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涿鹿教改的失败、教科局长郝金伦“悲壮”辞职的消息一传出，便被舆论解读为保守势力、社会偏见对于进步教改的一次“围剿”。（芥末堆曾报道）
孤胆英雄？在连篇累牍的报道下，郝金伦已俨然被塑造成了一个“与保守势力决不妥协”的卫道士。而关于涿鹿教改的具体细节，关注的人又太少……
芥末堆 吉吉、宁宁 8月5日报道
如今的涿鹿教育信息网首页仍挂着不少有关于教改的内容，而辞职后教科局长的郝金伦，依然在朋友圈里接二连三地更新着有关于教育的消息。
涿鹿，这个刚刚经历了一场教改风波的河北县城，看起来似乎已经回归平静。而就在几天之前，郝金伦一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辞职信，着实让这个小城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郝金伦教改三年，家长多次聚众抗议
郝金伦：愤怒上街游行的人围攻政府，声嘶力竭打条幅
涿鹿县：全面叫停全县中小学“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
2013年8月，40岁的郝金伦正式出任涿鹿县教科局长、党委书记。2014年上半年，经过考察后，逐鹿县引进了河南西峡的课堂教学模式——三疑三探，开始了新一轮的教改。三疑三探设有四个教学环节：设疑自探、解疑合探、质疑再探、拓展运用，体现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2014年下半年开始，涿鹿县开始在全县四年级以上全面铺开三疑三探。
2015年6月，在三疑三探全面铺开之后，教育部门与家长的矛盾第一次大规模爆发了。三疑三探这一模式引起来不少家长的反对，家长们开始组织闹事，最终在开了一场1000多人的家长会后，涿鹿县叫停了实现小学、涿鹿县初级中学两所学校的教改。
从那之后，家长与教育部门的矛盾似乎一直未曾停止。7月5日，“愤怒上街游行的人围攻政府，声嘶力竭打条幅”，200多名家长走上街头，要求罢免郝金伦，当天，涿鹿县全面叫停全县中小学“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
之后，教科局长郝金伦提出辞职，在其辞职信中提到，涿鹿县部分家长认为课改后课堂上老师讲课不足，希望恢复到“满堂灌、题海战术、考试排名”等传统模式上去。辞职信对此进行了解释和批驳。辞职信中还谈到，其辞职的重要原因是当地叫停了教育改革工作。最后，辞职信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后会有期！”作为结束。
家长担忧：孩子们的竞争对手是衡中，乃至整个河北
郝金伦：我们要让孩子拥有的不是大学文凭，是战胜苦难的人生智慧。
补课老师：给这些孩子补课可费劲了，感觉他们在学校里都没学到东西。
对于三疑三探被叫停，三竿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孙瀚情绪有些纠结，因为对于这一模式，他其实是很喜欢的。
“上课的时候，同学会给讲很多课堂上没有的东西，我喜欢听他们讲。”他说道，然而，“在学到课外知识”的同时，他也面临着一个尴尬的问题，成绩下降了，只能通过补习班来提升成绩。
于是，孙瀚便有了这样的心理，虽然喜欢三疑三探的课堂教学模式，但是由于老师讲的更贴近课本，更加清楚，于是他更希望老师来讲课。
在采访中，芥末堆发现像孙瀚这样既喜欢三疑三探模式，却又希望能听老师讲课的同学有不少，这些学生无疑是纠结的，然而比他们更纠结的却是学生家长。
在涿鹿几天的采访中，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家长高女士的话给芥末堆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没人愿意孩子学习学得那么辛苦，但我们面对的竞争对手却是被衡中模式笼罩的整个河北。”
涿鹿县是河北省贫困县，农业是他们的支柱产业。据介绍，在涿鹿县，80%以上的人口均是农民，而全县经济收入的80%以上来自农业。在这样一个县城，高考成了很多学生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希望。
