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创始人任正非21日的讲话，在全社会引发了一轮中国科技发展的思考热潮。他对资本的警惕态度，也引起了不少科技公司创始人的共鸣——谈及为何不上市时他说“担心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理想的实现”。
科技企业到底需不需资本支持？资本进入科技企业，到底是提供支持，还是进行破坏？这在华为身上似乎是一个矛盾。
“我非常敬佩任先生的战略思维，华为拿出相当比例的收入来做研发，拿自己的钱去投入。在中国企业里面，我很少看到。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世界经济论坛（WEF）未来制造委员会主席倪军出席中经合集团股东2019年股东大会暨“数字化转型：投资与创新”论坛期间，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的独家专访。
他认为，华为通过多年滚雪球式发展，体量足够大，已经可以内部循环。但对于更多尚未建立起如此庞大生态的科技企业，还需要借助外来资金去提升研发能力。但是，近几年社会资本（也包括了部分政府资本）大批进入商业模式创新类的移动互联网企业，真正的硬科技创新创业公司没有获得太多的资本支持。这主要是投硬科技企业的回报周期长、风险也相对较大。
不过他相信，根据科创板的制度设计，是可以将“讲故事”的企业与“真科技”企业区分开，找到那些有实力、真正做研发创新的企业。而资本，可以帮助科技企业去创造更多“不可能”。
倪军2018年当选WEF未来制造委员会主席，他是美国密西根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创院院长，智能制造领域专家。从事先进制造技术的研究已经近40年，发表论文近500篇。
《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提出，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
倪军对于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对记者表示，中国在消费场景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确实在世界上领先。但是，这与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业，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中国智能制造现状
第一财经：科创板实施意见中提出，重点支持六大领域，并“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现在许多企业身上都贴着“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的标签，但哪些才是真正的智能制造企业？
倪军：近两年人工智能（AI）炒得非常火热，甚至有些过头了。给人的感觉是似乎未来所有的都会被AI取代。目前AI成功应用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语音识别、人脸识别，以及辅助决策领域。但这都不是智能制造。
智能制造，这个名词比较“好用”。大家都说自己是智能化，没有严格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智能化。有的是将简单的自动化，等同于智能化；有的将信息化、可视化，等同于智能化。
有的民企老板见面喜欢向我展示他的“智能工厂”，拿手机给我看，你看我的工厂，机器都在动，我这是智能工厂。但这不过就是简单的信息化、可视化而已。
智能化，最基础的一个条件，是有数据来源。在最底层构建设备，然后以工业互联网也就是物联网，抓取数据并传输回来。第二，对数据进行可视化，以曲线、图表的形式对数据进行直观描述。第三，对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建模，将数据里更有价值的信息挖掘出来。根据应用场景不同，可以对机器进行自我调整、优化或辅助操作人员作出其他决策。
第一财经：很多科技企业会用酷炫的宣传片，和绚丽的文字，来描述人工智能在生产当中的应用。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的智能制造，到哪一步了？
倪军：在工业领域，无法简单的把“Artificial Intelligence”用去解决问题，我倡导的应用方向应该是“Augmented Intelligence”，即对现有生产经营，根据不同的KPI指标进行提升。
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工业领域，国内做的不错的，华为应该是做的最领先的，但它离工业应用还稍微远一点。阿里、百度等虽然在其他商业AI领域做的不错，但离真正投入工业领域就更远了。
可以看到很多国内企业都在往智能化方向发展，比如轨道交通，他们希望实现智能化。还有电力电网、烟草制造等，都要进行工厂的智能化改造。另外我接触到好多汽车厂、地铁公司、石化企业、矿业企业等，都要智能化。
只不过大家都还不太清楚，什么叫智能化。通俗来讲，智能制造，就是你的设备能够自我感知，根据设定的KPI指标进行自我判断，并自我优化和控制或预警。
这些KPI指标，主要有四类。第一类，安全第一。有的企业最关注安全，高铁、核电等领域，需要完全地安全。第二类，质量第一。有的企业对质量非常关注，无论如何不允许出次品。第三，成本控制第一。应用智能系统之后，成本要得到降低。第四，效率第一。工厂规模越大设备越多，协同提高效率、排除故障，对成本的影响就越大。另外，还有污染控制指标、资源利用指标等等。
