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游历大半个世界。诸国之中，他对墨西哥青睐有加，既寄望于在此投资获利，又艳羡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的大权独揽。孰料，就在辛亥前夕，墨西哥也爆发了一场深刻社会革命，康氏的商业蓝图烟消云散，只能在政论文章里频繁评述墨西哥成败，以资中国革命之参考。
康有为
谒见大总统
1907年6月29日，康有为在夏宫拜谒了倾慕已久的墨西哥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彼时，迪亚斯掌权三十余年，一定程度上让国家摆脱了美墨战争之后失地千里的阴影，也断绝了欧洲皇帝卷土重来的执念。他对内重用“科学家派”幕僚，兴建工厂与铁路，对外交好美国，以厚利吸引投资。外资与外商的涌入，严重危害了墨西哥中下层的生存空间，民怨四起。但在康有为看来，迪亚斯纵横捭阖于政治舞台，在大国夹缝里周旋自如，堪称贤君明主的典范。
故而，两人握手致意过后，康有为半是敬仰半是恭维地说道：“墨国乱四百年，至总统乃戡定而久安长治之，今人民乐业，道路开辟，政治修明。吾闻墨国人才以总统为第一，我极仰慕，故我今日以得见为欣幸。”康有为早有拜访之意，的确不假，一年之前他就曾求见，《墨西哥先驱报》还予以报道，可惜未能成行。
此番得偿所愿，他自然不吝溢美之词，接着吹捧道：“天下论今之治国者，有德帝威廉及墨总统为最。以吾观之，德帝虽英武不过守成耳，若总统起自布衣，手定祸乱，创开国土，武功文治，并为第一，而贻墨国共和千载之安乐文明。中南美虽有民主，而乱争相继，无能治定者。美法民主不久任，亦非创定大功。故今世界治国者，文武成功，以总统为第一英雄。”此语一出，想必迪亚斯也会心头一惊。阿谀之词的背后，康有为对墨西哥的繁荣假象其实心知肚明。《游墨西哥》七律诗序有云：“贯其南北，母山为背，左右斜落为平原，地瘠苦，二千里不生草木。税重民贫，天寒皆无衣褐，以毡贯颈，汽车巾人备五色，亦诡奇之观矣，风化杂沓皆守旧也。”不过，从日后文字推断，康有为确信，墨西哥贫弱动荡，只有迪亚斯才能驾驭人民。迪亚斯的零星回应里，不乏外交辞令：“吾墨之治，惟以顺民心为主，大哉言乎”，“为政者在使民信之。某某国治之未善，以民未信其政府耳”。回顾历史，此言略显讽刺，当此之时迪亚斯久居高位，众怨沸腾，已然失了民心，三年之后马德罗等各派革命者揭竿而起，他的统治就轰然崩塌，自己流亡欧洲，落得客死他乡的结局。
外交辞令之外，迪亚斯也嘉许了康有为作为变革者的勇气，称赞道：“君变法艰险，英国以兵船载出，此天之祐志士，以祐中国，必有成功也。”李提摩太以英国兵船营救康有为之事，果真传入了墨西哥总统的耳朵里？后世读者只能姑妄信之。康有为倒是一贯自我标榜，回答道：“吾当时冒险变法，身经万死，不意今日。中国今日悉行吾旧法，居然能变法自强，吾虽不归国，亦不意中国能若此，亦复顾而乐之，与总统同可掀髯欢笑耳。”清廷预备立宪，确实有百日维新之功，但“悉行吾旧法”，徒为自矜而已。
康有为此行，自有所求。然而，当迪亚斯问起来墨缘由，他却托言撰写墨西哥历史。对于著史一事，《康有为全集》收录的《谒墨西哥总统对问记》与《万木草堂文集》所录诗作《谒墨总统爹亚士于其避暑行宫》略有不同。诗作里，总统似乎与康有为探讨了墨西哥古史，辞曰：“询我墨种所自由，答从鲜卑夏种留。甘渣甲（堪察加）峡昔未拆，丫拉士驾（阿拉斯加）频索求。避寒遵海渐南下，墨秘腴暖田宅悠。中华宫坛有遗迹，沃架丹（尤卡坦）宫可以搜。”康有为相信，鲜卑人自冰封陆桥迁徙至美洲，成为印第安人祖先，在一首1906年的诗序里，他也提到：“墨西哥人种出自谁何？今欧美人皆无定据。吾游蔑罅，睹古王宫庙，皆五百年前物，似吾北方庙式：红墙层门，如见故国。其石刻物，与西伯利博物院中物皆同，乃知确自鲜卑传来也。”只是，康有为可曾将这一观点告知迪亚斯，今人不得而知。