而涿鹿县却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在衡中模式下，河北省高考的竞争压力是巨大的。
据统计，全国统一试卷的26个省份中，河北高分考生人数遥遥领先，某些省份的高考状元甚至难进河北的前一百名。今年，在满分750分的情况下，上700分考生168人，比2015年多出了近百人。这意味着，去年能上清华北大分数，今年就只能上排名前10的名校了。
面对如此巨大的升学压力，想要让孩子们通过高考走向城市的家长们内心无疑是煎熬的。
“三疑三探的模式是好的，但不考试（芥末堆采访后证实只是减少考试次数）、不排名怎么知道孩子的状况。而且对于小学生而言，老师讲都不一定听得进去，你让学生讲他就更听不进去了。”高女士说。
高女士告诉芥末堆，因为孩子在课堂上学不到什么东西，所以她孩子所在的班，大多数的家长给孩子报了课外辅导班。“补课老师跟我说，给这些孩子补课可费劲了，感觉他们在学校里都没学到东西。”
在涿鹿，从小学开始补课似乎已经成了一种风气。走在涿鹿县城的大街上，每走几步就能发现一家小型民办辅导机构，甚至连文具店门口都贴了招聘老师的启示。
（鼓楼小学附近的一条200米左右的街上，有五六家辅导班，其中一家文具店门口，都挂着招聘老师的海报）
“我们班有很多同学都在上补习班，因为我们要跟整个河北省比，学业压力真的比较大。”涿鹿中学的高三学生朱祺如是说。
一位培训机构的李姓老师告诉芥末堆，培训机构近几年来一直都有，作为老师但同时也是学生家长的她坦言，家长为什么器重分数，因为面对高考，现在的大趋势仍是应试教育，家长也没办法，很多涿鹿的孩子只能通过高考这一条路走出去。所以才会一直以来有那么多辅导班的存在。
学生成绩的两级分化愈加严重
郝金伦：今年涿中高考成功实现翻番目标，我觉得我们所有学校形势一片大好。
涿鹿县教育部门：今年高考成绩的进步，三疑三探起不了决定作用。
朱祺的整个高二，都是在三疑三探中度过的。
高二一年，他们班的成绩进步明显。当芥末堆正在感慨三疑三探确有成效的时候，朱祺的话却让我有点吃惊：“这个我感觉和三疑三探关系不是很大，进步应该是因为高二压力比较大，所以大家学习努力了。”
做出这样的判断原因在于，当班主任在班会上宣布由于三疑三探这一模式不太适用于教学，所以将被取消的时候，他们班的大部分同学还是比较高兴的。
涿鹿中学的初三学生姜瑶的心态与朱祺班上的大多数同学恰恰相反，大半个月前，当得知用了一年多的三疑三探将被叫停的时候，她感到有些郁闷。
三疑三探模式下，学生可自己进行提问和讲解。而在课堂上，作为副组长的姜瑶经常被选作代表参与展题和讲题环节。“这种形式，上课不会想睡觉了，而且一周还能上台发言好多次，能锻炼自己。”姜瑶说，此外，不懂的题老师讲不好意思多问，同学讲就能一遍一遍地问。
“同学讲和老师讲根本就不一样，老师讲的比同学讲的清楚多了。”对于姜瑶的说法，同班同学林凡提出了异议。
林凡向芥末堆抱怨道：“大家一般把问题给组长，由组长提问，但由于时间有限，很多时候组长提的都是自己想知道的问题，一堂课结束，组员还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林凡的观点也得到了同学陈一的认同，“我们一个班五六十个人，分了七八组，但每次上去讲的基本都是固定的几个人，对我们这些台下的同学来讲，上课效果不太好。”陈一坦言，在这样的状态下，他的成绩退步十分明显，感觉上课学不到东西，只能在外面报名辅导班进行学习。
从他们的争论中，芥末堆发现了一个事实：初高中生中，一般成绩较好的学生会较喜欢这一模式，并且在学习过程中成绩越来越好，成绩较差的学生，反而不喜欢这一模式，并且成绩逐渐变差。正如林凡所说的：“班里同学的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了。”
一位有着几十年教学从业经验的语文老师认为，三疑三探有利有弊，“对于一些成绩好学生，培养他自主学习的能力，或者是他的一种自己懂思考，懂得怎么去学习是有好处的，冒尖的孩子适合这种方法。但对于一些中等生和成绩较差的学生来说，他根本跟不上，以至于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