第一财经：什么场景，可以直观看到智能制造带来的改变？
倪军：举个例子。一座无人工厂中，机械加工的刀具在无限次重复使用中出现了磨损。如果没有人检查，没有发现，那它就会继续使用，可能会生产大量的残次品，造成巨大损失。
这是1985年我在美国读博士期间，参与美国通用汽车一个科研项目的经历。当时我们就在想，既然完全无人，那怎么发现磨损刀具需要更换？我们就开始将计算机应用到工厂中，希望能够从数据当中，看出来道刀具需要更换了。
以安全生产或降低故障率为目标，进行智能制造，还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对计算机而言，需要有足够的故障数据，来学习、训练，然后进行智能化处理。但工业界往往很难获取足够的故障案例。故障库没有那么大。
一个更突出的例子是核电或高铁。这些领域对安全的要求是百分之百完全安全。一次事故就是巨大的灾难。那么要应用AI，就很难获得可以学习的故障数据库。
但在提高效率方面的应用较为常见。比如我们跟中船工业合作，利用智能化改造，将一年油耗降低6%。如何实现的呢？一般大副开船都是靠经验，但是智能化之后，可以根据洋流、风向等数据，来调节船舶开动的角度、速度，实现最优油耗。
第一财经：有人认为，中国借助移动互联网，已经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实现“逆袭”，甚至说“杭州赶超硅谷”。你同意这种说法么？
倪军：我们一直在观察哪些驱动力，在帮助我们塑造未来的制造业。
我们已经毫无疑问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当中。前三次科技革命的驱动力分别是蒸汽、电力、计算机，而第四次是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推动力。
在过去几十年间，制造业生产范式发生了多次转变。从美国福特创造的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大规模制造”，到日本为主导的、关注成本控制同时关注质量的“精益制造”，再到美国、日本及欧洲国家推动的、关注品种丰富和多元服务的“柔性制造”，到2000年美国再一次创造出了关注对市场响应速度的新生产范式“可重构制造”。
那下一个生产范式是什么？那就是“智能制造”。目前主要参与方包括了美国、德国、日本，以及中国等。中国从2012年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第一次科技革命的领导国是英国，第二次、第三次的领导国都是美国。而这两次科技革命，真正使美国成为当今的超级大国。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欧盟以及中国，都希望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争做领头羊。
不过，作为世界经济论坛未来制造委员会的主席，我们也在倡议，希望更多国家共同参与第四次科技革命，实现包容性发展，而不仅仅是几个主导国家。
中国近几年经历的所谓移动互联网浪潮，出现了很多商业模式创新类企业。但是，新一轮科技革命需要的是硬科技创新。消费移动互联网，它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占据有利地位，它不是主导，只能是辅助。
第一财经：为什么智能化技术在工业领域发展这么困难？
倪军：人工智能，需要大量数据进行学习和训练。在消费场景中，消费者和商家都希望“货比三家”或让全世界的消费者都能看到他们的产品，因此分享这些信息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都愿意分享自己的数据，数据越多智能化越强。但是工业场景，完全不是这样。
大家不愿意分享数据，因为这是公司的商业秘密。如果我是英特尔，我是绝对不会让数据离开我的企业。哪怕我买你的设备装在我的工厂，对不起，这个数据我不会让任何人拿到。
所以在工业领域实现“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很难的，但“Augmented Intelligence”是可行的，即“增强化智能”。
政策与资本的力量
第一财经：智能制造是国家重点支持的领域，你认为，政策支持，能否真正推动科技崛起？
倪军：中国制造业必须转型，这一点大家都非常清楚。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全球最大，但是大而不强。就像我们很多原创的核心系统或芯片，并没有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之前制定了很多长期发展规划，大概有16个重点发展领域。
但是，我认为支持机制一直没有理顺。比如，从国家范围来看，研发经费使用效率很低。
我们的高校里面有很多人在做科研，但是很大一部分没有转化，没有产生社会效应。咱们的科技项目管理，经费使用非常不灵活。
比如一个100万的项目，研究团队可以做一个预算，把它消化掉。如果给你一个2000万的项目，你不可能通过吃几顿饭、培养几个学生花掉，逼着进口了大量国外的设备。越贵越好，只要不被进口限制的设备，国内多得很。太浪费了。
实际上，我们的科技投入，养了一批海外仪器设备供应商。国家这么多科技投入，产出却非常可怜。而且大量研究成果没有得到产业化，只是出几篇报告，找几个专家评审一下，就束之高阁了。
