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士大夫—汪曾祺
文/蔚文
当代文坛上,能同时在小说和散文两块田地里经营,且自成一家的作家并不多,他算是其中的一个。他独特的创作理念，他淡泊超脱的处世之道，他对美的语言和人性的追求，对人们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文学名家---汪曾琪先生
名 家 介 绍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
汪曾祺从小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作品集有：
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
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汪曾祺的散文很有特色，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名 家 轶 事
1汪曾琪与美食
从古至今的文人中好美食者为数也不少。明末张岱、清袁枚；今人陆文夫。喜美食又善于动手者，先生是也。汪曾祺先生不仅为文有大名，做菜也是一把好手，真是能者无所不能。有几个得意的拿手好菜汪先生在自己的数篇文章中提到：“台湾陈怡真到北京来，我给她做了几个菜，有一道是烧小萝卜。我做的烧小萝卜确实好吃，因为是用干贝烧的。”这道菜主料不罕见――萝卜而已。萝卜是萝卜，但是汪先生要的萝卜难得。“北京的小水萝卜一年里只有几天最好。早几天。萝卜没长好，少水分，发艮，且有辣味，不甜；过了这几天，又长过了，糠。”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也吃过汪先生的佳肴—干丝 ，“吃得非常开心，最后来汤汁都端起来喝了” 。
茄子还是那个茄子，萝卜也还是那个萝卜，但进了大观园的茄子与到了汪先生家的萝卜，就不是那个茄子、萝卜了。
2淡泊的汪曾琪
汪曾祺的夫人施松卿女士出身名门，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始就读于物理系，同杨振宁同班，后由于身体原因改读英文，当年施松卿风华正茂，有人问她为何选择当时外貌背景都不出众的汪曾祺时，她说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华。
文革时期，汪老受到迫害，举家被安置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当时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处紧邻当时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诉汪老要小心一点。后来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画，汪老就在窗前用废弃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时日一久，藤蔓渐渐爬满了隔壁的窗户，遮住了所有的光线。那里住的恰恰是那个地痞。汪老过意不去，后来拿一袋豆角送给那个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满面刀疤的地痞态度谦和，还问汪老，可否送一幅画与他。可见，汪老的处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际，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汪老的书房在小小的阳台上，有一个外国作家读了汪老的著作，专程来拜访他时，看到汪老简陋的住处很是感慨。后来家人劝说要汪老向政府申请房子，但一辈子著书颇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恼如何写申请（其实是讨厌复杂的程序），最后作罢。后来还是按照儿子的职务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处世淡泊，不计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名 家 视 角
1创作之谈
1. 中和之美
○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 “我觉得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感情过于洋溢，就像老年人写情书一样，自己有点不好意思。”
○ “在文风上，我是更有意识得平淡的。但我不能一味地平淡。一味平淡，就会流于枯瘦。”
○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
○ “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
2.重视语言
○ “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
○ “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小说笔谈》）
○ “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3.源于生活
○ “作品的空灵、平实，是现实主义，还是非现实主义，决定于作品所表现的生活。生活的样子，就是作品的样子。一种生活，只能有一种写法。”
○ “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太喜欢象小说的小说，即故事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不太真实。”
