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大的问题是不时发生一些社会事件，使防控工作面临阻力。”刘东磊说，比如几内亚政府部门派人到一些地区消毒，当地人闻到消毒液的奇怪味道，误以为是病毒在散布，极力阻止消毒工作，以致发生冲突。
《环球》杂志记者/袁卿（发自坎帕拉）
《环球》杂志记者/李亚红（发自北京）
“早上好”“辛苦了”……
在位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中心区的纳谷鲁中乌友好医院，不少当地医务人员可以很流利地用中文向中国医生打招呼。
“当地人的语言天赋很高，他们很快就学会了用中文打招呼，还很愿意和我们交流。”第16批中国援乌医疗队队长戴峥说。
虽然来乌干达开展工作只有一年多，但本届中国医疗队已和这里的医生护士，以及一些前来就医的病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不需安检的中国医疗队
针灸医生潘雷的一位老病人，是位乌干达神职人员。前不久，他邀请医疗队全体人员参加他女儿的婚礼，还安排他们坐在嘉宾区，优先取用自助餐。
婚礼主持致辞时，还特别提到了中国医疗队。他们被邀请参加当地婚礼，或者大户人家的活动，远远不止这一次。
今年2月，医疗队到乌干达边远地区开展义诊活动，此次义诊的地点是东部地区的一个边疆小镇，也是医疗队驻地门卫迈克尔和欧让布的家乡，他们希望中国医生能为家乡的乡亲们看病。此次行程在三个义诊点共接诊并治疗患者228人，每次义诊结束，当地居民总急着追问医疗队再次送诊上门是什么时候。
从7月12日开始的两天时间里，中国医疗队在乌首都坎帕拉西北约230公里的霍伊马，为840多名当地民众提供了免费医疗服务。
早上8点半，当医疗队抵达霍伊马中心广场时，600多名当地群众已等候多时。往常，他们很难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这次医疗专家上门问诊，他们恨不得把全身病痛的疗救都托付给医生们。
此时的中国医生们，也不得不从专科大夫变成全科医生。发放药物，进行医疗健康教育，或者提出进一步治疗建议……义诊结束，随行所携药品也发完了。
“中国医生给我量了血压，发现我有高血压，而我之前从不知道此事，我现在知道，是什么导致我的身体状况恶化。”来自乌干达霍伊马的格拉迪丝·卡瓦说，他今年58岁，长期受头疼和胸疼困扰，如今知道了病因，对中国医疗队的服务非常感激。
中国第16批援乌干达医疗队队长戴峥说，乌干达医疗水平总体落后，大量底层民众看不起病，也不知去哪看病。中国医生从义诊中积累了一手资料，了解了当地普通民众的常见病、多发病，为今后开展医疗工作提供了参考。
此前，中国医疗队在乌干达东部城市金贾援助了29年。乌干达社会不安定因素较多，到哪都要安检，可中国医疗队是个特例，当地人都知道医疗队用车的牌照，汽车在金贾畅通无阻，不用安检直接放行。医生们要是在金贾的当地饭店吃饭，老板还会主动打折。
传授医术打造本土医疗队
跟医院楼道里众多排队候诊的患者一样，29岁的安吉鲁·克里斯已不是第一次来中乌友好医院就诊了。
“我们相信这家医院的医生，你来看病时，他们会给你很好的建议，很关心你，比如是不是需要做手术。另外，这是一家公立医院，费用也不会太高。”克里斯说，“这里的中国大夫相当好呀，特别是上次给我做手术的那位大夫，我这次来这里就是要找他。”
年届六旬的乌干达老人珍妮特见到《环球》杂志记者在采访，主动上前来介绍情况。“我初来看病时甚至连路都不能走，现在已经可以走路了。感谢中国政府派来的白衣天使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医疗服务！”
珍妮特说，她的背疼了很多年，在附近多家医院就诊，却一直不见效。在朋友的推荐下，她找到了中国医疗专家，见识了中国传统的针灸疗法，这才治好了困扰多年的病痛。
提起中国医疗队，金贾医院院长迈克尔·欧斯里德说：“中国医疗专家来我们这样偏远的小地方服务两年，是一种巨大的牺牲，我们非常欢迎他们。病人们可以在这里享受来自中国的先进医疗技术和设备，我们感到很荣幸。”