有人因为三疑三探成绩进步了，有人却也因为三疑三探退步了，那么今年涿鹿县的高考成绩，究竟与三疑三探的关系如何呢？“我只能说，对于高考成绩的进步，三疑三探起不了决定作用，肯定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涿鹿县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说。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告诉芥末堆，这一届的高三毕业生，高一时用的“三环五步”（即另一种课堂教学模式），高二才用三疑三探，高三时就是以考试增分为目标，所以在他看来，今年考好的原因是因为涿鹿县重视教育，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这是一个长期的效应。
（7月27日之前，涿鹿县的几条大道上，挂着不少与高考相关的横幅）
在百度贴吧涿鹿中学吧里，芥末堆也看到有关于“近两年涿鹿中学高考成绩不错，与‘三疑三探’教学模式关系大吗”的讨论。在23条回复中，有14条表示没有关系，只有一人回复表示“有吧，可能对这个寄予了希望，然后就更努力，成绩好是自然的。”
校长、老师，迫于压力推行课改？
郝金伦：在改革的道路上，只有我和几十位校长，还有一部分力挺我们的老师。
校领导：传统的方式对老师来说非常舒服，推进课改，可能造成教师职业的倦怠。职业倦怠产生以后，教师对推行的这个改革持抵抗的心理。
“在三疑三探的讨论环节，班里很多同学都在闲聊，老师也不怎么管我们，最多只是大家声音太大了的时候，老师说你们小声点。”鼓楼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赵哲说。
在教改中，老师和学校既是连接教育部门和家长之间重要的一环，也是三疑三探这一模式的实行者，而教育部门和家长所产生的误解与矛盾，以及三疑三探模式在涿鹿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与老师和学校这一环节在教改中的“脱臼”有些关系。
除了赵哲说的老师上课不管之外，包括此前提到的，上台发言的永远都是那几个人等，这些或许都是在教改的过程中，在老师和学校这一环节，存在的问题。
“学校里边强制去推，校长说是局长让推的，校长没有跟老师们讲清楚三疑三探到底有什么好处。但是要想让老师真正推动下去，必须深入去研究，但是现在的校长们有几个会深入研究。那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校领导说。
他告诉芥末堆，传统的方式对老师来说非常舒服，推进课改，可能造成教师职业的倦怠。职业倦怠产生以后，教师对推行的这个改革持抵抗的心理。“很多老师在推进时就认为这就是一种形式，觉得是迫于领导的压力而做的，所以从上到下不是在正面宣传三疑三探的好处，而是每天让他不断学习、不断研究，他的舒服感受到冲击，这个时候他就不会深入去研究三疑三探，就流于形式。”他说。
在他看来，三疑三探是想让老师、校长们致力于自己的改革，即便老师和校长们自己不去推动，但也不应该有反对的声音，可是这一步做的十分艰难。“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长和老师。”他如是说。
失败探因：一刀切？走得太快？
郝金伦：社会上广泛说的三疑三探课老师不讲课，我想和大家说，三疑三探课也是要讲课的，不过是老师在该讲的时候讲。
涿鹿县教育部门：我们从推行开始就没有好好跟家长解释过这个模式，这次教改，我们走得太急了。
“老师不讲课，让学生讲，学生本来就不懂，还讲课，听的人肯定不懂了。”在逐鹿县的一家桃酥店里，芥末堆和老板聊起了有关于三疑三探的事情，这位小学生的家长显得十分不满。
而在此后几天的采访中，芥末堆从家长口中听到的对于三疑三探的认识，最多的便是“老师不讲课，让学生讲”。
三疑三探明明包含设疑自探、解疑合探、质疑再探等多个环节，为什么到了家长那却成了简单粗暴的“老师不讲课，让学生讲了”呢？
“我们从推行开始就没有好好跟家长解释过这个模式，所以很多家长都不太懂这个。”涿鹿县教育部门一位经历了这三年教改的工作人员说。
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何这个看起来还不错的教改，会引来那么多家长的反对。
