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细数过往辉煌，台湾可称得上华人地区流行音乐生产力最强大、产业生态也最多元的地区，一个从不停止制造偶像或唱将的“流行音乐梦工厂”。
台湾的歌手除在本地走红，也持续外销新、马、日、韩、印、泰、澳、美、加和内地，台湾完整的音乐制作与艺人营销经验，更形成强大的“磁吸效应”，使之成为海外华人甚至日、韩、泰等亚洲明星进军“国语”娱乐市场的首选跳板。
早期当红港星如张学友、梅艳芳、叶倩文，都是经由台湾唱片制作和营销团队的打造进入“国语”市场，创作出超级畅销的《吻别》、《亲密爱人》和《潇洒走一回》等经典专辑。上世纪80 ～ 90年代实体唱片出版的全盛期，从香港来台出片淘金的艺人有如过江之鲫。当时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多数香港人也不认得的小牌舞者郭富城，在台湾唱片公司的包装下， 1990年首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全亚洲热销近百万张，不但红回香港演歌双栖发展，还打入亚洲各地，奠定天王地位。而曹格、蔡健雅，出身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都从台湾出发走红。
清晨七点多，内地歌手阿穆隆（左）和马来西亚歌手光良（右）在北海岸附近为新专辑拍摄MV，这里是众多“台湾制造”的音乐录影带的拍摄地。
从20多年前在封闭的大陆社会掀起震撼的邓丽君、罗大佑，到21世纪的周杰伦、蔡依林、五月天、S.H.E，小小的台湾持续在创造新的娱乐奇迹。为什么台湾擅长打造明星？为什么台湾的歌手比进军内地更早的香港歌手更受欢迎？ 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减产多年但地位仍无可撼动的教父级制作人、创作人李宗盛，选择了一个制高点看这件事：“流行音乐史，严肃地说，就是一部社会发展史。从各方各面，它是去显现一个生活群体的音乐审美、文化深度、社会精致程度和流行工业整体水平的最好指标。”
台湾比大陆小得多，却比香港大；台湾老百姓普遍爱唱歌、听歌、爱上KTV。2000多万人口的内需市场规模，解禁较早的言论思想，包括本土、西洋、东洋来者不拒的音乐包容态度，孕育了这块土地上特殊的人文质感与流行嗅觉。无论城市风貌或群众心理，台湾比香港悠闲，比新加坡热情，比上海天真。而适度的“悠闲、热情和天真”，是孕育通俗艺术的必备元素。
《星光大道》歌唱选秀节目后台，为获取百万奖金及签约发片的机会，新人们抓紧出场前最后一秒时间练习。
《超级星光大道》节目，堪称台湾最有影响力的歌唱选秀节目，陆续捧红过一班的杨宗纬、林宥嘉、萧敬腾，二班的赖铭伟、梁文音等人。和内地拥有庞大赞助商营销资源的选秀节目比，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和《超级偶像》节目，简直像小儿科。但动辄达半年以上的电视选秀节目，的确让台湾各阶层对唱歌和当歌手这件事，燃起更多热情。
对艺人严格，是台湾唱片界和经纪界多年来打造“明星”的成功要诀之一。不只女艺人要管，男艺人的体重或体态也常被唠叨。减重十公斤前的潘玮柏干脆在传媒面前自嘲为“最胖的男偶像”，想必是被公司耳提面命太久。
曾获金曲奖最佳男歌手的陈建年最近升级为制作人，除了持续创作歌曲，也准备为新人制作专辑。
有了外型，言谈、举止、肢体也要经过训练，台湾歌手很少有人幸运到签约就能立即录音出片，常常得通过一至三年不等的培训。培训期间，公司负责找人教新人歌唱、肢体、舞蹈、媒体应对，甚至有些海外华人，还得从头学普通话。
但随着娱乐大环境恶化，唱片公司收入巨幅下降，紧缩开支的结果就是不再能负担多余的培训成本。找男新人的条件也逐渐提升：“一、长得帅，二、会唱歌，三、会创作，四、能跳舞。”公司已经没有任何费用可以花在培训上，新人得自己“准备好了”。
