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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五十岁的歌手张蔷在唱歌时，喜欢穿单薄的贴在皮肤上的缀满亮片的裙子，灯光在细碎的亮片上折出反光，使得她在舞台上看上去金光闪闪。当她随着节奏轻轻摇摆，这种长度及膝的裙子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她曲折的腰部和纤细的小腿。即便她的歌曲大多节奏强劲，她却从不失态。我从未见过她像其他流行歌手那样汗流浃背，嗓音因身体大幅度的甩动，变得沙哑和颤抖。她具备一种能力，躁动的鼓点落在她身上，即刻就化成了轻柔的雨丝，有种法式浪漫般的优雅。你可以理解为年龄的原因，对她来说，在舞台上保持从容和高贵几乎和道德一样必要。但绝不仅限于此。相比热烈的气氛，她更在乎现场演唱中声音的完美。如果她开始跳舞，那也是由音乐带领的无意识的晃动，尽管她的打扮好像是专门为跳舞而备的。她会穿一双细跟高跟鞋，耳垂穿一对圆形耳环，头上套一顶有两个足球大的发套，这顶爆炸头式的发套是歌手吉杰从洛杉矶带给她的，做工精良，既蓬松又柔软。
如果你和我一样在1990年代出生，我推测你也许从未听说过张蔷。我生长在安徽南部的一座县城。我父母和张蔷同辈，青春岁月在江苏一所保守的师范学校中度过。他们在那里认识，并迅速结婚，生下了我，随后来到这个县城工作。2000年，我家搬进了一栋单位分配的宿舍楼。作为装潢的一部分，父亲购置了一套劣质的卡拉OK音箱。他握着话筒演唱了一首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这首歌在1984年流行开来，原因是张明敏上了春晚。我记得父亲唱得如痴如醉，以至于开始拉着我的母亲在客厅跳舞。他还试图拉上我，被我严厉地拒绝了。当时，我为他们的音乐审美感到不屑。就在那一年，周杰伦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JAY》，风靡全校。应我们的要求，校园巴士里每天在放《龙卷风》。而回到家，我觉得我的父母简直无法容忍。奇怪的是，他们没有放过张蔷的歌。
我第一次听到张蔷是去年夏天，在一个生于七十年代的朋友家里。朋友是南方人，年轻时是个留长头发，整个青春期消耗在无穷无尽的感伤情绪中的文艺青年。他给我放张蔷的歌，不无感怀地说：“这个女孩在我们那时候很火，甚至有男孩放她的歌打飞机。”
张蔷的嗓音给我最初的印象是像一个发情期的野猫在叫。这个说法不算贴切，她的声音是一种美妙的混合，很难用单一的比喻来描述。在低音部分她非常甜美，有点撒娇，而到了高音，这种甜美没有消失，却又叠加了一层洒脱和野性。可能是因为她没有发出气声或者假音，而是直接用腹部的力量把高音顶了上去。
我打开张蔷的主页，一个顶着金色波浪卷发的女人眨着眼睛在笑。她的长相不是中国传统的温婉的美，相反，她的脸庞很宽，嘴唇过于丰厚，但具有另一种吸引力。我的意思是，我觉得她非常性感。
维基百科显示，张蔷1967年12月生于北京，至今仍是中国唱片销量最高的歌手。网页介绍说，1985年到1987年，张蔷发行了十六张专辑，累计销量超过两千万，创下了中国的销售纪录。1986年，十八岁的张蔷登上了美国的《时代》周刊。在那篇报道中，《时代》列举了六位“在世界上获得成功的女歌手”，除了张蔷，还有惠特尼.休斯顿(Whitney Houston)和邓丽君，而邓丽君已经三十二岁了。报道介绍张蔷是位”冒冒失失的年轻人“，哼唱一些“像糖浆样甜蜜、腻人的日本、台湾歌曲”。其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细节，说”她收到过将近一百封求爱信，读过后就一焚了之。“随文附了一张她和她母亲的合照。照片里，张蔷烫了一头爆炸式短发，穿一件V领黑色毛衣，眉毛像三十年代上海的电影明星一样细，嘴唇涂成了鲜红色，指甲也是红色的，十分光彩动人。