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汪曾祺先生逝世24年周年。
他这一生，虽然很早展露才华，但生活几经波折，60岁之后才“突然”在文学界“大显身手”，而作品直到如今还在畅销着。
人们也愿意把他称之为“生活家”。他笔下写的就是自己熟悉的简简单单的生活——儿时故乡的高邮，求学生活过的昆明，磨难中仍存在的苦趣。吃吃喝喝，人情忆旧，才是生活最值得品味的东西。
“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扑哧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富于幽默感的人大都存有善意，常在微笑中。”
“生活，是很好玩的”，是他的一句名言。很多人至今仍旧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把生活的好玩之处写出来了，那种在最日常普通之事中获得乐趣的能力，恰恰是习惯忙碌、焦虑的现代人最匮乏的。
他的一生里经历的并非全是美好，遭遇过很多坎坷，也有颠沛流离的时候。但即便是最艰难的时期，他也让自己保持对生活的热忱。
他说：“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作为文人中的美食行家，汪曾祺对美食的偏爱可谓是“肆无忌惮”的。
他曾在《肉食者不鄙》中直接道出，“不热爱美食的人生是有缺憾的。只有懂吃、会吃的人，才能感受到活着的美好。”
出身江苏高邮的汪老，对家乡食物的喜爱尤为深切。冲炒米、泡焦屑，在蒲团上睡一夜就是浪漫主义的一夜。吃惯了蛋白柔嫩，蛋黄质细而多油的高邮咸鸭蛋，也瞧不上他乡的了。
从咸菜茨菇汤到螺丝、虎头鲨，虽都是些家常菜，却“一箸入口，三春不忘”，满是家乡情怀。
1939年，汪曾祺到昆明西南联大读书，一待就是7年，这让一个吃惯了甜口的江浙人，爱上了辣椒带来的味觉刺激。
“我们吃辣是在昆明练出来的，曾跟几个贵州同学在一起用青辣椒在火上烧烧，蘸盐水下酒。平生所吃辣椒之多矣，什么朝天椒、野山椒，都不在话下。”
就算身处空袭警报频响的日子，汪曾祺也没有放弃过对食物的品鉴。如今我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食物，也成了那时生活中的小慰藉。
“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五味俱全，什么都有。最常见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即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楔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所以叫做‘丁丁糖’。”
“在昆明见了长得最好的茶花，吃了最好吃的牛肉，好吃的米线可救失恋的痛苦。”
汪曾祺走遍大江南北，对美食先品为快，吃完后还喜好品鉴对比，将其名称、做工、口味字里行间描述得精细。
美食家的嘴，自然是挑剔的。北京是汪曾祺后半生定居的地方，也是他一生停留时间最长的城市。所以对北京的食物，汪老也有更“复杂”的情感。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
“茶汤有什么好吃？有点糜子香，如此而已。有的在茶汤加了核桃仁、青梅、葡萄干、青红丝……称为“八宝茶汤”，也只有如此而已。北京人、天津人爱喝茶汤，我对他们的感情不能理解，只能说这是一种文化积淀。”
“北京烤肉是在‘炙子’上烤的。‘炙子’是一根一根铁条钉成的圆板，下面烧着大块儿的劈柴，松木或果木。羊肉切成薄片（也有烤牛肉的，少），由堂倌在大碗里拌好佐料——酱油、香油、料酒、大量的香菜，加一点水，交给顾客，由顾客用长筷子平摊在炙子上烤。炙子的铁条之间有小缝，下面的柴烟火气可以从缝隙中透上来，不但整个炙子受火均匀，而且使烤着的肉带柴木清香；上面的汤卤肉屑又可填入缝中，增加了烤炙的焦香......自己烤，嫩一点，焦一点，可以随意。而且烤本身就是个乐趣。”
汪曾祺不仅会吃，在做吃上也颇有自己的讲究——想象力，爱琢磨，如苏东坡所说“忽出新意”；要多实践，学做一样菜总得失败几次，方能得其要领；而作为汪老的“闲书”，食谱也是需要翻翻的。
身为高邮副县长的文化学者朱延庆每次去北京，必去汪先生家登门拜访。老乡到来，汪曾祺都会做上几道家乡的饭菜，这也是后来“汪氏家宴”的由来。
“粗菜细做”，是制家常菜的不二法门，其中以一道塞肉回锅油条最为出名：
“这是我的发明，可以申请专利。油条切成寸半长的小段，用手指将内层掏出空隙，塞入肉茸、葱花、榨菜末，下油锅重炸。油条有矾，较之春卷尤有风味。回锅油条极酥脆，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
汪曾祺的好手艺能“名声在外”，一方面是因为确有真材实料，而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他对菜肴选择的用心。
有一次台湾陈怡真到北京来，指名要他做菜，因为知道台湾没有小红水萝卜（只有白萝卜），他便在菜单中加了一道用干贝烧的烧小萝卜。做菜看对象，要做客人没有吃过的，才会觉得新鲜。
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
