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2020年7月《书屋》，发表有删改）
文/邢哲夫
已故的学者、作家尚晓岚女士在《<群魔>的诘问》一文中，谈到俄罗斯文学大师、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巴枯宁的追问：“为什么巴枯宁这样一个人，会拥有那样强大的感召力？为什么他和他激进得不切实际的理想，吸引了千千万万青年舍生忘我？为什么在第一国际的路线斗争中，他获得了那么多的支持和同情？”尚晓岚还说：“要想理解巴枯宁、涅恰耶夫这般的革命者，要想避免革命史被简单化和污名化，就要正视陀氏的诘问，成为他合格的对话者。”
中国共产党走过从苦难到辉煌的百年历史，已经很好地回答了各个时代的“时代之问”。但是，一个伟大的政党不仅要回答来自时代的追问，也要回答来自历史的追问，尤其是来自作为一种心理结构的文化传统的追问。正如巴枯宁们要正视陀思妥耶夫斯基们的追问一样，陈独秀们也要正视辜鸿铭们的追问。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现实逻辑的同时，也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文化逻辑和价值逻辑。正如高小立《从“红楼”到“红船”》指出的那样，《觉醒年代》“通过对李大钊、陈独秀一干革命先行者在北大红楼的革命历史功绩，对于奠定中国共产党从思想确立到正式建党的帧帧历史还原，了解到中国共产党这艘红船驶来的源头是北大红楼。”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一大思想文化背景是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正当性很大程度上需要新文化运动的正当性来赋予。而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和质疑者是当时的文化保守派，其代表人物为翻译家林纾、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拍摄于十年前的电影《建党伟业》中，刘佩琦饰演的辜鸿铭是一个较为负面的人物，在五四运动带头人罗家伦面前，被“你大义何在”的质疑中被轰下台。而在《觉醒年代》中，辜鸿铭形象虽然有一定喜剧性，但无疑更为立体，在讲座上大讲《中国人的精神》，在北大解聘英国教授时有理有节地应对英国公使的发难，颇有恢弘志士之气，张大爱国精神的情怀，而和黄侃、刘师培一道拒绝政客张长礼的拉拢利用，更体现了传统文人的士人风骨。剧中林纾虽然以《荆生》《妖梦》小说大肆攻击新文化，然而因《妖梦》未经同意发表失信于蔡元培而无辜负疚，也颇不失霁月光风的君子之姿。而刘师培告密端方出卖章太炎的黑历史、黄侃风流纵欲的八卦，也被作了隐恶扬善的处理。对于几位保守派的卒年，字幕里更是用“享年”表述。
邓秉元先生在《新文化运动百年祭》指出，保守派成员大多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前接受旧式教育，而新文化运动成员则多是在1905年之后接受新式学堂教育。因此，保守派代表的是几千年的士大夫传统和儒家传统。《觉醒年代》对于保守派不失肯定的表现，除了是一种在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的与时俱进，更有一种潜在的意涵：新文化运动及其衍生的共产党人的对话者是可敬的，对他们的质疑的回应才更其有力。
保守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质疑和忧虑，大致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和导致道德失范两点。辜鸿铭在其宣言书《反对中国文学革命》中控诉新文化运动“丑詈旧学，诋毁伦常，几欲棰击孔孟而后快……今日我经生学士之视我华数千年来声明文物如土苴，而终日口不绝爱比西地（A、B、C、D）之音声。”其实，新文化运动绝非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这一点《觉醒年代》中借李大钊、陈独秀之口反复声明，比如李大钊在家乡的韩文公祠中用韩愈“虽千万人吾往矣”比拟陈独秀入狱，而陈独秀对刚刚去孔庙拜孔子的毛泽东说，自己也愿意去拜孔子，并希望孔子不要误解自己，要怪就怪袁世凯。
剧中李、陈的态度是有所依据的。李大钊在1916年《民彝》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民彝与政治》一文说：“真能学孔孟者，真能尊孔孟之言者，但学其有我，尊其自重之精神，以行己立身、问学从政而已足。”不仅不是全盘反对传统文化，而是要把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新青年安身立命的基础。陈独秀也有类似言论：“士若私淑孔子，立身行己，忠恕有耻，固不失为一乡之善士，独秀敢不敬其为人？”在1917年《甲寅》发表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中，李大钊也申明：“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也。”李大钊还进一步假设：“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更创一新学说以适应今之社会，亦未可知。”这是符合孟子对孔子“圣之时者”的评价的。陈独秀在与吴虞等人通信中说：“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惟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陈独秀更进一步论述：“愚且以为儒教经汉、宋两代之进化，明定纲常之条目，始成一有完全统系之伦理学说。斯乃孔教之特色，中国独有之文明也。若夫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未可自矜持异，独标一宗者也。”认为在历史中形成的纲常伦理虽然是中国独有，但儒家开出的温良恭俭让等美德，却具有普世价值的品质。这表明新文化运动反对的是被历史扭曲的纲常伦理，却并不反对儒家的美德底蕴，相反认为儒家的美德底蕴也是人类共同的价值。