正如涿鹿县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校领导所说的：“我们这个县区周边很多家庭条件还不是太好，所以家长的思想还是很难解放的。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出在家长方面，而是老师们没有正面宣传和引领。没有深入与家长沟通、解释，这样做是可以提高成绩的。”
在一个班级里，优等生毕竟占据少数，多数是成绩中等和成绩较差的学生，而正如前文提到的，在“三疑三探”的模式下，很少上台发言的这部分学生的成绩，并未进步。
对大多数学生来讲，教改效果并非立竿见影，而在将这个模式简单理解为“老师不讲课，让学生讲”这一形式的前提前，家长必然不会看好这样的教改。
在对家长这一环节的处理上，我们也发现了一点，涿鹿县的这一轮教改似乎有些操之过急了。
“我们走得太急了。”在与逐鹿县教育部门那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相关负责人交谈时，这句话他说了一遍又一遍。
芥末堆了解到，三疑三探并非涿鹿县的首次教改，早在上世纪80年代，涿鹿县就开始了关于教改的探索。
在三疑三探之前，涿鹿县上一轮改革开始于2010年，在高中开展了“三环五步”绿色课堂。
此前的几轮教改似乎都开展地较为顺利，那么为什么到了三疑三探，会遭遇这样的挫折呢？
对比此前一轮的“三环五步”，这一模式从2010年到2013年，在借鉴山东昌乐二中经验的基础上，用了三年的时间进行探索后，仍未大面积展开，而三疑三探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逐步推进，到了2015年6月，基本已全面铺开，并未经过充分试验。
在2015年6月的风波之后，教育部门却并没有反思家长抗议的缘由，总结之前的经验，而是继续向前推进。“推到7月5号，真的推不动了，就叫停了三疑三探。”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说，如今想来，教改这方面应该积极稳妥的推进，而不能走得太急。
除了走得太快之外，涿鹿县这一轮教改的挫折，或许还与“一刀切”有关。
涿鹿县曾经开展过一项名为“蛋奶工程”的计划，给每个孩子每天提供一个鸡蛋和一袋牛奶。然而，工程展开后，主管部门却发现了一个问题，鸡蛋和牛奶虽然很有营养，但并不是所有孩子都喜欢鸡蛋和牛奶，有些孩子根本不吃这两样东西。
这一轮三疑三探的教改，与蛋奶工程有些相似。三疑三探的模式虽好，但并不是所有年龄段的学生和所有功课都适用，大面积铺开，“有些一刀切了。”涿鹿县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说。
“我们的主要学科用的几乎都是三疑三探，但我感觉不是每个老师都适合这个模式，有些老教师，习惯了传统的教学方式，他对这种模式不适应，反而影响了效果。”涿鹿中学的高中生朱祺说。
在涿鹿县教英语的王力也反应：“要说三疑三探，对英语这门语言来说，不太好用，英语和其它科目不太一样，对孩子来说比较陌生，有好多需要背的内容，这点上三疑三探是没太大作用的。”
“英语阅读课，可以让学生读完课文适当提一些问题，进行解答，解答不了的，让老师再解答，做补充。但是英语课里边毕竟有听说课，这个就没法用了。总的来说，三疑三探在英语里的试用范围较小。”王力表示，三疑三探的作用，要因科而异，不能全面的肯定，也不能全面的否定，根据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内容灵活运用，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郝金伦说：是阴谋阻断了这场改革，有些人觉得影响稳定，所以叫停了教改。
某主课老师说：“这次改革给我们后面教学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经验和思路，但任何一个教学模式的推广，以及它产生的实际效果，它都是需要实践的。”
“我们不能否定这种改革，说它是没有效的，不能一棍子打死，我们要看到它给我们带来的思维，给我们后面教学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经验和思路。”某主课教师徐庆如是说。
