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孟浩然的《春晓》是公认的千古名作，后人评价甚高，但这些评价，或空洞浮泛，或不着边际，或语焉不详，或皮相之谈，真正灵犀契悟者尚未之见。
就“象”解“象”的《春晓》赏析
南宋刘辰翁评、明李梦阳参、明末吴兴凌濛初朱墨套印本《孟浩然诗集》卷下的《春晓》，字字都加了红圈，眉批云：“风流闲美，正不在多。”明李攀龙选编，凌瑞森、凌南荣集评，明万历凌氏朱墨套印本《唐诗广选》（卷六）的《春晓》，“花落知多少”加了红圈，其他三句都加点。除了刘会孟（刘辰翁字）的眉批之外，诗的末尾还有明代顾璘（华玉）的评语：“此篇真景实情，人说不到。高兴奇语，唯吾孟公。”圈点只能说明精彩与重要，但不能表达具体信息，而“风流闲美”也只是个抽象的标签。“正不在多”语意不清，如果是指字数不多，那所有的五言绝句字数都一样，等于废话；如果是说“风流闲美”不多，那更不对，因为“风流闲美”的韵味是通篇表现出来的，而不是哪个字或哪几个字的特殊表现。“此篇真景实情”，不言自明。“高兴”当指高雅的兴致，很多诗人作诗都有高雅的兴致，并非孟氏所独有；“奇语”更不贴切，因为这四句中看不出有什么奇特之语，如果一定要说“奇”，充其量也只能说是通篇的平中见奇。
明唐汝询选释、清吴昌祺评定《删订唐诗解》（卷十一）孟浩然《春晓》眉批：“追忆夜雨，有不忍起看之意。”诗下评云：“下联有惜春意，非妙悟者不能道。”明周珽辑《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卷之四十八盛唐五言绝句）周珽曰：“晓景喧媚，莫卜夜无寂寞。惜春心绪，有说不出之妙。”因风雨落花而惜春伤春，不过老生常谈，“非妙悟者”亦能道之，哪里有什么“说不出之妙”？
明钟惺、谭元春选《唐诗归》第十卷孟浩然《春晓》钟惺评云：“通是猜境，妙！妙！”通过“夜来风雨声”而猜出“花落知多少”，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推理，常识而已，何“妙！妙！”之有？
金性尧先生《唐诗三百首新注》“说明”云：“一场风雨，不知道给春花带来多少灾难。幸喜天已晴了，处处都有鸟儿们在啼唱。字数不多，语言浅明，含义却曲折深远。这就是好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311页）“字数不多，语言浅明”，尽人皆知，似不必言说。“曲折深远”倒是需要解析，但却语焉不详。
北京大学陈贻焮教授的《孟浩然诗选》，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孟浩然诗选注本，注释云：“这诗写春朝初醒时的情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46页）周振甫、冀勤先生编著的《钱钟书读本》，认为《春晓》“这诗里含有一夜不睡的意思，从‘夜来风雨声’里透露出来。这里又含有破晓时入睡的意思，所以称‘不觉晓’，这跟‘处处闻啼鸟’有关，因‘闻啼鸟’知天已放晴，所以安然入睡。从不睡到入睡，正透露出诗人对花事的关心。这些心情的变化，都不加点明，是用形象思维的写法。”（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年8月第1版第359页）袁行霈先生等注释的《林庚推荐唐诗》题解云：“这诗写春天早晨初醒的情趣。”（广陵书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36页）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二卷题解云：“诗抒惜春之情，自然天成，意味隽永。” （中华书局2007年6月第1版第268页）北京师范大学郭预衡教授主编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题解云：“四句小诗生动展示了诗人心理活动的产生和变化，表达了他的惜春爱花之心。风韵天成，情愫深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226页）北京大学褚斌杰教授主编的《中国历代诗词精品鉴赏》（中册）赏析云：“这首精美的小诗只截取了春睡初醒时的一个片段，通过这一刻的所闻所感，表现了春天给予诗人的清新感受。” （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63页）这些解析均局限于诗的字面意思，不免“就象说象”。如果《春晓》的意境仅此而已，那它只能算是一首不错的写景小诗，绝对算不上千古名篇。
“言不尽意”与“假象尽辞”
清袁枚《续诗品·神悟》有云：“鸟啼花落，皆与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飘风。”这是颇有见地的，他似乎已经觉察到了《春晓》确有通神之妙，只是尚未领悟：“首句起，次句即景以承之。三句转，四句含有惜春之意。”（《诗学全书》卷四）平平而已，且充斥着学究气。
中国古代诗学最早的经典理论是今文《尚书·尧典》（古文《尚书·舜典》）中的“诗言志”，清初著名文学家王士祯称之为“千古言诗之妙谛真诠”（《师友诗传录》）；朱自清先生认为“诗言志”乃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志”即“意”，就是情志、怀抱，“诗言志”就是作诗要抒发诗人的情志、怀抱。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大都是圣贤抒发情志、怀抱的作品。正如西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诗》三百篇，大氐（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诗言志”的方法有赋、比、兴三种：“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宋朱熹《诗集传》）赋就是直说，如杜甫的《石壕吏》、李绅的《悯农》、白居易的《观刈麦》等，通篇都是直说。因为这些关心民生疾苦的诗是写给普通百姓看的，只有通俗易懂才能广泛流传，自然宜于用赋体。但诗人之“志”有时不便直说，有时受到语言和诗体格律等限制而“言不尽意”，诗人便通过形象用比、兴的方法来“言志”，因为形象大于思想。
这种方法，早在上古时代就已经运用了，中国最古老的文献典籍《易》就是用最简单的两个符号作为卦象来表现义理的，最初的八卦只有卦象，没有卦辞：“古者包牺（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义），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系辞下》）夏朝的《连山》、殷商的《归藏》和西周的《周易》虽然有了卦爻辞（有学者认为《连山》《归藏》也没有卦爻辞），但这卦爻辞也是借形象以喻征，而很少直说。《易·系辞上》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意思是说，天道幽深精微，圣人虽然有所领悟，但却很难用语言文字来表述清楚，正老子所谓：“道可道，非恒道。”只有凭借 “象”，采用比拟、象征等手法才能传达。
