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静文到广西，完全是个巧合。而她遇见了徐悲鸿，也是一个巧合。
1942年冬，她跟随自己所在的文工团到桂林举行抗日义演，为了那场演出，她与团内所有成员辛苦排练了四个月，最后演出大获成功。
很多人给演员们送花束与花篮。晚上回到临街的集体宿舍里，大家都是兴高采烈的。只有廖静文一言不发。她心里已经觉得要离开文工团了。
一个星期前，她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读到重庆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处正在招考图书管理员的消息。她记下了日期和地点，准备报考。
考场里人很多，乌泱泱的一大片。很多女孩的衣着都很时尚，有的擦了胭脂和口红，有的烫了卷发。她一到场就泄气了。她刚要走，考试的铃声响了。她只好跟着大家一起，走进了里头的教室。
徐悲鸿走了进来，他走到黑板前，写下试题。
廖静文当年十九岁，还是个少女，对考试当然不陌生。她看了考题，立马在发给她的试卷上写了起来。一口气把几张试卷写得满当当的。她匆忙交卷，急忙赶回文工团里去参加墙报编辑的工作。
可一天不到，她便被通知参加面试了。同时被通知面试的一共三个人。
面试的时候，徐悲鸿好似查户口，接连问了好几个与她个人生活不相关的问题，像是盘查她的文化底子，之后才冷不丁地来了一句，“能说说为什么要离开你们团？我昨天还看了你们的演出呢。”
似乎是受到了鼓舞，廖静文直言道，“因为我不喜欢团里的某些人。”她还说，她想升学，想为国家做贡献。作为那时候的青年，她的理想是多数人的理想。
话刚出口，她就后悔了。她觉得，既然自己想要去重庆工作，又去报考图书管理员？岂不是要把徐悲鸿这里当跳板使用？当晚，她辗转反侧。
第二天一早，刚吃过早饭，她就急急忙忙把退职信交给团长。
团长看完信后，对她说，“你怎么想到要走呢？千万不能走！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可以提出来，我们尽量帮助解决。”
廖静文道，“团长，我没有困难。我的要求就是允许我走。”
团里还没打算放人，只说接下来要再演两场，然后放假休息，为去广东做慰问演出做准备。
三天假期里，文工团这边没有确切答复，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倒是有了眉目。每天清晨，她便赶去七星岩，帮徐悲鸿整理他几年前藏在那里的书与画。
廖静文去了阳朔，与同学们一起坐船，一路欣赏着沿岸风景。行至半晌，有人拿出一个小本，让徐悲鸿画一幅素描。徐悲鸿为廖静文画了一幅速写像。
最后，廖静文与徐悲鸿一起去了重庆。他们先抵达贵阳。廖静文住在姐姐所在的贵阳师范学校里，徐悲鸿住在招待所里。后来又坐了四天的长途汽车，才终于抵达重庆。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中国美术学院。学院就设在嘉陵江北岸的盘溪，廖静文带着他的书箱，一路走来，到了盘溪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了。
毫无疑问，她喜欢待在徐悲鸿身边。他是师长，又是著名的画家。而此时此刻，在她生命中最青春年少的岁月，他正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
她发自内心地关怀他。他经常失眠，她就开玩笑地说，“夜这样深了，您应该上床休息啦。”或者说，“先生，夜晚的露水会使您着凉的。”
她向他表明愿意在他身边，尽力做她所能做的一切。
“但是，”她沉默了，不知道怎么开口。
徐悲鸿接过话头，把她的话说了出来，“但是，我不能爱你，做你的妻子，是不是？”
廖静文说，是的。
