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李亚鹏在联合国难民署举办的公益电影展开幕论坛上演讲
6月20日国际难民日当天，48岁的李亚鹏出现在联合国难民署在京举办的公益电影展现场。他安静地走进人群，遇到打照面的来宾微微一笑，继而礼貌地颔首致意。众人也很快就注意到他，却不复明星现身时粉丝辐辏，围堵着要签名、要合影的热络景象。这位前知名演员，八卦狗仔热衷盯梢、偷拍的对象终于不再是个明星。这，或许正是他近些年来的求仁得仁。
“李亚鹏”，怎么都不会是个无足重轻的人名。只是人们逐渐接受了每每在正式场合以商务正装形象示人的他，以及那身西服“盔甲”之后，企业家、慈善家的身份。“2015年，那张在网络世界疯传的照片：一位土耳其海滩上遇难的叙利亚小难民，他平躺在沙滩上的幼小躯体震惊了世界……时时提醒着我们，有许多人，许多孩子，正忍受着来自战火和他人的冷酷摧残。”尽管有发言稿，现场李亚鹏依旧脱稿发言。在提到联合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就难民救助问题发挥的巨大作用时，他从讲台后侧过身，向台下深鞠一躬，顿时掌声雷动。身旁一位做义工的小姑娘眨巴眨巴眼睛，“天啊！他的声音好帅。”
她或许不知道面前这位头顶已略显稀松的新疆汉子，曾经是上世纪90年代内地荧幕上第一代青春偶像明星。提到演员李亚鹏，那句带有革命年代话语范式，却极度张扬当代青年人生活态度的《将爱情进行到底》是绕不开的标注与界碑：成名于1998年的电视剧，息影在2010年的大电影。12个年头，恰好一个轮回。中戏表演系科班出身又如何？今次接受澎湃新闻专访，他淡然地说当初学表演，后来演戏“都只是自己人生的一段插曲”，从宣布退出娱乐圈至今，也“实在没时间再接演什么角色”。
这让人联想到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里，他饰演的杨峥的人生情状：被生活摧残又无意折磨他人，那是种意兴阑珊的顺其自然，以及有些百无聊赖的随遇而安。明星的光环与盛名曾带给他的满满的人气与财富，代价却是私生活也好似商场橱窗里的模特，日间被一览无余地品头论足，新品换季时又被剥得一丝不挂。演艺人生的拐点，是患有先天性唇腭裂女儿李嫣的降生。在这之后，尽管娱乐新闻并不想放过他，他却愈发显得想放下艺人光环，追求自己所谓的理想。
2016年，参加嫣然天使之旅（西藏）。
2018年，参加嫣然天使之旅（新疆）。
李亚鹏说嫣然天使基金是自己会做一辈子的事情，但“这是因我女儿而生的，不是我自己内心生发出来想做的。一直到2010年，我39岁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一件让我觉得这辈子真正想做的事，就是‘书院中国’”。
2017年，参加书院河南公益计划。
“书院中国”，这个2012年年中创立的项目时至今日，单以社会声名而论，可谓“不声不响”。起码身边知道它的人不多，把它同李亚鹏挂钩在一起的更少。提到这一点，李亚鹏倒是在创立之初就想得明白，“这个命题其实很大，我也不太喜欢讲这个事情，因为我怕大家在没有真正了解它之前先产生歧义，或者质疑它是不是太过理想主义。”打开“书院中国”的微信公号，类似宗旨一栏写着这样一句话“复活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复兴传统文化的影响力”。的确，蛮理想主义的。“即使到今天，我也认为自己是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创业者。”李亚鹏说。
【对话】
“Let’s love，是我的公益理念”
澎湃新闻：参加联合国难民署的公益影展，提到“难民”这个词，你脑海中会勾勒出怎样的形象？
李亚鹏：我觉得对于现而今大多数中国人来讲“难民”这个词，可能都会觉得比较遥远。我认为作为同样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我们对于这些因为战火或者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应该给予应有的关注。我去过非洲，也亲眼见到过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们，当时真是，潸然泪下。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在助益于难民问题的解决方面，电影或者有怎样的功用？
李亚鹏：电影是绝对具有影响力的，它可以展现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展现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同样也应该去展示现实世界中的种种残酷。我觉得尤其是难民题材的纪录电影，更能够让我们看到真实世界的另一面。