图说写道，“中国的玫瑰和她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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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在北京丽都饭店的一间咖啡厅，我第一次见到张蔷。自对她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后，我开始检索她的资料，反复听她的专辑。我发现她没有在歌坛消失，依然活力十足，五月底刚刚发布了新歌《北京女孩》。但我更偏爱她在八十年代录制的卡带，旋律悦耳，带有天真的快乐。虽然全是翻唱，张蔷的声音令它们有了另一种风情。而今，这些歌从专业的编曲角度看十分糟糕，但从我的角度来看是有趣的。包括她为卡带包装拍摄的照片，和香港电影明星的造型一样经典。这些造型全是她自己的主意，比如额头绑的红色发带，是她用裤腰带改的。在我看来，悠久的岁月像霓虹灯光为它们笼罩了一圈迷人的光泽。可以想象，当那朵绽放在《时代》周刊的“中国玫瑰”在桌子的另一边向我点头微笑时，我感到既眩晕又幸福。
那天下午，张蔷穿了一件黑色吊带，白色休闲裤和平底凉鞋。留着一头细卷发，长度刚刚及肩。她没有化妆，但画了深蓝色的眼线，她似乎很喜欢勾勒自己的眼睛，后来几次见面也是如此。她平常说话的声音正如我在卡带里听到的，又尖又细，但平易近人。要是你陷入沉默，她会主动挑逗你，活跃气氛。她谈论往事时的率真出乎我的意料。换句话说，她非常真实。
张蔷在古典音乐的氛围中长大。她的母亲是中国电影乐团的小提琴手，在她上幼儿园时便开始教她拉小提琴。这种影响到她十三岁时，渐渐被流行音乐取代了。乐团的鼓手、音响师傅常常会塞给她一些卡带，而很多原版的唱片是她托亲戚从国外带回来的。放学后她就到录音棚看其他歌手录歌。一开始她听邓丽君等台湾和日本的流行歌，很快便进入欧美音乐的模式。她的偶像是巴里·怀特(Barry White)、 唐娜·莎曼(Donna Summer)和迈克尔.杰克逊 (Michael Jackson)。1982年的冬天，通过一个短波电台，她第一次听到迈克尔.杰克逊。那会是下午四点多，电台在放《Billie Jean》，她当时不知道是谁的，觉得太好听了。前奏一起来就想脱毛衣，跟着节奏一块跳舞。听完之后她觉得特别彷徨，想这人是谁啊？觉得自己和外面接不上了。
在家里，她用两台录音机一边放音乐，一边录歌。她把自己的声音贴近录歌的那台机器，录下小样，寄给认识音像出版社的朋友：“这是我小样，有戏给我录音吗？“1984年，在中央乐团吹黑管的邻居对她母亲说，”听说你女儿唱得不错，现在云南音像想选年轻的歌手录专辑，你有兴趣吗？“他推荐她到中央乐团的林舒泰那儿试音，他是云南音像的外聘编辑，家里有一套日本进口的音响设备。她唱了一首《伤心的电影》。对方说：“你挺有冲撞力的，可以考虑，回家等信。”第二天，张蔷接到电话，说可以去云南录音了。她在云南呆了半个月，年底出版了她的第一张专辑《东京之夜》，首印60万张。发行后很快脱销，又印了250万张。那张专辑的封面是她临时在昆明一家照相馆照的，手上戴的镯子在昆明的小市场买的。那年她十五岁，凭借这张专辑赚了1400元，她母亲一个月的工资是60元。张蔷成名了。
尽管这个故事她已经反复说过多次，其中的一些细节仍值得琢磨。表面上看，张蔷只是个交了好运的女孩，不知所措地得到了命运的眷顾。成名时她年纪尚轻，母亲充当了她的经纪人，因此除了在录音棚，她很少和别的人打交道。她对我说，她那时性格冷酷，没有朋友，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她交了一个男朋友，模样有点介乎刘文正和张国荣之间，除了谈恋爱，就是与家里养的二十六只猫相伴。那些成千上万的在夜晚沉醉于她的年轻男女，对她的了解仅限于磁带封面和封底上两张模糊的照片。在母亲的庇护下，她度过了无忧无虑却略显沉闷的少女时代。
