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闻政明）在这个“后”字满天飞的时代，香港反对派凭借手中的28票将香港社会逼进了“后政改”时期。香港特首梁振英对此表示非常遗憾，并称今后会把精力挪至民生经济领域，追赶落下的时间。
近日，新华社刊发了对梁振英长达3000字的采访稿。新华社亚太分社社长俱孟军负责本次专访。《明报》透露，这是政改被否决后，梁振英首次接受媒体专访，且是新华社主动提出邀请。其实，梁与俱也算是老朋友。2012年4月，俱孟军就曾对即将就任特首的梁振英进行专访。
当时，梁振英将政纲概括为“稳中求变”。三年后，梁振英走得更远，称必须放弃过时的“积极不干预”思维。香港，这个被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赞誉为“自由经济制度的堡垒”，竟然宣布放弃使其扬名海外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究竟原因何在呢？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下“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发展脉络。
梁振英（资料图）
亚当·斯密在香港
1960年代，作为亚当·斯密的忠实信徒，时任财政司的郭伯伟提出不干预的构想，主张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政府尽量不干涉经济发展，顶多只用间接方法促进。郭伯伟抗拒“多管闲事的政治人士”企图干预经济，甚至一度拒绝收集经济统计数据，因为担心政府官员会据此提出增加干预的借口。
郭伯伟（资料图）
香港经济60年代中期开始起飞，70年代出现持续增长的局面，港英政府以此为傲，便将“自由放任”视为香港经济赖以成功的基石，不肯轻易改换思路。
香港经济能够摘得亚洲四小龙的桂冠，并非得益于“自由放任”，用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的话讲，“是因为当时内地不好，所以香港才好；也可以说是香港处于内地之边缘（及英国治下的政治隔离），才能在历史上找到自我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换句话说，香港的繁荣建基于自身处于冷战格局对垒的前沿阵线。
70年代末，时任财政司的夏鼎基将此理念包装成广为熟知的“积极不干预”。涉及到的文献有两篇：第一篇是夏鼎基于1979年在香港工业总会午餐例会的《政府与工业》的发言，另一篇是1982年在伦敦银行公会午餐例会的《政府政策与经济的成功》的发言。
夏鼎基（资料图）
所谓“积极不干预”可以概括为：政府在对应经济问题时，如果采用计划或干预的方式通常被认为徒劳无功且有害；“积极”是指政府综合考量诸多因素，不过通常在权衡利弊后，结论大多是以不干预为佳。
虽然口号喊得震天响，然而港英政府从来不敢单凭“看不见的手”维持统治。卡尔·波兰尼早就说过，无限制的市场“对人们生活所造成的可怕后果非笔墨能形容……如果不是后来采取针对性的保护措施，使它的自我毁灭的机制在行动上受到制肘，那恐怕人类社会早就绝灭了。”不少学者指出，港英政府实际采取的是“选择性干预”，非市场的力量在60、70年代深深地介入各项经济活动，例如食物供应、交通、房屋、教育、劳工工资、土地供应、股灾等。
不过，上述港英政府为抵御市场破坏力而采取的行动，看似是为香港人民引入福利，但其实不过是顺手捎带的小恩小惠罢了。严飞在《政府干预VS放任市场：香港的实践》一文中指出，“积极不干预”的实质是以英资财团的利益为基础。诚然，香港基础建设、公共事业、金融制度以及国际贸易网络的改善得益于港英政府与英资财团联手，但不可忽略的是，香港的经济政策发展必定首先考虑英资财团的利益。倘若以上投资不能满足英资财团的利益，港英政府也定不会出手干预。
“积极不干预”毒发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但港英政府的幽灵——“积极不干预”迟迟不肯散去，反而随着全球新自由主义风起云涌：任何人想要撼动，都会觉得烫手而不得不缩回去。
出任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的董建华提出的房屋和创新科技新政策遭到政务官或明或暗的抗拒，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有损“积极不干预”思路，最终害得董建华新政破产。
2001年，时任财政司梁锦松发表首份预算案前向媒体透露信息，称会放弃“积极不干预”主义，并且他的预算案强调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除了提供各种硬件及软件的基建外，应是“掌握经济发展方向，积极为市场发展创造条件”，包括“在私营机构未能对一些符合香港整体经济利益的项目作出投资时，政府可以考虑推动”。
不料，梁锦松的新思路惹来《亚洲华尔街日报》抨击，指摘梁锦松欲在港推行具社会主义经济特色的工业政策，称这是“香港黑暗的一天”。
