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南方电网系统内，也有这样一群参加过抗战的老兵，身经百战的他们尘封军功、默默奉献。
从7月7日起，@南网50Hz 发起“寻访南网抗战老兵”，在短短的时间内收集到珍贵的图片资料及故事。7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个人来说，就是漫长的一辈子。每位抗战老兵的经历与故事都是一部历史，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这一期，我们来听听陈老的故事……
陈文英，男，1924年出生，广东珠海人，原珠海供电局局长、党委书记， 1945年加入东江纵队，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在湛江市农垦局、湛江农垦第三机械厂、珠海供电局等单位工作。1985年离休。
子弹就在我耳边“嗖嗖嗖”不停地飞过
我的父辈是在清末民初从珠海迁到大上海，开始异乡打拼的。1924年，我在上海出生。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一家人过得非常艰难。父亲在英国人开办的太古公司做海员，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漂在海上，家里所有的活都交给了母亲。可以说，完全是母亲含辛茹苦，带着我们兄妹四人艰难度日。
1950年12月1日，陈文英革命军人证明书。
1932年1月28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史称“一•二八”事变。我家就在战场旁边，我亲眼目睹了日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也深深体会到了弱国百姓的悲哀。母亲对我谆谆教导：“有仇不报非君子，你是男子汉，不可以害怕，长大一定要去打日本仔。”这句话我铭记至今。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就暗下决心，这辈子一定要活出个样子来，尽力报效国家。
由于战乱，我和姊妹们失散了近五年。母亲带着我过着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几经辗转，流落到珠海老家，日子过得十分艰辛。为了生计，我十三岁就到中山的一家书店内打工。那时候打工可以说是什么活都要干，除了帮老板看店搬书，还要帮他们一家做饭洗衣服，其实就是佣人。
1938年日寇攻打斗门时，我还曾被日军骗过去做苦力。当时日寇通过本地的维持会，骗了不少年轻人过去，说是给维持会干活，有钱发，有东西吃，到了那地方才知道，原来是给日寇背干粮、扛炸弹。我听说很多给日本兵抓去当苦力的都死了，便寻思如何逃脱。很幸运的是，当时我比较机灵，瞅准一个机会及时逃掉，才没有沦为日本兵的枪下鬼。
1988年，陈文英在东江纵队旧址前留影。
2008年，陈文英（中）戴起军功章与原东江纵队老战友合影。
也正是这个事情，让我参军打“鬼子”的愿望愈发强烈。1945年1月，机缘巧合，我看到了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招兵的传单，便毅然报名参军入伍。那个时候当兵，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十有八九回不来。可每当我想起日寇各种奸淫屠杀的残暴行径，心里就恨得咬牙切齿，更加义无反顾。我第一次参加对日作战是在番禺，我所在的班一举消灭了8个日本兵。那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子弹就在我耳边“嗖嗖嗖”不停地飞过，我亲身体验到了战争的残酷。当时打“鬼子”那种兴奋又害怕的感觉，我至今还记得一清二楚。因作战勇敢，半年后，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跟随着部队，我从警卫员做到了班长，从东江纵队辗转到华东党校再到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两广纵队，一步一步地在枪林弹雨中闯了过来。那时候我就只想着冲锋杀敌，希望以后子孙能过上和平的好日子。说实话，每一场战斗，每一次看到战友在身边倒下，我都感到难过甚至害怕。就拿1948年与国民党军队的一场恶战来说吧，我当时最好的战友兼同乡张喜仔因为保护我，被流弹击中，我背着他足足走了一个小时到达流动医院，但已经抢救不过来了，眼睁睁地看着他在自己面前死去，我痛哭了一整夜。从1945年到1949年，四年多的军旅生涯，极大地磨练了我的意志。兵粮短缺时就嚼树皮充饥，下雨天用芭蕉叶盖头倒地就能睡着，脚底不知磨出了多少老茧，但从没想过退缩和放弃。
在那个年代，上大学可是件绝对荣耀的事情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一刻，我百感交集，觉得为了这一刻，付出再多也都是值得的。
1950年，陈文英随军南下路过中山三乡时留影。
1951年元旦，在中山港口留影。
1951年元旦，在中山港口与同事合影。
1951年，陈文英在两广纵队一团中山港口。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刚从战火中走出来，百废待兴。1952年全国上下急缺橡胶麻绳这些战略性物资，我所在的独立十五团转为湛江林一师，我也随之解甲归田，转业到湛江徐闻开荒种植橡胶和剑麻。