澎湃新闻：说到扶危济困，你曾饰演过武侠小说中的郭靖，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你怎么看待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劝善说”与“天下观”，同现代慈善公益事业间的关系？
李亚鹏：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并不能都成为“侠之大者”，却同样可以有一颗“为国为民”的心。有这样一个发愿，并且付诸于我们的力所能及，为这个世界去做哪怕一点点事情，哪怕让这个世界能够变得美好那么一点点，去做都是值得的，有意义的。
澎湃新闻：为了让这世界“美好一点点”，谈谈你近些年来的作为。
李亚鹏：就以嫣然基金会为例吧，创办至今13年了。一个民办的非营利机构，从一开始只能做几例手术到现在每年做1千多例手术，13年间，我们总共做了13,000例矫正修复手术。当然，我认为数字不重要，有能力就多做一点，如果将来没有这个能力了，每年哪怕只做一例依然会坚持，因为它是一件好事，勿以善小而不为。13年不算短，尤其在中国的公益事业发展还相对不是特别成熟的时期。在这13年中，我也面对过很多的问题，来自于募款的困难，来自执行层面的困难，有时甚至会遭到公众的误解还有网民的质疑，但这13年怎么着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了。当你看到那些得到救助的人们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甚至改变了命运，过往那些问题或者说不被理解就都不是问题了。
澎湃新闻：你从事公益事业也曾遭遇到不解和质疑，有了这些经验和经历后，能否从建制层面谈谈自己的思考？
李亚鹏：嫣然天使基金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旗下一个专项基金，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做医疗的基金会来讲，能有这样一个政府背景的机构做依托，还是得到了很多的支持。我们在全国各地每年都有“天使之旅”，要带着医疗队到偏远地区去做手术，但实际上寻找孩子就是个问题，只有通过各级红十字会，他们是下沉到起码每一个县的，手中有（患者、患儿的）登记资料，也可以横向联合一些地方机构，比如计生委、妇联去帮我们做一些遴选工作，这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澎湃新闻：嫣然基金针对的是唇腭裂患儿得到手术治疗，在手术之后如何进行心理建设？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亚鹏：其实不光是唇腭裂，人只要得病，最终康复与否的核心问题都是，或者都包含心理问题。只不过唇腭裂这个病状之于心理建设问题更凸显一些，因为它是一个“面子问题”。所以心理建设应该是从很小就开始着手，才能够有一个完满的收效，而不是等到了青春期才发现，那肯定就来不及了。
嫣然天使基金会的救助方向，目前也正在做一些调整。大概三年前，政府已经把唇腭裂列入大病医保了。你知道每年大概有3万名新生儿有这样的病，这些新生儿当中属于相对贫困的农村人口大概占1/3，也就是说每年有大概1万多例手术需要靠救助才能做。我们目前的能力到极致也就1千多例手术，十分之一吧。所以政府的力量还是强大的，民间机构只是辅助完成了很少一部分。我们目前基本是只去非常偏远的地区，包括西藏、黑龙江和海南，广西和贵州这些地方我们都跑遍了。未来基金会的工作重心也会放在语音纠正和心理建设上，语音纠正其实最终也是为了解决心理问题。这个问题从更大的层面来说，我觉得还是需要整个社会，每个人能有更大的同理心，同情心或者说是爱心。爱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就像是我们基金会的公益歌曲《Let’s Love》，这也是我的公益理念，去做，持续去做。
澎湃新闻：心理建设，我们知道你在家庭中就要面对这个课题，能谈谈女儿的情况吗？
李亚鹏：相对于一次性完成的手术来讲，语音纠正是更难的一个过程，相对于语音纠正来讲，心理建设又是更加长期的工作。千言万语到最后真正要做到的就是给予心灵上的支持，能够给予这样的人群一个微笑，让他们有一天也能够回赠这个社会一个微笑。作为父母来讲，能够做的最直接的事情就是给予孩子充分的陪伴，充分的鼓励和赞美。我家姑娘早就不用我夸了，她现在经常会自我感慨，“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好看啊（笑）！”
“那个网络上的‘李亚鹏’，跟我没什么关系”