2006年，时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在经济高峰会后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一直以来政府都没有以“积极不干预”政策作为本港经济发展的蓝图。此话当即招来一番争论，不得已，曾荫权遂以《大市场、小政府———我们恪守的经济原则》为题，称经济理念一脉相承，不曾背离自由市场经济哲学。
“自由放任”向来是发过国家为发展中地区设下的陷阱，以此踢开通往富裕之路的梯子。连自称“自由贸易”发源地的欧美国家，当地政府也早把“有形的手”深深嵌入经济进程中。今时今日，内地崛起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香港早已失去昔日冷战格局下的地缘政治优势，继续坚持“自由放任”，“积极不干预”这剂毒散便开始发挥作用了。
的确，香港连续数十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可与此同时，香港的基尼系数也由1971年的0.43升至2002年的0.525。据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寒竹分析，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监管与政府干预，英资财团退出后，土地市场重新自发整合，逐渐形成了今天香港地产商的四大家族。大地产商凭借地产事业获取的暴利，收购拥有大量土地的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机构。如今，香港的公共交通、煤气、电力以及超级市场等，大多皆由大地产商所控制。朝未来看，香港社会的贫富悬殊与住房问题仍将困扰着大多数的香港居民。
自诩自由岛的香港向来爱与所谓威权统治的新加坡作比。1997年，香港GDP相当于新加坡的177%。从2010年起，新加坡超过香港。2013年，香港GDP仅相当于新加坡的92%。从2003年至2013年，香港GDP年均实际增长率逾4%，与新加坡同期年均逾6%实际增长率比，明显落后。
一直在内地人面前高人一等的香港如今也面临被边缘化的境地。香港GDP在2010年被上海超越，在2011年被北京超越。按未来几年香港GDP年增长率约2%而内地中心城市年增长率逾7%推算，2017年前后，广州、深圳、天津等城市GDP也将超越香港。2022年前后，重庆、成都、武汉、杭州等城市GDP有望和香港相当。
升级“适度有为”
如何解毒？唯有干预！在此背景下，2012年梁振英以“适度有为”的竞选口号成功当选，也是必然。2013年梁振英的首份施政报告中，他专门讨论了经济发展中政府的角色。梁振英再次强调竞选政纲的要点：经济要发展，政府就要“适度有为”。在市场可以发挥优势的时候，政府不应干预，只要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但当市场失效、未能发挥功能，政府一定要有所作为。过去半年，政府以政策具体说明了对“有所作为”的拿捏。当住宅供不应求，政府提出及落实“港人港地”，减少非港人买入本港住宅，优先满足港人置业需求；推出买家印花税；以及用行政手段停收内地双非孕妇来港产子，都是政府“适度有为”的例子，也初步取得成效和受到社会认同。
虽然接下来2014以及2015年的施政报告中，梁振英没有专门探讨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适度有为”的思路已然渗入整个施政报告中。
在2014年的施政报告的引言部分，梁振英强调，“我和整个政府全力在国内外为香港开拓商机。经济发展委员会（经委会）、金融发展局（金发局）及香港与内地经贸合作咨询委员会等已全面展开工作，各有关政府部门全力跟进和配合”，同时15年来，首次制订长远房屋策略。
2015年的施政报告中，梁振英特别发出警告，民生的基础是经济，改善民生的必要条件是发展经济。只有持续的经济发展，青年人才可以有就业机会，有更多和更好的向上流动空间，市民才可以有更高的收入，政府才可以有更大的财政能力解决房屋、贫穷、老年和环保问题。“我们必须维持香港在国际和内地的竞争力，同时制止任何破坏香港投资和营商环境的行为。”
然而，香港政制改革本意是为经济发展服务，为改善民生提供发声途径，不成想“占中”等破坏政改的行为却严重损害了香港支柱产业之一的旅游业，同时也败坏了香港高度法治的形象，再加上香港反对派将拉布行为演绎至极限，仅仅提“适度有为”已然难以满足经济持续发展的需求了。
由此，我们看到了梁振英的勇气与决心，将“适度有为”升级为“放弃‘积极不干预’”。梁振英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香港经济发展的潜力很大，既有“一国”的优势，也有“两制”的优势。他透露，特区政府正在考虑以合适的方式，包括评估设立专门机构，配合国家发展“一带一路”。梁振英还表明，他将继续积极推动香港企业在海外的发展，并打算下半年再率团出访。
时移事往，“积极不干预”早已明日黄花，倘若香港再把持“自由放任”不撒手，等到毒素攻心，就是真正哀鸣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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