诗人作诗在“言不尽意”或不便直言尽意时，也会“假（借）象尽辞”，以比、兴的手法来言志，从而达到其“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文心雕龙·比兴》）“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文心雕龙·宗经》）的表述效果。
“白日依山尽，黄河人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唐·王之涣《登鹳雀楼》）诗人之“志”绝不在“鹳雀楼”。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宋·苏轼《题西林壁》）诗人说“仆庐山诗尽于此矣”（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一），可见其“志”绝不在“庐山”，而是别有哲理禅意。故黄山谷（庭坚）曰：“此老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笔端有口，安能吐此不传之妙哉？”（宋·惠洪《冷斋夜话》卷七）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宋·王安石《登飞来峰》）“经过塔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今日始知高处险，不如归卧旧林邱。”（宋·郑清之《咏六和塔》）“二诗皆自喻，荆公（王安石）作于未大用前，安晚（郑清之别号安晚）作于既大用后，然卒皆如其意，不徒作也。”（明·瞿佑《归田诗话》卷上）王安石未做宰相之前胸襟已十分了得，郑清之做了宰相之后“始知高处险”，都是意在象外。
南宋诗论家、诗人严羽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沧浪诗话·诗辨·五》）他还提出了作诗的“六忌”：“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沧浪诗话·诗法·十一》）跟严羽同时代的诗论家、诗人刘辰翁说：“诗欲离欲近。夫欲离欲近，如水中月，如镜中花，谓之真不可，谓之非真亦不可。谓之真，即不可索；谓之非真，无复真者。”（元·揭傒斯《傅与砺诗集序》引，见嘉业堂丛书本《傅与砺诗文集》卷首）“水中月”不在水中而在天上，故不可于水中求之；“镜中花”不在镜中而在镜外，故不可于镜中求之。这样看来，你既不能说“水中月”“镜中花”是真的，也不能说“水中月”“镜中花”不是真的：说它是真的，却不可求索；说它不是真的，那除此之外却再也没有其他真的了。诗的“象外之意”也是如此，读者如果以“象”为“意”，就“象”解“象”，只从诗的字面去理解，那就是水中捞月，镜中摘花，去诗人之“意”远矣，因为诗人的“意”在象外呢。
再譬如陈子昂和张九龄的“感遇诗”：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
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其二）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张九龄《感遇十二首》其一）
表面上看，两首诗都是写花草，实际却另有寄寓，前者抒发怀才不遇的惆怅，后者抒发不汲汲于富贵的高洁，都是用比、兴手法来表述“象外之意”的。如果以为这两首诗都是描写花草的，那与诗人之“意”就大相径庭了！为什么没人认为这两首只是描写花草的呢？这是因为芳草之“象”为人们所熟知，《诗经》《楚辞》中早已有之，“象”与“意”的关系比较紧密直接，读者一眼就看出来了。而孟浩然《春晓》“象”与“意”的关系曲折隐晦，且这“象”本身又写得极美，因此读者就很容易忽略其“象外之意”。
《春晓》一诗的“象外之意”
清吴昌祺在《删订唐诗解·自序》中说：“文多直而显，诗多曲而隐。凡牢愁郁悒、怨愤哀思，欲言而不敢明言者，一寓之于诗。后之人因其词寻其义，或遂志而求，或论世而考，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弗喻也。”譬如唐代诗豪刘禹锡的两首玄都观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玄都观桃花》）
倘若不了解诗人两次被贬二十三年的身世遭际，不知道这两首诗的写作背景，不能“遂志而求”“论世而考”，那就会错误地认为这是两首普通的观景诗而看不出它的“象外之意”。要想揭示孟浩然《春晓》的“象外之意”，自然也须“遂志而求”，“论世而考”。
据《新唐书》卷二百三《文艺下·孟浩然传》载：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
孟浩然邂逅玄宗的故事，最早见于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一《无官受黜》：
襄阳诗人孟浩然，开元中颇为王右丞所知。句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者，右丞吟咏之，常击节不已。维待诏金銮殿，一旦，召之商较《风》《雅》，忽遇上幸维所，浩然错愕伏床下，维不敢隐，因之奏闻。上欣然曰：“朕素闻其人。”因得诏见。上曰：“卿将得诗来耶？”浩然奏曰：“臣偶不赍所业。”上即命吟。浩然奉诏，拜舞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卧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闻之怃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归南山。终身不仕。
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宋佚名《漫叟诗话》、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二十六）、明冯梦龙《喻世明言》（第十二卷“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等，均有载录，文字小异。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三“孟浩然”条）所载与《唐摭言》不同，是唐玄宗因张说的引荐而召见孟浩然：
明皇以张说之荐召浩然，令诵所作。乃诵：“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帝曰：“卿不求朕，岂朕弃卿？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因是故弃。
