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GRAPHED BY 大食
本刊记者|翁倩 发自香港
编辑|郑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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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邵音音 ，原名倪小雁，香港演员，1976年签约邵氏，出演过不少艳情片，当中以吕奇的作品最具代表性。另参演多部李翰祥执导的风月片，因大胆表现而名噪一时，后由于“中国娃娃”事件遭台湾封杀而息影。沉寂数年后回归影坛，2007、2011年两夺“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邵氏的经历，使她的性格里拥有了一些已经去世的、第一代电影人的侠气。
身穿夹花棉布睡衣的邵音音前来应门。因为陌生人的到来，家中的狗像合唱团一样吠个不停，她一一向它们解释来者何人，之后回过头莞尔一笑：“我的狗很多是人家不要的。移民，或者各种原因不能养了，就放到我家门口。它们都是我的亲人。”
最多的时候同时养了超过20只，它们陪伴她，她为它们养老送终。它们离世后，邵音音觉得伤感，便搬离了原本居住的加多利山，如今在九龙塘一处闹中取静的小区里，跟黎明比邻而居。
临近正午，她刚起床。这些日子正在拍摄跟吴建豪等年轻演员合作的《潜龙狙击》，睡不着。失眠是她的“演戏后遗症”。采访当天本打算洗头换衫，闹钟响了却没听见，“一睁开眼睛，想，死了，你们要来了！”
点上一支烟，她开始化妆。头发用夹子随意一夹，露出额上长约3厘米的疤，隐约能看到新长出的粉红色嫩肉。“拍戏做头发时烫的”，她数给我看，“除了额头这个，头皮里还有5个。哎呀工作人员很怕烫伤我，但他们买到的假发只有卷的，我要每天卷，去适应假发……又没跟我讲，早点告诉我，我自己去烫嘛，烫完直接拍，每天可以省一个多小时……”
疤痕像是她与角色联接的某种暗号。谈到演戏，她极其兴奋，两眼炯炯有神。但讲起媒体至今仍津津乐道的“邵氏艳星”标签、那段著名的豪门婚姻以及后来关于整容的种种八卦，她音调低了下去，说那都是痛苦的经历，但“如果你问，我就讲真的，客客气气的话就不用访问了，对不对？”
艳星
内地观众并未同步感受过邵音音曾经的影响力。早在内地大银幕第一次出现接吻镜头的《庐山恋》上映前4年，在香港三级片通过光碟和互联网进入内地之前20年，邵音音已经凭借大尺度演出，成为香港一代“性感女神”。和其他艳光四射的性感女星不同，她饰演的角色大多是被欺凌的弱小女性，给观众留下楚楚可怜的印象。
官人我要 (1976)
香港作家陶杰说，邵音音和她的作品，令一代香港观众第一次有了性反应。
有人说她以“爱情”之名，被人骗上银幕成为脱星，也有人猜测，热情、聪明的她野心勃勃，想要成为“第二个狄娜”，这些传闻被她一一否认。来看看她的底色：大学生，幼年家境清寒，1976年出版的电影杂志《南国电影》对她的赞誉是“写得一手好字”。
1972年邵音音入行时，正是西方电影的性解放风潮开始影响香港的时候，那时流行的说法是，“女演员要出头，不拍拳头便拍枕头。”
身材和脸蛋帮了她，娇小又玲珑有致，符合那个年代的审美；乌发如云，糅杂着天真与妩媚的气质。她很快脱颖而出。
李翰祥爱惜她。1976年签约邵氏后，拍的第一部戏《风花雪月》即是由他执导。他在现场说，这个就是你一生的代表作了。邵音音不服，心想，“我也不是只拍你一个人的戏，入邵氏拍第一部你就说是我的代表作？”直到过了几十年，翻出旧作，才发现当年李翰祥很认真在拍她。每一个镜头都教，教到一模一样。不明白，他就细细解释，应该用什么心境去拍。“记得有场戏，他让我哭，我哭不出来，他就骂，‘你这辈子过得很幸福吗？就没什么伤心事令你流泪吗？’我说，有啊，好多。他说，那你就坐在这里想。我给你两个小时，你一哭我就叫开机。”
当年邵氏的风月片，虽然超越时代之风，却有人生道理，也有对当时历史背景下人物状态的观照。李翰祥和吕奇的作品是其中的佼佼者。
吕奇拍脱戏前，会客气地跟演员讲清尺度，脱或不脱，你情我愿。真空上阵，不用替身——这是票房保证。邵音音仰慕吕奇，什么事都和他说，有时也会撒娇，“我男朋友好爱我，我现在陶醉爱情，不拍戏啦。”吕奇说，“不好啊，如果有一天你不是邵音音，你男朋友就不会爱你了。”“我心想，神经病，我男朋友是因为我青春、漂亮，怎么会因为我是邵音音而爱我？后来证明，他是对的。可能他的人生经验里看到很多事。”
