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赜韬
大正十一年（1922），日本学者铃木梅四郎推出了《大英帝国の将来》这部国际政治学名著。铃木对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的公共事业投入表示怀疑，他批评道：
“英国是否对印度的科学教育和卫生事业竭尽全力？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看到些（正面）说法。不过，我们仍需冷静且客观地进一步分析——印度方面事态之严重，在《英国医学评论》一篇报告里显露无遗：诺曼·怀特少校指出，1918年10月至11月这短短两个月间，印度死于流感的人数高达4899729人。印度事务大臣蒙塔古先生的声明更是给出了6000000人的惊天数据！事实上，流感并非印度的‘不速之客’，当地每年都会暴发大大小小的流感疫情，1918年并非特例。”
历史地看，铃木由于英属印度防疫失败而批判“卫生帝国”是公允的。翻检英美舆论对于印度疫情的观察，一副“隔洋看火”姿态暴露无遗。可以说，1918大流感期间，英美对深陷灾难性疫情的印度非但不提供帮助，反而借题发挥，“竭尽全力”地榨取、异化、炒作蒙难的印度。
“世界疫情最严重之地”
首先铺陈一下印度1918大流感疫情的整体背景。1919年，加尔各答《甘露市场报》（Amrita Bazar Patrika）统合多份卫生报告，勾勒出1918大流感在印度肆虐的初始轨迹：可考最早的本土病例出现于1918年6月。很快，孟买市内便有成批职员因发烧请假。至6月底，该轮疫情已扩散至加尔各答、马德拉斯等地。7月初，坐落在麦缪、卡拉奇、贾巴尔普尔的诸处军营相继报告流感暴发。7月中下旬，流感最终于印度全境形成大流行态势。依照1919年10月纽约《医学杂志》（Medical Record）研判，大约在1918年9至10月间，印度流感或发生“变异”，因此后几轮疫情在传染性、致死率方面更加其势汹汹。疫情沉重打击了印度——现代医史学界公认1918至1920年间流感在印度夺走了1000至2000万人的性命。另据经济社会史学者米尔斯（I.D.Mills）估算，大流感致使1919年印度人口出生率骤降30%，堪称印度经历的一场“灭顶之灾”。
基于发达的殖民通信网络，英国本土在印度大流行起初便关注到殖民地正经受疫灾。英国主流媒体对印度疫情发展进行追踪报道，形成了早期（卫生报告暂未出炉时）英语世界对于印度疫情认知的信息基础。1918年6月27日，《泰晤士报》（The Times）孟买通讯员发回消息，首次向英国本土读者介绍了印度流感疫情。7月8日，这则简讯登报：“孟买正遭受一种或是流感的特殊热症侵袭。该病不甚严重，一般患者会有三天左右时间感到体力不支。此次疫情的最突出特征是传播极广。许多政府部门与工厂的职员深受影响，某些单位甚至有三分之一员工因流感无法出勤。”9月25日，路透社记者又自孟买向英国本土传来消息：“9月23日，孟买（流感单日）死亡人数达427人。浦那等地流感大流行亦十分普遍。”在美国，上述新闻也曾被少量媒体“例行公事”地转载。但宏观地看，此时印度日趋恶化的疫情形势并未击中英美媒体的“兴奋点”。
1918年底至1919年初，部分英美在印工作的传教士、卫生官相继投书母国，以半官方形式向英美舆论输送了有关印度流感暴发的一手讯息。譬如1919年1月，供职于阿拉哈巴德基督学院的塞缪尔·希金巴顿（Samuel Higginbottom）牧师对英国媒体介绍：“每天都有数百具遗体在河中漂流。目前暂未有针对全印度的疫情数据发布，但在我负责区瓜廖尔周边的村子里，患者死亡率高达20%至60%。霍乱、鼠疫等印度遭受的其他传染病都不曾有过像流感这样高的致死率。”这些有限视角观察虽然未充分显现印度疫情的严峻性，但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担忧之情，令英美舆论初步感知到印度正在遭受空前劫难。鉴于此，一批英美媒体初步转变了对印度疫情的信息通报文风，致力于更形象刻画展示“印度疫灾”。
英美舆论的大转折发生在1919年5月前后。斯时，殖民地官方多渠道发布了1918年末印度流感疫情的初步统计。这些殖民者生产的疫情报告引发了英美舆论的集体躁动——印度竟有那么多流感病例，简直是“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地方”！于是乎，一场塑造印度“瘟疫之国”形象的舆论潮奔腾而来。