孟浩然所诵的这首诗，题目为《岁暮归南山》，一作《归故园作》《归终南山》《岁暮归终南山》《岁晚归南山》。“岁暮”，就是一年将尽的时候，这里指农历的岁末。南山，刘逸生先生主编的《孟浩然韦应物诗选》注为：“终南山，即陕西南部的秦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6月第一版第109页）不确，诗题的“南山”与“南山归弊庐”的“南山”同，当指作者居住的襄阳涧南园南边的岘山，在今湖北省襄阳市，紧邻中心城区，由羊祜山、虎头山、琵琶山、真武山、凤凰山等二十多座山组成。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不用再到北阙向朝廷上书献策，还是回到襄阳南山下家园的破屋。自己没有才能，理当被圣明的君主遗弃；身体多病，自然就被老朋友疏远。头上的白发正在催人变老，新年的春天正在逼走旧年。长怀愁绪彻夜不眠，睁眼看着从松枝间透过的月光泻入我这空虚的窗子。”古代皇帝宫殿的大门外，左右各置一台，台上有楼观，称为“阙”。《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一下》：“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唐颜师古注曰：“未央殿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汉代尚书奏事和群臣谒见都在北阙，后因用作朝廷的代称。
王仲镛先生《唐诗纪事校笺》认为“此事不足信”，因为“浩然曾与张九龄交往而未及见张说”（巴蜀书社1989年8月第一版上册第六一三页）。其实不然，张说于开元三年（715）春自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刺史徙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刺史，第二年秋八月，孟浩然即由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南下岳州，作《临洞庭》一诗投刺张说，希求汲引：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此诗诗题一作《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全唐诗》卷一六〇），又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文苑英华》卷二五〇）。元代方回编选的《瀛奎律髓》卷一此诗题下注云：“一作《岳阳楼》。”清代纪昀（晓岚）《瀛奎律髓勘误》批注云：“此襄阳求荐之作，原题下有‘献张相公’四字。”这里的“张丞相”“张相公”，指的都是张说。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九《孟浩然集四卷》之“提要”云：“《临洞庭》诗旧本题下有‘献张相公’四字，见方回《瀛奎律髓》，此本亦无之，显然为明代重刻有所移改，至序中‘丞相范阳张九龄等与浩然为忘形之交’语。考《唐书》，张说尝谪岳州司马，集中称张相公、张丞相者凡五首，皆为说作，若九龄则籍隶岭南，以曲江著号，安得署曰范阳？亦明人以意妄改也。以今世所行别无他本，姑仍其旧录之，而附订其舛互如右。”开元六年（718），孟浩然还作了《荆门上张丞相》一诗，再次企求张说汲引，可见孟浩然并非“未及见张说”，只是当时张说被贬外放，还不便举荐孟浩然。
开元九年（721）九月，诏拜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四十四《张说同三品制》）。开元十一年（723）二月，诏拜张说“兼中书令”（《唐大诏令集》卷四十四《张说兼中书令制》）；四月，诏拜张说为“中书令”，吏部尚书、中山公王晙（jùn）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唐大诏令集》卷四十五《张说中书令王晙同三品制》）。
王辉斌教授在《孟浩然新论·孟浩然年谱》开元十一年下认为，《旧唐书》和《新唐书》关于张说正式任中书令的时间有矛盾：
《旧唐书·玄宗纪》于开元十一年内云：“三月癸亥，张说正除中书令。”（《新唐书·宰相表》同，唯作“四月甲子”）
一个是“三月”，一个是“四月”，怎么会差一个月呢？查百衲本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八《本纪第八·玄宗上》开元十一年：“夏四月丙辰，迁祔中宗神主于太庙。癸亥，张说正除中书令，吏部尚书、中山公王晙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新唐书》卷六十二《表第二·宰相中》开元十一年癸亥：“四月甲子，阅为中书令，吏部尚书王晙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原来是王辉斌教授将《旧唐书》“夏四月……癸亥”误作“三月癸亥”，这样一来两唐书就差了一个月。“夏四月……癸亥”是农历四月二十九日，“四月甲子”是四月三十日，两者只差一天而已。
唐代设“中书令二人，正二品，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志》二）。此时位高权重的天子近臣张说，举荐孟浩然自是再合适不过了。这年冬十一月，孟浩然便从襄阳启程赶赴长安，途中遇雪，作《赴命途中遇雪》诗，诗题中的“赴命” 应该就是因张说之荐赴唐玄宗征召之命，这是既合情理，又合逻辑的。
《唐摭言》和《新唐书》说孟浩然因王维私邀入“内署”，邂逅玄宗，藏匿床下。但据史料记载，王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下·王维》，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误作“十九年”），“调太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王维》）。唐太常寺有太乐署，设太乐令一人，从七品下，掌管国家祭祀享宴所用乐舞；太乐丞一人，从八品下，相当于太乐令的副手。不久，王维“为伶人舞《黄狮子》，坐出官。《黄师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太平广记》卷一七九《贡举二·王维》引《集异记》）。《黄狮子》是一种特殊的舞蹈，只能舞给皇帝欣赏，皇帝不在场是不能为别人舞的。王维“为伶人舞《黄狮子》”，事发后被贬出京师，为济州（治所在今山东茌平西南）司仓参军，直到开元十四年（726）春才离开济州。孟浩然“赴命”来长安时，王维仍然被贬在济州，并不在“内署”，当然更不可能私邀孟浩然入“内署”。
另据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载，孟浩然是由于李白的引荐而被唐玄宗召见的：
唐襄阳孟浩然与李太白交游。玄宗征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有弹冠之望，久无消息，乃入京谒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对，因从容说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见（现）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赐对，俾口进佳句，孟浩然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意不悦，乃曰：“未曾见浩然进书，朝廷退黜，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缘是不降恩泽，终于布衣而已。