○ “只是因为我的相当一部分小说是写我的家乡的，写小城的生活，平常的人事，每天都在发生，举目可见的小小悲欢，这样，写进一点风俗，便是很自然的事了。”
4.看待作品
○ “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
○ “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 短篇小说能够一脉相承的存在下来，应该归功于时代所出的人才，不断给它新的质，不断变易其面目，推广，加深它。
2人生态度
〇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〇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
3自我评析
〇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
〇我觉得我还是个挺可爱的人,因为我比较真诚。
〇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
〇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尊重和欣赏。
〇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
名 家 作 品
胡同文化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人世间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赚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
胡同原是蒙古语，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吧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吧。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
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布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婚丧嫁娶，都得“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代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库、王(土序)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查不出来。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
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北京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民国”以来，常有学生运动。北京人管学生运动叫做“闹学生”。学生示威游行，叫做“过学生”。与他们无关。
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已、逆来顺受。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
我的小说《八月骄阳》里写到“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段对话：
“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我们都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我跟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二位同志说：“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
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柱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
再见吧，胡同。
【赏析】
天地万物，千变万化，各具形态，但是，构成万物的元素并不多，就只有元素周期表上的那几十种。同样，文章的形态千差万别，但是，表达方式也就那么几种，有叙事、描写、抒情、议论和说明等五种。这五种表达方式，在不同的作家笔下，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就呈现出各自独特的文体形态，表现出作家鲜明的个性特征。汪曾祺的散文也是如此，他以心灵为熔炉，把几种表达方式运用得灵活，剪裁得得体，熔铸出他的散文的独特的文体形态，那就是，以说明为框架，以叙事为填充，以抒情为笔调，三者和谐统一，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篇散文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作者在开头部分总说胡同和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然后分说，先说胡同，说到胡同的取名来源，胡同的大小和数量，胡同功能和环境；再说文化，总说胡同文化的性质，“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接着说明“封闭”的种种具体表现。最后，说明胡同和胡同文化的发展趋势，“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这就是文章的结构框架，显然，这是一种说明性的结构形态。