出于建设国家的需要，组织上决定选拔一批干部到武汉参加高校入学考试，虽然当时我仅有小学学历，但因平日里比较好学，有些积累，尤其是在中山三乡书店打工的经历，让我读了不少书，且1947年我还曾随部队政委在华东党校培训学习过，所以很幸运，我被选中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复习， 1954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那个年代，上大学可是件绝对荣耀的事情。
1954年8月8日，陈文英北上首都到中国人民大学求学前与同事合影留念。
1954年12月30日，粤西垦殖分局基建训练班第二班结业留念。
刚到大学时，自己深知肚子墨水少，心特别虚，而且年少时读书的艰辛让我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因此，我下定决心，要用“头悬梁、锥刺股”的劲头，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学点知识。我这个人好奇心强，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带着问题去学习，能把以前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提出来，请教老师，查阅书籍，然后自己总结归纳。那时候书很少，我就想方设法弄书来读，上图书馆看、向别人借、攒下钱买，算起来我每年读的书都有过百本，正是从那时起，我养成了爱好读书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让我一生受益。
五十五岁，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1955年大学毕业后，我回到湛江市农垦局担任基建科长，1958年调任湛江曙光农场党委书记兼场长， 1965年调任设在湛江的中央农垦部华南热带作物产品分公司经理兼政治部主任。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公司改编为建设兵团，我担任兵团八师八团团长。
1955年5月16日，粤西垦殖工会第一次财务会议全体合照。
1974年兵团解散后，我又调到湛江农垦第三机械厂任党委书记。
1978年，陈文英与同事在廉江第三机械厂合影。
1978年，陈文英在廉江朋友家中。
1978年，陈文英在廉江第三机械厂留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步入正轨，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康庄大道。此时，远在珠海老家的母亲和姐姐希望我能够回家团圆，结束半辈子的漂泊。我当时已经五十五岁了，也萌生了落叶归根、回报桑梓的念头，但很多朋友都劝我不要走，认为在湛江干得好好的，回到珠海又要一切推倒重来，不值得。但我内心里的那种游子情怀是别人很难理解的。我考虑再三，便主动写信向珠海政府请缨，希望回去为家乡做点事。1979年，我如愿以偿回到了故乡，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这无意之举，却让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春风，1980年8月，国家将珠海设立为经济特区。从此，珠海从一个默默无闻、经济落后的边陲小镇，一跃成为南方的一颗明珠。
1981年1月，广东省电力工业局批准珠海供电局成立，我被任命为局长，负责统筹全局工作。当时的珠海供电局管理人员奇缺，分给我们的干部只有29个，全部员工加起来才100多个。设备和技术也落后，全局仅有一个110千伏变电站，办公场地接近于零，办公设施几乎是要啥没啥，穷得叮当响。我记得当时办公室内连个水壶都没有，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如何改变企业这种“一穷二白”的局，而且要白手起家，成为摆在我面前最棘手的难题。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大刀阔斧的基础建设被提上了日程。那个时候，我总是带着严卫干、陈林森等几位老同志，聚在一起研究问题，整天忙着建办公楼、建变电站、建配电房，通宵达旦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的事。在这期间，最苦、最累、印象最深刻的，当数建设珠海市第一座220千伏变电站的整个过程。
珠海自设立经济特区后，立马吸引了众多外商到珠海来投资建厂，发展之快超出所有人的想象，用电量几乎以一年翻一倍的速度猛增。很快，电力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当时，市里仅有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缺电十分严重，三天两头就要拉闸断电，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无一幸免。怎样应付这种处于“狂飙”状态的用电需求，怎样彻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同时实现省澳联网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经多方协商，220千伏珠海变电站的建设便迅速提上了议程。1981年5月，建设计划一敲定，工作就立即展开，从用地选址、规划设计到施工建设、验收投产，一路上我都紧盯不放，经常请教技术专家，咨询基层员工的意见，片刻不敢掉以轻心。
