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北京大学物理学士、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硕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2004年起以笔名“夏笳”出版长篇奇幻小说《九州·逆旅》、科幻短篇集《关妖精的瓶子》等，多次获科幻银河奖、星云奖。现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更好或更坏的未来
文│王瑶
一、谁是莫洛克人？
一百多年前，H.G.威尔斯在《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 An Invention, 1895）中描绘了一幅可怖的未来图景：时间旅行者来到八十万年之后的世界，发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富人与穷人已进化为不同物种——美丽娇弱的埃洛依人住在地上宫殿中，过着无所事事的颓废生活，居住在地下的莫洛克人则趁黑夜降临时爬出来，捕食毫无抵抗力的埃洛依人。这种互为镜像般的双重结构，构成“恶托邦”的经典形象，因为只有在莫洛克人噩梦般的凝视之下，生活于田园牧歌中的埃洛依人们才会开始忧虑自己的命运。
正如科幻作家布莱恩·奥尔迪斯所说：“多年以来，只要涉及未来，无外乎就是攻击或者捍卫威尔斯。”《时间机器》所勾勒的这幅未来图景，在20世纪科幻小说中始终如幽灵般徘徊不去。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能解决公平问题。环境污染、核辐射、基因工程、全球变暖……享受高科技福利的永远是富人，穷人则不得不承受其恶果。
在发表于2005年的《赡养人类》中，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描绘了一颗名为“第一地球”的外星球。在那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知识、智力、深刻的思想，甚至完美的心理和性格、艺术审美能力等等，都成了商品”，由此，富人和穷人逐渐分化成不同物种：
“就像穷人和狗不是同一个物种一样，穷人不再是人了……对穷人的同情，关键在于一个‘同’字，当双方相同的物种基础不存在时，同情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人类的第二次进化，第一次与猿分开来，靠的是自然选择；这一次与穷人分开来，靠的是另一条同样神圣的法则：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这条神圣法则，由一个叫“社会机器”的执法系统严格执行，穷人一旦使用了属于富人的资源，就会被执法机器人“依法制裁”。许多年后，整个星球的财富和资源都集中在唯一的“终产者”手中，剩下的二十亿穷人则生活在全封闭住宅中，依靠“自给自足的微型生态循环系统”维持生命，连呼吸外面的空气都要向“终产者”付钱。当循环系统内的资源不足时，穷人只能选择跳入“资源转换车”中，将身体分解为水和其他有用的资源：“一盒有机油脂、一瓶钙片，甚至还有硬币那么大的一小片铁。”
刘慈欣笔下的“第一地球”，或可以视作对威尔斯《时间机器》的一次致敬。不同之处在于，“第二次进化”不再依靠自然选择之力，而是由科技与资本的法则推动。“文明进步”的步伐越大，埃洛依人与莫洛克人的两极分化速度也就越快。
或许正像阿兰·巴迪尤在《共产主义设想》中所说的：“从许多方面看，我们今天更贴近于19世纪的问题而不是20世纪的革命历史。”只是，我们已不再能够像时间旅行者一样，为八十万年后的人类命运忧虑叹息。
我们正在变成莫洛克人。
二、世界是不平的
科幻小说中的“惊奇感”（sense of wonder），究其本质而言，来自于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两种认知范式或者“感觉结构”之间戏剧性的遭遇。与“现实主义”文学相比，科幻的优势正在于处理这种视角转换所带来的“陌生化效果”，并通过高度凝练的具体形象，来传递抽象的生存经验——正如埃洛依人与莫洛克人这组双重镜像一样。
在今日好莱坞科幻电影中，“地下”与“地上”这样两重世界之间的天差地别，已变成最震撼人心的空间造型和视觉奇观——那是新版《全面回忆》（Total Recall，2012）中分处于地球两极的“新亚洲”和“不列颠联邦”；是《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2012）中贫困饥饿的“十二区”和富饶“都城”；是《逆世界》（Upside Down，2012）中重力相反的“下层世界”与“上层世界”；是《雪国列车》（Snowpiercer，2013）中的“末等车厢”和“头等车厢”；是《极乐空间》（Elysium，2013）中污染严重的地球贫民窟与有钱人居住的“极乐空间”太空站。
在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中，“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不是被茫茫太空隔开，而是被折叠在有限的空间中。这幅图景或许更接近于我们当下的生存经验——今日中国，乃至于今日世界，与其说是“地下”与“地上”两个世界之间的隔绝断裂，不如说是各种各样异质性的世界犬牙交错地挤压在一起。