近年来模式创新企业比较多。但是重复性模式，会带来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一个共享单车，可能确实改善了我们的出行。但是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小蓝车、小红车，以挤出原有竞争对手的方式，拿到对方已有的市场。一个被取代，然后又被另一个取代，把很多资源变成了垃圾。
那么大的社会资本，还有大量政府资本，如果这些钱投入了真正的科技企业，好几个伟大的企业出来了也说不定。
第一财经：是否应该用更市场化的手段？但是资金往往流向可以快速看到回报的领域，而非国家希望流向的硬科技。
倪军：从资本角度，许多创投机构喜欢砸钱“种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快速做大规模，然后拿到纳斯达克去卖，未来还可能拿去科创板卖。但是从国家角度、社会发展角度，是希望资源流向真正具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提升我们的科技水平。
这就有一个矛盾。资本市场大部分是希望赚快钱的，三年五倍五年十倍退出，以回报论英雄。但是科技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国家行为、社会行为。很多科技创新，没有长期研发投入，没有实现成果转化，是赚不到钱的。
我认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科创板，不要求一定盈利，只要证明聚焦前沿科技、有持续创新能力，也可以上市获得融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有一个前提，就是科创板能够选出，真正有实力、真正做科技的企业。
第一财经：你认为科创板能做到这一点么？
倪军：我跟上交所负责科创板的管理层聊过，也跟纽交所、纳斯达克专门负责中国企业的管理层有过交流。大家各有各的忧虑。
比如纳斯达克，科创板推出后对于中国科技企业到海外上市还是有影响的，对此他们应该是有一些担心的。
上交所很清楚科创板要选什么样的企业，但也比较担心，如果企业进入科创板，流动性不足，企业依然融不到资金怎么办？新三板的发展经验，也让这一次科创板推出更加谨慎。
但我比较乐观。因为目前推出的制度设计，是可以真正找到那些有实力、真正做科技的企业的。
国家已经明确了重点支持的方向，但是只符合大方向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研发投入、研发成果等方面，都达到一定的指标。通过这些机制，起到一个过滤作用，将讲故事的企业和真正做科技的企业，区分开。
这些指标主要就是上交所在推荐指引中提出的“6个是否”。
（是否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是否拥有高效的研发体系，是否拥有市场认可的研发成果，是否具有相对竞争优势，是否具备技术成果有效转化为经营成果的条件，是否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等国家战略。）
第一财经：如任正非所说，资本是贪婪的，可能会影响科创企业实现理想。你认为上科创板对一个科技企业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倪军：很多企业，都是靠融资去做研发投入。我很佩服任正非先生，华为拿出相当比例的收入来做研发，拿自己的钱去投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也要看到，华为发展早期，也是受益于各地方政府的资源支持。只不过现在华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内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具备了自己造血的能力。
对于一些还没有像华为这样能够建立起一个生态的科技企业，就需要借助外来的资金投入，去提升研发的能力。
有很大一部分真正做企业的人，如果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现金流问题，他不会轻易上市。因为上市之后，所有的东西都呈现在显微镜下，很多创业者或者企业家，都不喜欢这种管制。
但是，资本的支持，可以让科技企业成为更伟大的企业，创造更多之前不可能创造的东西。比如Google，刚开始只是一个搜索引擎，但是发展足够大了之后，就可以搞人工智能，搞自动驾驶，搞更多更高级的创新。比如Facebook，从社交媒体开始发展，现在也在向科技企业转型。
第一财经：华为的“备胎”思路近日也引发高度关注。有观点提出，之前我们评价一家科技企业是否受制于人，往往会看对这家供应商的成本支出占比。但现在似乎要换一个角度，哪怕一个很小的零部件，成本占比微乎其微，却也可能会成为最掣肘的部分。
倪军：经过二十多年的制造业全球化发展，几乎已经没有一个东西是完全靠一个国家单独生产出来的。
波音飞机不是美国一家制造的，是全球几十个国家做的东西集成的。可能你手中这支圆珠笔，很多零部件都不是中国的。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全球生态。
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更加重视供应链管理。比如拿出70%的资金与主要供应商合作，同时20%去扶持一个“备胎”，10%还要给“备胎”培养“备胎”，就是“721战略”。
而“备胎”里面，至少有一个要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