这是事实，但不是全部。在没有发行专辑前，她就认为学校提供不了她所需要的知识，主动辍学。在对待未来的规划方面，张蔷展现了一种远超同龄人的早熟和果断。她在十四岁时就目标明确，打算成为一名歌星。她翻阅外国的电影杂志，发现美国明星总是打扮得极具特色，有别于常人。她模仿她们的穿衣打扮，比如标志性的爆炸头是在模仿芭芭拉.史翠珊。她说：“我从小就知道你一定要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你在舞台上才能展现有别于他人的形象。”唱歌更是如此。当时中国的女歌手清一色地模仿邓丽君，比如田震和王菲。张蔷回避了这个唱法。相比邓丽君的细腻婉转，她倾向于直白的，没有假声的“咧”唱，力求用她最自然的音色来表现音乐，而不是讲究技巧。此外，由于国内的原创流行音乐没有起步，大部分国内歌手只能翻唱没有版权的外国歌。家庭给她的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便格外重要了。她听过海量的外国歌曲，从中挑选了她喜爱的进行翻唱。事实证明她的眼光非常准确，那些歌经过中文重新填词后，在中国广为流行。她在歌曲的把握上甚至和港台地区一样敏锐。张蔷曾经翻唱过一首《千言万语口难开》，却并非如人们误解的那样，翻唱自香港歌手凤飞飞的《爱你在心口难开》。她说自己决定唱这首歌之前没听过凤飞飞的版本，而是听了英文歌曲《More than I can say》后，重新填词翻唱的。
1987年，张蔷前往澳大利亚，出版了她离国前的最后一盒磁带，也是她的第十六盒磁带《潇洒地走》。在专辑的开头，有一段深情的道白：“今天当我走进录音棚的时候，心中笼罩着淡淡的哀伤，因为这是我为朋友们留下的最后一辑盒带，当你们听到我的歌声时，我已经到了遥远的澳大利亚，开始了留学的新生活......”鲜为人知的是，录音时，张蔷拒绝了这段在她看来“酸溜溜”的话，考虑到此举可能有助于增加销量，音像社只好找了另一个女人冒充她。
她在珀斯念语言学校，住在当地居民的家里，有四间房子、一个游泳池和一只狗。早晨，她常去附近一家印度兄弟开的小餐馆，吃他们做的酥皮牛肉挞，然后再去学校。放学了，她就找她的房东“mother”，“mother”开车带她回家，去超市买吃的，给她做饭，她则待在房间里听歌。如果“mother”不在家，她就下游泳池游泳。在珀斯，她度过十九岁生日，产生了苍老和不快乐的感觉。一年后，她花光了带去的五万美金，返回北京。但她没有再唱歌，而是和她的男朋友结婚，并生了一个儿子。那年，她二十岁，此后一直置身于流行乐坛之外。2000年，她签约了一家做古典乐的唱片公司，出版了一张反响平平的专辑《尽情飞扬》。张蔷标志性的爆炸头不见了，变成了流线型的长发，表达歌曲的方式变得迂回和委婉，可能是受她喜爱的法国香颂风格的影响。我在豆瓣搜索这张专辑时，看见一则用英文写的非常有意思的评价，一位歌迷写道：“正是张蔷声音具有的性暗示令她与众不同，而今，她为了抓住现在的音乐市场所做的改变却抹杀了她的性感。如果她试图抛弃这份性感，是件坏事，也将丢掉她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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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张蔷的时候是2016年，那时她正以“八十年代迪斯科女皇”的身份重新吸引着媒体的关注。
2013年，张蔷发行了一张专辑《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负责制作这张专辑的公司是摩登天空——目前国内最大的独立唱片公司，制作人则是该公司旗下的新裤子乐队。