李白于开元十二年（724）秋才离家远游：“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历成都、峨眉，然后乘船东下至渝州：“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峨眉山月歌》）而李白“入翰林”则是在唐玄宗天宝元年（742）秋，这不仅与孟浩然三次到长安的时间不吻合，而且此时的孟浩然已经病故两年了。
孟浩然这次“赴命”来长安之后，又两次入长安，都是为了“干仕”（谋求官职）。一次是开元十六年（728）秋应进士第，另一次是开元二十二年（734）春夏。孟浩然应试进士可能与见玄宗一事有关，因为玄宗听了孟浩然的诵诗之后怃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反有此作？”（《唐摭言》卷十一）我这个皇帝从来没抛弃过人才，你自己不来京城应试，怎么反倒作诗说我抛弃你呢？孟浩然“红颜弃轩冕”（李白《赠孟浩然》），从年轻时就不追求功名利禄，被玄宗这么一说，也许就产生了争这口气的应试念头：皇帝你以为我没有才能不敢来应科考吗？我只是不屑科考而已。既然皇帝你这么说，那我就考给你看。
孟浩然是战国时最伟大的儒家大师、亚圣孟子的第三十三代孙，家学渊源甚深，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勤奋用功，因此颇为自负：“维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沾末躬。昼夜常自强，词翰颇亦工。”（《书怀贻京邑同好》）“少年舞文墨，属意在章句。”（《南阳北阻雪》）
唐代科考的内容一般包括明经、词（诗）赋和策论，明经科是考察对儒家经典的记诵和基本经义；策论是议论当前政治问题，向朝廷献策；词（诗）赋则最见功力，也最受重视。前朝隋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以经义取者为明经，以诗赋取者为进士，唐代科举因仍隋代。孟浩然最擅长诗赋，因此，考进士不过是小菜一碟。可是：
开元十六年十二月，国子祭酒杨玚奏：“今之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一二，恐《左氏》之学废。又《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亦请量加优奖。”遂下制，明经习《左氏》及通《周礼》等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宋·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五）
开元十七年（729）正月的这次礼部试，并没有考词赋，二月放榜，孟浩然名落孙山。他苦闷彷徨，逗留京师，结识了王维、郑清之和张九龄等人。第二年秋末冬初，孟浩然离开长安回襄阳，临行前作《留别王维》一诗，王维赋《送孟六归襄阳》诗送别。
开元十八年（730）春，孟浩然专程到洪州（今江西南昌市）拜访洪州刺史张九龄，希望得到他的举荐。孟浩然在南昌还写下了著名的求荐诗《自浔阳泛舟经明海》：
大江分九流，淼淼成水乡。
舟子乘利涉，往来至浔阳。
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
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
魏阙心恒在，金门诏不忘。
遥怜上林雁，冰泮也回翔。
诗人说，长江在浔阳（今江西九江市）分为九条支流，水势浩渺，这一带就成了水乡。船夫乘着水势划船，来来往往都在浔阳城下逗留。我就借着这便利的条件，泛舟漫游五湖三湘（五湖，指湖南、湖北一带的湖泊。三湘，泛指洞庭湖和湘江流域）。观赏波涛，感叹枚乘《七发》的壮美；凭吊屈原，哀痛他自沉湘江。到朝廷做官之心一直存有，在金马门等待天子诏命的想法不能忘却。我远远地羡慕那上林苑的大雁，它们在春暖冰消的时候就可以飞回北方，而我却一直浪迹江湖，得不到朝廷的重用。魏阙，也称象魏，古代天子、诸侯宫门外两边高耸的楼观，是悬挂法律、昭示教令的地方，后借指朝廷。金门，指汉代的宫门金马门，汉武帝曾经为自己的大宛马铸了一尊铜像，摆放在鲁班门外，鲁班门便改称金马门。金门诏，即金门待诏，汉武帝时的东方朔、主父偃和汉景帝时的严安等，都曾待诏于金马门，不久便被朝廷重用。汉代征召的士子还没有被授予正式官职的，均待诏公车（在公车官署随时准备皇帝召唤。公车：汉代以公家车马递送应举的人，后称举人为公车），其中特异者待诏金马门，以备顾问。后来待诏就成了官名，唐代有翰林待诏，负责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等事，后改为翰林供奉。
张九龄很欣赏孟浩然的才华，表示将来有机会便举荐孟浩然。
开元十九年（731）三月，张九龄被召回京都长安，擢升为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孟浩然便赶赴长安拜见张九龄。可是，孟浩然刚到长安，张九龄的母亲就去世了。按照当时的规定，父母死后，子女要守丧，三年内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张九龄便回乡丁忧。朝里有人好做官，没有了张九龄，孟浩然的求仕之路就断了，在长安待下去也没有出路，于是只能回家：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
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
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
（《留别王侍御维》）
临行前，东京洛阳的几位朋友为孟浩然饯行，孟浩然在《东京留别诸公》一诗中大放厥词：“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他对仕途已经彻底厌倦了。
开元二十一年（733）十二月十四日，丁忧未满的张九龄被起用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九龄《曲江张先生文集》附录《诰命》）。次年（734）五月，擢为中书令。张九龄了解孟浩然的性格，既然他决意“拂衣从此去”，当然也就不便再举荐了。
开元二十三年（735）春正月，玄宗下诏，网罗天下遗贤：“其才有霸王之略、学究天人之际及堪将帅牧宰者，令五品已上清官及刺史各举一人。”（《旧唐书》卷八《本纪第八·玄宗上》）并在十道设“采访使”一职，当时的襄州刺史韩朝宗兼任山南东道采访使，他“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新唐书》卷二百三《文艺下·孟浩然传》）