通览1919年出版的英美报纸，针对“500/600万印度人死于流感”的报道占到涉印度疫情新闻的九成以上。1919年3月，《泰晤士报》刊登了副标题为“六百万印度人死于此”的通讯。作者援用卫生官怀特的评价，表示“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似印度这般，在1918年最后一个季度里遭遇了如此严重的流感”。同月，美国《阿拉斯加每日企业报》（The Alaska daily empire）的《流感造成了巨大伤亡》一文首先惊呼“英属印度及印度其他地区有600万人丧生”，紧承着慨叹：“世界历史上所有疾疫里，流感杀害的人数最多！”就这样，印度“瘟疫之国”的形象被“有力数据”立体塑造、广泛传播开来。
疫时孟买火葬设施景象（图源：1898年《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随着英美舆论的“兴奋点”被“惨不忍睹”的印方报告击中，一些印度疫情侧写开始陆续登上各大英美报刊。1919年5月，多家英美媒体相继报料了疫时印度社会惨景：“医院手忙脚乱几近窒息，很难迅速搬走病床上的死者，给濒死患者腾出空位。城市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被遗弃的死尸以及垂死之人。加特塔（Ghat，印度教火化设施）与火葬场堆叠着多到令人震惊的尸体，然而仍有更多遗骸正源源不断从医院和逝者家中被拉来。”
与此同时，素以喜好渲染著称的美国地方媒体“习惯性”地虚实结合论说印度疫情。1919年5月4日，美国《堪萨斯城星报》（Kansas City Star）写道：“在瓜廖尔附近的一些村庄，10至11月间，仅流感就致使多达20%至60%的居民丧命！在许多地方，所有村民均被流感袭击，甚至没有人能够去照顾病患、埋葬死者。流感可能已使10%印度人死去，这个数字约为3300万，或者说超过了一战阵亡者总数！”对照疫情报告及各方新闻，《堪萨斯城星报》的前半段叙述确实有证可查。但后半段“可能已使”的揣测，明显是过于任性地将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误用作严肃信息源，并带着夸张印度疫情以吸引读者之目的，煞费苦心地列出了远超疫情事实的算式。
随着时间推进，一些受种族主义支配的疫情报道也开始借“世界疫情最严重之地”这个恶名生事。1920年12月6日，美国《夏洛特观察家报》（Charlotte Observer）的深度报道称，那些殖民者“可能都已经获得免疫了。世界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传播如此广泛又如此致命的瘟疫，几乎每一个人都曾暴露在疫情围裹之中！你知道吗，在南非的一些地区，黑色人种已经被（流感）扫除殆尽了。同时在印度大约有700万人死于流感。可以想象，这个数据之外定然还有许多病例未被报告。”很明显，在暗示流感“清扫了低等人种”的同时，《观察家报》亦认定印度、南非殖民地的泛滥疫情，为逃过一劫的殖民者创造了“（群体）免疫”的环境。这般极端种族主义言论，实在令今人引以为憾。
在英美等国媒体的精心“编写”下，1918大流感期间的印度由“疫情重灾区”化身作无他可及的“世界上疫情最严重处”（20世纪初全球生命统计事业参差不齐，其他人口大国疫情如何很难准确描述，大有“说第一却不知第二”之嫌）。围绕这一顶“给印度戴上的帽子”，英美两国的印度1918大流感观察，开始向所谓“汲取教训”的纵深向开拓。
“反面教材”与“试验田”
可怖的1918大流感何以入侵印度？1919年7月，英国出版的《公共卫生报告》（Public Health Reports）谈道：“（印度）可追溯的首个病例发现于1918年5月，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驶来的运兵船上。该船在码头靠泊时，被检出载有病患。”
1914年，殖民者认知中“亚洲从未有过的港口改良佳绩”——孟买新亚历山德拉码头（New Alexandra Dock）竣工投用
