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清明节是一个容易让人联想到死亡的节日。有一些人，他们的工作让他们离死亡很近，就像一个“旁观者”看着生命离开。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死亡的旁观者，也有人会旁观我们的死亡。所以，我很好奇，一场死亡给“旁观者”留下了什么？于是，我们采访了急诊科医生、宠物医师、临终关怀导师、采访入殓师的作者，听他们说死聊生……
被访者简介：黄仁杰博士（台湾），世界自然医学心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曾任职“台湾台南荣民之家”，从事临终关怀工作近20年。
橘子君最喜欢的其中一部电影是摩根·弗里曼和杰克尼科尔森主演的《遗愿清单》，讲述两个患了癌症晚期的病人，把遗愿写下，一项项去完成，在余下的日子里度过丰盛和欢乐的人生的故事。
当我采访黄博士的时候，听他讲述一个个台湾老兵的故事，介绍生前遗嘱的意义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了这部电影。
黄博士最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在台湾台南的荣民之家，那里安置的全是当年的老兵，他们在台湾没有任何亲人。因为那些老人年纪大了，所以黄博士在那里工作的4年时间里，那里的老人从他去时的一万两千人，最后剩下到三千人。“也就是说我一千多个日子当中，送走了八千个老人。”
他现在依然记得他当时第一次目睹老人离世的场景。
“时间大概是在2000年，在第一个月吧，阳光明媚的一个下午，我们会把这些老人推出去吹吹风，晒晒太阳，聊聊天，聊着聊着，旁边的老人他还在描述着他老家的一些风情或者是他曾经打仗的一些经过。聊着聊着就没有声音了，然后转身一看，觉得也许睡着了。但是这个时候，旁边的护工，就默默的先把其他的老人先推走。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其他人都知道怎么回事，包括其他的老人。可能在那个环境里面，这种状况他们司空见惯了。”
他形容那就像是一场非常有秩序的电影散场，大家不会用任何语言表达这个老人走了，死了，就好像大家突然感觉到死亡来了，有一个非常好的默契，就是散场。然后殡仪馆的人就来做后期的处理。那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到死亡，上一秒彼此还在对话，下一秒人已经不在了，就感觉死亡随时可能会发生。
我问他那是否算是留下了心灵创伤？他说，应该算是。因为到现在都依然记得那个场景，但是并不记得当时其他的声音和感觉。他认为这或许就是他后来一直从事临终关怀和生命教育的源头。
他打了一个比方，就像期末考试，我们每个人都会做准备。但是为什么面对死亡，我们不去做准备呢？“我觉得如果提早的把这些多做一些认知的话，将来会面临的创伤会少很多。同时，在做这个准备的过程中，会去思考我们当下的青春和生命到底要用在什么地方才是好的。”
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在往死的路上去，都属于一种临终的阶段。他说我们明明知道迟早死亡会来，但是却都像是暑假最后一天赶作业的孩子一样，到死亡临近时才仓皇无措的开始思考。
前段时间，琼瑶发表的声明其实就是生前预嘱，拒绝不必要的过度治疗。
黄博士和我强调生前预嘱和安乐死是两回事，“安乐死是以人工去制造加速死亡，终止生命。而生前遗嘱是拒绝无用之医疗抢救，包括电击、插管，包括强心针这些，也就是假设经过了两个专业医师的联合诊断，病人短期内或者是以现代的医学不再可能恢复到健康状况的或者是自理状况之下，我们就放弃抢救。”
生前预嘱是病人在清醒时候签的，“只要有两个合格医生联合诊断之后，就必须执行我清醒时候对自己所下的决定，我不做不必要的医疗抢救，不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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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现在很多人在最后关头，生命的决定权并不是自己，而是家人，到底要不要抢救？他觉得生前预嘱，是将生命的决定权交给生命的持有人。
他给我讲了一个老将军，九十多岁，江西人。他的身体，除了尿道排尿不方便，但是不管怎么说，他都不肯装尿袋。如果现在的医疗状况，把尿导出来就可以，他坚决不愿意。因为他觉得那样没有尊严。老人说：“我有机会如果再回家的时候，我不想让家人看到我这个样子。”但是，事实上背井离乡这么多年，早已都找不到家人了。但是，这是他的决定，必须尊重他，尊严和死亡只有他自己有决定权。
他又给我讲了另一个故事。一个30岁的口腔癌患者，癌症末期时，他选择了放弃治疗。黄博士所服务的社工组织决定完成他的生前遗愿。他说他想走一走，于是他们就带着他和亲人，安排了救护车和随队医生，带着他环岛旅行。
最后带着他回到家里，当家人离开准备晚饭的时候，只剩下他和黄博士两个人。黄博士问他还有什么愿望吗？他说想喝养乐多。当时黄博士才恍然悟，什么环岛旅行只不过是他“配合”大家的遗愿，而他真正想要的，不过是这么渺小平常的东西，因为口腔癌，他已经很久没有正常饮食了。
很多时候，为了家人，临终的人可能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该配合你的演出我尽力表演”，而我们是否又真的考虑过他们在生命的最后究竟期待什么样的落幕呢？我们只是一直在避而不谈，像一个逃兵一样。
在台南有一个医生有一个得了白血病的小朋友病人，在治疗的6年时间里每天他都想着让她活下来，每天都在对着这个小朋友说：“你要加油哦！”可是最终，这个小朋友还是陷入了昏迷，家人要求抢救就进行了插管。
但是，当时台湾的法律是一旦这个管子插下去，就不可以拔掉，谁拔谁就是凶手。两年后，家人还是决定要放弃了，一直在等新的法令下来，就为孩子拔掉氧气管，结束这漫长而毫无希望的生命维系。
法令生效的零点钟声敲响时，所有医务工作者都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最终，还是陪伴这个小孩6年的主治医生去关掉呼吸机。那一瞬间他崩溃了，瘫倒在地开始痛哭，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凶手，是一个说了6年谎话的骗子。最后他甚至转了科室，花了3年时间才走出那个阴影。
黄博士说他很后悔，因为他当时也在现场，这个法令是他推动的，但是他却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没有事先做好心理干预。所以，在之后他一直在给这个医生做心理疏导。他说要“慢慢的让他把关注转回他依然可以做，如果他继续发挥他的强项的话，他可以在死神面前多抢回一些小孩子的生命。”
其实，每一场死亡，都会给“旁观者”的心上，留下一些不同的痕迹。
黄博士说经历不同的事件，对于死亡会有不同的感受。“以前是无所惧，然后老先生在我旁边走了，那种震撼，觉得生命很脆弱。然后儿子出生之后，发现对死亡会有所恐惧。接下来是外婆过世，外婆过世之后才会慢慢的开始有坦然。因为在外婆过世之后，在她身上可以学到她面对生死的一种态度。若干年后，在内地见到的都是挺遗憾的。因为有很多事情都是可以避免的，都是可以早说的。”
如果可以通过生前预嘱，由生命的所有人去决定自己命运，可能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家庭纠纷，还有病人自己的痛苦。而生前预嘱也会在提醒所有人，死亡是摆在眼前的，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在生的每一天，好好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
黄博士说：“清明节的意义慎终追远以外，还有一个家族、家庭凝聚的作用吧。你看人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我想，每一场死亡或许都是对生的教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