这段故事最早见于唐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置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奏，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豫诺而忘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它。”遂毕席不赴，由是闲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
由于韩朝宗喜欢奖掖后进，因此当时的贤才士子都纷纷投其门下。李白也来到襄阳拜谒韩朝宗，并写了著名的《与韩荆州书》，开首便道：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脱颖而出，即其人焉。
可是韩朝宗却并没有举荐李白，而是要举荐孟浩然。李白非常抑郁，便来看望孟浩然，也是为孟浩然饯行。而孟浩然却因为老朋友来访，酒喝得特别高兴，话也谈得投机，便放弃了进京做官的机会，而且并不后悔。 这也许就是令李白称道的：“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赠孟浩然》）古人把刚刚酿好还没有过滤的酒叫浊酒，把滤过的酒叫清酒，诗人每称浊酒为贤人，称清酒为圣人。人喝酒喝醉了叫“中酒”，喝清酒喝醉了就叫“中圣”。李白说，孟浩然很喜欢喝酒，每当明月如镜时他便常常饮清酒赏月，以至于频频醉酒。“迷花不事君”是说孟浩然喜欢欣赏春花，因迷恋万紫千红的花朵而不肯做官去侍奉国君。
有人为孟浩然因好酒贪杯而误了一生的仕途深感遗憾，其实孟浩然对“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的玄宗已经失去信心，他已然觉察到大唐正处在由盛而衰的转捩点上。玄宗虽然名义上到处网罗贤才，其实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而且他也不具备研判贤愚忠奸的能力。盛唐用人取士非常重视诗赋才华，但玄宗对于诗赋也不过是附庸风雅，并无真正的文学鉴赏力。孟浩然为玄宗所诵的《岁暮归南山》，是一首很出色的诗，后人评价甚高。宋末元初诗论家方回评曰：“八句皆超绝尘表。”（《瀛奎律髓》卷二十三）明程元初《盛唐风绪笺》引徐充语称其“格调高远可取”，明许学夷《诗源辨体》赞之“一气浑成”。明代周珽辑《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卷三十《盛唐五言律诗上》周珽云：“三、四二语不朽，识力名言，真投之天地劫火中，亦可历劫不变。”明末清初学者冯舒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二句云：“一生失意之诗，千古得意之句。”清代《四库全书》总纂纪晓岚《瀛奎律髓勘误》云：“三、四句亦尽和平，不幸而遇明皇尔。或以为怨怒太甚，不及老杜‘官应老病休’句之温厚，则是以成败论人也。结句亦前人所称，意境殊为深妙。然‘永怀愁不寐’句，尤见缠绵笃挚，得诗人风旨。”而玄宗非但不赏识，竟然还发了一通无名之火：“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新唐书》卷二百三《文艺下·孟浩然传》）“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反有此作？”（《唐摭言》卷十一）
其实，“不才明主弃”乃自谦之词，何“诬”之有？且当时朝廷用人并非科举一途，你玄宗屡次下诏网罗人才，仅举荐一项就任用了不少人。现在孟浩然被举荐了，你却责怪他“不求仕”，“不求进”，不来科举，这是什么思维逻辑？如果贤才都来科举“求仕”“求进”，那还用得着网罗举荐吗？玄宗还说：“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你唐玄宗有没有点基本的鉴赏能力啊？“气蒸云梦泽”那是呈给张说的求荐诗，故有“欲济无舟楫”之句。现在是为圣上诵诗，如果还表达求荐之意，那孟浩然想求皇上把自己举荐给谁呢？他脑袋不是进水了吗？
侍奉玄宗这样的主儿，到底有什么价值呢？
当年，孔子的学生原宪问孔子什么是“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第十四》）南宋朱熹似乎并没有读懂这段话的意思，于是作了曲解：“邦无道，固不当受禄。若有道，如何也不可受禄？当时未见得意思，也须著较量。盖邦无道而受禄，固不可；有道而苟禄，亦不可。”（《朱子语类·卷四十四·论语二十六》）“邦有道不能有为，邦无道不能独善，而但知食禄，皆可耻也。”（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七）其实，孔子这段话的意思是不管国家“有道”还是“无道”都去做官拿俸禄（意在偏指“邦无道，谷”），这就是耻辱。因为“邦无道”的时候去做官，如果与无道昏君同流合污、随波逐流，那就是助纣为虐之耻；如果坚守正道、犯颜强谏，那就会自取其辱，轻则被贬，重则会遭杀身之祸。侍奉这样的昏君，正如屈原侍奉楚怀王，结果只能是“怀沙”而已。
后来发生在玄宗朝的一系列事情，都印证了孟浩然的先见预判。
开元二十四年（736）四月，安禄山因干犯军法，被押解到了长安，奏请朝廷判决。此前安禄山入京朝见时曾拜见过张九龄，张九龄一眼就看出此人乃奸诈之徒，断定他日后必会作乱。因此就在奏文上批示将安禄山斩首，以绝后患。可是唐玄宗不但没有批准斩杀安禄山的奏文，而且还说张九龄你不要“误害忠良”，不加任何处罚就把安禄山释放了。后又任命安禄山为代理御史中丞、平卢节度使。此后便可到朝廷上奏议事，与杨贵妃关系暧昧，唐玄宗对他却更加宠信，还认他为干儿子，这简直就是引狼入室、“认贼作子”。
开元二十三年（735），受宠的武惠妃想要立儿子寿王李瑁为太子，便诬陷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谋反，玄宗大怒，“以语宰相，欲皆废之”。张九龄极力反对：“陛下奈何一旦以无根之语，喜怒之际，尽废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轻摇。……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玄宗不悦。而李林甫却私下对贵幸宦官说：“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李林甫虽无学术，但却巧伺上意，又是李唐宗亲（玄宗的远房叔叔），自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班子成员）以来，整天想着如何中伤张九龄。玄宗认为李林甫最能体谅自己，便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将张九龄罢相，“即日林甫代九龄为中书、集贤殿大学士、修国史”（《旧唐书》卷一百六《列传第五十六·李林甫》）。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武惠妃亲生女咸宜公主的驸马杨洄又诬陷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等人暗中策划谋反，玄宗召宰相商量此事。李林甫说：“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参与）。”玄宗便将这三个儿子贬为庶人，后又在同一天里将他们赐死。武惠妃自从害死了玄宗的三个儿子之后，多次见到他们的鬼魂，十二月丙午（初七）惊惧而死。玄宗想立年长的儿子忠王李玙为太子，而李林甫却多次劝玄宗立寿王李瑁为太子，玄宗“犹豫岁馀不决”，寝食难安。高力士劝玄宗说：“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于是立李玙为太子。
