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是我的语言，我通过照片来了解人们的内心世界，并用它讲述故事，影响人们的生活。
梅利莎• 法洛曾在《匹兹堡新闻》（Pittsburgh Press）和《路易维尔时报》（Louisville Times）任摄影记者。在《路易维尔时报》工作时，她所在的团队曾获得普利策奖。
我是如何得到《国家地理》杂志第一份拍摄任务的？老实说，我只是接了个电话而已——“请问您有兴趣为《国家地理》杂志拍摄一个专题吗？”编辑在电话里问我。
但在听到这个问题之前，我已经在印地安那大学和密苏里大学学习并教授过新闻摄影课程，在两家都市报做了17年的摄影记者，我已经与许许多多天才横溢的摄影师和图片编辑愉快地合作过。
那通电话之后，我为《国家地理》杂志拍摄了16个专题报道，并出版了两本书，涉及的题材从文化、自然风光到自然保护皆有。
法洛在《国家地理》杂志任自由记者19年，拍摄了16个专题报道，涉及的题材从文化、自然风光到自然保护皆有。
我的经历或许算不上险象迭出，但却丰富多彩。在墨西哥的恰帕斯，我曾与当地士兵一起吃炸虫子，以赢得他们的好感，为接下来的拍摄铺平道路。我还曾与犹他州的农场主一道，像牛仔那样赶着牛群，用四天时间穿越高原荒漠。在埃塞俄比亚拍摄一个农庄时，我又不得不忍受跳蚤的折磨一晚上，而且，我们还必须和牛群住在一起。
与世隔绝的年轻修女们利用刻板生活中的片刻间歇，玩起了刚学会的球类运动。
为了拍摄国家地理学会出品的一本关于泛美公路的画册，我曾驱车穿越墨西哥、秘鲁和智利的大部分地区，而后，又在美国驱车3万公里，拍摄西部的荒原。我曾在阿拉斯加州湿寒的天气里同考察队一起追寻灰熊。我也曾在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无人区风餐露宿。我还曾目睹上百匹狂奔的野马从我的镜头上跨过……
许多小镇都有这样的“主干道”，它从老旧的房屋和教堂前穿行而过，另一条途经的公路则承载了小镇周围的交通。
幼年时的我从未想过自己可以拥有这样的生活，我来自美国中部，东、西海岸和其他国家的人们对这片土地几乎一无所知。我在小城里过着简朴的生活，父母、妹妹、邻居和朋友们就是我的全部世界。高中毕业后，我进入印第安那大学，尝试了社会学、心理学、考古学、地质学和写作，它们都勾起了我的兴趣，但却无法让我获得更多共鸣。当然，在之后的岁月里，我才意识到这些曾经尝试过的领域都是走向摄影之路的铺路石。
后来，我无意中接触到一门叫做“无声交流”的摄影课，它开启了感性和直觉的大门，让我学会通过观察身体语言来理解人们的内心世界。
为了在死难者纪念日当天装饰祭坛和墓地，墨西哥“花都”阿特利斯科附近的遍地黄花被采摘下来。
这门课的教授威尔• 康茨带我见识了亨利• 卡蒂埃-布列松、丹尼• 里昂斯、布鲁斯• 戴维森、多萝西娅• 兰格和拉塞尔• 李等人的摄影作品，在把他们视为英雄的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更适合用照片——而不是文字——与人沟通，传递信息。因此，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两份都市报担任摄影记者，我长年累月地拍照，并因此掌握了在城市中拍照的技巧。
摄影师常常独自工作，在专心摄影时可能会忽略周遭的危险，不久，因为拍摄城市的种族问题，我卷入了一场持续几周的暴乱。我也曾因为拍摄夜间纵火烧车的场景而被近100个怒火中烧的人围攻……如今，我在拍摄照片时不会再让自己身陷险境了，我会为突发状况做预案。同时，我也深信自己能够通过了解他人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里，绵延在默塞德河旁两岸的艾尔卡皮坦山倒映在小水塘里，瑰丽景色美不胜收。
拍摄时我常会轻装上阵：一部相机，一只镜头和一个小包，里面装着闪光灯、存储卡和电池。我在人像摄影上有更丰富的经验，我的内向和女性独有的亲和力能让拍摄对象感到自然、放松。很多摄影师在拍摄时更倾向于艺术性的表达而非新闻性的实录。我不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但我也会尝试用艺术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拍摄山脉、沙漠、冰川这些壮丽的自然景观时，光线是我捕捉美的好帮手。
我希望可以通过理解别人，讲述故事来影响他们的生活。在拍摄西弗吉尼亚州山区的采矿业时，当我和当地人一起看着他们的家园和周围的山林都被采矿业毁掉，我心碎不已。我感觉自己能成为他们的扬声器，把他们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说出来。我的照片忠实、坦率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一个编辑说自己每次看到我拍的照片，就仿佛亲眼见到了这些人。
