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炎
载《华声》杂志,责编冷眉,原题《刘禅逆袭诸葛亮》
写下这个题目,总感觉有些底气不足。毕竟那句“扶不起的阿斗”,忒也深入人心;就算刘禅智商正常,不呆不傻,可是跟鸡贼似的诸葛亮玩心眼,他行吗?好在读书这事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家争鸣嘛,倒也不怎么担心被人仍砖头。本篇试分析小说里的三个桥段,看刘禅怎么逆袭诸葛亮。
你让犯错,我偏不犯错,守中拙之所万不失。
在《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里,“诸葛亮安居平五路”,可谓“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洒脱得不行。
然而此事于刘禅就糟糕了,蜀汉新败,先帝刚死,自己才登基没几天,司马懿这老小子就来捣乱,“大兵五十万,五路并进”,明摆着是想赶尽杀绝呀,他又怎能不着急?小说里写道,当他听说丞相“数日不出视事”,大惊,“即差近侍赍旨,宣召孔明入朝”。然而诸葛亮托病不来,他“转慌”;次日,又命董允、杜琼等人去向诸葛亮当面汇报,诸葛亮不见,派人传话说改日再议。
朝野一片惶惶不安,刘禅率领百官去找皇太后想辙。可是皇太后大惊之下也是没辙,只说要亲自去问问诸葛亮为何说话不算话,辜负先帝的托付?还是董允稍微冷静一些,建议让刘禅先去问计于丞相,若不成,太后再出面。
于是,刘禅前往丞相府,“乃下车步行,独进第三重门,见孔明独倚竹杖,在小池边观鱼。后主在后立久,乃徐徐而言曰:‘丞相安乐否?’”这做法与当年刘备三顾茅庐时的情形简直如出一辙,只是当年孔明是假睡,而这一次孔明是真的不知道刘禅驾到。这是两个明白人第一次真正的较量。
通常,我们在激动或面临危急的时候,会下意识的以一些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对待人和事,结果会使被处置对象产生逆反心理,或者是失望,进而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样反而置自己于更不利的地位。这个道理,诸葛亮不会不知道。如果说他的托病不出,是有意在等待刘禅犯错误,显得我有些小人了。但古来相权与皇权之争也是事实,诸葛亮谙熟政治,焉能不知?
那么刘禅一般会犯哪些错误呢?一,血气方刚,绕开丞相自己去排兵布阵,那注定要摔跟头,亡国失权,恐怕难免;二,怨天尤人,哭天喊地,自暴自弃,结果还是失权;三,以皇权相压发布命令,诸葛亮未必给面子,就算给了,心里也不舒服,退敌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但刘禅只问安,不问事,以此来看,就颇有些领导艺术了。“立久”,表示对丞相的尊重;“徐徐而言”,是在告诉丞相“有您在,我放心”。也许,他早就知道诸葛亮在等他犯错,而他,宁不作为也绝不犯错。
到了这个份上,诸葛亮只有实话实话,刘禅不是那么简单的,再用赵高指鹿为马的方法就说不过去了。至此,刘禅心下自安。
启示:一个成熟的领导,必须善于节制情绪,艺术的处理问题。因为许多时候,主要领导都会面临一些一触即发的局面,如果不作一些软化处理,而是以硬制硬,那很可能会点燃一把大火。
双管齐下,择易为之法试探,令行则立威。
到了小说第一百回,诸葛亮四出祁山,与司马懿斗阵,魏军大败,形势对蜀汉一片大好。但是由于司马懿遣降将苟安散布流言,刘禅中计,宣孔明班师回朝。这个桥段也是值得说一说的。刘禅是真的中计,还是另有所图?
