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9日，开庭第二日，李某某母亲梦鸽行色匆匆走入法院。作为被告人的监护人，处于舆论风口浪尖上的梦鸽一直坚称儿子无罪，请求法庭公开审理，甚至曾到公安部上访。 （CFP/图）
前情回顾：
李某某等五人涉嫌强奸案定于2013年9月26日上午公开宣判。7个月以来，案件先因被告人“特殊家庭背景”被持续曝光，后因被害人“特殊职业身份”争论升级，始终处于全民围观之中。
此案涉及未成年人和当事人隐私，依法不公开审理。南周记者只身走进酒吧内外8小时，探寻尽可能接近的事实。
回到案件事实，就显得尤其必要。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梦鸽、双方代理律师、夜半酒吧副总等重要当事人，并把受访人陈述，与被害人、被告人、酒吧领班等相关口供和证言进行比对，并与司法鉴定文书等客观证据交叉核实，还原了从李某某等人进入酒吧到案发之间8个小时这一核心时间段内的过程。
梳理这一过程可以发现，夜半酒吧在案件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从招揽被告人（包括4个未成年人）进入营业性娱乐场所，介绍陪酒服务，到安排被害人随同李某某等离开酒吧，其工作人员出现在每一关键节点上。而夜半酒吧在此案中的角色，仍未进入公安与司法机关的视野。
跟随南周记者脚步，走进酒吧内外8小时，探寻尽可能接近事实。
（相关报道 ：《夜半酒吧里发生了什么》，刊登于2013年9月26日，获2013年9月南方周末新闻奖）
现在，“知道”（nz_zhidoa）带你聆听记者讲述李某某案背后的所见所感所悟。
和唐慧案一样，我其实在做李某某案报道前已做好挨骂的准备。但是，事后表明，这篇报道所挨的骂，比我预期的要轻得多、少得多。特别是圈内，所发出的专业批评声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否可以归功于技术性原因？即稿子做到了极易被人指摘的所谓“客观”与“平衡”。
我认为不是。真正的原因，在于经过2013上半年的炒作之后，圈内多数人已经看出李某某案的问题所在，同时也看出媒体在此案中表现之过分。这是与做唐慧案报道时很不同的一个背景。此外，在李某某案中，参与报道的主要是娱乐记者，深度调查记者介入得很少。事实证明，在对真相进行歪曲的能力方面，娱乐记者要远远逊于调查记者。
尽管看出问题，但媒体人还是自觉地选择了沉默。沉默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因为问题还是出在媒体自身。
与唐慧案一样，媒体对李某某案的报道表现出强烈的民粹化倾向，不过从形式上来说，却是呈现出同一问题的两个极端 ：唐慧案是极端地“帮穷”，李某某案则是极端地“仇富”。就报道所产生的恶果而言，李某某案更胜一筹。唐慧案中，媒体的负面作用，顶多是加重了几个年轻人的刑罚，让几个无辜的警察蒙受屈辱。而在李某某案中，不仅将一个被打上权贵标签有错但无辜的孩子送进监狱，还支持了一个以妓女为中心的敲诈犯罪团伙，并由此产生影响深远的示范效应。在针对李家的围剿中，媒体完全丧失了底线，连以央视为代表的国家级媒体，也公然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毫不客气地说，用“助纣为虐”来形容媒体在李某某案中的表现，我觉得一点也不为过。
2013年8月29日，第二日庭审结束，由于李某某是据传唯一拒绝认罪的被告人，其主辩律师陈枢在离开法院时，被媒体围住一度难以脱身。虽然法院不公开审理，但庭审的详细情况很快铺天盖地。这起案子，已无秘密可言。 （东方IC/图）
颇为讽刺的是，恶行却偏偏还打着一幅正义的旗号。而且这种“正义感” 是如此强烈，乃至在它的驱使下，“他妈的”这样的字眼，也会出现在一家以做深度报道见长的杂志封面上。
就李某某案中的表现而言，媒体与其多年来力图营造的社会良心形象已经完全背离。它让我很容易地想到了“文革”。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堕落。这种堕落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失败，也是这些年媒体市场化改革的失败。我认为，它对传统媒体所产生的伤害，远胜过所谓新媒体的冲击。
李某某案报道也并非孤立存在。实际上，近年来，在一些个案报道中，利用民众对某个阶层的不满，以弱者代言人的身份来赢得市场，已经成为市场化媒体的利器。而且，在与法治的对决中，它经常取得完胜。这一点至关重要，它使得媒体既可以以伸张正义者自居，又可以以司法为挡箭牌替自己申辩。当然，正如李某某案中所昭示的那样，对于因媒体自身原因所导致的冤假错案，媒体人从不会公开承认，最多是报以沉默。
从十几年前让《大河报》一举成名的张金柱案，到后来的邓玉娇案、李刚案、钱云会案，再到现在的唐慧案、李某某案，已经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不归之路，它始于正义，却终于邪恶。直至今天，我尚未看到任何行业性的自觉反思。相反，在这些案例当中，但凡有一点不同声音，立即会遭到围剿。 “寒蝉效应”之下，媒体人也会学乖，自觉地与“主流”声音保持一致。
这些恶行还具有强大的理论基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鸡蛋论”。所谓在“在鸡蛋与墙发生碰撞时，永远站在鸡蛋一边”。问题在于，媒体往往忽视了谁是真正的鸡蛋和石头。很少有人想过 ：当被刑拘的张金柱被最高领导人批示“不杀不可能平民愤”时，他还是石头吗？当下跪的唐慧获得省委书记的支持后，她还是鸡蛋吗？
对于媒体人而言，与膨胀的正义感同样突出的，是法治精神的匮乏。他们的正义感与其说来自对自由的信念，不如说源于对名利的向往。歪曲真相、煽动仇恨是他们的拿手好戏，理性和真相则成为他们的天敌。他们愚蠢且虚伪，经常被他们反对的人所利用而不自知，或者知道了也装作不知道。
这也注定使媒体人成为一群乌合之众。他们貌似强大，实则不堪一击。因为他们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他们以正义为名，走上了一条邪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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