徐悲鸿向她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又指出两人年龄差距实在太大。一个48岁，另一个才20岁，中间隔着整整28载春秋的距离。
她一直觉得，他就是个画家徐悲鸿。那个真正功成名就之人。所以当他说自己与蒋碧薇无法和解的时候，她偏向了他。她觉得，这是一个画家不幸的家庭生活。并且，听到他说自己已经独自生活七年了，她不由的怜悯起来。
当年的她，双十妙龄，正是情窦初开之时。徐悲鸿就像艺术王国的国王，权势过人，聪明绝顶，借助着绘画上的成就与天才，他整个人对女学生来说，就像一座黑暗海域里的明亮灯塔，若不是蜂拥而至，也必有情人过境。
恋上徐悲鸿的她，感觉天空是粉蓝色的，空气中悠扬着古典音乐的旋律，宛若落入梦境。
1934年春末，徐悲鸿的重庆中央图书馆正式揭幕。廖静文第一次见到了流光溢彩般的绘画真迹，可这时候，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亲自到场的蒋碧薇。
她44岁了，她的父亲蒋梅笙刚去世。她点了一支烟，朝廖静文这边望了一眼。警觉的她觉得，面前的女孩或许又是徐悲鸿的另一场师生恋。果然，她眼急手快，立即给廖静文的家人去信。
不到一天，廖静文就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来自她的父亲，一封来自她在贵阳读大学的姐姐。两人不约而同地在信中谴责了她与徐悲鸿的关系。父亲更不手软，直接在信中说“人生虽不能流芳百世，也不应遗臭万年”。
她当然是委屈又痛苦的。
她像当年的孙多慈一样，反应激烈，想要退出这一幕三人游戏。
她给徐悲鸿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计划。她打算不辞而别。另外，她让徐悲鸿不要在想起她。
虽然不想离开，可她还是跨上船舷了。就在这时，徐悲鸿抓住了她的胳膊，求她不要离开。她说，“她愿意和解。”她指的是蒋碧薇，接着就把父亲和姐姐的信都给徐悲鸿看了。徐悲鸿说，她绝对不是想和解，而是为了搞破坏。
两人结婚了。
在她的自传《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里，徐悲鸿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工作努力，天赋异禀，很会照顾人，而这些优秀品质中，一直暗流着一股忧伤：他与蒋碧薇的关系。
她的文字朴实、清澈，字里行间都袒露着一种喜悦。那是爱情的喜悦。只有在写到蒋碧薇时，才会言辞灼灼。
可即使是写到了蒋碧薇，她的笔调也是完全偏向徐悲鸿的。他写他爱惜国宝，曾花重金买下《八十七神仙卷》，后因战乱丢失了，又再次奋笔疾书，凑足了钱又再次把画买回来。在写他对蒋碧薇的态度上，她说：他永远都是忍让的。
为了满足她突如其来的无理要求，徐悲鸿日夜不停地作画，上午留一点时间给学生们。
后来，徐悲鸿去世，她愤愤然，一股脑地把气撒在了蒋碧薇身上。因为那时候，徐悲鸿不仅要为了购买国宝而攒钱，还为了满足蒋碧薇而攒钱。
这段时期，廖静文陪在他身边，看着他一夜一夜，一日一日，熬过来。她劝他去看医生，他不同意。软磨硬泡后，他去了。医生惊呼道，“你不能再画了，血压已经两百。”
是她让他去看的医生，可如今医生的惊呼却让她如临大敌。她开始自欺欺人地想，医生肯定是个易于冲动的人。她还通过回想医生过去的留学经历。这位医生留学德国时，曾因失恋而卧轨自杀，最后被柏林的医院挽救过来。
她不愿相信医生的话。于是又将徐悲鸿送到了另两位医生的手里。
结果，询问他人，却给了她致命一击。
医生说，“他的血压很高，这在我们医院里，叫做‘病危’，随时有脑溢血的可能。”
她该怎么办？她该把这样的后果归罪于谁？她不想归罪于自己。因为她觉得自己并未接着得来的幸福而长久的洋洋得意。她也不想归罪于徐悲鸿。
他是她的老师，如今又是她的丈夫，他这么有才，而且那么努力——这种努力，在她这里绝对是有迹可循的，她就是这种痛苦的艺术生活的见证者，她就是那种夜以继日地疯狂绘画的见证者。
