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由刘伟强执导、韩三平任总策划兼艺术总监、黄建新任监制的热血战争巨制《建军大业》，在全国各大影院公映。
作为“建国三部曲”系列的第三部（前两部分别为为《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建军大业》是一部献礼建军90周年的战争史诗大片。影片以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开端，以“南昌起义”为高潮，以井冈山“朱毛会师”收尾，提纲契领地展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而创建人民军队的史实。
让诸暨人特别自豪的是，影片一开场就直接切入“四·一二”，有3位杰出的诸暨人几乎同时登场。连他们自己都不会知道，他们由此而进入了波澜壮阔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史。
一部建军史，波澜壮阔90年，有多少人流血牺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能够载入史册的又有几人？能够成为《建军大业》中的“人物”，不能不说是一种荣幸和特殊的荣誉。
在关键时刻营救周恩来的斯氏兄弟
《建军大业》中，斯烈、斯励的戏份很足，也很重要，核心事件只有一个：在关键时刻营救周恩来。
“斯氏兄弟”在我的家乡诸暨斯宅极享口碑，有的已经演变为富有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
斯烈剧照
斯烈（1882-1953），字夔磬，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家乡人无论男女老少至今仍亲切地叫他“夔磬先生”。1910年（清宣统二年），任广西陆军小学提调，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皆为其学生。翌年，武昌起义爆发，马上便组成学生军，响应革命。他是当之无愧的“辛亥革命元老”，这一身份，也为关键时刻周恩来向他做政治思想工作埋下了伏笔。影片中，斯烈的扮演者为王挺，形象英武肃穆，不怒而威。辛亥革命后，斯烈担任浙江都督府副官长，后在宁波举义，反对袁世凯称帝，遭通缉，避往日本，袁世凯死后返国，开办长兴煤矿，致力于实业。1925年投奔广东国民政府，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师第七团团长，次年升旅长，1927年春任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第二十六军副军长，参加北伐。“四·一二”爆发时，他驻守上海，周恩来在斯励的陪同下，前往第二师师部和斯烈会谈。
斯励剧照
斯励（1900—1931），号啸平，曾就读于斯民小学，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办公室主任，北伐军政治部秘书、独立师师长兼党代表。他是周恩来的学生，由他陪同去斯烈那里，周恩来也是放心的。然而，事实上，斯烈已经接到蒋介石密令，布置士兵，准备抓捕周恩来。在危急时刻，一方面有斯励做哥哥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周恩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以自己与蒋介石多年交往的亲身经历，揭露了蒋介石的本来面目，指出斯烈如果一意孤行将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斯烈冷静思考，在大是大非面前果断作出抉择，命令士兵“解散”，礼送周恩来离开。
在过去的一些资料中，通常的提法是“斯励通过哥哥斯烈的关系营救周恩来”，这自然没错，但自从看了《建军大业》之后，我觉得“斯烈斯励兄弟营救周恩来”这样的表述更符合实际。因为这是一个共同行为，况且，坐拥重兵、手握生杀大权的是斯烈，他不松口，周恩来插翅难飞。更何况，作为一名军人，违抗命令是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的。如果他本身没有深刻认识，兄弟之情在这时是起不到多少实际作用的。而归根到底，斯烈本身就是一位革命先驱，周恩来和斯励最让斯烈怦然心动、幡然悔悟的也正是他以往背诵“总理遗嘱”泪流满面时的情景。
“四·一二”之后，斯烈因与蒋介石政见严重不合，愤而辞职南归，在杭州闭户读书达7年之久。后应陈仪之邀赴福建任职。1948年，任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长，兼管粮政。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浙江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斯烈的一生，虽时有波澜，亦可谓善始善终，功德圆满。
据斯烈子女介绍，1953年，也就是斯烈去世的那一年，周恩来曾经委托到杭州的叶剑英登门探望斯烈先生，叶剑英表示受总理委托而来，总理很记挂，叮嘱斯烈先生保重身体。这说明，周总理对斯氏兄弟当年的营救义举是铭记于心的，是重情重义的，也说明“夔磬先生”一辈子的路都走得堂堂正正，始终不忘斯氏家族“孝义堂”的祖训。
斯励的结局令人扼腕叹息