这样的结构并不出奇，奇就奇在作者用叙事为填充。比如，为了说明北京城方正的特点，你看他怎样说，“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作者就这样用日常生活的小事，娓娓道来，生动有趣，使你对北京城的特点有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你换一种方法，用常见的九种说明方法的任何一种来介绍，效果会这样？再比如，为了说明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作者就讲了三件事，一件是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的一句经典的话，略写；一件是他自己的小说《八月骄阳》里的一段对话，详写；一件是对一个小伙子打了一个小姑娘一个嘴巴，他和两个老北京的不同态度，详写。在作者笔下，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恰到好处的说明了胡同文化的精义。所以，汪曾祺笔下的叙事，不同于说明文中的举例子，而是极富文学意味。
更为出奇的是，作者在叙事时，带有浓厚的抒情笔调。比如，“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这是直接抒情。“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描写胡同的衰败景象，透露出极其伤感的情绪。文末一句“再见吧，胡同。”，留恋、伤感和无奈之情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说。
从《胡同文化》就可以具体感知汪曾祺散文的文体形态之美，之奇。打个比方，如果把汪曾祺的散文比作一幅画，那么，说明就是画的线条，叙事就是填充在线条之内的颜料，抒情就是画面呈现出的光泽和色调。
补充说明，在《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漓江出版社）里，汪曾祺自选了十二篇散文，其中，《翠湖心影》《昆明的雨》《跑警报》等文章就具有这样的特点。汪曾祺在这部集子的《自序》里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读着汪曾祺的这些散文，确实感到普普通通的几种表达方式在他手里已经运用得极其娴熟老到，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于是，他的散文就表现出和谐之美，自然之至，毫无矫揉造作之感。
咸菜茨菇汤
一到下雪天，我们家就喝咸菜汤，不知是什么道理。是因为雪天买不到青菜？那也不见得。除非大雪三日，卖菜的出不了门，否则他们总还会上市卖菜的。这大概只是一种习惯。一早起来，看见飘雪花了，我就知道：今天中午是咸菜汤！
咸菜是青菜腌的。我们那里过去不种白菜，偶有卖的，叫做“黄芽菜”，是外地运去的，很名贵。一般黄芽菜炒肉丝，是上等菜。平常吃的，都是青菜，青菜似油菜，但高大得多。入秋，腌菜，这时青菜正肥。把青菜成担的买来，洗净，晾去水气，下缸。一层菜，一层盐，码实，即成。随吃随取，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
腌了四五天的新咸菜很好吃，不咸，细、嫩、脆、甜，难可比拟。
咸菜汤是咸菜切碎了煮成的。到了下雪的天气，咸菜已经腌得很咸了，而且已经发酸，咸菜汤的颜色是暗绿的。没有吃惯的人，是不容易引起食欲的。
咸菜汤里有时加了茨菇片，那就是咸菜茨菇汤。或者叫茨菇咸菜汤，都可以。
我小时候对茨菇实在没有好感。这东西有一种苦味。民国二十年，我们家乡闹大水，各种作物减产，只有茨菇却丰收。那一年我吃了很多茨菇，而且是不去茨菇的嘴子的，真难吃。
我十九岁离乡，辗转漂流，三四十年没有吃到茨菇，并不想。
前好几年，春节后数日，我到沈从文老师家去拜年，他留我吃饭，师母张兆和炒了一盘茨菇肉片。沈先生吃了两片茨菇，说：“这个好！格比土豆高。”我承认他这话。吃菜讲究“格”的高低，这种语言正是 沈 老师的语言。他是对什么事物都讲“格”的， 包括对于茨菇、土豆。
因为久违，我对茨菇有了感情。前几年，北京的菜市场在春节前后有卖茨菇的。我见到，必要买一点回来加肉炒了。家里人都不怎么爱吃。所有的茨菇，都由我一个人“ 包圆儿”了。
北方人不识茨菇。我买茨菇，总要有人问我：“这是什么？”——“茨 菇。”—— “茨菇是什么？”这可不好回答。北京的茨菇卖得很贵，价钱和 “洞子货”（温室所产） 的西红柿、野鸡脖韭菜差不多。
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
我想念家乡的雪。
点评:不要老是抱怨不够快乐,那是因为你不懂得满足,为欲而生的人当然找不到快乐,因为他总是背负着欲的包袱。
他 人 评 价
汉语的布道者
○ “先生的文章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珍稀品种，他对汉语的运用和把握堪称典范。”
——王干（著名评论家）
○ 其间有汪曾祺、孙犁二老笔法淡中见奇，散文可当小说读，小说可当散文读，然总显出散文的妙趣，其文本对中国语言的贡献颇大。如汪曾祺的小说《受戒》，说明子每天写一张仿，“村里人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很黑”一词，只有汪老能用得出，绝妙之极。
——佛石《散文时令----暂时承担中国语言的布道》）
○ “汪曾祺的语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
——凌宇（湖南）
美食家
汪曾祺不仅嗜酒，而且懂菜，他是一个真正的美食家，因为他除会吃之外还会做，据说很能做几样拿手的菜。
——陆文夫《酒仙汪曾祺》
为人淡泊真诚
○ 汪曾祺办事处人，不靠作派，不使技巧，不玩花活，就凭一副真面孔，一个真性情。对谁都谦虚有礼，朴素实在。真谈起问题来，你才发现此人学问有真知灼见，写作有独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爱而不生烦。
