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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佳片纵览

之前的《电影诞生120周年》策划非常感谢大家的热烈支持，上一次的策划针对的是影史中的大事件，这一次的《120周年佳片回顾》针对的是120年来的电影经典。从无声影片到有声影片的进化、从黑白影像到彩色影像的丰富、从单一类型到多元视角的开拓，每一次改变都带来极大震撼，逐步搭建起电影进化的阶梯。

而创造这些经典作品的人，是最早一批纵横影坛的前辈，他们用超前的思维和实验精神为电影输入营养，助推电影摆脱杂耍状态，获得了“第七艺术”的荣誉。

1895年：《火车进站》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科学家们一直为发明活动摄影技术而努力，最终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在前人的基础上制作了一种“活动电影机”，集摄影、放映和洗印为一体，超越了其他人的成果。1895年的冬天，他们在巴黎萧达车站的月台上，拍摄了一辆火车进站的情景，实现了历史的跨越。

在放映这部电影时，当观众看到火车开进车站，似乎要穿透银幕碾压过来，有人竟然吓得起身逃窜。同时，画面中等车的人多是西装革履的绅士和华服雍容的妇人，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活面貌。

1895年：《水浇园丁》

这是历史上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电影，也是后来广受欢迎的喜剧片的鼻祖。影片取材于当时的一个漫画作品，卢米埃尔在里昂自己家的花园中进行拍摄，他年仅10岁的小弟弟扮演那个做恶作剧的孩子，而园丁的扮演者史莱克本身也就是园丁。尽管如此，这部影片摆脱之前那种单纯摄录生活场面的影片，而具有了情节和表演元素。

从今天来看，影片的拍摄技术并不高明，光线很暗，构图也很平淡，自然背景被过多的树叶所遮盖，因而显得杂乱。但正是在这个规模短小、一气呵成的片段中，体现出了喜剧片的叙事原则，也就是通过人物之间的冲突来推动情节，用肢体语言制造笑点，为默片时代的喜剧艺术奠定了基础。

1902年：《月球旅行记》

这部由乔治·梅里埃根据凡尔纳和威尔斯的小说改编成的影片，被称为“史上第一部科幻片”。在14分钟的时间里，讲述了一个从发明机器到登陆月球再到凯旋而归的完整故事，创造了充满幻想色彩的服装和布景，显得蔚为壮观。当满脸含笑的月亮，突然被一颗炮弹射中脸颊，神色顿时沮丧下来，很萌很可爱。

影片拍摄完毕后，梅里埃先是放给巡回放映商们看，大家反响很好，争着问价钱，但听到每部要价550法郎后，都觉得太贵，结果一部也没卖掉。梅里埃只好把它毫无代价地借给一个临时影棚去放映，还专门画了一张宣传画，没想到这次上映获得极大成功，放映商们听说后又纷纷回来购买，梅里埃从此走上事业巅峰。

1903年：《火车大劫案》

美国西部片的辉煌正是从这部《火车大劫案》开始起步。该片的导演埃德温•鲍特在爱迪生摄影场工作，他追随当时兴起的新闻排演片摄制风潮，根据1900年发生在美国的一个真实抢劫事件改编成电影。但他不像梅里埃那样尽量在摄影棚里拍摄，而是走向室外，直接把大自然作为故事的背景，让空旷壮丽的风景成为影像奇观的一部分。

影片在镜头之间的时空切换上很讲究技巧，实现了电影叙事的流畅和连贯。片中最著名的一幕是，一名劫匪拿枪指着摄影镜头，仿佛是要对着观众射击，带来了强烈的刺激感觉。影片上映后获得观众的极大欢迎，曾有影院从早上连续放映到午夜，场场爆满，并占据美国银幕达10年之久。

1905年：《定军山》

这是有记载的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电影，标志着国产电影的诞生，可惜胶片已经遗失。19世纪末，电影传入中国后，北京照相师任景丰的大观楼影戏园却因为买不到片源而门可罗雀，便萌生了自己拍片的想法。