斯励后来的结局则令人扼腕叹息。他与郭沫若交谊甚笃，获赠“啸平兄，男儿为国轻身死，愿将马革裹残尸”条幅。没想到一语成谶。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年后，发生了著名的顾顺章叛变事件。顾顺章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央特科行动科（三科）负责人，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是陈赓。行动科又称“红队”（俗称“打狗队”），极为活跃，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但顾顺章居功自傲，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陈赓曾不无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1931年4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武汉，在武汉又姘上一女子，钱不够用，居然严重违反地下工作纪律，公开登台表演魔术以赚钱，被一叛徒发现而被捕，随即供出所知的一切中共机密。幸亏打入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取顾叛变的绝密情报，并抢在特务动手之前通知党中央机关转移，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尽管如此，顾顺章叛变对革命带来的损失依然十分巨大，恽代英、蔡和森等的牺牲都与其有关。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央对顾顺章发出了格杀勿论的“通缉令”。
同时，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中共特科决定对顾顺章的家属采取制裁行动，因为他们都掌握了大量的地下党在上海的活动信息。这就是1931年11月上海滩轰动一时的“爱棠村灭门案”。上海各大报相继刊登了一则新闻，称租界巡捕房当局在上海法租界爱棠村37号、33号，在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6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的陈家巷91号发掘出了男女尸身各8具，共16人。当时，顾顺章的家人还不知道顾顺章已经被捕叛变，受到“灭顶之灾”的那天晚上正在家里打麻将，而与他们交往密切的斯励恰好也在麻将桌上，于是，殃及池鱼，他也一并被灭口。
因为死得不明不白，作为一位早期的中共党员、北伐骁将，此后便销声匿迹。斯励的夫人陈佩英，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诸暨中学，并曾担任诸暨市政协委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她都没有受到冲击，每当有“政治活动”，领导每每会关照她：“你在家休息好了。”有人猜测可能有人暗中关照，但尚未得到证实，也可能诸暨人生性宽厚，富有同心情，知道她的身世而力所能及给予关照也未可知。她一直期待斯励能够得到“平反”，能获得一个“公正说法”，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据说，1976年1月，她在广播上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随即放声大哭，说：“我夫永无出头之日了！”因为，唯一知根知底的当事人走了，唯一有可能为斯励“平反”的人走了，斯励之死永远不可能有一个“说法”。斯励千不该万不该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一个“错误的地点”，和几个“错误的人”一起打了一场“错误的麻将”，本不该死的他也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和性命。
斯民小学的杰出毕业生名录中，斯励始终在列。斯励的遗骨衣冠，就埋葬于斯民小学背后的小山上。他离开斯宅老家前，家里已经有了一位“童养媳”张氏，后来举行拜堂仪式，因为斯励不在家，按照当地习俗她是与一只公鸡拜堂的。斯励死时才31岁，张氏才20多岁，终身未再嫁。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次《建军大业》中斯烈、斯励兄弟同时亮相，昆仲双双，英气逼人，作为同村人，作为斯民小学校友，目睹屏幕，感慨万端。不得不说，斯励也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出头”了。
工人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汪寿华
接下来，不得不说说汪寿华。这位诸暨人引以为傲的革命英烈，在“四·一二”前夕是一位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汪寿华剧照
汪寿华（1901-1927），诸暨檀溪乡泉畈村，中国共产党早期工运领导人之一，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先后参与指挥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和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并肩作战。上海总工会所属工会会员到1927年2月底达到了28.9万人，汪寿华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
1927年4月11日，杜月笙邀汪寿华晚上去其府上赴宴，汪寿华即向组织作了汇报。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等人劝汪寿华不要去，时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的顾顺章提议即使去也至少要带一个排的人去。汪寿华泰然表示：我过去常和青洪帮流氓打交道，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宁愿牺牲一切。于是，他便“单刀赴会”（有一人陪同，快到时他让那人在外面等）。进入杜宅后，汪寿华即被杜月笙指使手下打手芮庆荣、高鑫宝、马祥生和叶焯山等人打昏后装入麻袋，残忍活埋于沪西枫林桥。汪寿华牺牲时年仅26岁。
在影片中，汪寿华是被当着杜月笙面用匕首刺死的，这个细节上的改动，或许是便于电影语言的表达，无关宏旨。杜月笙在新中国成立前去了香港，有关方面曾做他工作让他回来，但他始终不敢回大陆，他曾哀叹：“我欠了共产党的血债。”这“血债”，主要就是杀害汪寿华。
汪寿华烈士的血，这次在《建军大业》中以慷慨激昂的形式“流”了出来。这鲜血，和千千万万革命前辈的鲜血汇合在一起，浇灌中华土地，终于开出了革命成功的鲜花。汪寿华九泉有知，亦当为之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