偶像派要稍微努力变得有实力点，实力派则要让自己“卖相”变得偶像些，因为这不是只用做一件事就能赚大钱的年代。成为“全方位艺人”的目标，给许多歌手制造了莫大的压力，当然也为能通过考验的极少数佼佼者，带来比以往更大的商机与更广阔的前景。
曝光率对于发片歌手来说至关重要，正处于宣传期的许慧欣马不停蹄地赶着上电台通告。
台湾已达全球最密集程度的有线电视频道，虽使单一产品的营销难度增加，却也为意欲搏出一方天地的“摘星族”布置好绝佳的天幕。要填补频道时段，又没有足够多的广告量支撑，台湾电视台发展出多位嘉宾与多位主持人聊天、嬉闹、表演的棚内综艺谈话节目。此类节目不用太多前置准备或棚外实景作业，也无须大牌艺人或乐队撑场面，成本骤降，一片插科打诨中，刺激收视率和平面报道的噱头或“爆点”，却可能比中规中矩的歌唱综艺节目大幅增加。《康熙来了》是其中经典代表，历史悠久的《完全娱乐》、《娱乐百分百》和后起的《我爱黑涩会》、《模范棒棒堂》、《国光帮帮忙》、《女人我最大》等，也透过网络传播渠道突破有线电视的区域限制，红遍海内外，让上海、吉隆坡到温哥华的年轻观众，可以对台湾最新流行偶像或口头禅，近乎无时差地如数家珍。
这类节目来势汹汹，让传统豪华综艺节目甚至MV专业频道，对唱片销售的影响力减弱不少。能言善道或有特殊观众缘的艺人（通常指的是“搞笑”），比歌曲本身更能营造人气。上世纪的唱片公司自有办法让会唱歌但口拙沉闷的歌手成为带有特殊形象的巨星（如王杰），但在这个网络、有线与卫星电视和八卦报刊当道的年代，没有这一类“巨星”诞生的温床。
“乱弹”乐队的主唱陈泰翔在位于台北县新庄市的家中设置了一间录音室，一面从事电视剧配乐工作，一面伺机招募队员、准备重新出发，有时为了彻夜赶工，陈泰翔索性夜宿录音室，累了就席地而睡。
《壹周刊》和《苹果日报》，以“狗仔文化”成功让台湾新闻界产生难以逆转的质变，日益低俗的报道或眉批风格，让注重歌艺或个人形象的歌手倍感委屈。但反过来说，这种“不问内容，但求上版面”的曝光殊死战，长期看来，也对台湾娱乐界产生某种微妙（当然未必正向）的平衡。
平衡木一端，是所谓主流或想力争上游挤进主流的艺人，努力制造可以被放大或曲解的话题或画面（如自曝情史或裙下走光）。平衡木另一端，则是自立自救转入现场演出或在网络上寻求知音的“纯”歌手。
6摇滚乐队“四分卫”的酒吧演出现场，歌迷情绪高亢。每到周末假日，位于台北市公馆附近的酒吧、夜店内总有不少歌迷聚集，聆听歌手或乐队的现场演出。
2008年5月24日林宥嘉台大体育馆的首场“迷宫”演唱会的谢幕返场歌曲，是宥嘉四年前高中自组乐队时唱过的《雨和眼泪》。这首歌出自台湾成军15年的知名独立摇滚乐队“四分卫”2002年的专辑，但相信在宥嘉重新演绎之前，场中没有几个观众听过这首歌。
宥嘉在演唱会上透过大屏幕字卡感性抒发道：“很想当歌手，但不敢想象‘成为歌手’，因为没有自信。”但幸运之神的眷顾，不仅让他“四年后就实现这个梦，拥有自己的演唱会和个人专辑。”还使他创下一个纪录：首位未出片就开售票演唱会而且三场爆满的新人。
林宥嘉圆梦了，成为2008年最红的偶像之一，未来也一片看好，但《雨和眼泪》的原唱者“四分卫”乐队，团员们仍需平日从事不同工作来支撑自己的摇滚梦，主唱和主创作人阿山（陈如山），就长期在广告界担任美术设计。“四分卫”靠着“新闻局”“补助乐团录制有声出版品”计划的30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7.5万元），推出最新专辑《World》。补助计划花了官方一年预算600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50万元），还不到萧敬腾加盟“华纳”后首张专辑的企划宣传费的一半，却让二三十支独立乐队的创作心血得以发表。地上和地下，主流和非主流，尽管彼此未必喜欢这样的标签，却越来越能各安其位。
《星光大道》是台湾目前最受瞩目的歌唱新秀选拔节目，成功发掘出多位身具巨星潜力的新人进入歌坛，累计吸引了上万年轻人报名参加，图为节目录影一景。