1905年恰好是京剧老生谭鑫培的60岁大寿，任景丰在参加寿宴时突然有了将京剧拍成电影的灵感。在得到谭鑫培同意后，他到德国的洋行里购买了一架手摇摄影机和胶片，然后在自家的院中挂上白色布幔，利用露天阳光，由照相馆的技师刘仲伦担任摄影，谭鑫培在镜头前表演了《定军山》中富有动作性的“请缨”、“舞刀”、“交锋”几个片段。片子随后被拿到影戏院放映，造成万人空巷。

1911年：《小尼莫》

本片是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动画片，由美国动画之父温瑟•麦凯创作而成，为后来所有的动漫艺术树立了标准。影片有时长2分钟和10分钟两个版本，后一版本是在前一版的基础上，加入了温瑟团队创作该片的过程，一群人围在一起愉快地讨论构思。同时，影片的配乐也悠扬动听，类似于今天的久石让。

温瑟他提倡用动画讲故事和表达情感，并创造了每秒 24 帧的动画制作手法。有一次，他的儿子带回家几本小人书，他受到其中《睡梦乡的小尼莫》的启发，用了四年时间画了4000幅小尼莫的动作图，再把它们一一拍摄下来，用手工给底片染色，制作成《小尼莫》，1911年在纽约放映，引起了巨大轰动。

1915年：《一个国家的诞生》

大卫·格里菲斯的这部作品让电影从技术玩物上升到了艺术层面，片长三小时，上映持续十五年，观众达到一亿人次，是史上首部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片。该片可谓是电影初兴时期艺术手法的集大成者，采用了丰富的拍摄手段和剪辑技巧，成功地发挥了蒙太奇的叙事作用，使得故事充满节奏感和史诗氛围。其中“最后一分钟营救”镜头，成为此后好莱坞商业片的惯常套路。

但是，该片在对历史的诠释角度上倍受争议，它把三K党塑造成英雄，把倡导废奴的林肯塑造成操纵选举、假公济私的恶棍，蔑视有色人种，遭到历史学家的批判。影片上映时还引起激烈的武斗，而本来已经销声匿迹的三K党也在同一年东山再起。

1915年：《流浪汉》

卓别林在银幕上最经典的形象正是在这部《流浪汉》中成型。当时的电影演员多是帅气优雅的偶像派，而卓别林用他那标志性的黑色礼帽、翘头大皮鞋和一撮小胡子，构建出一个极具亲和力的草民人物，迅速赢得了观众。在他的众多电影中，尽管流浪汉其貌不扬、生活困顿，却总是艳遇不断，和美丽的“卓女郎”上演着爱情故事。

本片的隐喻层次和思想高度与卓别林之后的作品相比还相差尚远，但是其夸张而精湛的表演、恶作剧式的幽默风格已初露锋芒，并形成固定模式。影片常运用重复和误会原则，反复渲染一个人的窘境，造成连绵不断的笑果。例如，长工一次次地被米袋砸倒、老板被大锤爆头等，让人忍俊不禁。

1916年：《党同伐异》

尽管《党同伐异》在商业上遭遇滑铁卢，但却是格里菲斯的电影艺术达到高峰的标志。由于前一年《一个国家的诞生》取得了惊人成功，格里菲斯想再接再励拍摄一部场面更大、更有深度的影片。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投入了二百万美元的制作费，光拍摄波斯军队的一个镜头就动员了1.6万名演员，最后制作成220分钟长的巨片。

不可否认这是一部杰作，它采用新颖的分段结构，各段的故事和背景不同，却彼此衔接流畅，由河流逐渐汇成激流，表达出对历史进程的思索，营造出了恢弘的气度。

1918年：《从军记》

在像《从军记》这样短小精悍、犹如钻石般完美纯洁的作品里，卓别林的喜剧艺术已经登峰造极。该片可谓是后来《大独裁者》的前哨之作，借一个大兵在一系列荒谬事件中成为英雄的故事，对战争进行了无情嘲讽。而我们所熟悉的《三毛从军记》的故事，也从这部片中得到了很多灵感。

本片拍摄时正值一战进行之际，痛恨战争的卓别林适时地用电影反映了人们内心渴望和平的呼声，因此取得了十分惊艳的票房成绩。但让人诟病的是，片中大兵戏耍德军的经历到头来只是一个梦境，这个结局也是对现实的某种妥协。此外，在被电影检察机关剪掉的片段里，还有夏洛尔撕下法国总理和英皇礼服上的纽扣作为纪念的镜头。

