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围绕农民、农村斗争的主题所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反映了在桑干河下游一个叫暖水屯的村子里进行土地改革的故事。小说的写作开始于1946年11月，完成于1948年6月，几乎与当时的土改运动同一进程。“其间没有时间的距离，以从容地沉淀、过滤所取得的生活印象;没有历史的间隔，以利于对运动、对事件进行更充分的分析、评价，所写是‘当时当事’。”(赵园，《也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土地改革的题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史无前例;而要完整展现土改时期中国农村的现实主义图景，在当时无疑对创作者提出了近于严苛的要求。但是，丁玲奇迹般地做到了。刨除她中途参加了两次土改，完成这部小说花费的时间其实不到一年。从影响来看，小说不仅在当时得到国内文坛与政界的肯定，而且赢得了国际声誉——获得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它不仅是丁玲创作生涯中的里程碑，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初的比较显著的一个胜利”。(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
那么，丁玲是怎样写出这部经典“史诗”的?
动机与契机
1936年初冬，丁玲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到达陕北。不同于以往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群体，在陕北处处走动的都是农民，“一走出机关，不论你干什么，总要和农民打交道”。(丁玲，《谈自己的创作》)如果说早些时候的作品如《田家冲》《母亲》《水》等，对农民的认识停留于抽象和表面，那么陕北则是丁玲真正走进农民内心世界的开始。
1942年，丁玲先后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文艺界的整风运动，更坚定了她“文艺为工农兵方向”的决心。她从《“三八”节有感》的批评中走出，写出了《田保霖》这样的工农兵文学。当然，丁玲自己并不认为那是一次成功的转型，她认为那是毛主席为她走工农兵道路开通的绿灯，但这份鼓励却在她内心生根发芽。往后，她继续写出了《袁广发》《民间艺人李卜》等代表“新写作作风”的作品，有意为酝酿长篇小说练笔。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她曾多次提到毛主席的鼓励支撑着她克服困难:“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还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着报答他老人家，为着书中所写的那些人而坚持下去的。”(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
陕北的养分，创作方向的确定，领袖的鼓励，这些都潜移默化地融入丁玲接下来所要创作的鸿篇巨制中。但这一鸿篇，一开始并不是有关土地改革的故事。“在延安时，我有一个计划:想写一个长篇——写陕北的革命，陕北怎样红起来的。想写那些原很落后的农民，在革命发展中，怎样成为新的人。我跑到过去闹革命的地方……我就那样上下跑，大雪天相当冷，我还是跑到这，跑到那。我下去了很长时间，回来后只写了两章，写不下去了。”(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
也就是说，在拟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前，丁玲有过一次失败的尝试。正是那次失败，让她意识到自己与农民之间的距离，自己对农村了解还不够深:“我以为我们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只是为了找些材料，是不可能进行艺术创作的。”
1945年10月丁玲奉组织的安排前往东北解放区，但因战事阻隔，她被困在张家口。一方面她向往着新生活火热的斗争，另一方面过去陕北的老朋友们不断召唤着她。“我忽然生长了一种感情，我深深怀念起陕北的农民们来了，一个一个熟人涌上我的心头……好像他们都在埋怨我，同我说些什么，责备我不应该抛弃他们，我实在很难受，我才发现我是这样的爱他们，同他们如此的难舍难离……他们命令我再回到他们那里去，写出他们来，最后我决定了，我要先完成这工作，写出他们来。”(丁玲:《一点经验》)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丁玲主动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先后在桑干河两岸的怀来、涿鹿两县农村工作，由此实现了重新回到农民中间去的愿望。而正是这一契机，促成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诞生。
在农村“落户”
回到张家口，当组织问丁玲是否还要去东北时，她的回答是:“给我一张桌子吧，我需要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场人物众多，但他们并不仅仅生长于土改运动的土壤中，有很多人其实一早就存在于丁玲的脑海中。“他们是在我脑子中生了根的人，许多许多熟人，老远的，甚至我小时看见的一些张三李四都在他们身上复活了、集中了……许多人许多人纷至沓来，拥挤盘踞在我脑中，我要和他们商量，他们又要同我争吵，一会儿增加了我的联想，一会儿又减去许多事物，有时觉得太膨胀，有时又觉得太单薄。”(丁玲:《一点经验》)土改实践就像一个按钮，激活了原本储存在她脑海中的人事故事，也复活了原先要写陕北革命故事的计划。可见，作家的创作有赖于长期的积累，经验并不见得都能立竿见影地得到转化，但在某一时刻那些有心的感悟就能达到融会贯通的奇效。
“创作，根本的问题是要写出人来，要写行动里面的人，要从很多行动里去塑造人物。”(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丁玲很早就有意识地去观察、体会和理解行动中的人，她笔下的知识分子女性莎菲女士就是自己再熟悉不过的人物，成就了文学史上经典的“这一个”。但是面对不熟悉的场域，面对当时农村中复杂的阶级斗争，丁玲是如何写活人物的?