那时电力建设条件甚为艰苦，运送物资的工作都要用自行车来完成，自行车上要带电表、材料、铁板、横担，重得不得了。建设工地上，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办公点，我们在烈日下校对图纸，安装器材，大汗淋漓，饭菜晾在一边，等去吃的时候早已凉了。我记得，为了赶进度，有些同志一连好几天不回家，在工地上“驻扎”，我也不例外。变电站主变安装的关键时刻，恰好是我的五十八岁生日，家人希望我能够回去一起过，但我不放心，就没有回去。后来不知道是谁把这时透露给了大家，那天晚上，全体建设人员在工地给我过了生日，伙房还特别加了两个菜，大家吃饭聊天，特别开心。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1983年9月，220千伏珠海变电站顺利建成投产，并为省澳联网、向澳供电打下了坚实基础。
鼓励并放手让他们去闯、去干
大家知道，澳门是个弹丸之地，但那时候澳门的经济要比珠海好很多，用电量也多好几倍。为解决澳门的供电矛盾，根据1981年省电力局与澳门电力公司签订的补偿贸易供电合同，由澳电出资2亿港元，以珠海变电站为枢纽，建设220千伏电源进线（由江门北街变电站供出）Ⅰ回路，110千伏出线至澳门澳北变电站Ⅱ回线（即珠澳A、B线）。1984年7月，江珠澳第一条电力“大动脉”全线贯通，珠澳两地成功联网供电，广东向澳门供电的序幕由此拉开。
1983-1984年，陈文英在澳门南光电力公司考察。
那段时间，为了协商两地供电事宜，我经常与澳门电力公司联系。接触多了，深深感到成立于1904年的澳门电力公司有着十分成熟的管理经验，设备技术也很先进，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学习。记得我第一次去澳门参观他们的供电服务大厅，发现他们的客户服务，是如此地体贴、用心和全面，觉得很不可思议，感触很大。所以我拍了好些照片，回来以后印发给了供电所的所长们，也给他们上了一堂课。
陈文英在珠海供电局任党委书记工作证。
随后，我有组织了好几批人员过去参观学习，或是与澳门电力公司共同举办活动。通过交流，他们的治企理念、管理体制、运作流程、客户服务、职业道德以及社会责任等，都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当时珠海供电局正好在搞企业整顿，力求加快发展，我借着这股“东风”，积极引进国外新技术和设备，建设了一批变电站和中心配电所。同时制定并完善岗位责任及各种规章制度，不断夯实企业的管理基础。此外，我加大了对后备干部的培养和锻炼，像后来接班的段光辉、梁锡垣等同志，我总是鼓励并放手让他们去闯、去干。职工的积极性也很高，比如在基层站所里，因供电不稳定，停电时有发生，维修队员们常常饭吃到一半就扔下碗赶赴抢修现场，毫无怨言。记得又一次台风过后，很多电力设施都遭到破坏，当时抢修设备有限，我到现场视察，没有工程车，施工人员都是蹚水推车运送电线电缆，几趟运送下来，一个个都被淋得湿漉漉，冻得脸色发青。我看了很是感动。
1987年8月，中国共产党珠海市第二次代表大会陈文英参会凭证。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到1985年我离休时，珠海供电局的年供电量已较成立之初增加近7倍，固定资产总额增加近6倍，位于市区中心的供电大楼也建成投入使用，企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特别珍惜与妻子相处的每一寸光阴
一眨眼，我离休已有三十年了，退下来以后的生活对我来说又是另一个新的开始，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对待家人，我一直怀有一份亏欠，过去由于工作繁忙，陪伴他们的时间太少，所以离休之后，我巴不得用双倍的时间陪伴他们。妻子比我小十岁，现在也已经八十了。有道是“少时夫妻老来伴”，我特别珍惜与妻子相处的每一寸光阴，每天与她外出散散步、买菜做饭，平淡怡然。
1957年，陈文英在农垦局与孩子们合影。
1964年，陈文英全家留影。
1978年，陈文英与妻子在廉江第三机械厂合影。
1980年春节，陈文英与家人在珠海香洲合影。
同时，我还担起了教育孙子的重任，我常给他们讲一些过去的事情，将一些自己的人生阅历，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两个孙子也没让我失望，都考上了大学。大孙子还于前年生下了家庭的第五代。现在，我是上有岳母，下有重孙，实现了真正的“五世同堂”，一家人经常聚会，喝茶聊天，其乐融融。虽然年岁已高，但我仍然坚持每天读报，记日记，写时评，偶尔泼墨挥毫，提笔作画，陶冶一下情操。我总认为，身体可以休养生息，但脑袋绝不能放空，灵魂更需充盈。我还有一个爱好是剪报，在家中，光是剪报，就摆满了一个柜子，在剪报上面，我还写了很多读后感和学习笔记，为国家取得的每一点进步而欢呼，为珠海取得的每一点发展而喝彩。
2011年7月1日，在珠海供电局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暨表彰大会上，陈文英被搀扶参加。
2011年7月1日，珠海供电局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暨表彰大会合影。
尽管我已不在其位，但了解国内外的电力行业发展态势，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习惯，除了时事新闻，电力报刊也是我每天必定阅读的。离休后的我也常常接到各方邀请，到佛山、中山等地供电局参加交流活动，也多次回到局里与新老同志交流畅谈，尽绵薄之力，支持关注着电力发展。偶尔在电视报刊上看到珠海供电局的报道，不管是救灾抢修还是民评活动，心中都十分欣慰，就像一个老父亲看着自己的孩子，一点点地长大，最终成为栋梁之才。
口述/陈文英 整理/胡晨凡 邱晓丹
编辑/林丹丹
鸣谢/南方电网公司人事部离退休管理处 广东电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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