在此意义上，我更愿意用“平坦的”和“不平的”这样一组形象来描述今日世界。一方面，对于抱着iPhone和iPad长大，生活于“数码乌托邦”中的都市青年而言，“世界是平的”，似乎是一种再清晰不过的事实。只要有WiFi和智能手机，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最新资讯，可以免费分享名牌大学的MOOC，可以和其他国家的朋友通过微信和skype聊天，而智能翻译软件则迟早会解决一切语言障碍。未来世界，似乎注定是一个平坦、均匀、拥挤且亲密无间的“地球村”。然而另一方面，在这样看似平坦的世界中，其实存在着许多巨大而深刻的鸿沟。当我们每天穿过街道和大楼时，似乎从未想过要跟那些打扫卫生的清洁工人、那些路边的小商小贩们打个招呼。他们来自我不知道名字的农村或小城镇，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我与他们仿佛是两个世界中的人，每天擦肩而过，却不知道如何开口交谈。
这样两个世界，彼此间没有对话的可能性。那些自以为生活在一个平坦的地球村里的人们，注定看不见一望无际的地平线之下那些巨大的鸿沟与裂缝，看不见另外一些人们在沉重的现实引力之下，过着难以想象的生活。就像看不见身边那些身穿清洁工制服的农民工一样，我们早已习惯了对这样一个不平坦的世界视而不见。
三、跨越边疆
在刘慈欣的《赡养人类》中，“第一地球”上被逼到绝境的二十亿穷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搭乘飞船来到地球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他们宣布，全部地球人类将被迁移到澳大利亚的保留地，由“第一地球”文明提供一切生活资料，平均分配给每个人，分配标准则参照目前地球人类社会最低生活标准。为了尽快消除地球上悬殊的贫富分化，由富人们组成的“社会财富液化委员会”开始不顾一切地向穷人们派发巨额现金，并雇用杀手去干掉那些不肯收钱的穷人。小说中最为黑色幽默的地方正在于此：地球人类曾为之浴血奋战却未能成功的“均贫富”，最终竟只能在另一群受压迫者的强大武力胁迫之下得以实现。
刘洋的《单孔衍射》，在看似玄妙的物理学外衣之下，其实讲述了一个同样荒诞的“世界大同”故事。由于强大的外力干预，人类社会不得不重新洗牌，资本主义的历史竟在一夜之间终结。我们或许并不希望这样的未来能够实现，它就像一重黑色镜像，映照出我们当下已无力撼动的现状，与此同时，也指示出打破“现实原则”逃逸往别处的冲动。在这样的“科学幻想”中，我们看到的是被压抑的乌托邦愿望，是来自地下的莫洛克人对于埃洛依人的绝地反击。
在《未来考古学》（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一书的序言中，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指出，当替代性的制度尚未浮现，亦没有可实践性，乌托邦的意义不仅仅是提出并构想某一种不同于现今世界的社会组织方式，而应该将其看作一种方法，其意义在于揭示我们对未来想象的局限。想象彻底不同于当下的“另类”（alternatives）总是困难的，而更困难的则是让广大读者去接受那些另类想象，“也即是说，乌托邦至多可以用于否定的目的：它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受的思想与意识形态的禁锢”。
这向我们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今天的科幻，除了描绘形形色色的“坏未来”之外，是否还有能力想象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我看来，科幻小说的核心魅力，正在于打破种种思想的限度，去用此前被认为不可能的方式思考，去认识“未知”，去理解“他者”，去走出“常识”所划定的小圈子，去探索种种可以理解与不能理解，可以言说与不能言说的事物之间的边疆地带。在此过程中，理性的“认知”和情感性的“理解”同样重要，唯有这样，才能帮助我们平衡“科学思辨”与“人文艺术”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理性而唯物的科学家眼光，科幻将个人提升到宇宙的高度上去认识人类；与此同时，人文艺术的维度，则要求我们肩负起理解每一个陌生人的道德责任，鼓励我们对于未知的好奇，对于差异的尊重，以及跨越边疆的勇气，从而进入形形色色的他人世界。
在当下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越发相信，要变革现实，并不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而更是让千万普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知道，生活应该更美好，也能够如此，只是需要想象力，需要勇气、行动、团结、爱与希望，需要一点对于陌生人的理解与同情。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可贵品质，也是科幻所能够带给我们最好的东西。
——发表于《小说月报》2015年第4期
《小说月报》2015年第4期【开放叙事】栏目推出“科幻文学小辑”：选载郝景芳小说《北京折叠》（原发《文艺风赏》2014年第2期），刘洋小说《单孔衍射》（原发《文艺风赏》2014年第6期），配发王瑶评论《更好或更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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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月报》2016年增刊2期中篇小说专号，2016年4月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