太子的问题解决了，玄宗又开始“思倾国”了，可是寻寻觅觅仍是“御宇多年求不得”，看来看去看中了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杨玉环——白居易很懂得“为尊者讳”，其实杨玉环就是寿王李瑁的妃子，也就是玄宗的亲儿媳妇，只是这真实的历史不能说破。玄宗将杨玉环纳为贵妃后，便“从此君王不早朝”了。
玄宗自诩“朕未曾弃人”，实则“弃人”多矣，仅因诗而“弃”者就不止孟浩然一人。
张九龄罢相之后，左相李适之便成了李林甫的心腹之患。李适之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曾孙，与玄宗的宗亲关系比李林甫还要近，李林甫便暗中算计李适之：
李适之性疏率，李林甫尝谓适之曰：“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主上未之知也。”他日，适之因奏事言之。上以问林甫，对曰：“臣久知之，但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为爱己，薄适之虑事不熟，谓曰：“自今奏事，宜先与林甫议之，无得轻脱。”适之由是束手矣。（《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
天宝五载（746），李适之罢相，改授太子少保。闲散下来的李适之在与好友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刑部尚书韦坚、户部尚书裴宽、京兆尹韩朝宗等人饮宴时作诗自遣：
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
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诗不过是说现在清闲了，上门的人少了，可是李林甫却向玄宗进谗，说他们结党营私。玄宗便将这些人全部贬官流放，李适之也被贬为宜春太守。李林甫又令御史罗希奭罗织罪名，将皇甫惟明、韦坚等人害死于贬所，而且还杀了韦坚的几个弟弟和儿子韦谅。裴宽是韦坚的亲戚，贬为安陆别驾。不久，罗希奭前往宜春，李适之惊恐不已，服毒自尽。李林甫又让罗希奭杀裴宽，裴宽叩头祈哀得免一死。韩朝宗被贬为高平太守，再贬为吴兴别驾，死于任上。
李林甫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未合圣意，畏惧祸患及身，便极力阻止太子身边官员的升迁，降低他们的待遇。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五《闽中进士》所载，左补阙兼太子侍读薛令之慨叹生活清苦，抱怨礼遇太薄，以诗自悼，并将诗写在了墙上：
朝旭上团团，照见先生盘。
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
饭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
只可谋朝夕，何由保岁寒？
玄宗见到这首诗后，索笔判之曰：
啄木嘴距长，凤皇羽毛短。
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
薛令之便称病弃官，徒步归乡里。玄宗这位盛唐君王，挥霍无度，对安禄山等宠臣赏赐无算，却对太子的老师如此刻薄！正如宋陈岩肖所说：明皇“褊而不容，本无人君之量”，且“信谗好佞”（《 庚溪诗话》卷下）。最终导致“安史之乱”，两京失守，杨玉环被缢死，玄宗逃亡巴蜀，帝位被迫让给太子，国家从此一蹶不振，盛唐不盛矣。
唐宪宗时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崔群论曰：玄宗“安于逸乐，远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进，李林甫、杨国忠怙宠朋邪，则天宝为乱。”“世谓禄山反，为治乱分时。臣谓罢张九龄，相林甫，则治乱固已分矣。”（《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五《崔群传》）论述固然精当，但都是事后诸葛，而孟浩然却早有先见之明。当年，韩朝宗担任按察使时，发现通州刺史李适之很有能力，便特别写信推荐他，升任秦州都督。试想：被韩朝宗举荐的李适之官至左相，且系唐太宗李世民的曾孙，下场尚且如此悲惨，而韩朝宗本人也被贬为从四品下的“别驾”死于贬所，倘若孟浩然随韩朝宗赴京，即使被玄宗任用，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辛酉（十七），察御史周子谅因弹劾牛仙客非才，触怒玄宗。玄宗“命左右㩧（bó，击）于殿庭，绝而复苏；仍杖之朝堂，流州，至蓝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谅，张九龄所荐也。’甲子（四月二十），贬九龄荆州长史。”（《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周子谅是张九龄举荐的，因此坐“举非其人”之罪。五月初八，张九龄到达荆州任上之后，便将孟浩然引入幕中：“署为从事，与之唱和。”（《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传·孟浩然传》）
孟浩然之所以进入张九龄幕府为从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生活所迫。孟浩然的物质生活条件比较差，这从他三十岁时写的《书怀贻京邑故人》诗中便已可见：“慈亲向羸老，喜惧在深衷。甘脆朝不足，箪瓢夕屡空。”父母渐渐衰老了，可是自己不仅没有什么美味给他们吃，就连基本的食物也不充足。“喜惧在深衷”就是内心喜惧参半，典出《论语·里仁第四》：“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父母的年龄不能不记着，一则为父母年高长寿而喜乐，一则为父母身体衰老而忧惧。“箪瓢屡空”，典出《论语·雍也第六》：“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称赞颜回是贤人，家里只有一只盛饭的竹筐和一个喝水的葫芦瓢，居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忍受不了那样的艰苦，而颜回却不因此改变自己的乐趣。晋代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引用这个典故时又进了一层：“箪瓢屡空，晏如也。”五柳先生不仅穷得只有饭筐水瓢，而且这饭筐水瓢还常常是空的，尽管如此，他仍然安贫乐道。孟浩然说，自己这样生活艰苦也就罢了，可是让年迈体衰的父母过这样的日子那就是不孝了。因此他说：“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当涂诉知已，投刺匪求蒙。”