摩登天空的老板沈黎晖出生在1968年，他是张蔷在八十年代众多的拥趸之一。中学时，家门外胡同口的音像店里每天放张蔷的歌。他告诉我，他觉得张蔷非常”潮“。他指的不是她的打扮，而是她选择的音乐类型。不像那类软绵绵的情歌，张蔷的歌富有节奏感，有点像跳迪斯科时的舞曲。但当时中国的流行音乐市场混杂，不像现在流行、民谣、摇滚、电子等分门别类，泾渭分明。唱流行的统称通俗唱法，以区别于学院派的民族和美声唱法。2013年，他和张蔷谈合作，想法是：“张蔷是我偶像，我应该为我偶像做点什么。”而张蔷已经离开音乐市场特别长时间了，得找个办法让她回到年轻人的视野里。他们确定了大概的方向。张蔷之前做的音乐偏流行，方向比较模糊，沈黎晖建议张蔷回到迪斯科，把迪斯科这个标签拿回来。
迪斯科最早来自60年代的法国，英文意思是“供人跳舞的舞厅”。1984年，香港歌手张国荣唱了一首《Monica》，获得了当年的十大中文金曲和十大劲歌金曲奖。同时期，美国电影《周末夜狂欢》以家庭录像带的方式传入，影响了中国一大批前卫的年轻人，他们在时髦的舞厅和舞会上追逐电影中的舞姿和打扮。1985年，香港将欧美的迪斯科音乐重新混音后的《荷东》和《猛士》，由广州的唱片公司引进，迪斯科开始在中国流行。沈黎晖说：“年轻人不打架了，改掐舞。”他向我解释：“迪斯科就是小流氓的文化，扭屁股这些，不是什么正经人吧。只有先锋青年才跳。”那时他经常去安定门或者交道口的桥底下跳舞，不过他很快转向霹雳舞了，因为迪斯科没有什么技术，“扭屁股就行了。”
王黔说：“在改革开放之前，全中国是去性和去性别化的时代。迪斯科的舞蹈形式需要扭动手臂、胯部和臀部，有强烈的情欲成分。在所有的舞蹈文化中，迪斯科所呈现的身体感和性的诱惑太强烈了。城市里的青年男女如果约会的时候没有跳过一次迪斯科，那肯定是很老土的。当时你能够想到的国内的一线歌手都唱过迪斯科，像朱哲琴和刘欢。”王黔是英国利物浦大学音乐研究所的博士，主要研究中国七十年代以后的流行音乐。他认为张蔷在八十年代为自己设计的形象很多拷贝自美国迪斯科的舞厅文化，尽管她演唱的大部分歌曲和迪斯科没有关系，但在当年非常特立独行。加上她在两年内持续性地发了接近二十张专辑，其影响力是无敌的。
你可以把这张主打迪斯科的《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看成是沈黎晖为张蔷打造的一场怀旧的盛宴。有趣的是，这场盛宴邀请的对象却不是从八十年代走来的中年男女，而是我和我的同代人，乃至千禧一代。他挑选了新裤子乐队担当张蔷的制作人。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新裤子一直标榜是个时髦的摇滚乐队，喜欢穿七八十年代的复古的衣服。在他们看来，中国乐队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只会弹琴，却不懂美术、时尚和影像。他们认为任何一种音乐形式都有自己的审美体系，它是一套立体的美学，而非单一的。2006年到2008年，国货回潮，年轻人回过头来对回力球鞋、飞跃球鞋和梅花运动衫等国货品牌产生兴趣。这场复古热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典礼上达到高潮。有一场壮观的2008个人的太极表演，所有表演者的脚上都穿着飞跃球鞋。新裤子一度被认为是这场潮流的引领者。
新裤子乐队的成员彭磊和庞宽都是在北京机关大院长大的小孩，两人是同届校友，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校。这所美术学校拥有着优良的乐队传统。第一代乐队是唐朝，第二代是沈黎晖担任主唱的清醒，第三代是超级市场，到了第四代就是新裤子。1996年，新裤子成立，走的是流行朋克的路子，因为两人不是学音乐的，技术很差，想唱些简单的快乐的歌。庞宽说：“新裤子之前的乐队，比如唐朝、黑豹都特别猛，特别重，像骑摩托车，穿着皮衣喝着啤酒的，我们想区别于他们，轻松一点，写点年轻人向往的生活，焦虑的问题。”2005年，乐队的鼓手去日本留学了，新裤子开始尝试用电脑编曲，增加了电子的元素，风格转向新浪潮和迪斯科。2006年，新裤子发行了一张充满迪斯科元素的专辑《龙虎人丹》，其中有一首《Bye Bye Disco》，是庞宽在九十年代写的。虽然是迪斯科舞曲，歌词很忧伤。歌名若换成中文，大概可以叫“最后的迪斯科女孩”。张蔷翻唱了这首歌。
