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不久前，刘成瑞在上海没顶画廊的行为艺术《异教徒》在近几年中国的行为艺术中可称晦涩。一池绿色的水、一个球、一个人，持续7天。每天的变化仅限于两点：第一，球的颜色；第二，人与球的关系。球的颜色依次为：红、橙、黄、绿、黑、蓝、紫；人与球的关系，艺术家则分别描述为：
始于正午，待水面平静时将红色球体砸入水中，之后稳固球体于水面……直至日落；
始于正午，推动橙色球体在绿色水域中奔跑……直至日落；
始于正午，身体带球缓慢下沉，继而迅速浮起……直至日落；
始于正午，推动橙色球体在绿色水域中奔跑……直至日落；
始于正午，身体推动球体在水域中旋转，并用捶击水域铁壁的方式惩罚双手……直至日落；
始于正午，殴打黑色球体后在水域自杀，自杀未遂后面壁而立……直至日落；
始于正午，或观球体，或望水域，或闭双目……直至日落；
始于正午，待水面平静时将橙色球体砸入水中，之后稳固球体于水面……直至日落。
他行为的内核是存在论与神话学支撑的
我们会发现，第一天和第七天的行为在动作层面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将球体砸向水面，然后稳定于水面。由此看来，其中必然包含某种循环结构，再看每一日行为的命名，这一结构就很快明晰了，甚至是过分明晰了。
《异教徒》的整个隐喻系统是非常易于辨认的，球体颜色变化和人与球体关系的变化对应的是一种精神进程。这一精神进程在此前的思想史中其实多次得到过相似的阐发，我们可以想到的至少有两个经典表达。第一个是禅宗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最后到“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第二个则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历史哲学》中构筑的无所不包的正反合辩证体系。只是在刘成瑞这里，这一精神进程(或者说逻辑步骤)被加入了更多戏剧性。
每一个颜色对应一个精神主题，这一象征修辞并不鲜见，在《异教徒》中也不是核心语法，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看作一种任意的、个人化的配置，就像兰波在《元音》中的做法，故在此不作深入讨论。更重要的是《异教徒》中表达的精神进程本身，主要寄于艺术家的动作之中。
第一日的将球体砸入水中并稳固球体于水面，被释为“热血，凝固崇高”，可视为一个人的立志之初。在对“热血”的注释中，艺术家指明了其情态，“全身的血液沸腾”，“充满勇气和力量”。第二日的“追寻，重复行动”则是对所立之志孜孜以求的状态。第三日的“堕落，极速上升”的矛盾关系其实和视作“浮沉”的另一种表达，也可指遭遇挫折和经受历练。
第四日的“生长，坚决惩罚”比较复杂，尤其是“惩罚”，这里的“惩罚”更多是指一种自我惩罚，可视为遭遇挫折之后的自我否定。继而是第五日的“愤怒，无边黑暗”，导向的是绝望。这里，已经来到阶段性的极端。接下来必然出现变化，这一变化必须具有《易》中“复”卦的作用，作为某种回归的开端。所以有了第六日的“和解”，产生了全新的关照视角，接着在第七日完成“循环”，历尽百劫，而其志益坚，随时“准备牺牲”。
当然，将《异教徒》视为对某种逻辑公式的物态演绎，难免失于机械和简单。我们还须用“异教徒”这个主题统摄整个逻辑链条，这场为期7天的行为表演的精神指向才能最终得到规定。
“异教徒”一词是从基督教语境里产生的，但这个词内置的“恶”与“对抗”的涵义在经过强化和演化之后逐渐从基督教剥离，获得了独立意义，逐渐趋近“异类”“异端”。而这样的理解很容易导出对《异教徒》中批判性表达的期待，而这一期待必然是落空的。社会批判成分在刘成瑞的作品中向来都很弱，他行为的内核，一直都是存在论与神话学支撑的，他更乐于构筑存在原型，而不是对具体社会问题发言。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理解“异教徒”，更容易接近刘成瑞的《异教徒》。刘成瑞的大多数作品命名都来自波德莱尔的作品(波德莱尔是他最喜欢的诗人)，“异教徒”这个名字也是一样。波德莱尔有一首名叫《异教徒的祈祷》的诗，但这首诗对异教徒的规定并不鲜明，真正把异教徒的情态传达出来的是《亚伯与该隐》。这首诗对比了亚伯与该隐后代相反的命运，最后呼吁该隐的后人“登上天庭，把天主揪来摔在地上”。可以说，该隐才是刘成瑞的“异教徒”。
《异教徒》也可称为刘成瑞的精神自传
该隐作为异教徒的特殊性在哪里呢？那就是分裂。既然是要对抗上帝，那必然意味着他承认上帝的存在，他和完全不信上帝的异教徒相比，承受着更大的痛苦。因为不信上帝存在的异教徒处在一种更自足自在的状态，少了上帝这一沉重的存在，因而也不处于流放状态，他们是自适的。而该隐情态的异教徒则是天然不适的，也是天然地分裂的，一方面，他明白上帝的权威，另一方面，他不服从这一权威。
该隐在启蒙运动之后逐渐成为“英雄”的代言人，主动背离上帝，拥抱虚无，为自己确立价值，演化为“超人”，在加缪那里，他是西西弗。在每一日行为的阐述中，起首都是“始于正午”，而“正午”在尼采和加缪的著作中都是极为重要的象征，而它所象征的正是异教徒的英雄主义，一种在虚无中重新创世的激情。
上帝的灵在创世之前运行于水面之上，这庶几可以解释那一池被丙烯染成绿色的水，而球体对应的则是自我的他者、非我。然而，在虚无中创世是上帝的事业，人如何承担这一任务？上帝的存在是自足的，而人要创世，首先要确立自我的存在，而为了确立自己的存在，他又必须设定非我。
而在刘成瑞自己的口中，这一主题被表述为：“我就是我的异教徒。”简而言之，就是自我的分裂、对抗与和解。在《异教徒》中，刘成瑞既是上帝，又是该隐，或者说，他是试图做上帝的该隐。在此意义上，行为《异教徒》也可称为刘成瑞的精神自传，《异教徒》中的思辨深深嵌入了刘成瑞的个体经验。
然而，行为艺术从其开端之处是反观念的的，但其间也出现了博伊斯这样的布道者。《异教徒》作为行为，其成立依赖的文本关系相当复杂，如果纯从现场去看，我们见到的只是一场充满仪式感和视觉刺激的舞台化表演。在刘成瑞的大部分作品中，偶发性和开放性几乎是完全被排除的，而是严密地封闭在既设的语言空间内部，不接受干涉，也不邀请互动。这跟他要表达的内容有关，也与其个人气质和创作路径有关。
在《异教徒》中，刘成瑞进入了祭司的时空，这一时空因其神圣而变得封闭。涂白的面孔消和精心准备的装束进一步消除了现实感，而球体、池水和墙壁的象征意味也得以强化。在强调直接性、消除隐喻的潮流之下，刘成瑞成了当代的“异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