不足3年，邵音音拍了二十余部电影，部部卖座，可她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她说她从来没看过自己的戏，杂志上出现自己大尺度的照片，她会把身体的部分剪掉，只保留大头照。直到90年代，买碟来看，看到自己的裸体，“哇，这么恶心。我看别人脱衣不会有什么感觉，但看到自己就觉得恶心。”
前两年，一位年轻演员在抉择是否要接一个全裸角色时，来征求邵音音的意见，她对他说：人言可畏，舆论是可以杀人的，你这么年轻，又是男生，要想清楚接下来将要面对什么。她的经历告诉她：香港社会表面开放，内里对传统却十分在意。
1976年，邵音音拍了对她人生影响最大的一部戏——由陈志华导演、取材自传统戏曲《玉堂春》（胡金铨曾执导过电影版本）的《官人我要》。当时香港电影尚未分级，大人收工后去看午夜场，便把小孩也带上。《天地豪情》编剧鲍伟聪多年后告诉邵音音，他儿时曾跟随父母去翡翠戏院看午夜场的《官人我要》，“说出来不好意思，我几岁时就已了解你很透彻。”
《官人我要》跻身当年十大卖座港片之列，并在台湾、日本等地赚得盆满钵满，邵音音更受邀参加戛纳电影节。就在此时，灾难悄无声息地降临了。
灾难
在戛纳的红毯上，她的东方扮相引来西方媒体的兴趣，人们称她为“可爱的中国娃娃”，有记者将此写到报上，立时引起台湾方面的警觉。以当时的两岸局势，若邵音音被封“中国娃娃”，而非“中华民国娃娃”，她及其所属电影公司都将被台湾封杀。邵氏和嘉禾对此颇为紧张，邵音音本是邵氏签约艺员，但《官人我要》却是嘉禾幕后投资拍摄，于是两方都叮嘱她，只说自己是加拿大国泰电影公司演员就好。
年轻气盛、懵里懵懂的她不肯就范，结果，一纸台湾封杀令见诸报端，堵住了她的未来。
年轻时的邵音音
她吐了口烟，徐徐说，“以为只是不能去台湾，没想到全部的杂志不能写我，电视不能有我。不知道会完蛋。在康城度过了生命中最快乐的7天，海滩这么干净，树微微摆动，红地毯上是全世界最大牌的明星，那是另一个世界。对于一个家庭贫穷的女孩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机票又贵，买房子3500就可以付首期，去次康城要几万块。我还沉浸在喜悦中，第二天买回报纸，发现我上了A版，说我是中共匪谍。整个人就傻掉了。”
很多人以为她会就此消失，但她坚持留在了丽的电视（亚洲电视台前身），参演了《鳄鱼泪》和《变色龙》。两剧在香港大热，记者会上，邵音音却被告知，拍照时你不要站在里面，会拖累大家。她无助地在一边流泪。被扣上“匪谍”的帽子后，她养成了不出门的习惯——去买菜、上街，会有陌生人朝她吐痰、用脏话骂她。“跟‘文革’没两样，只不过觉得我是个目标。最可怕的是，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扣了这顶帽子，一个跟你无冤无仇的人。”
一时人人自危，邵氏、嘉禾不再敢找她拍戏，曾经的朋友说，你不要再打给我，老板知道我会被炒掉。她的生活跌入深渊，因此陷入了整整30年的精神困顿之中。
之前一点没意识到危险吗？
“没有，当时的世界只有片场和宿舍两点一线，对世界一无所知。只知道每部戏都卖座，报章杂志上出现的，永远是自己最美最好的样子。”但她相信，电影公司的人对后果是知道的，“如果有人提醒一句，我的考虑会多一点。”
重生
1980年代，邵音音嫁作人妇，当了母亲；在朋友的帮助下，她前往印尼和马来西亚登台；偶尔客串电视剧。婚姻并未给她足够的庇护，在辗转了沙捞越、旧金山后，90年代，她决定搬回香港。
重新出现在银幕上的她，因整容失败，已不复年轻时让人产生同游雍雅山房奇想的惊艳，多了喟叹和沧桑。她多在本土制作中饰演妈妈、婆婆一类的角色，戏份不多，却呈现出与岁月的遭逢。
2007年，凭借《野·良犬》中的穷婆婆一角，她拿到第2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她说，那个奖最大的意义，是解开了她心里的锁，“以前我觉得生不如死，在国外，很多人来和我交朋友，熟了就问电影界的八卦，我心想，你这个王八蛋、心理变态，希望听明星不好的事来满足自己的阴暗，可是得奖那一刻我原谅了其他人，也接受了自己。”
接受了自己什么？她笑了：一个念过大学的人，为什么会踏上这样的路？此时她终于想通，人生是自己的选择，30年前那些没帮她的人，并没有义务扶她一把。“他们长期在电影行业打工，要养家，谁不怕被牵连？有很多原因的。”说到底，她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电影《打擂台》剧照