三疑三探的模式，能够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而此前，河南西峡等地这一模式的成功，也证明了三疑三探模式的有效性。而涿鹿三疑三探的被叫停，在感到可惜的同时，也能从中的触点经验和教训。
正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一样，因为地域环境特征等差异，引入一个成功的模式，依然需要经过试验与实践，根据地域特色进行探索改进后再稳妥地大范围推广。如果复制过来后，直接大面积进行铺开，显然存在一定隐患。
教改涉及到学生、家长、老师、学校、教育部门的多方利益。虽然教改的中心是学生，但毕竟这个圈里的人都是教改的一部分，必须协调好各方的关系，协同合作，任何一方的“脱臼”，都会影响教改的效果。
比如，要让家长对教改的模式有个深刻的理解，而不是以讹传讹；老师和学校是教改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教改能否成功，老师和学校的执行程度很重要，因此，打通老师和学校这一步很重要。
此外，老师学校奋斗在教育的第一线，对于教育，他们都是行家里手，与教育部门相比，或许他们更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所以在改革过程中，教育部门也应过听取老师和学校的意见，给予老师和学校适当的自主权，在可以应用新模式的领域进行改革，同时因材施教，而不是一刀切，让所以人都运用同一个模式。
在采访中，也有人提到关于涿鹿教改失败的原因还有一些政治上的特殊原因，“郝局长在改革中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有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了损伤，就借课改为理由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而郝金伦也在辞职心中提到：“三年以来我郝金伦树敌很多，比如说两年前我阻止了几十名所谓领导写条子的孩子去实小上学，把条子全部退回去；我阻止了若干教师通过某些领导要调回县城的要求，坚持要考试……此次风波是几十名不明真相的群众打先锋，我得罪过的一些人幕后操纵。”
“这个模式虽然停了，但疑探思维是教学的主流。”对于教改，徐庆表示，无论是曾经的三环五步，还是如今的三疑三探，它们很重要的一点是给老师们在教学中引入了一种新的思维，给教学方法上提供了一个新的技巧和要求。
改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必不可少。对于很难有立竿见影效果的教改，套用徐庆老师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任何一个教学模式的推广，以及它产生的实际效果，它都是需要实践的。”
慢一点，再慢一点，或许涿鹿的教改就不会是如今的局面。
（文中所有名字均为化名）
附：郝金伦接受《新京报》专访
“我感到非常孤独”
新京报：为什么要辞职？
郝金伦：面对这么大的阻力，没有人支持，已经不具备教改土壤了，我不想干了。
涿鹿的教改应该是上级、教育系统、家长戮力同心去做的一件事。涿鹿的教育，不是我和几个校长的教育。如果只是教育系统一拨人在呐喊，毫无价值。
新京报：有人评价，你的辞职之举体现了政治上的不成熟。
郝金伦：他们说的“成熟”，无非就是圆滑、世故。县级基层政治生态是非常可笑的，做事情的人都被视为幼稚，非常孤独。
而那些八面玲珑、什么都不做的“老好人”们，人缘非常好，被视为成熟。在我看来，他们不是成熟，是政客。
新京报：你曾说过，这两年在涿鹿，骂你成为一种时尚。还有上百家长走上街头反对教改。
郝金伦：这两年，有部分家长一直在骂我，我并没有太在意，我一直想用事实说话：通过教改，让家长看到孩子性格的改变，成绩的提高。
我至今觉得涿鹿这两年的教改没有问题，逐渐向好。是阴谋阻断了这场改革，有些人觉得影响稳定，所以叫停了教改。
新京报：阴谋？
郝金伦：我树敌太多了。曾经有些领导给我写条子，让我做违反原则的事，我把条子全部退回去了。还有，那天上访的人，有些人的孩子所在的学校并没有搞“三疑三探”教改，还有人没有孩子。