1919年：《凋谢的花朵》

格里菲斯在这部片中摒弃了他之前追求大制作大场面的风格，洗尽铅华呈素姿，以一个简单而又伤感的故事，营造出纯情唯美的味道，并对后来德国“室内剧”的兴起产生了重要作用。远渡西洋的中国人成为故事的主角，与好莱坞当红玉女丽莲·吉许谈起了异族之恋。但中国青年眯着眼睛、佝偻着身子的病态形象，也是外国人对中国的一种偏见。

尽管没有大场面，该片仍然彰显出格里菲斯极高的艺术造诣，画面构图严谨，以柔和的光线拍摄凋零的贫民窟、雾气弥漫的街道和破旧的商店，渲染出浓厚的气氛，让环境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而丽莲·吉许细腻地表现出被摧残的少女那恐惧、哀愁的神态，也让人永难忘怀。

1920年：《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

这部电影是191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表现主义运动的代表作，以其怪诞诡异的风格，为以后西方的恐怖片和悬疑片奠定了基调。该片最初曾邀请当时尚年轻的弗里茨·朗担任导演，但被拒绝，于是改由多产的商业片导演罗伯特·维内来执导，但影片艺术成就的最大功劳应该是三个“狂飙社”表现派的画家，他们担任美术和布景设计，创造了独特的视觉效果。

在片中，一切远近距离、物体形态和建筑物都被改变形状，人物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做着夸张造作的姿态，如囚犯蹲在一根尖三角形的木桩顶端，强盗站在烟囱林立的屋顶上彷徨等，跟当时电影追求真实的趋势迥然不同，被纳粹视为“堕落的艺术”。

1921年：《寻子遇仙记》

这是卓别林导演的第一部长故事片，其创作过程也像片中故事一样充满戏剧化。正当影片进入后期剪辑时，卓别林遭遇了离婚，妻子向他索要这部片的预售收入作为离婚赔偿金，卓别林没有答应。一天凌晨，他和助手把胶卷装进咖啡盒中，然后再装进12个大箱子里，逃到了盐湖城的一个旅馆，完成了最后制作。

该片虽然延续的是恶作剧套路，但是把父子情渲染得细腻真挚，催人泪下，也体现了卓别林电影的人文关怀和对电影情绪的调度功力。拍片时，小演员库根的父亲一直跟随旁边，当孩子演哭戏哭不出来时，就厉声责骂，起到了不错的效果。该片在1978年巴西《标题》杂志评选的100部最佳影片中名列第67位。

1922年：《北方的纳努克》

本片是“纪录片之父”罗伯特•弗拉哈迪的代表作，他最早是一个采矿工程师，在阿拉斯加地区进行采矿勘探，并用随身携带的摄像机把沿途所见和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拍下来，剪辑成一部小影片，拿到纽约放映，反响很好。但后来有一次，他抽烟时不小心让火星溅到了胶片，引起一场火灾，所有素材付之一炬。

弗拉哈迪没有就此放弃，从1920年到1922年，他又花了22月的时间重返北极，选择了爱斯基摩人中最出色的猎手“纳努克”为主角，展现了他们捉鱼、捕猎海象、建筑冰屋等场景，上映后引起极大轰动。但是纳努克因为参与拍摄，忽略了正常的捕猎活动，没有攒够食物，在弗拉哈迪走后的那个冬天全家饿死了。

1923年：《孤儿救祖记》

这是中国第一代导演的代表作，开创了“社会问题片”这一类型，曾轰动一时。1922年，张石川和郑正秋等人一起成立了明星公司，第二年，两人合作的《孤儿救祖记》上映。在片中，郑正秋将传统封建伦理道德和教育改良思想结合起来，再加上剧情的跌沓起伏，很受观众欢迎。

影片上映两天就在上海家喻户晓，大家争相观看，此后又在南京、天津、汉口等地连映六七个月。扮演女主角的王汉伦本来在一家外资企业做打字员，凭借此片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女演员。同时，这部影片的成功，还刺激了电影市场的发展，一大批投机家看到了电影行业的商机，纷纷投资成立影视公司，使中国电影出现了第一次大繁荣。