首先,当蒋琬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刘禅的借口是:“朕有机密事,必须与丞相面议。”其次,孔明受诏后的表现也是十分的蹊跷,仰天叹曰:“主上年幼,必有佞臣在侧!吾正欲建功,何故取回?我如不回,是欺主矣。若奉命而退,日后再难得此机会也。”他莫非忘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的古训?如果结合正史上的相关资料来分析,不难发现刘禅的居心。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已是建兴八年的事了,也就是说,稳定的局面维持了八年。在这八年中,一个是完全的放权,一个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暗地里波谲云涌。刘禅一直在努力培养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如培植宦官势力,提拔亲信官员等等。此次假借流言,突然动用皇帝命令,可谓双管齐下,其中既有试探性立威的成分,也有权衡双方之间实力对比的居心。
面对皇权的突然逆袭,诸葛亮不习惯了,怎么应对?抗旨不遵吧,可能让朝野之中隐藏的政敌借机以欺君藐上、拥兵自重的口实进行攻击;领命回军吧,又心有不甘,实在有失在朝廷中一言九鼎的面子。怎么办?权衡了利弊之后,诸葛亮无奈领兵回朝,匆匆找了一个“妄奏言事”的宦官当替罪羊杀了了事,既为了自己的面子,也狠狠的敲打了一下刘禅。
这次较量,表面上是一次平手,但刘禅立威的目的还是实现了,起码让诸葛亮感觉到决不能忽视他的存在,也不能随意动废黜的念头。两个明白人,互相再次打了一个哑谜,你明白我,我明白你。后三年,双方各行其是,互不干扰,直到诸葛亮死去。
“管”的本义是指笔,后来引伸为方法或手段。
启示:同时采用两种方法处理一件事,或两件事情同时进行,是为了把事情处理得更好。仁法并施,刚柔相济,软硬兼施,都是双管齐下的最好注脚。双管齐下需要精明头脑,充分信心,慎密考虑,小心行事。顾此失彼是大忌,否则无法体现“双”的意义。刘禅以“机密事”搪塞蒋琬,是“仁”的柔性,说明他智商正常;以正式诏书宣诸葛亮,是“法”的刚性,说明他经过八年准备,有了一定的自信。以刚为主,柔为辅,目的明确,非随心所欲,方法颇具匠心。
循法逆取,定顺守之策,固三十年基业。
在小说第一百一十一回里,大约到了延熙五年,庲降都督(庲降军区司令)马忠奉旨回朝。恰在此时,姜维奉蒋琬之命率军回驻涪县,说是要东伐。这是诸葛亮死后,蜀汉政权内部发生的一件极其敏感却容易让人忽略的事儿。
后诸葛亮时代,军政大员基本还都是诸葛亮提拔的老班底----荆楚士人和寄寓士人,益州本土士人被刻意打压。如蒋琬以尚书令身份总揽政事,费祎辅政,姜维辅军,朝政的走向也还是诸葛亮生前既定的方略----以战求安。随着马忠的回朝,这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马忠既非荆楚士人,也非雍凉寄寓士人,而是益州本土巴西(今四川阆中)人。在蜀汉集团后期,他绝对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手握重权于外,如今突然入朝,自然会引起蒋琬、费祎、姜维等诸葛亮嫡系、现任执政者的密切注意。同年,马忠前往汉中面见蒋琬,传达刘禅的诏旨,回来后即拜为镇南大将军。传达了一次诏书就加官升爵,刘禅扶植马忠的意图很明显。
这就是刘禅的政治手腕。他先是循法(诸葛亮之法)连续升蒋琬为大将军、大司马,相应地又令费祎顶替蒋琬留下的缺空,费祎一路升至尚书令、大将军。然而众所周知,大司马和大将军,其实是并列和重叠的。当年光武帝同设大司马和大将军的原因是为了解决战时诸将出征时名号不足的问题,蜀汉政权仅一州之地,根本用不着。可见刘禅是希望蒋琬、费祎二人能够互相牵制。此谓对诸葛亮生前人事制度既定安排的一次逆取。
可惜的是,蒋、费二人并没有出现刘禅所希望见到的争权夺利、互相扯皮的局面。相反,二人一内(费祎留守成都)一外(蒋琬驻守汉中),在政事军务上配合得相当默契,每逢大事,费祎总是和蒋琬商量着办。因此,刘禅不得不再次逆取一下,召庲降都督马忠入朝,以制衡蒋琬、费祎,逼蒋琬取消“东伐计划”,把姜维打发回汉中去负责北伐事宜。
刘禅正是凭借这种娴熟的驭下之策,循法而逆取了渴别已久的军政大权,制定下“顺守”(即吴魏交战,乘势取之)的国策,基本停止了空耗国库、劳而无功的大规模北伐战争,与民休息,平息和消化了一场又一场的内部或者外来的权力危机,在诸葛亮死后,又安然做了29年皇帝。
启示: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打天下靠枪杆子,坐天下却要文武并用的,一刚一柔,一武一文,相互陪衬,相互制衡。这已成了社会发展的一条规律,并已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刘禅是个例子。
“逆取”,原是说凭借武力,超越名分地位夺取权力,尤其是夺取国家权力。从正统的立场来看,这是不合法的,因此叫做“逆”。但刘禅的这种做法也可以称为逆取,因为诸葛亮在蜀汉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顺守”,是说既已取得了成功,就要顺乎民心,推行各种安抚民心的措施,以守住胜利的成果。这方面,刘禅无疑是识大体和头脑清醒的,才能自固基业近三十年。
晚年的刘禅重用宦官,或是蜀汉覆灭的原因之一,但分久必合的历史潮流,却不是弱小的巴蜀一隅可以阻挡的。(赵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