她内心生出一股莫名其妙的怒气。她觉得，所有的一切应该归因于蒋碧薇的无理要求。她知道徐悲鸿太过忍让，几乎到了让人讨厌的地步，但她不愿责怪他。
徐悲鸿病倒的日子里，她也在。她每天都在病床前守护他。
她说，从徐悲鸿进医院的那一天起，他的薪金就按月送给了蒋碧薇。她恨、她气，但她又很无奈。她能怎么办？按月给薪金，是徐悲鸿与蒋碧薇说好了的事，是那种在协议上签好了的条款，毁约也可以，但徐悲鸿肯定不会做这种事。
更何况，当时蒋碧薇与国民党高层来往过密，要是这种形式的月供断了，徐悲鸿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被人暗杀与病痛而亡，这两件事，她一件都不敢想。
那时，她经常独自站在病房外的通道上，眼里含泪，不知不觉地以徐悲鸿病痛中不肯下咽的剩饭充饥。
这时，有些人开始劝说廖静文离开徐悲鸿，几乎到了苦口婆心、不择手段的地步了。可她的世界与别人的世界不同，任凭那些人如何劝说，她总是左耳进右耳出。
她坚定自己的想法，因为她隐约想起，她的一位同学曾对她说，“徐师母说过，她既不会与徐悲鸿离婚，但也不会让他逍遥快活。”
她凭着对他的爱留在他身边，也凭着对他前任的恨，嫉妒地固执地留在他身边。或许她嫉妒的是一个女人对一个在艺术界呼风唤雨的男人的控制？
她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这种控制。在婚姻的后期，她总是付出的一方，他病了她就照顾，他工作她就陪伴在侧。这种陪伴，是以他沉浸在艺术世界里，而她被挡在这个世界之外为代价而存在的。他与他画笔下的人物在一起，而她呢，只是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她婚后的生活，是那种知识分子式的苦行。简朴，艰苦，车马劳顿，安慰自己的，也只有劳苦中的爱情了。她给徐悲鸿生了两个孩子，她对此颇为骄傲。
她以为他病好了之后，一生就安稳了。
可是，这种生活，这种苦行，却带来了意料之外的事。他一直忧虑，想要将国画变得与时俱进，如何与时俱进，怎样才能与时俱进，研究要从何处入手，他只得了一些些头绪，并没有真正的规划。或许在“与时俱进”这种变化多端的动词面前，根本不会有什么规划而言。
1953年，他去国际俱乐部参加欢宴波兰代表团的晚会。中途，他感觉不适，一位女干部扶他到休息室里，他躺在沙发上。上次医生提醒过的事真的发生了。他脑溢血，左半边瘫痪了。
那年秋天，徐悲鸿去世。享年58岁。
廖静文痛苦不已，顿然不知未来在何处。
她想起他的一生都没有挥霍，总是旧衣服，旧裤子，连皮鞋都是旧货摊上买了旧皮鞋。
她从他的旧衣服口袋里，还摸到了他用了三十多年的旧怀表。
不久，她摸到了三颗水果糖。他每次开会回来，都会给孩子们带回三颗水果糖。
他死后，蒋碧薇把过错归因于孙多慈，说死亡是一场恋爱事件所导致的一连串恶果。
而廖静文则说，“为了完成她索要的画债，悲鸿当时日夜作画，不久就高血压与肾炎并发，病危住院了，我睡在地板上照顾了他四个月才出院。”
在她眼里，徐悲鸿永远是那个艰苦朴素的人，更是一代巨匠。如此辉煌的成就，难道是一路玩票就能获得的？
她的婚姻不也正是这样一种自我奋斗的人生？她不是名门出身，遇见徐悲鸿时她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如今她的名字前面，总是要加上一个“徐悲鸿夫人”的名号。
她当然不介意这样的称谓。别人以为她只获得了他的后半生，可对于她来说，那就是她一生的最快乐的日子，即便是苦中作乐，她也是快乐的。
她成为了徐悲鸿纪念馆的馆长。
后来她又开始起笔，写他的传记。
自从与他邂逅，她从未与他分开过。
他生前，她与他真的在一起了。
他死后，她拥抱了那个有他在的回忆世界。
对她来说，若有憾，便是不自知了。
作者：香蕉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