印度疫情“输入说”是当时学界主流观点，广为医学专业人士援引。1920年，托马斯·赫里奥特（Thomas P. Herriot）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毕业论文《对印度旁遮普地区1918流感疫情之观察》便采纳了“输入说”：“印度当地疫情最初见于孟买，由一艘载有流感患者的船只带来。”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不少报道也明言印度疫情由殖民士兵带入。1922年12月，《蒙哥马利广告报》（Montgomery Advertiser）复盘大流感疫情时指出：“营地内健壮的白人士兵在家乡、国外战壕、回印路途中染上流感，成千上万的印度人被波及而病倒了。”显而易见，在流感全球大流行期间，英美社会对印度“输入型疫情受害者”身份，以及殖民宗主（英国）士兵是印度疫情直接来源其实一清二楚。
不过，给印度冠以“世界疫情最严重之地”恶名的英美观察家，在面对“谁给印度带来了灾难”这一问题时竟然集体“健忘”了。英美报章上热火朝天的印度疫情新闻里，实在难觅陈述印度疫情输入史的客观声音。更令人咋舌的是，英美舆论还持续不断地将印度树立为服务于帝国文明叙事的抗疫“反面教材”，大有“贼喊捉贼”之感。
一贯喜好夸大、扭曲事实的美国地方媒体表现尤为活跃。1918年12月，路易斯安那《时代琐闻报》（Times-Picayune）的新闻写道：“源自印度的数据总在表明，那里长久以来都是块瘟病疾疫之地，这实在令人担忧！在城市人口不足新奥尔良一半的德里，单日新增流感死亡病例多达800人！在相较印度其他地区略为发达的旁遮普，死于流感者已经超过25万人。某些情形极端的地区，流感夺去了10%人口的性命。”纵使印度公共卫生条件确不乐观，但在大疫临头时无情讥讽“瘟病疾疫之地”，实属有违国际公义。又如1919年12月，佐治亚《哥伦布纪事报》（Columbus Ledger）简讯《印度流感传染率高》论道：“印度的流感传染率是英国的15倍之多。英格兰与威尔士共有2500万人口，印度则有2.15亿人口，约是英国本土的9倍。”若对前后分句稍加联想，不难看出执笔人的言外之意是“印度不但有防疫不力、传染横行之弊，其庞大人口基数更令全球疫情面临失控之虞”。
忙着向印度泼墨以夺人眼球的英美新闻机构，自然无心细究印度何以至此。然而，那时大多数殖民背景的医学专业力量也犯了和无良记者相似的错误——一双双窥视印度疫情的“碧眼”，在帝国科学传统导引下，自觉不自觉地将印度辟作了“跨国”研究，而非“落地”治理1918大流感的“试验田”。
1919年1月25日，美国波特兰一位医学家在《俄勒冈人报》（Oregonian）上评论称“印度是（本次）流感最惨的受害者——这点不容置疑，该国已有300万人死于疫情！这可为‘流感是聚集之病’的理论补益些许佐证。‘流感是聚集之病’的理论，亦于新一轮疫情暴发前后人群拥挤引发的传播事件里，得到了进一步确证。就整体而言，人群聚集中心流感最为严重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这则报道里，受访医学家只见自己关心的专业领域“理论得到检验”，丝毫未谈及印度民众在“理论得到检验”过程间所受苦难，更不曾就管控印度疫情提出可行方案。这类把大流感疫情期间的印度狭隘看作“研究样本”，忽略被研究对象真切诉求的医学工作在英美科学界比比皆是，暴露出帝国科学传统下“统治-被统治”而非“服务-参与服务”的畸形医患关系。
在实践领域，上述畸形医患关系亦随处可见。1919年1月，英国军医塞西尔·韦伯（Cecil J. Webb）自加尔各答军医院致信《印度医学公报》（The Indian medical gazette）编辑部，分享了他在临床救治中总结出的流感患者救护经验。历史地看，韦伯提出的患者心肺功能管理、急症肺炎患者呼吸道清理等措施具有一定科学性、可行性。但这套方案着实对护理人员、医疗物资有很高要求。医史学者鲁比·巴拉（Ruby Bala）指出：1918大流感期间印度“绝大多数罹难者是来自农村地区的贫民。（阶级间）死亡率的沟壑之别，或可归因于不同肤色人群所获医疗资源、拥有休养条件的差距”。由此推想，普通印度本土病患根本无法负担塞西尔诊疗方案的照护成本，这是套完全服务于殖民地欧洲人及亲殖民权贵的“帝国主义流感疗法”。同时，以英文出版、目标读者是西方生物医学执业者的《印度医学公报》绝少能影响到印度医者，这更表明印度仅是塞西尔流感诊疗方案的“试验田”，而非救治对象。
此外，查阅留存教育档案，疫情期间有多位英国医学生选择1918大流感作为毕业论文研究对象。除上文述及爱丁堡大学托马斯·赫里奥特著《对印度旁遮普地区1918流感疫情之观察》外，1920年伦敦大学医学生菲普森（E. S. Phipson）也曾以《对1918年印度流感大暴发的观察》为题撰写毕业论文。检阅这两篇代表性毕业论文，其着力点基本是重构印度疫情发展曲线，对怎样运用医疗手段改善印度卫生处境所言寥寥。印度这方“试验田”，为热衷于1918大流感研究的英国医学生供给了难得的系统素材（战时英国本土有流感新闻管制），却未能得到医学生成果反哺，科学帝国主义投下的阴影令人叹惋。
