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历史很长，有了国家，政权自然要运作，运作就需要真金白银的税收，那么课税这项制度必然就会确立。中国进入文明早，历史长，朝代更迭也更多，每个新朝代上台，都会轻徭薄赋减少税收，稳定社会。但是通常到了朝代中后期，阶级固化，统治者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愈发贪婪，丝毫不在意普通民众的生活，苛捐杂税越来越多，最后因此而走上灭亡之路。所以，有时候观察一个社会，考察其捐税多少，甚至可以一窥其国家的盛乱之世和社稷兴衰。
明朝时，朝廷重农抑商，对商人严加控制，按照商业特点分为两类，一类是行商，一类是坐贾，都加以重税。尤其是对于搞长途贩运的行商更是严加管理。行商如果进行贸易，必须要离家外出，这首先需要官府批准，然后领取官府签发的证书。“凡商贾欲赍贷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关劵。”关劵又叫“物引”“商引”。没有“物引”的商人是无法进入市场交易的。如果没有“物引”，私自交易的，被官府捉拿后，处罚也是相当重的。“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
朝廷除了有严格的商人准入制度，对于行商的贩运买卖，“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而且除了法定的税收外，还受到各种官僚利益集团的刁难和勒索。
明朝的税课司、局以及各地守门把关的官吏，将商人看成肥肉，纷纷想尽办法进行吃拿卡要，雁过拔毛式的侵吞。有的额外增收税钞多达数倍，有的将过往货物随意拦截抽分，有的甚至对行李及琐碎之物一概勒索。天启时期，广东商税，除了“正饷外，有鸭饷、牛饷、禾虫饷，以及各个墟场大小贸易经纪等税，皆豪门积棍，钻纳些须于官府以为名，而横行搏噬于细民以贾利”。明代设置有巡检司弓兵，本来的职责是“盘诘奸盗”，但这些弓兵们“皆系光棍包当，每日勒取过往商贾税课，索掯平人财物”，这实际已经是官府颁发许可证的强盗。商人如果不满足的这些税务官吏凭空想象的苛捐杂税，就不能顺利通关，洪武时期，南雄商人贩运货物到京师，到了长淮关，就因为刁难被扣留长达一个多月之久。
明朝的权臣宦官们依仗权势地位嚣张跋扈，根本不把朝廷法度放在眼里。在渡口、关隘私自设立税卡，擅自抽税。成化时期，顺天、保定、河间各府，“凡皇亲、公主并内外官员，指令名下管庄、细仆人等，占收水路关隘，抽分掯取财物，挟制把持害人”。朝廷虽然也有下旨严禁，正德十六年下诏：“凡桥梁道路关津有利处，私自添设抽分害民者，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官通行查革。”但是抵挡不住官员的贪腐弄权，结果统统无济于事。
明朝中期，皇亲国戚、大臣宦官还通过赐予、强占和自己购置等方法，在两京以及张家湾、河西务等大城市和行商必经的要道，开设许多塌房（寄存商旅货物的场所）官店（官府开设的特殊店铺）和皇店（皇帝私人开的店铺），依仗权势，逼迫商人入店，以强霸商货，垄断贸易，从中牟取暴利。正统年间，太监僧保私自设置的十一处塌房，“各令子弟霸集商货，甚为时害”。天顺时期，锦衣卫指挥孙显宗家奴十一人，在张家湾“私起店房，邀截商货，逼勒私利”。太监刘瑾、于经等控制的皇店遍布京城、张家湾、宣大等处，强迫商人交税，甚至连“负贩小物无不索钱，官员行李亦开囊检视，莫敢谁何”。
这些人蛮狠如匪徒，强迫商人入店，稍有不从，非打即骂。景泰二年，户部报告朝廷，有些无赖官员军人，诈称自己是皇帝亲戚或者宦官的家人，“势如虎狼”在河西务到直沽等地，拦住客商和货物，强行用车辆搬运货物入店，客商们稍有不从，“辄便殴詈”，导致过往客商财物大量损失。在拦截客商的过程中，甚至发生“欺诈银两，打死人命”的惨剧。
商人一旦将货物运抵官店或者塌房，立即就被这些无赖官员切断了与市场的直接联系，剥夺了对自己商品的支配权。最后货物只得任由他们出售，真正的货主商人稍有点不同意见，立即被凌辱殴打。权贵的官店塌房为了垄断市场，还不允许其他私店招商停货。万历时期，福王常洵在京师的官店有两百余家。他奏请将各项客商杂货俱入官店发卖，不许附近私店擅自停宿，结果造成“都城内外强半次杂货”，商品“罗而积之一区”。这无异于公开抢劫的行为，导致行商失去了买卖自由，最后商品也无法按照市场需要正常流通。
除了陆上运输的商人受到官府的各种盘剥，商船也要带着各种地方土产贿赂守闸的官吏，过闸要缴纳一定数量的“过闸银”，否则就要刁难、滞留。正德年间，除了正常税收外又开征“羡余银”。嘉靖二十二年，杭州的羡余银的收入相当于正常税收的三分之一。
万历年间，各地的矿监、税使为了谄媚朝廷，私肥自己，勾结地方的地痞流氓，委以百户、千户的职务，向神宗皇帝朱翊钧谎报到处有遗漏的巨额商税。天津税监马堂向皇帝报告，本地商户每年可以在增加税银二十万两。为了征足上报的税额，矿监和税监们在各地狠命搜刮，“如狼如虎，与盗无异”。导致各地城乡“无物不税，无处不税，无人不税”。
本来明朝中期，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在被各级官府重税和搜刮下，摧残殆尽。各种花样繁多的税收和额外的勒索，加上对商人的人身自由的控制，商业的发展只能变为昙花一现，最终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