她决定，接下来的时间，不管3年5年，要活出豁达的样子，把枷锁打开，多做想做的事。红的时候忙着赚钱，对于表演没有付出，她想，现在该多做一点努力了。
3年后，金像奖又一次回馈了她。《打擂台》中的上海婆婆一角让她再次拿到“最佳女配角”的小金人，她在台上哭了。那年她60岁。
有报道称，因为没料到会拿奖，她甚至穿着拖鞋走上了领奖台——本以为只是匆匆看客，毕竟走红毯时下着瓢泼大雨，她不想弄坏自己心爱的鞋子。
年纪渐长，拍戏成了要与体力抗衡的事。上次跟冯宝宝在苏州电视台宣传《妈咪侠》，冯宝宝跟主持人说着说着，她竟捱不住睡着了好几次。和郭子健导演合作的《救火英雄》拍了两天，邵音音的主要表演是哭。哭到后来，嗓子哑、脚软、呼吸困难。元气大伤，在家昏睡了两天。她认为，配角之难在于要把很短的戏演好，只有演得最适合，人家下次才会找你，所以表演一定要经过严格考证。
人情
邵氏的经历，使邵音音的性格里拥有了一些已经去世的、第一代电影人的侠气。当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从大陆到香港，语言不通，最初是电影收留了他们，让他们每天有二三十块的收入，生存了下来。这些人后来有些成了明星，有些做了移民局高官、律师，但一开始是靠拉帮传带的人情生存下来的。“这些故事现在已经很少了，我还会做，拉着别人的裤子去求人给一些朋友的孩子或无意中认识的人机会，在别人眼里可能很傻，没有好处，又烦，干嘛呢？但我还是想做。”
2008年4月13日，第2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邵音音获得最佳女配角奖
前亚视新闻总监魏承思回忆，邵音音待人热情、有侠气，她的热情甚至无意中伤害过他。见他平日不拘小节、穿着随便出入香港上流社会，邵便托人送来一大包她先生穿过的旧衣服，这让他感觉受辱，慢慢疏远了她。
接受采访时她常爆惊人之语，香港演艺圈打抱不平她总冲在前面。演艺人协会会长改选时，她力挺黄秋生，在微博上被对手的支持者疯狂攻击，“台词恶毒得连编剧都想不到”。
为什么要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她说，曾经因为没人帮我，我吃过大亏，差点活不下去，所以有时帮弱势的人开口，哪怕被人攻击，都是该承受的。
在她的成长时代，“有一种心结，我们多数出自贫穷家庭，变数大。”那时香港最有钱的人，去新加坡，已经叫出国了。移民加拿大或英国，就是他们心中的至高境界。“这是我们这一代的梦想。我发过这样的梦，梦也破碎过，所以现在回来。”
一来一回，朱颜已改。当年老友多数离开了电影圈，璀璨光华遥远得像是前世的记忆，很多名字已不在人世。邵音音回想起从前，发现那些曾经在片场辛苦熬夜、战战兢兢、累得蹲在墙角都可以睡着的日子，原来已经是最好的日子。
问她如何看待生死，她说，平时口无遮拦，真到要面对，是无比艰难的。2003年香港发生SARS疫情时，她养着二十几只狗和一只波斯猫。猫每天会抓一只鸟来送给她。香港政府说，SARS病菌是一种叫叽喳雀的本土鸟传播的，如果有叽喳雀死掉，必须通报。邵音音于是担心猫会把叽喳雀带回家，如果这样，家里的狗全都会因疑似带菌而被打死。她过了一段每天极度恐惧、以泪洗面的日子，甚至患上忧郁症。直到她的狗安然度过，得以善终，她才放下心头大石。
物是人非之外，香港电影所面临的生存环境跟从前已是千差万别。曾经，有了男女主角的名字，电影就有了市场，但如今，除了种种限制，戏甚至拍好都没有影院肯上——租金太贵，影院宁可多放好莱坞电影，也不排期给本土制作。怕收不回来，所以老板也不敢投资。
郭子健曾问她，你相信电影有命运吗？她答，电影是死的，人是活的，怎么会有命运？现在她相信了，作品都有命运，作品的命运掌握在人的手里。
她说，比如颇受影评人赞誉的《青苔》，原本让她入围了2008年最佳女配角，可那年政府给金像奖拨了220万，曾志伟经过考量，决定多给大陆演员一些提名，起码有年轻的大陆团队过来，颁奖礼好看一点。接到电话通知时，邵音音已经在去提名发布会的路上，工作人员支支吾吾，“对不起啊，但金像奖有保护条约，你不要讲出去。”她很生气，觉得不公平，后来想想，没所谓，我来现场做观众吧。
“这事情我从来没对人讲过，哎反正也无所谓，”她放下了一些包袱，“不再在乎什么好印象”，反正，“都是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