谈教改质疑
“监控老师？这是对教改巨大侮辱”
新京报：涿鹿原来有自己的教改模式，你上任后废弃了。
郝金伦：涿鹿中学以前有一个“三环五步”、后来叫“绿色课堂”的教改模式，因为推的力度不够，方法不科学，没有什么老师用，已经名存实亡。
我刚当局长时，去听课，他们就让老师和学生表演了一番。这个模式已经成为形式主义了，我觉得有改革的必要。
新京报：反对改革的家长们认为，成绩好的孩子在“三疑三探”模式下会越来越自信，普通孩子则越来越沉默。这是牺牲普通孩子去成就少部分尖子生。
郝金伦：这是一个错误解读。“三疑三探”有一个原则：学困生先讲，中等生补充，优等生评价。学困生不讲以前，是不允许中等生和优等生发言的。“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只是部分家长的主观臆测而已。
新京报：你们想过办法消除家长的误解吗？
郝金伦：我主要的方式是邀请家长进课堂；此外，去年夏天，我把1000多名反对的家长集中起来，进行讲解。
当时有人建议我找七八百个支持我的家长，我认为这是找“托儿”，没同意。我很自信，我做的是正确的事情，不需要虚张声势。
我还办了一个全省教育系统最大的微信平台“涿鹿家庭教育”，向家长推送科学育人的理念。
新京报：你在教室安装了摄像头，有人说你是为了监视教师。
郝金伦：我搞教改以后，需要教研员经常进学校听课、观摩。涿鹿县地形狭长，最南端的学校距离县城100多公里。他们去一趟来回要花四五个小时，安全隐患也很大。
所以，我们用摄像头把学校连起来，教研员坐在教科局，可以通过大屏幕观摩全县任何一个课堂。
教育界有个概念叫“推门课”，就是老师上课时，其他教师、校长、教研人员可以随便推门进去。这和通过摄像头听课是一个道理。
一个教室有四五十个孩子，这不是私人空间。我把摄像头安在厕所、卧室、你家客厅里，这才算是侵犯权利。
如果说安装摄像头是为了监控老师，这是对教改的巨大侮辱。
新京报：有学者说，应该把办学的权利交给学校，不应该用行政过多干预具体教学。
郝金伦：我觉得，这个学者是空头理论家，他不知道基层这一级教育该怎么抓。去行政化应该是大学教育。
抓教学是县教科局的主要职能。一个局长推改革都如此之难，让几个老师和教研员去推，怎么可能？
再一个，涿鹿这两年的教育是专业引领，涿鹿高中、初中、小学教研员都是非常专业的老师，我只起到了后勤部长的作用。
谈教改被叫停
“反对我的人站在窗下，我百感交集”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教改被叫停？
郝金伦：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说过，教改是学生喜欢、教师困难、家长担心。这种情况下，各地只要是搞课改，都会有波动，比如江苏徐州也有过教改风波。
但是在其他地方，并不会因为有波动就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因教改闹事不新鲜，但闹事后一下就停掉是不符合常规的。
新京报：反对你的人站在政府门口，你在窗口看到了这一幕，心里是什么滋味？
郝金伦：百感交集。社会上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情：有人落水，救人者溺死了，被救上岸的人穿上衣服回家了。
不能指望受益的人为你两肋插刀。许多中国人有看客心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哪怕是自己受益，也保持沉默。
新京报：推动这场备受争议、最后被叫停的改革，后悔吗？
郝金伦：无怨无悔。推广“三疑三探”后，我把女儿从正定中学转到涿鹿读书。正定中学是河北著名中学，我让她转学，只有一个原因，我认为“三疑三探”会成就她，对她未来发展有利。
新京报：在这场改革中，你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郝金伦：教学方式没有对错，只有效率高低的不同。我最多是个改进者，所有事物都需要改进。
新京报：未来有什么打算？
郝金伦：还没有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