“生活本身已经够单调的了，你总得花很多时间吃饭睡觉。但想想看，如果在两顿饭之间再不发生点意料之外的事情，生活不仅是单调了，简直是了无生趣！”
汪曾祺把这桩“意料之外的事情”留给了花草树木。从家乡高邮的花园开始，他就对草木有种特别的亲切感——“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
提到汪曾祺笔下的草木，没有人会忘记“栀子花”的“痛痛快快”：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他是个会说故事的人，人间草木皆有性情，自有脾性。每一种花，他都爱，每一种花，他都乐于与其发生故事。
“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我始终没有分清绣球花的小花到底是几瓣，只觉得是分不清瓣的一个大花球。我偶尔画绣球，也是以意为之地画了很多簇在一起的花瓣，哪一瓣属于哪一朵小花，不管它！”
除了草木，还有鱼虫。家人们说起汪曾祺，都打打闹闹地叫他“老头儿”，“老头儿”有颗童心，尤其放在对鱼虫的“研究”打趣上了。
“蚂蚱飞起来会格格作响，不知道它是怎么弄出这种声音的。蚂蚱有鞘翅，鞘翅里有膜翅。膜翅是淡淡的桃红色的，很好看。
我们那里还有一种“土蚂蚱”，身体粗短，方头，色黑如泥土，翅上有黑斑。这种蚂蚱，捉住它，它就吐出一泡褐色的口水，很讨厌。”
“凡是复眼的昆虫，视觉都很灵敏。麻苍蝇也是复眼，你走近蜻蜓和麻苍蝇，还有一段距离，它就发现了，噌——飞了。
我曾经想过：如果人长了一对复眼？
还是不要！那成什么样子！”
专研到深处，还是回到一个“吃”字——“叫蛐子是可以吃的。……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
这便是花花草草、鱼虫鼠鸟带给他的生机，“我不喜欢这种里面压着昆虫的人造琥珀”，“美，多少要包含一点偶然”。
“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人生如草木，得意时万物葱茏，失意时华枝凋零。汪曾祺的一生并非只有岁月静好，但他仍爱着世界。
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汪曾祺曾经历过很颠沛的日子，最艰难的时期，长女汪明甚至严肃地要求他“不准自杀”，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仍有自己对生活的热忱。
经历过颠沛坎坷，才更喜欢平平淡淡。就算后来日子好了，汪曾祺仍然保持着原来那份性情。买菜做饭，观赏花草，这些日常小事被他品出“诗意”，这便是“生活气”最纯粹的样子。
“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汪曾祺喜欢观察人。无论是北京人里起得最早的一拨遛鸟人，还是自家楼里有滋有味的大妈们，或是玉渊潭邂逅捡枸杞的老两口。他喜欢有人的生活，“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
他的生活也离不开这样一个人，那便是妻子施松卿。动荡年代的爱情，大多贵在“陪伴”和“坚守”，聚少离多的日子并没有让他们分开，反而让彼此更加牵挂。
“那一年，花开得不是最好，可是还好，我遇到你；
那一年，花开得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
那一年，花开得很迟，还好，有你。”
汪曾祺和夫人施松卿
汪曾祺有三个孩子，儿子汪朗、大女儿汪明和最小的女儿汪朝，但他家的生活其实很“随意”，这源于他的教育观念：
“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
“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来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
“我和老头儿开玩笑，家里有几口人，你就排在第几位。”这是汪朗经常在家中打趣的话。
1987年，汪曾祺与孙女汪卉
鉴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汪曾祺极少和儿女们一起坐下来讨论文学，汪朗从事媒体，汪明在大学外语系做教务，汪朝则是一名图片编辑，三人都未曾正式涉及过文学。
谈起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汪朝说，“要说文学上的烙印，根本没有。但他和任何人相处都很平等，很蔼然，这在我们的性情中，是长久存在的”。
1996年，汪曾祺的全家福
面对生活，汪曾祺有的是悠然和洒脱，面对衰老和死亡，他写下过《七十书怀出律不改》：
悠悠七十尤耽酒，唯觉登山步履迟。
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
也写书评也作序，不开风气不为师。
假我十年咸粥饭，未知留得几囊诗。
——七十书怀出律不改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因消化道出血病逝去世，马上就是他离开的第24个年头，而他依旧在教着我们如何好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