澎湃新闻：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2011年）后，你基本处在息影的状态，对于演员生涯真的就没有什么留恋了吗？
李亚鹏：电影《将爱》是我和张一白导演的一个约定，拍的时候我就决定，这个拍完就不再拍戏了。其实从2000年到2010年，我每年只拍一部戏，拍了十年，也在十年间不停地寻找人生的方向。真的，做演员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人生的插曲，是很偶然、很偶然地进入了这个行业。到了2010年，我终于找到了自己人生中认定的轨迹，那便是“书院中国”，去做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书院中国是一个载体和平台，我现在也在做一个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它远没有嫣然天使基金会那么有名，我们默默在做。嫣然基金会继续做下去，但坦白讲那是为我女儿做的，并不是我个人的兴趣和爱好。
澎湃新闻：我有两件事想请你稍作回顾，1993年时你在家乡乌鲁木齐策划了一场由“唐朝”等乐队的摇滚乐演唱会，那是不是你人生中第一次操作商业事项？
李亚鹏：我是1990年到北京后才接触了摇滚乐，当时就觉得很遗憾，为什么我们新疆没有这样的音乐？我想把这个音乐带回新疆，让更多当地的青年也能够接触到它。当初就是这样起心发愿，准备了三年，在1993年做成这件事。简单地说就是，我一个人敲了80多家公司的门，拉来9万多块钱的赞助，带着7个中学生卖了14万的门票，在乌鲁木齐体育馆举行了这样一场大型演出。我把赚到的几万块钱都印成了铜版纸海报和制作了当年流行的文化衫，就在大街上全部发放出去了。所以你说这算商业吗？它当然是一个商业行为，但你说它是一种情怀也罢，一种摇滚精神也罢，年轻人的梦想也好，这事办成了对我而言，对我人生的影响是最重要的，那时候我还仅仅是个大三的学生。所以即便到今天也一样，我并不是摒弃商业，书院中国项目也涉及商业内容，但我从来都是把商业当成实现个人梦想的一个路径而已，我本身对钱没那么大兴趣。
澎湃新闻：所以尽管你是个商人，但还是个理想主义者。
李亚鹏：即使到今天，我也认为自己是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创业者。操办演唱会这事给我的人生方向定了格，或者说是给我做了一个最大的指引。一个大学生，第一次和社会有所接触就实现了他的梦想，它回报更多是精神上的，与金钱无关。那时候我一年学费才200块钱，但我人生第1桶金是正能量的，它指引了现在的我。其实之后人生中很多选择的关口，我都会想到那个幸运的大学生，都在有意无意地去复制当年的经验。有一段时间我把这事都淡忘了，反倒是这十年却常常想起，包括想多维度地去推广中国传统文化，这背后的逻辑也和那次演唱会有着紧密的关联。今年是我本命年，48岁了，到这个岁数还可以为了理想去工作，去选择我想要的生活，还是很幸运的。
澎湃新闻：还有一个过往的事情，1989年秋天，因为一场“校外纠纷”，你从合肥一所高中回到新疆，当时到底是个怎样的纠纷？
李亚鹏：呵，那是跟人打架了，也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当时我们是在校的高中生，和一群校外社会青年起了纠纷，之后这梁子让我没法再在当地继续安静地上学了。
澎湃新闻：你最后一次用拳头解决问题，是什么时候？
李亚鹏：当年我不是在泰国打了记者了吗，他镜头触及到我的女儿，这碰到了我的底线。之后是前几年吧，最后一次。当时我在香港，有个老外喝醉了酒，掀起一位中国妇女的裙子，这事就发生在我眼前，我把那人给揍了。
澎湃新闻：人生有些纠纷可以用拳头解决，但有些纠纷却要对簿公堂，身陷其中你会如何自处？
李亚鹏：做企业，王健林说万达一年要打700多个官司，我们这么多年才陷入了一个合同纠纷，是很正常的。我是平常心对待，但架不住别人怎么说、怎么写。这么多年了，已经形成了一个网络上的李亚鹏，但那个人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我48岁了，如果这些问题对我来说还是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也当不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创业者。
澎湃新闻：你现在还会听摇滚乐吗？
李亚鹏：说实话，摇滚乐我后来只是偶尔会听。除了工作以外，现在做运动成为我个人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篮球、游泳和慢跑我都会做。因为我还想再工作30年，因为我要做的事情都太漫长，自己的时间必须能跟上，为了能工作地更久，一个好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