疫情期间，务实关心大众的印度抗疫力量与一意开垦“试验田”的殖民医学形成了鲜明对照。1918年11月，卡迪督学致信教育部门，报告了帕坦（今属尼泊尔）当地教师积极服务社区、抗击大流感的光荣事迹。督学就帕坦流感患者死亡率由60%至70%降低到10%上下的进步评述道：“尽管（殖民医学设立的）慈善药房对这一变化有所贡献，然而与此同时必须看到：本地教师们满腔热情地在抗疫一线尽职坚守，为贫苦百姓登门送药。譬如维塔尔达斯·查图尔布吉（Vithaldas Chaturbhuj）先生就东奔西走，给不愿服用西药（English drugs）的土著患者供应草药。”可见，即便殖民历史书写长期选择性遗忘，仍有清醒者记得德性远高于“试验田”群体，真正为民众谋福祉的印度抗疫者。
1853年的印度加尔各答医学院附属医院外景（图源：《伦敦新闻画报》）
希冀在“试验田”里找到疫情出路并把殖民者塞进“卫生胶囊”的做法是否可行？其实早在当时，已有殖民医学家朦胧地意识到“除非所有人都安全，否则没有人安全”。1919年初，阿萨姆邦巴斯德研究所（The Pasteur Institute Of Assam）开始试制所谓“流感混合疫苗”，并有组织地在殖民群体内部紧急接种。4月，诺曼·怀特于《英国医学杂志》（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就印度疫苗现象亮明观点：“应当看到，假若再出现和上一轮流行相仿的疫情，那么疫苗接种不太可能给作为整体的印度带去任何帮助。因为早在我们筹备好给全印度百分之十人口接种疫苗之前，疫情早已自然地蔓延开来了。”
值得注意，正是美英等国漠视防疫，以及英国为代表的部分一战欧洲参战国刻意隐瞒，才导致全球疫情失控，最终殃及印度。仅就此而言，英美观察把印度立为“反面教材”，大肆攫取“试验田”的行径，便足够国际公义冠之以“卑鄙”二字。
“不见印度人”的印度流感观察
缘何英美对印度1918大流感的观察处处浮现傲慢与偏见？在卫生帝国主义歧路之下，英美观察者“只知印度不知印度人”的集体心态影响深刻。历数报刊档案，“不见印度人”的印度流感观察为数众多，危害匪浅。
“不见印度人”的印度流感观察，在统计的信息源头便已埋下祸根。1920年，英国医生沃特斯（H.G. Waters）对印度流感疫情的代表性分析见刊于《英国医学杂志》。估测流感亡殁时，沃特斯分列“欧洲人”（Europeans）、“东印度人”（East Indians）、“印度人”（Indians）三项各自计数，生硬地将朝夕相处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区隔开来。而在大流感期间的英美报端，读者经常可见诸如“沃尔特·穆恩（Walter A. Munn），皇家苏格兰燧发枪团中士。自印度返回，便因途中感染流感引发之肺炎病逝于奈特利军医院”这类消息，其主人公均是在印度感染，或往返印度途中罹患流感的宗主国/西方强国公民。至于印度人，除凭借名驹“‘黑暗传奇’（Dark Legend）赢得（“帝王”杯与“总督”杯）双料冠军”，在殖民地赛马圈名噪一时的“前焦特布尔土邦主”这类亲英权贵，尚能获得“因流感病逝，实属悲剧”的哀悼，其余几千万惨死在瘟神镰刀下的印度平民，至多是“一长串数字”罢了！
“不见印度人”的卫生模式直接影响着相似条件下英国/印度流感患者的生存概率。1919年7月刊《公共卫生报告》披露：“印度士兵（罹患流感后）出现肺炎的概率是英国士兵的四倍之多。”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士兵感染后所受军医诊疗有限，因而病情恶化较普遍，痊愈率、生存率远不及“有名有姓，每一条命都是命”的宗主国士兵。
1919年1月3日《剑桥独立报》（Cambridge Independent Press）以“本地荣耀榜”为名整版刊发近期过世的、有一定影响力的乡邻相片。其中，德林克沃特中士（E. W. Drinkwater）的讣文是“1918年10月6日，在印度死于流感”。