“执鞭慕夫子”,典出《论语·述而第七》：“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东汉郑玄解释说：“富贵不可求而得之，当修德以得之。若于道可求者，虽执鞭之贱职，我亦为之。”（三国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解经》第七卷）这个解说有两个问题，一是将“富”解作富贵，则《论语》原文或作“富贵而可求也”，因为“富”和“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富是钱财多，贵是地位高。如果原文只有“富”没有“贵”，郑玄不当增字解经。二是将“虽执鞭之士”解作“虽执鞭之贱职”，则《论语》原文或作“虽执鞭之事”，因为“士”不能解作“职”，只有“事”才能解作“职”，即“职事”。西汉桓宽《盐铁论》卷四《贫富第十七》、唐李宗闵《随论下篇》、宋林希逸《庄子口义》卷六（《外篇秋水第十七》）、明王守仁《田州石刻》（《王阳明集》卷二十五外集七）、《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宋张师正《括异志》等，均引作“虽执鞭之事”（今本《括异志》卷五作“虽执鞭之士”）。
关于“执鞭之士”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一是为国君驾车的人。南朝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四引晋代袁乔注云：“执鞭，君之御士，亦有禄位于朝也。”《汉语大词典》持此说，将“执鞭”解作“持鞭驾车”。二是为君王出行时执鞭开道的人。《周礼·秋官司寇第五》：“条狼氏掌执鞭以趋辟（避）。王（周天子）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公爵国君）则六人，侯（侯爵国君）、伯（伯爵国君）则四人，子（子爵国君）、男（男爵国君）则二人。”明陈士元《论语类考》（卷五）持此说。三是执鞭为集市守门的人。《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凡市入，则胥（吏）执鞭度（杖）守门。”清钱坫《论语后录》（卷二）说：“以求富之言例之，或从《地官》为长。”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沿袭此说，将“执鞭之士”译为“市场的守门卒”。其实，孔子所说的“执鞭之士”，可以是这三种“执鞭”的任何一种，不必拘于哪一种，因为这些都是卑贱的职事。孔子的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求得，即便是“执鞭”这样的下贱职事，我也去做。如果不可以求得，那就从事我所喜好的。孟浩然说自己很敬仰孔子的这种求富的态度，既然孔子都可以为了求得财富而“执鞭”，那我为了求得财富赡养父母而干仕谋官有何不可？
“捧檄怀毛公”,典出《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序》。汉光武帝中兴的时候，有个庐江人毛义，字少节，家里贫穷，以孝行著称。南阳人张奉因仰慕他的名声便去拜访他。刚刚坐定，郡府征召的文书恰好到达，让毛义去做县令。毛义就捧着文书进入内室，表现出喜悦之情。张奉是个志向气节高尚的人，心里鄙视毛义这种见禄而喜的样子，悔恨自己不该来拜访他，便坚决告辞离去。等到毛义母亲去世的时候，毛义便辞官守孝。公府多次征召，他才去做县令。后来又被选拔举荐为“贤良文学”，官府屡次派公车征召，毛义都没有去就任。张奉感叹道：“贤人真是深不可测。毛义先前接到官府征召的文书便表现出喜悦之情，那是为了赡养父母才降志屈尊任官的。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因为家里贫穷父母年老，做官便不挑选官职’的人。”孟浩然说，自己也像毛义一样，是因为家里贫穷父母年老才谋求做官的。况且我的知己好友已经做官当政，我当然要弹冠相庆了，怎么还能固守贫穷呢？“匪求蒙”，典出《周易·蒙》“匪我求童蒙”，不是我请教蒙昧愚蠢的人。孟浩然用这个典故说明自己只乞求当政的知己，而不向不知己的人投名片，即不乞求不知己的人。孟浩然三十岁的时候生活就如此贫困，晚年又体弱多病，生活更加贫困不堪，杜甫在《遣兴五首》（其五）的诗中感叹道：“吾怜孟浩然，裋褐即长夜。”孟浩然穷得连被子都没有，只能披着一件粗布短袄度过那寒冷漫长的冬夜。在这种极度贫困的情况下，知己老友张九龄聘他到幕府为从事，他也就贫不择官了。
孟浩然进入张九龄幕府，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求仕之心未泯。封建时代的士子多以济世之才自负，当君主昏庸无道时，他们认为是奸臣荧惑所致。这时他们往往不是选择退隐回避，而是以“板荡诚臣”自许，不顾安危地去匡君辅国，因为这是忠臣的天职。正如屈原《离骚》所云：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
那些结党营私的小人都在贪图享乐、苟且偷安，国家政治昏暗、前途渺茫、险阻重重。我屈原难道害怕自身遭受灾殃吗？我是担心君主的车子倾覆。因此我匆忙地在君主的车子前后奔波，为的是让君主能够赶上圣明先王的步伐。君主却不能体察我的一片忠心，反而听信谗言对我发怒。我明知道忠言会招来灾祸，但却不忍心放弃。我指着上天让它作见证，我的一片忠心完全是为了君主的缘故。
孟浩然对唐玄宗，也有屈原对楚怀王那样的忠诚和情怀，他也想实现自己匡君报国之志。当时唐朝宰辅大臣的升升降降也是常事，宰相一般三五年就会更替，张九龄虽然被贬谪，但说不定哪天又会官复原职。到那时，他幕府中身边的人就会跟着升迁，这对晚年的孟浩然来讲可能是最后的机会，当然不容错过。
来到张九龄的幕府做从事之后，孟浩然对朝廷的内幕了解得更多更透了。玄宗年事已高，将政事都交给了李林甫，且“任之不疑，林甫善养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适，沉蛊衽席”（《新唐书·李林甫传》）。李林甫“性阴密，忍诛杀”，排斥异己，贬抑文士，重用武将，凡是有可能晋升宰相的职位，都由武将充任。因为武将没有文化，大多不识字，当然也就不可能擢升为宰相，李林甫的相位也就不会动摇。这样一来，张九龄的复起当然也就无望了。且张九龄早已勘破世事，萌生了隐退的念头。孟浩然的理想再次破灭了，于是提出辞职，张九龄再三挽留。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初，沔州（今湖北汉阳县）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宋鼎来荆州公干，顺便看望张九龄和孟浩然。宋鼎曾任襄州刺史，与孟浩然是好友。孟浩然陪同宋鼎登览新建的荆州城北门楼，宋鼎赋诗（今不传），孟浩然赓和作《和宋太史北楼新亭》诗，借以表达辞职的意愿，亦有请求宋鼎为自己关说之意：