“深入生活”是丁玲老生常谈的关键词，这既是她创作成功的奥秘，也是她寄语后人的箴言。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土改中的农民，丁玲在涿鹿温泉屯村参加了一个月的工作。她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群众，让自己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从精神上在农村“落户”。“深入了解”究竟要达到什么程度呢?丁玲认为，“要同那里的人把关系搞得像自己的亲人一样。不单是你对他好，要他对你也像亲人一样才行”。那是一个将心换心的过程，如果我们像对待母亲一样对待村里的老太婆，但她反过来并没有像对待闺女一样对待我们，那就不能算深入了解。
以这样的标准去衡量“深入生活”，就必然能与人民群众建立起深厚的情谊。丁玲的一生无疑是波折多难的，但在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过程中，她常常感到人间温暖。最初的震撼是她到晋察冀乡下的时候，站在一家农民的房门口，被屋里陌生的老大娘欢迎道:你瞧什么?屋里有老虎呀?意思是说:你怎么还不进来呀，屋子里又没有老虎，会吃你吗?农民的表达是这般朴素，但正是这样毫不生分的话语，让丁玲感受到自己在人民当中是无间的。后来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更是经常和老乡们在一块儿，无论什么人什么事，她都能聊得开。在《回顾与期望》中，丁玲这样调侃道:“作家要有这种本领:见人会同人说话，见‘鬼’会同‘鬼’说话，要有接触各种各样人的本领。你同各种身份、各种性格的人谈话，他都愿意把心里话告诉你，这种本领是长期磨练出来的，而一个搞创作的人应该有这种本领。”把自己交给人民，丁玲在桑干河畔与农民一道战斗，同命运共生死，由此才建立了较深的情谊。丁玲在北大荒落难的日子里，也是人民群众给了她无限的温暖。她发自内心地喜欢这些人，牵挂这些人。这些可爱的农民既是作家创作的素材，更是丁玲创作的动力。“我的心没有离开那些人们”，这是丁玲放弃去东北过新生活的重要原因，也是丁玲回北京多年后尚不改“行”写其他题材的内在原因。
围绕一个中心
作家牵挂的人物那么多，他们什么时候才能从笔下蹦出来?从本质上说，这还涉及作家的思想认识，有思想的作品才有灵魂，有思想的作家才能把握时代脉搏。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时候，丁玲就有一个先在的思想。当初打算写中国的变化、写陕北的革命，不幸这个计划流产了，但其实这个愿望并未从丁玲的潜意识中消失。等到离开延安，过去8年的农村生活如冷海水上泛一般，回馈给作家丰富的养料，所以丁玲才决定再回农村去。“当时我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思想:如果很好地反映了农村的变化、农民的变化，那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有这样一个主观意图。当时如果没有这个主观意图，就下去生活，那是没有目的的。有了这个思想我就下去了……虽然只十几天，但是比较深入地卷进了斗争里去了。当时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战争马上要来到这个地区，全国解放战争之火马上要燃烧起来的时候，如何使农民站起来跟我们走，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农民的变天思想。就是由这一个思想，才决定了材料，决定了人物的。”(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
历来研究者对“变天思想”讨论不一，笔者倾向于学者宋建元的观点之一，将“变天”理解为一种积极行动。(宋建元:《释“变天思想”——浅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主题》)因为“使农民站起来”的问题不是靠共产党单方面来解决，农民作为被改变命运的主体必须自己站起来去作斗争。几千年来，农民一直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天”即是宿命，“变天思想”深刻反映了农民渴望摆脱宿命，渴望翻身做主人的心情。选择这样的主题思想，既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同时也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纵观文学史上的农民形象，在鲁迅笔下的农民多数是消极愚昧的，三十年代在茅盾笔下那些稍有觉悟的农民由于时代的局限也不可能彻底改变自己的悲剧命运，就是丁玲当年自己写农民斗争时也只有抽象的想象。但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区，伴随新时代的到来和作家自身创作条件的成熟，写“农民的变天思想”变得恰逢其时。不仅千千万万的农民在变，整个中国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历史将迎来崭新的一页。因此，这样的主题思想不可谓不深刻。
确定了主题思想后，丁玲在“选人用人”上显得收放自如。小说以农民与地主钱文贵的矛盾为贯穿全书的主线，作者围绕着这一主线安排了多种性质的矛盾冲突，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展现出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表现阶级斗争方面，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写出了同一阶级内存在的种种差异，不同阶级之间又表现为互相渗透，这既是“变”也是“辩”。暖水屯农民的变天何以困难，正是因为尚有钱文贵这样阴险的地主在暗中作对，他不动声色而顽固地阻碍着新中国的“变”，而农村干部中又有像张正典这样的败类被钱文贵收买利用。但农民的变天又何以可能，则在于农民队伍中还有像张裕民、章品这样的优秀干部，同时地主家中更有像黑妮这样心地纯洁的少女。这样既有正面交锋，又有暗中渗透，正是小说中的“辩”，完全符合生活本身的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先在的思想并不是来自文件报告中的概念公式，相反，它来自生活本身，这也是丁玲一再强调的“创作要有雄厚的生活资本”。翻阅丁玲在1947年往来的书信及日记，可以看到小说原本可以提前一年完成。但是，丁玲在写作途中常常为人物感到苦恼，觉得材料掌握得还不够充分，感到政策与生活存在某种不吻合等等，因此她才搁笔两次下乡再实践。事实证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不是图解政策的作品。相反，它一方面反映了政策是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重要斗争力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土改政策的局限性。正所谓“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作者看到了更本质的东西，使得小说最终表现的内容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经得起时间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