女人们在赛马师的肖像前争奇斗艳。在肯塔基州赛马会上“赛”礼帽的传统由来已久，激烈程度毫不逊于赛马比赛。
开始一项任务前，我要先进行研究：查询背景资料，找到对故事进行视觉呈现的最佳地点、方法。文字作者和编辑也拟好各自的计划，然后我们碰头讨论。我们会尽量详细地列出时间表和拍摄清单，抵达目的地后，我就可以立即拍摄。拍摄间歇，我会和相关人物见面，到拍摄地点查看，努力让自己熟悉环境。
实际拍摄中，直觉会起到很大作用，因为在家里你无法把实际的场面和故事的复杂性都设想得很具体，当然，出人意料的场面也正是惊喜所在。所以说成功的拍摄是在周密计划和灵光一闪中诞生的。
奥地利蒂罗尔地区的父子俩头戴诡异面具、身披缀满地衣的衣服，以野人形象庆祝冬日的消逝。
在毫无准备的状况下拍摄时，我常会感到压力重重。譬如最近我想拍摄迈阿密南部的静谧海岸，文字作者说在灯塔顶端可以看到远处城市的灯光，可当我爬到那里时，才发现那是一个只能用肉眼观看，无法用相机捕捉的画面——城市太远，而且有许多灯塔、电线干扰视线。眼睛可以通过主观想象让障碍消失，但相机只能记录现实，如何在故事的真实性和主观看法间保持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摄影师通常独自工作，但他人的帮助必不可少。在每次任务中，我都会交到很多朋友，最亲近的朋友和知己就是我的丈夫兰迪• 奥尔森，他也曾为《国家地理》杂志拍摄过不少专题。我们一起工作、生活，是彼此最得力的编辑和助手。如果情况允许，我们会在工作时相互探视，但会非常小心，尽量不去干扰对方的拍摄。
在奥克弗诺基野生动物保护区中，堆叠的独木舟倒映在静谧的水面上。
有一次，兰迪来内华达州探班，我当时正在拍摄野马（刊登于《华夏地理》2009年2月号）。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以野生动物为主角的选题，是一个挑战，我不得不仔细研究野马的行为、交流方式以及每个动作的意义所在。
困难在于野马是很难发现的。它们生性胆小，受到惊吓就会跑开，而且多年的人马冲突使它们惧怕人类。开始我只能用相机的望远镜头观察它们。编辑凯希建议我到马场去学习，后来，我找到了接近并真正了解野马的方法。俄勒冈州有一群脾气相对温顺的野马，我试着接近它们。一头种马发现了我，示意我离开它们的领地。我非常小心、缓慢地移动，用非常轻柔的声音跟它讲话，说我不会伤害它们。它继续发出警告。直觉驱使我坐在地上，继续研究它的反应。它停下来，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走开了。我明白自己不再是个威胁了。接下来的三天里，我跟着这群野马东奔西走，并观察它们的反应。
在奥克弗诺基野生动物保护区中，一名救火员仔细地检视着“例行大火”的火焰和烟雾，有计划地在沼泽地里放火有助于使过于郁郁葱葱的灌木丛变得稀疏一些。
内华达州又是另一番情形。我和兰迪早上4点起床，开两小时的车去见承包商——因为土地和水源不足，政府决定减少在联邦公共土地上游荡的野马数量，便让承包商用直升机将野马驱赶至一处围栏。当时正是夏季，早晨的光线非常适合拍摄，但直升机和野马都还没动静，而当它们都在指定的地点“就位”时，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刺眼的阳光很不利于拍摄。
我们拍了许多天也找不到满意的照片，于是就在马群途经的路线上放了三部相机，我坐在山头的草丛里遥控相机。1000多匹野马从相机上方奔腾而过，三部放置在保护箱中的相机全被踢坏，终于换来了一张满意的照片。
我始终记得拍摄《国家地理》杂志第一个专题——“奥克弗诺基沼泽地”时所面临的挑战：我从未拍摄过野生动物，而且在此之前一直主攻黑白摄影，这个专题是我第一次拍摄彩色照片。当时的摄影界还是柯达克罗姆64胶片的天下，在这种底片上，曝光只要差四分之一度，照片就废了。幸运的是，我在编辑丹尼斯• 迪米克的帮助下完成了任务，一张美洲鳄的照片还意外地收入到《国家地理最佳照片》之中。
在乔治亚州的奥克弗诺基野生动物保护区，一只美洲短吻鳄躺在富含丹宁酸的浅滩里晒太阳。
我从未拒绝过任何一个交予我拍摄的选题，尽管有个拍摄任务我认为别人更适合，但我努力尝试了。虽然那组照片不是我最喜欢的，但我学到了许多。挑战让我成长。人们常问我到哪里旅行最好，或是我最满意的任务是什么。说实话，真的很难回答，因为在我看来，每一个场景、每一次拍摄都是上天的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