其实，新文化旗手对孔子本身和后世对孔子的扭曲区别对待的态度，也有其内在理路。比如清儒戴震对于理学化的儒学感叹道“六经孔孟之言，无与之（理学）合者也。”新文化运动反对的恰恰也是被后世扭曲的孔子。所以朱维铮先生认为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实质上是“打倒朱（熹）家店”。梁启超也痛心疾首于孔子在历史中被扭曲被利用“秦始皇焚百家之语，而思想一窒；汉武帝表彰六艺、罢黜百家，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教二千余年于兹矣，而皆持所谓表彰某某、罢黜某某者为一贯之精神……浸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韩退之、欧阳永叔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虽然是从学术史角度立论，但对于真孔子日渐漫漶难识的遗憾已震耳欲聋。李大钊所痛切的“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也”，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梁启超之叹的一种回响。
对新文化运动的另一大质疑就是新文化运动导致道德失范。如学衡派杜亚泉在《迷乱之现代人心》说“吾人之精神界中种种庞杂之思想，互相反拨、互相抵消，无复有一物之存在。如斯现状，可谓之精神界之破产。”这种“精神界之破产”导致“除竞争权利，寻求奢侈意外，无复有生活的意义。”当代历史学家王奇生认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但“一切价值”经过重估之后并不是尽数毁弃，而是有所扬弃和保留。如《觉醒年代》中蔡元培创立的极富宋明理学“道德严格主义”（王汎森语）的“进德会”，而辜鸿铭和李大钊、陈独秀均成为了甲等会员。道德和美德依然是新旧文化的一个最大公约数，陈独秀说：“道德为人类之最高精神作用，维持群益之最大利器，顺进化之潮流，革故鼎新则可，根本取消之则不可也。”只不过是具体德目上，新旧派的认识有所不同。林纾在给蔡元培的公开信《致蔡鹤卿书》中批评北大“覆孔孟，铲伦常”，蔡元培则回答北大对于传统五伦，除反对君臣一伦外，“从未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这比数十年前谭嗣同主张五伦仅保存朋友一伦要审慎得多。在《我之爱国主义》中，陈独秀提出“勤、俭、廉、洁、诚、信”六大美德作为“救国之要道”。而且，陈独秀虽然反对儒家的内省式道德，却主张在野蛮横行的时代建立一套严格的规则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
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新文化运动养育的共产党人，他们对于美德的执着和实践乃至用生命和鲜血的实践，演绎出了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当代学者唐小兵指出20世纪中国革命有一种“反道德的道德性”，一方面传统道德被质疑，但另一方面，新的道德又以一种道德严格主义的方式被坚守被实践。唐小兵还举例：“早期革命者如恽代英、李大钊等，都在其私人生活和政治领域中展现出一种圣贤气象，既有汪洋恣肆之任侠精神，亦有道德严格主义之表象。”在《觉醒年代》中，李大钊为长辛店工人葛树贵慷慨解囊不惜自己揭不开锅，在五四运动之际如舞台上《挑滑车》的高宠般冒死撒传单，确乎是一种脱胎自传统文化但又为共产党人独有的“圣贤气象”。共产党人用道德的伟大实践，回答了保守派对“精神破产”的焦虑。
李大钊在《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中说：“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象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新文化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不断地将对话者的优胜之处内化为自身的有机部分，从而获得越来越丰沛浩荡的生命力。而保持两者之间的有益张力，也促使了两者不断自我完善，让作为整体和合题的中华文明健康发展。其实，新文化运动与其说是西化运动，不如说是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是中华文明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迈进，如蔡元培所说“观察我国的文化运动，也可用欧洲的文艺复兴作一种参证。”而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也是对儒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历史回应。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始终”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负有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而且在建立之初便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于自己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精彩地回答了时代之问，也有力地回答了历史文化之问，这一回答将在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越来越显出历史纵深感和时代穿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