卫生帝国主义对印度人的“视而不见”并未止步于“不报道印度人惨状”。在资本魔力驱使下，印度人的流感劫难很快被帝国经济系统吸纳为“解释”材料。1919年4月，《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报道迈索尔金矿公司（Mysore Gold Mining Company）亏损问题时借印度劳工间的流感疫情辩护道：“本年度该司很可能会因厂长所言的‘地表与地下一片混乱’而亏损。印度目前正处在流感暴发之中。据厂长汇报，科拉尔（Kolar）金矿区内已确诊13600例流感患者，死亡人数达960人。”事实上，迈索尔金矿公司在此之前已遭遇巨大内生性经营困难，这点《经济学人》文章有所提及。10月，伦敦《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广告又拿印度疫情为“保险岿然不倒”摇旗呐喊：“由于流感疫情，印度人寿公司去年历经坎坷。然而，印度人寿坚实的金融基础使它不必过度紧缩资金流，亦可支应高昂的赔付成本。”吸饱印度流感罹难者血液的资本帝国，真是“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
此外，殖民力量在印度针对当地人开展的有限防疫行动里，“不见印度人”的怪相也俯拾皆是，漂尸处置便将此演绎得颇为形象。
1921年4月，《图画》（The Graphic）杂志报道了英式童子军运动在印度的崛兴。文章提到：“疫情暴发后，少年战士们毫无犹豫地开始清理‘圣水’贾木纳河里的死尸。尸体是被他们的亲戚丢进河里的，亲人们确信如此操作可令死者灵魂升入天堂，全然不知此般操作将带来传染病扩散。童子军将河中遗体打捞上岸，妥善火化处理。参与这项任务的童子军士兵绝无逃避之心，觉得能尽己力守护民众健康是极为光荣的。”
大流感期间下贾木纳河捞尸者所属印度英式童子军部队合影（1920年）
事实果如《图画》报道那般吗？一封加入英属印度政务档案的“内部”信函道出了全然不同于“文明开化”景象的人间悲剧。1918年12月，某印度军官写信向上级报告纳巴达河沿岸疫情形势：
“本地受疫情影响如此之剧，火葬根本无法正常进行。木材及牛粪已无处可寻，故而死尸被随意抛弃进纳巴达河。纳巴达河流速较慢，浮尸都堆积在克久拉霍境内的河岸边，很远处的空气都被恶臭给污染了。航行于纳巴达河的船夫告诉我，他们的船只动不动就会被死尸缠住，漫天臭气让他们不愿再穿行于该河。”
1918大流感期间恒河边等待入水下葬的印度人遗体（“Brewminate”网）
印度文化传统里确有入河水葬的选项。但就多数意见而言，火葬方才是更为当地信徒认可（也更契合高种姓身份）的葬俗。《图画》杂志牵强地把大流感期间印度河流漂满尸体归咎于“陋俗”，显然是武断臆测，也在无形间对饱受流感折磨的可怜人施加了二次伤害（虽然参与水葬的印度人一般不会阅读《图画》杂志，但这些观点会影响宗主国乃至英语世界的印度印象，从而间接波及每一位印度人）。最近，印度史名家姜景奎先生在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醒读者：疫情期间印度的牛尿牛粪疗法虽不科学，但并非“恶俗”，是印度宗教信仰的虔诚外化——“在世界范围内，无神论者、无宗教信仰的人是少数。”由此回看，1918大流感期间那些“不见印度人”的抨击，其言实在是可憎又无知！
道德光谱的另一端，也有善良的英美人士“看见了”印度人的怆痛，对身陷流感危机的他们投去了良心同情。这方面，传教士其行可嘉。驻锡兰英国传教士安妮·克莱顿（Annie E. Clayton）在信里恸哭道：“目前，流感已经夺走了我们最好的泰米尔语教师，以及他的妻子，本校一位印度助教亦不幸因流感丧命。”与安妮偕行的传教士亨利·罗珀（Henry T. Roper）也对友人叹慨：“村里神庙的丧号从黄昏到夤夜一直在鸣响，这实在令人失落。整个村子满是悲伤，人心惶惶。”传教士与疫灾之下的印度人同呼吸，亦有杰出代表尝试与印度人共命运，尽己所能呼唤印度卫生体制变革。上引塞缪尔·希金巴顿牧师通信还谈道：“大流感与其他传染病一道，呼唤着卫生与公共健康系统的扩张。事实上，该系统已在印度试行并证明确实有效。（与此同时）医疗传教士在印度那些（医疗奇缺）地区也大有用武之地。”
回看“铃木之问”，显然英国未对印度“卫生事业竭尽全力”。可以说，1918大流感这场旷世大疫让印度蒙难，更令英帝国及同样带有卫生帝国主义色彩的部分美国舆论蒙羞——在隔岸看火者眼中，印度是政治上有联系同时又“没有联系”的他者。殖民者幻想着“一体”，但对真正能够救殖民地于水火“命运共同体”熟视无睹。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徐亦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