新裤子编写了唱片中大部分的歌，还有几首则直接翻唱了他们以前的歌。起初录音时，沈黎晖觉得张蔷的声音没有那么嗲了，对她说：“你不应该收敛，你应该找回最开始的感觉。”她又往回找，他们希望她听起来像十八岁女孩的声音。而这张以怀旧为题材的专辑，与其说是张蔷在追忆八十年代，更像是新世纪的年轻人对八十年代的想像，比如歌词中出现的“朦胧诗”、“罗马尼亚”、“约翰.克里斯朵夫”等，与张蔷真实的生活倒没有什么关联。她的八十年代是在友谊宾馆、西元饭店、建国饭店、马克西姆等高端的享受中度过的。她会告诉你友谊商店的一盘资生堂眼影要十七元，而从南方运来的大黄花鱼要九十九元，那里买东西只能用绿色的外汇券，并出示护照，北京高档的地方她全逛遍了。
摩登天空的艺术总监张晓舟称这张唱片是“中国流行音乐史的一个经典企划”，“一次成功的复古式营销”和“启蒙时代文化的一次有趣的回潮（retro）”。张晓舟生于1970年，收藏了好些张蔷的卡带。他记得张蔷翻过邓丽君的《你照亮我的心》，王菲也唱过，基本是模仿，只有张蔷唱出了一种没心没肺的快乐。在交谈的间隙，我们共同聆听了一会儿。十七岁的张蔷像快要融化的冰淇淋，黏住了耳膜，他陶醉地说：“那个年代你听到邓丽君，哇，那么骚啊，张蔷比邓丽君骚一万倍，性感到让你有点脸红心跳，确实具备现在说的超性感。不是有意识的，而是她的声音就是这样，她有种单纯的性感。天哪，我只能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来形容——童颜巨乳。”
和张蔷一起吃饭，看她排练，与她面对面聊天时，你会发现与同龄人相比，张蔷更乐观，也更年轻。她居住在酒店的高级公寓，在那里不会感到寂寞。1996年她离婚，2004年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他们亲密地互称对方“爸爸”和“妈妈”。她依然耽于享受，喜欢穿能够显示身材的漂亮衣服，无论她自己还是她身边的人，都觉得她非常美丽，天生属于舞台。有时候你会觉得她过于自信了，但当音乐响起时，这种自信就成了她魅力的一部分。她称自己是“物质女孩”，但会告诫别人：“你想要什么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由于天然的年代间隔，尽管我为她着迷，却能相对客观地看待她。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将他们照顾得井井有条。平时在家她会放轻松的法国音乐，和阿姨一起做饭。对她而言，最重要的是音乐和家庭，而不是别的什么。
2017年6月16日，星期五晚上八点，北京的糖果俱乐部三层，张蔷在这儿举办了新专辑《北京女孩》的首唱会。这张专辑的风格和2013年的那张相似，以迪斯科舞曲居多，制作人是庞宽，他喜欢颓废而忧伤的意大利迪斯科。
糖果俱乐部是北京场地最大的Livehouse，可以容纳一千多人。当晚人满为患，我只能站在离舞台三四十米远的一根柱子旁边观看演出。我当时在想，张蔷是一个幸福的女人，而她幸福的来源和我的母亲所获得的没有什么不同。但当她登上舞台，顶着爆炸头，唱起迪斯科，她就具有更多的意义了。她成了某种象征，唯有通过她，我们才得以与过去相连，这样我们就不会因对旧时光的无知而恐慌。
在我的左手边，有一个把Polo衫塞进西裤，腰间扎一根黑色皮带的中年男人，起码五十岁了。他手举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张蔷，我爱你”。他看起来非常兴奋，岔开双腿，不停地变换姿势和这块牌子合影，像一个二十岁情窦初开的小伙子。
——完——
题图：1986年夏天，张蔷在北京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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