在6月20日举行的中国抗疟药和设备捐助仪式上，中国援建的纳谷鲁中乌友好医院院长爱德华·纳敦巴说，这家公立医院开业两年多来，接待的患者越来越多，在2013—2014财年内，为近18万乌干达病人免费提供了医疗服务。
“中国医疗队，请不要走！”发出这种呼声的不只是爱德华·纳敦巴。像欢送国宾般，许多国家在中国医疗队离开的时候都会举行隆重的仪式。
1996年12月，中国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即将归国。赞比亚总统率领一批高级官员冒雨驱车350公里，只为送行。彼时，许多群众涌向街头，不少曾经被救治的患者高喊着：“中国医生不要走！”
其实，早在1965年，周恩来访问桑给巴尔，就对正在援桑的医疗队说过，中国医疗队迟早要走的，我们要培训当地医务人员，给当地人民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从简单的无菌操作观念到常用的疾病处理、注意事项，再到当地从未开展过的新麻醉方法、新手术，第16批中国援乌医疗队员们正在抓紧每一个机会传授医疗技术和管理手段。
一名当地泌尿外科医生，几乎每次手术都会参与，在中国医生毫无保留的帮助下，他已经掌握了切刀等外科手术技巧。
抗击埃博拉
刚从几内亚抗击埃博拉疫情归来的疾控专家杨鹏，与熟人见面打招呼有了新的方式——两拳轻碰，而不是握手。“在几内亚形成的习惯，握拳比握手更安全。”杨鹏说。
8月15日晚，国家卫计委向几内亚派出的医疗专家组，随我国第24批援几医疗队一同出发，承担埃博拉疫情防控救援任务。杨鹏是医疗专家3人组中的公共卫生专家。
“国家给我们明确了6项任务，包括了解疫情信息、指导防控、开展培训等。”杨鹏说，国内对埃博拉疫情的很多信息不了解，专家组必须把这些信息收集汇总，包括当地防控面临的问题和需求，及时报告给国内有关部门，以便后续援助开展，同时这些信息对我国开展防控准备工作也非常重要。
9月21日，刘东磊跟随我国第三批援非公共卫生专家组飞抵几内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中国驻几内亚医疗队、中资企业和当地华商开展针对埃博拉的培训，包括如何预防，发病后如何就医等。
“还要争取收集到埃博拉病例的相关流行病学资料和临床资料，为更好地制定与完善当地华人埃博拉防控和救治应急预案做准备。”刘东磊说。
开展防控疫情工作，同样面临不少困难。杨鹏在几内亚时，根据自己收集的信息分析，认为疫情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地治疗中心远远不能满足患者治疗需求，大量患者无法及时有效隔离治疗。
“一些病例发现后，无法找到密切接触者，更别提医学隔离观察了。”杨鹏说，有些疫情防控工作还受到当地村民干扰。
除了埃博拉，疟疾、黄热病等传染病也在西非地区肆虐，很多人都知道去那里要注意防蚊子叮咬。杨鹏刚到达时也比较在意，但很快就不在意了。“蚊子咬是家常便饭，总不能躲在蚊帐里不出来干活吧。”他说，“习惯就好了。”
刘东磊说，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埃博拉治疗中心设在东卡医院，能容纳60个病人。病人居住在医院空地上搭建的帐篷里。面对病人不断增多的压力，扩建帐篷或者增加新的治疗中心非常迫切。
“杨鹏去援非就等于北京疾控去援非，代表着中国公共卫生的水平，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必须当好坚强后盾。”北京市疾控中心的同事们给予他最大支持。
每天工作开始前或结束后，杨鹏都会主动和北京市疾控中心联系，介绍工作进展。杨鹏还请北京市疾控中心的同事帮他查资料，用邮件发给他备用。
刘东磊所在的第三批援非公共卫生专家组在几内亚工作20天回国后，第四批援非公共卫生专家组接过接力棒，又于10月17日出发了，他们将继续开展相关工作。
说起在几内亚工作的日日夜夜，刘东磊依然割舍不下对当地的牵挂。“由于疫情的缘故，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外国人，对国家经济必然产生很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