”（日文汉字为“勉强”），把向导说成“按奈”（日文汉字为“案内”），把“好了，对了”说成“腰西”，把混蛋说成“巴嘎呀路”。
作为一种两个人群临时的交流工具，协和语与一般语言相比特点十分鲜明。
首先是较低的词汇量。
协和语前身是侵华日军所谓的“大兵中国语”，即临时用语，表达上不会追求语言的丰富精确，对方能听懂就行。词汇往往局限于简单交流，如“要不要”、“你的”、“我的”、“他的”、“买不买”、“多儿钱”、“干活计”、“来”、“什么”、“王八”、“没有”之类。相应的，协和语在句式上也比较固定，方便在不同场合机械套用。
其次，作为汉语和日语混合的产物，协和语也会引入一些通俗易懂的日语词汇。
中国人熟知的“哟西（よし）”、“咪西（めし）”、“哈依（はい）”等日语词，很大程度上就是协和语。而诸如用“料理”表示“菜”、“便所”表示“厕所”、“料金”表示“费”、“出荷”表示“交公粮”之类的日语汉字词就更常见了。
此外，协和语受日语影响，出现了谓语后置等一般在汉语中不会出现的语法特征。
而由于词汇和表达上的局限性，协和语中语词重复就有了重要的语法功能，如表示强调等等。
以上这些特征导致协和语与正常的汉语、日语差别都很大，如一句简单的“你把这个给我”，协和语的表达则是“你的，这个，我的，进上”。而“我吃饭”则用中国人听来非常奇怪的“我的，咪西咪西，干活计”来表达。
这两个短句颇能体现协和语的特征，词汇和句法都非常简单。谓语放在了句子最后，使用了重复的日语借词めしめし（咪西咪西）。而滥用“的”这个受日语影响产生的习惯正是中国人印象中侵华日军说话的一大特征，所以各种抗日神剧中“大大的有”、“你的”、“花姑娘的”之类的说法并非完全臆造。
值得一提的是，在老版《地道战》中出演山田太君的王孝忠老师是在伪满洲国长大的，自幼不仅受的是日语教学，还耳渲目染了那些从军中退伍来到学校当学监或是任教老师的日本前军人的行事作风，所以后来才能在片中能熟练地操一口还原度极高的兵队中国语。
连环画《鸡毛信》插图
“太君”不是协和语？
长期以来困扰广大国人的还有“太君”一词。这一词也常在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出现，比如连环画《鸡毛信》插图，海娃给“鬼子”带路，对话中有“太君”一词。
当初中国人真的是这样称呼日本人的吗？
在战争亲历者的回忆中，这样的用例很多。例如，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龙爪惨案的幸存者回忆：
“1935年12月的一天，一个日本军官同翻译嘀咕几句后，向工人大声喊：‘马胡子（指抗联）的有？’翻译接着说：‘今天皇军来没有别的事，你们不要害怕，太君问你们见没见到抗联，说出来皇军有赏。’有工人说：‘马胡子从没来过。’‘太君’说工人说谎，又一个个追问，工人们都说没见到‘马胡子’。‘太君’大怒，说工人们私通抗联，良心大大地坏了。命令日军将工人们统统枪毙。‘太君’一声令下，日军便架起机枪，突、突、突……”
同样，原河北定州北疃村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李德祥也这样回忆过：
“1942年5月的一天，为了保命，我用在东北学的日语与这个鬼子说话：‘我的良民的干活。我的米子（日语，水）的米西米西（日语，吃），我肚子疼。’鬼子问我：‘你的良民？’ 我点头，‘太君，我的良民的干活。’”
按大多数国人的理解，“太君”一词绝非中国本土制造，应当是日语或者协和语。但是，协和语中并无“太君”一词，日语中更是没有。既非协和语，又非日语，那么用来称呼日本兵的 “太君”一词究竟出自何处？
借助日军的战场记录及当时在华日本人的回忆等资料可以发现，关于中国人对日军及日本人所使用的称呼，出现较多的是“大人”二字。
日本学者斋藤邦雄著《陆军步兵故事汇》，插图中有“大人”一词
出现在日方资料中的“大人”，读音共有三种，即“Daren”、“ Tairen”（或写作“Taren”）和“Taijin”。三种读音中，“Daren”和“ Tairen”（或“Taren”）显然是对中文读音的模仿，值得注意的是“Taijin”的发音与用法。可以认为，日本人之所以特意将“大人”注以“Taijin”的读音，是为了表示其听到中国人所讲的就是“Taijin”。至于这个“Taijin”是中文还是日语，当时在华的日本人也说法不一。
并且对于这个词，日本兵认为是中国话，而中国人却认为它是日语。在日常交流中，“Taijin”读音难免会有些走样。于是中国人就取其谐音，将“Taijin”一词以古已有之的“太君”（Taijun）二字读之、用之，并理解为代表“长官”之意。而日军则把新晋的“太君”（Taijun）当作自己所熟悉的日语“大人”（Taijin）或新掌握的“大兵中国话”“大人”（Taijin）加以接受。所以，“太君”应是中国人对日本人所使用的“大兵中国话”中“大人”（Taijin）”一词的音译，而非日本兵主动使用的协和语。
本文综合以下文章整理：
跑路途中的小熊猫《抗战时的太君都是怎么说日语的》
杨满良《“协和语” 和日本在东北的奴化教育》
大象公会《日军为什么爱说“大大的有” | 大象公会》
孙雪梅《为何称“鬼子”为“太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