返耕意未遂，日夕登城隅。谁谓山林近，坐为符竹拘。
丽谯非改作，轩槛是新图。远水自嶓冢，长云吞具区。
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丘园一竖儒。
诗人说，返回家乡耕种隐居的意愿未能实现，我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惆怅地登上城墙的谯楼。谁说隐居的山林很近呢？我却被留在刺史幕府中为公务所拘羁，不得脱身进入山林隐居。“符竹”，即竹使符，共五枚竹箭，长五寸，上面镌刻篆书，剖为两半，一半交给赴任的郡守，一半留在朝廷，朝廷发兵派遣使者的时候，带着一半符竹，与郡守的另一半符竹合符之后，才能听受使命，跟虎符的作用类似，后以“符竹”指代郡守的职权。壮丽的谯楼不是原有谯楼的修葺，而是重新建造的，栏杆上都绘了新的图画。汉水从远远的嶓（bō）冢山流出，浓云连绵不断吞没了太湖。我宁愿随着江上的燕雀来庆贺，却羞于跟在幕府臣僚后面恭谨地小步奔走。要知道披发狂歌的人，是在家园隐居的迂腐儒生。“狂歌客”，纵情放歌的人，这里也是作者自况。《后汉书》卷五十三《申屠列传》：“昔人之隐，遭时则放声灭迹，巢栖茹薇。其不遇也，则裸身大笑，被发狂歌。”古人隐居，遇到好时势，就舍弃名声，隐遁行迹栖居在巢穴中，采食野菜充饥。如果遇不到好时势，就赤裸着身子大笑，披散着头发狂歌。
张九龄见孟浩然去意已决，不便再强留。于是，孟浩然又回到了瓮牖绳枢、室如悬磬的家，成了率意“狂歌”的“丘园一竖儒”。
夜已经很深了，孟浩然披裹着粗布短袄靠在屋角的床头上，久久不能入睡。这时，外面刮起了风，下起了雨，风雨吹打着窗户，寒意更重了。与此相似的境况，南唐李后主李煜在《浪淘沙》中叹曰：“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奈五更寒。”可是，孟浩然的门窗上哪有什么“帘”？床上哪有什么“衾”？别说“罗衾”了，就连杜甫家里“布衾多年冷似铁”的“布衾”都没有。与此相似的境况，南宋李清照在《声声慢》中叹曰：“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可是，孟浩然又哪里去寻什么“淡酒”？然而，此时的孟浩然思考的却不是自身的寒冷，也不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空想，而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屈原的《离骚》，断断续续地萦绕在他的脑际：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日月运转迅速不停，春秋变换循环替更。想到草木凋零，更担心国君衰迈，不能振兴。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
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
昔日夏禹、商汤和周文王的品德之所以纯洁完美，是因为有众多的贤人在他们的周围辅佐，并非只任用少数几个人。就像各种香草繁茂地生长在园圃中，并不是只种植蕙和茝（chǎi）。
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希望香草都能生长茂盛，等到花儿盛开时我也能被收取。即使我自己枯萎凋谢也没什么值得忧伤，令人痛心的是众多香草的花朵都被风雨摧残糟蹋——众多的人才被贬被杀，国祚堪忧。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长长叹息止不住泪水潸然，可怜人民多灾多难，生活艰难。
已矣哉！
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算了吧！既然国家没有人赏识我，我又何必怀念国都呢！既然理想的政治没有人可以协商，我就要追随彭咸那样的归宿——殷商大夫彭咸，因直谏不听，便投水而死。
这时，一位高冠陆离的老者从孟浩然得眼前飘然而过，孟浩然定睛一看，不觉诧异道：“这不是屈原吗？”于是追随而去。可是，无论怎么追，屈原总是在前面的不远处。孟浩然紧追不舍，一直追到汨罗江边，屈原不见了。孟浩然正要跳江，一群小鸟忽然迎面飞来异口同声地啼叫：
“不要跳！不要跳！”
孟浩然便收住了脚步，这时另一群小鸟又飞过来啼叫：
“怕死鬼！怕死鬼！”
孟浩然心想：“说我是怕死鬼？笑话！我孟浩然倘能追随屈原而死，虽死犹荣！”于是，纵身跳入汨罗江：“哇！好冷啊！”
原来是南柯一梦。天已经亮了，鸟儿仍在四处啼叫。孟浩然随口吟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明人徐学夷在《诗源辨体》（卷十六第十二条）说：“浩然五言律诗兴象玲珑，风神超迈”，“乃盛唐最上乘”。其实，不惟五律，五绝的《春晓》同样是“兴象玲珑，风神超迈”，同样是“盛唐最上乘”。这里的“风雨”“花落”，都是兴象，既是自然的“风雨”“花落”，更是社会政治的“风雨”“花落”。“花落知多少”与《离骚》的“哀众芳之污秽”，有同工异曲之妙，但又不像《离骚》的沉郁悲戚，而是以清雅超绝写悲戚之情，这是借鉴了《诗经》以乐写哀的笔法。
《诗经·小雅·采薇》，是戍卒在战后归家途中写的诗，末章抚今追昔，悲喜交加：“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人以春天杨柳依依的乐景，写当时抛家出征的生离死别；以冬天雨雪霏霏的哀景，写如今侥幸生还的无比喜悦。清王夫之《薑斋诗话》说这几句是：“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当我们了解了孟浩然的生活阅历、思想历程和《春晓》的写作背景之后，再来读这首诗，一定也会倍增哀痛的。
孟浩然的家乡襄阳，属古代楚国，而屈原则是楚国人的骄傲，当然也是孟浩然的骄傲。而屈原的学生、楚辞大家宋玉的故乡鄢（今湖北襄阳宜城）是楚国的皇城，距离孟浩然的祖宅涧南园不过六七十里。孟浩然二十多岁的时候，就经常与襄阳的士子们举行诗会，大家的理想就是再现“屈宋英声”。因此，孟浩然的思想和操行都有屈原的影子，他的诗作也深受楚辞特别是《离骚》的影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孟浩然确是襄阳的小屈原，而《春晓》便是一首微型的《离骚》。
作者为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传统文化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文史学者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曹立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