1924年：《电影眼睛》

苏联纪录片的奠基人吉加·维尔托夫凭借此片实践了自己的“电影眼睛”理论——摄影机是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的眼睛。他起初是一个未来派的作曲家，十月革命后在莫斯科电影委员会任职，领导前线电影摄影组。后来，他创办了名叫《电影真理报》的杂志片，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电影眼睛派”。

维尔托夫把场面调度、剧本、演员称之为资产阶级的东西，统统加以排斥，主张采用实况拍摄，认为电影艺术只存在于解说词与蒙太奇之中，否定新闻电影以外的其他电影类型。该片采用多角度拍摄、快摄、抓拍、倒放等方式，赋予了生活素材以特定的含义。

1924年：《最卑贱的人》

这部由大师茂瑙执导的影片是德国“室内剧”电影的最高峰，也是终点。影片改编自果戈里的小说《外套》，全片没有人物对话，并舍弃了所有说明性的字幕，只保留了尾声前的一段话，完全靠卓越的镜头语言来完成叙事。演员爱米尔·强宁斯将一个年迈体衰的守门人演得惟妙惟肖，他独创性地通过肩背部的抽搐动作来刻画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为影片增色不少。

影片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仅使茂瑙在德国跻身名导之列，而且给他赢来了世界声誉。在美国，该片以《最后的笑》为名上映，获得广泛好评，评论界曾把影片列为世界史上的十大最佳影片之一，美国《电影经典》一书称赞茂瑙是“德国的电影天才”。

1925年：《战舰波将金号》

1924年到1929年是苏联电影的黄金时期，涌现出一批经典之作，其中爱森斯坦执导的《战舰波将金号》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部。该片是在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拍摄，仅有几名职业演员，其大场面是由一万多名市民和红海军参与完成。影片用丰富的蒙太奇手法，赋予画面以复杂的象征意义。其中，“敖德萨阶梯”一段的摄影和剪辑技巧，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该片除了在苏联以外，其他国家都禁止上映，但在一些秘密放映会上，得到观众热烈的赞许，并被各国电影资料馆争先恐后地收藏。当时除了卓别林的作品外，没有一部影片能够赶得上该片的声誉，甚至连反苏联的纳粹头子戈培尔，都对作品表示钦佩。

1926年：《母亲》

这部普多夫金的代表作堪称平行蒙太奇手法的教科书范例，渲染出卓越的视觉表现力。在当时的苏联，普多夫金的声望与爱森斯坦并驾齐驱，两人都曾是库里肖夫的学生，不过爱森斯坦的“杂耍蒙太奇”强调冲突，像是呐喊，而普多夫金的“联想蒙太奇”比较重视现实和抒情，更像歌曲。

该片根据高尔基原著小说改编，讲述一个母亲从普通的自私妇女到投身革命的转变过程，人物塑造很有深度，摄影构图极具匠心，采用了大量的隐喻和象征手法，其中“涅瓦河解冻”段落成为联想蒙太奇的重要案例，影片结尾处双线并进的处理方法也堪称经典。普多夫金也是一名演员，在片中扮演一位窄肩驼背、冷酷无情的宪兵军官。

1926年：《将军号》

正是凭借这部自导自演的《将军号》，巴斯特·基顿取得了与卓别林相媲美的地位，甚至在某些影迷心中，他比卓别林还伟大。影片前十几分钟的故事铺垫并没有多少惊奇之处，但随着列车的被劫，便迅速开启搞笑模式，幽默桥段一个接一个地涌现，紧张刺激的情节让人如身临其境，尤其后来火车翻下山的镜头极为震撼。

基顿出身于一个杂耍演员家庭，并长期做杂技演出，因此他的表演以丰富的肢体语言著称，往往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和杂耍动作来营造幽默，这与他一本正经的神态截然相反，被称为“冷面笑匠”。该片中，他就像一个上足了发条的马达，不断在火车上下翻腾跳跃，对后来成龙的动作喜剧也有很大影响。

下期预告（1927~1938）

有声电影的发明，让电影进入新的时代。《爵士歌王》、《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金刚》、《一夜风流》在那个时代都是熠熠生辉，还有多少佳片值得我们重新回顾？亚洲电影和欧洲电影在当时又有什么样的建树？

请关注下期《电影120周年佳片巡礼》，预计会在8月30日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