歌手和公司都同意“出唱片”越来越像是一张名片，接下来个人的商演、代言或其他形态收入，才是名利之道。可是，每个唱片公司主管心知肚明，能从其他渠道赚到钱的大牌寥寥可数，那其他不具备商演或代言商业价值的歌唱好手，会不会越来越难出头？
全盛期曾是滚石唱片御用影像总监的马宜中导演，出版的《他们的第一滴泪：马宜中和那些有故事的人》，细数合作过的大牌以及台湾唱片界辉煌的MV年代。近年转战广告片拍摄的她私下透露，尽管MV拥有帮助一个歌手或歌曲造势或渲染的强大力量，但包括台湾和内地的拍摄环境都在恶化中。
主因当然是费用的不增反减，直到1998年，大牌歌手花在前三支主打歌上的拍摄预算，普遍有220万～ 250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55万～ 62.5万元）。但近年几乎缩至一半。很多年轻的MV导演为求生存，甚至一支MV中，使用电影胶片和数码两种摄影器材混搭以降低成本。“反正，现在电视频道上常常只播出90秒短版MV。那90秒用胶片拍就好了。”马宜中感慨道，这也是她2000年急流勇退改拍广告片的主因。
冯建章（左一）原先在电视台担任美术设计，四年前与友人合资成立舞台设计公司，专门负责演唱会和大型晚会的舞台设计工作，目前的年营业额已攀升至六千万元人民币，业务范围遍及海峡两岸。
国际巨星如麦当娜的一支MV，预算可能高达300万美元，相当于一部台湾低成本电影的预算。即便在台湾唱片工业欣欣向荣的年代，制作这种很难独立盈利的影像制品，也要能省则省。华人导演无法享有如此高规格的资源，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拼创意”。也因善用人才优势，台湾能以资源并不丰沛的弹丸之地，持续产出一流的词曲作者、编曲、制作人、MV导演、服装造型师、摄影师、平面设计师、企划宣传人员和唱片公司经营者，在大中华区引领风骚。
即使将人力发挥到最大值，平心而论，很多创意终究需要资金完成。而唱片公司近十年来削减MV预算和词曲作者的预付版税费用，已使大批专业人士半永久地离开这个圈子。某些词曲人、制作人、编曲、乐手、录音师、MV导演，跨海去了内地打工，却遭遇内地的正版专辑销售也随着盗版和非法下载快速崩陷，这些人才纵然面对内地丰沛的“原材料”（歌手、作者），也有一身绝佳的“台湾经验”，却无法直接复制出港台上世纪80 ～ 90年代曾有的音乐盛世。
创意品牌“亚洲黄龙”创业以来，针对亚洲地区华人市场需求，生产出明星周边商品，包括玩偶、T恤、吊饰、手提袋、布偶等，几乎占满整个办公室。
王蓓芬总经理直言：“过去艺人及音乐产品可能很重要，后来，企划包装可能很重要，但现在是宣传力凌驾一切。”宣传意味着花钱，以及榨尽工作人员的脑汁。比如重点艺人萧敬腾，早在出片前两个月，唱片公司已通过宣传会议，拟定好从出片前一个月到后一两个月的平面报道、网络造势与周边活动计划，目的就是确保台湾各处会铺天盖地出现萧敬腾的正面讯息。台湾站稳了，自然可以把消息传到新、马、港一带，去赚外面商演的大钱。台湾，变成一个大型的半成品小样。
很多星星升起，接受众人仰望，但更多人落回大地，或者卑微地隐藏理想在娱乐界幕后打拼。台湾流行音乐界继续精确但现实地，不管市场好坏，为了制造更多的“星星”而照常运转——说它无情，其实不也是另一种多情？
近年寓居北京、潜心发展“李吉他”品牌的李宗盛，尽管对台湾社会有很多“恨铁不成钢”的检讨，但还是对这块土地上孕育出的音乐文化给予正面肯定：“过去20年，虽然大量的创作、制作、歌手都来自其他地区，但是整体来说，台湾仍是生意盎然，那个底气仍然是在的。表面上大陆有市场、有人口、有资金、有‘野心家’，但是整体的素质还差太远。‘红馆’不复往日风光，‘小巨蛋’取而代之，台湾甚至取代了香港，成为华语歌手最重要的舞台。”这应该是所有台湾流行音乐人最深的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