——（邓友梅《漫忆汪曾祺》
○ “他只顾勤恳地疏松着已经板结的心田，默默地播下富含营养的种子，坚信再多的灾难，也不能永远夺走人类丰收的季节。”
—— 李木生
文章家或文体家
○ 汪曾祺感兴趣的大多是文化圈中的知识者，这同样也是十分有意义的现象。知识者究竟欣赏汪曾祺的什么呢？简言之，是汪曾祺的“道德文章”。所谓“道德”并非伦理意义上的，它是主体人格在艺术中的选择；“文章”则是度量知识者的一把传统尺度，在意识和潜意识里我们仍然沿袭此尺度。汪曾祺的本色确是一位文章家或者说是文体家。
——王尧《中国当代散文史》
○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之所以达到了如此高超的艺术境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实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双重继承与融合。如果缺少“五四”新文化传统的支持，他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当代性影响。
——刘明《汪曾祺与五四新文化传统》
○ 汪曾祺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不同于孙犁，孙犁虽然在文本中也表现出对古典传统的兴趣，但是他的这种兴趣总是和他的一种革命者的情怀交织在一起；不同于贾平凹，因为在贾平凹那里，更多注重的是如何将一种传统美德与现代精神文明衔接起来；更不同于以儒家精神为唯一指归的恂恂儒者张中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汪曾祺并不是本世纪最后一个士大夫，而是本世纪最后一个将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雅、俗精神兼容并蓄、合二为一的人物，是最后一个“农业文化”的表述者。
——沈义贞《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演变史》
○ 经过斤澜一片爱心的动员与劝告，他又拿起小说之笔。刚发表第一篇《大淖记事》，反应不错。第二篇还没寄出，又引出一段趣闻：北京市文联研究创作工作，一位京剧团老朋友发言说：“我认为对作家们的创作思想领导上还要多关心些。现在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不搞样板戏，不弄三突出当然是好事，可也不能完全不讲思想性啊。曾祺前两天写了个小说给我看，写小和尚恋爱，有趣倒挺有趣，可主题思想是什么？有什么教育意义呢？……”大家听了只是笑，却被有心人记在了心里。此人就是《北京文学》老主编李清泉。会一散他就叫人找曾祺要稿子来看。一边看一边拍案叫绝，看完决定发表。这样推了他的第二篇名作《受戒》。从此一篇接一篇发个没完，小说比他的样板戏更成气候。
——邓友梅《再说汪曾祺》
○《天山行色》、《翠湖心影》等，则是作者聪敏的心智和有性灵的大自然之美相融合的产品。它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人间恬淡、自然和谐之美，既体现着作者天趣盎然的情调，又使人于一片天籁之中获得净化灵魂的神韵和力量。《四方食事》、《云南茶花》、《夏天的昆虫》和《踢毽子》等，则多从文化心理的深层视角，感悟民俗风情、食物瓜果的悠远意味，并兼及草木虫鱼，为人们展现了一种在特定文化制约下有声、有色、有香、有味的生活状态，启示人们去热爱和拥抱生活。总之，在汪曾祺笔下，日常的风情、平淡的生活处处充满了美，充满了让人赏心悦目的东西，我们从中不但可以到恬淡自然的和谐之声、中和之音；而且能深切感受到作者将传统文化精华，不露痕迹地融进新生活的美学理想。
—梁大志《林非主编〈中国当代散文大系·汪曾祺〉》
○ 汪老的文章最好读，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最好读往往最不易读，犹如武侠的最高境界，“看似无招，实为至招。
——王安忆
○ 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贾平凹
编后语
怀念一个作家，莫如重读他的经典作品；纪念一个伟大而谦逊的灵魂，莫如像他那样永远“带着抒情意味的情趣”虔诚的爱别人、爱自己。作为一位末代江南才子，他的作品浸透了古典中国的文化精髓，包括绝妙的机智和散淡的性情。从早期的《鸡鸭名家》到后期的《受戒》，汪曾祺一系列的风俗杰作肯定是中国现代小说最足以傲世的极少数重大收获之一，有评家甚认认为仅就其艺术成就与言，决不下于鲁迅和张爱玲。洗练的语言，明丽的色彩，淳朴的民情，都达到了难以超越的极致，而他的儒家倾向又使他的小说体现出一种哀而不伤的含蓄沉痛和谑而不虐的超然独笑。长读他的书，窗外虽寒风凌冽，心里却能温暖得无边无际，让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在悠然平和中长久地领略到那深入骨髓的文化、积习相传的精神和激动人心的力量。他笃心认为中国人久经忧患，心理具有很大的弹性，所以对于任何猝然而至的灾难，都“不在乎”。他相信，具有“不在乎”精神的中国人，是永远无法被征服的，这就是中华文明能够经历数千年的刀兵火燹、异族入侵而依然岿然屹立的奥秘所在。汪曾祺他或许不是什么思想家甚至战士，他或者仅仅是个单纯的本色作家，但他却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自己独创的表达形式中达到艺术完美的唯一大师级中国小说家”。是的，汪先生走了，但我们还在。如果说鲁迅先生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骨，那汪先生不就代表着那融汇在我们民族血液里永恒的精神和不灭的传统吗？
（图文来自网络，感谢原创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