随后的对话，康有为方才道出真正目的，他所求之事，在于投资与移民。为此，他又奉承了几句：“惟墨国以民主共和之体，略兼专制而行之，此真地球独一之政体，古所无也，用能长治久安。”旋即话锋一转，说道：“今各商人皆乐委巨资于墨，吾华人今亦开银行买地于此，信总统也。”迪亚斯表示欢迎，声言将会尽力保护，康氏吃下一颗定心丸，趁势开启了移民的话题：“墨地新辟而土膏腴，惜地广民稀，若能移民增籍，则地日辟而国势日盛矣。”迪亚斯总统的回答颇为耐人寻味：“吾甚乐贵国人来物殖，但有资本者益佳耳。”20世纪初，美洲各国佣工趋于饱和，不再热衷引进契约华工，转而招纳华商。康有为曾将墨西哥视为疏解中国人地矛盾的理想国度，但实地考察和总统回答都让他意识到，数十年前苦力贸易时代已经远去，墨西哥人更看重资本游戏，也不再坚持，于是请辞而归。
执掌墨西哥三十余年的波菲里奥·迪亚斯总统
投资与惨剧
康有为之所以三番两次求见，最重要原因莫过于他在墨西哥绘制的商业蓝图。他希望凭借对地产、银行、电车等行业的投资获取暴利，支持自己周游列国的吃穿用度和保皇会的日常运转。
早在面见迪亚斯总统的一年半之前，他就已经在私人信函里展望宏图了。在1905年12月26日致万木草堂学生、保皇会洛杉矶分会会长谭张孝的信函里，康有为对墨西哥投资的盲目乐观毫不掩饰地流诸笔端。他先是憧憬了银砖转运业务，写道：“墨中有一大利，今乃查出，以银砖运还中国，每元赚十八先，则有百万本，每水可赚十八万，一年九水，可赚数百万矣。”这一念头，大概源自于他对墨西哥鹰洋的认知。鹰洋是墨西哥独立之后发行的银元，成色上佳，大量流入中国，在华南尤为常见，时常充当民间贸易的流通货币。墨西哥所产之银名声在外，百余年间商人趋之若鹜，恐怕不会让康有为抢占先机，他在后来的信件里也很少提及这一桩生意。
在同一封书信里，他还筹划了另一桩投资，那就是进军银行业：“墨中办银行最相宜。入章之先，缴二成现银存官库；开张之后，须有三分之一存夹万，而二成亦发还。其发银纸三倍于其本，盖新国欲开利源，故如此之优也，各国皆无之矣。”确实，此举是迪亚斯为吸引外资推出的优惠政策，考虑到墨西哥不算稳定的经济，虽则利润丰厚，却着实有不小的风险。或许出于过分自信，康有为决心铤而走险：“若有大力，能有二三十万本，则可作百万之银行，可领三百万之银纸。长袖善舞，大利无穷。以我会之大，岂此三十万不能筹耶？”重点就在“长袖善舞”，康有为在美洲发动华侨捐助，劝服门生故旧效命，乃至拜谒墨西哥总统，社会活动能力可谓一流，他相信筹款并非难事，于是动身前往墨西哥，物色适宜城市。
1906年3月，康有为在华商推荐之下，看中了北部重镇托雷翁。这个城市，恰在墨西哥两大铁路线的交汇处，临河产棉，又是颇有潜力的矿区。康有为志得意满，在此作诗自娱：“亚非欧美倦游余，息辙燃灯事著书。莱苑高斋三月卧，逍遥游亦作吾庐。”莱苑，或曰菜苑，华人之谓托雷翁也。他小试牛刀，在房地产行业发了一笔小财：“吾买地二千九，一日而售得三千七。又买一地二千一，今又有还三千者矣。吾今以保会合于商会，做此银行（已买地四万元），或美保会得所赢以还旧而养学者也。”获利数千，就打起了价值百万的主意。不久，他组建华墨银行，令谭张孝等人恶补金融知识，接手日常经营。在纽约保皇党总部会议上，他宣布将在美国与加拿大开设分行，初始计划是发行160万美金银行股，已有半数被认购。
随后，康氏趁热打铁，又盘算起了电车公司，他设法弄到了一份政府许可，获准修筑新的电车线路。好景不长，托雷翁生意扩张过快，引发了资金的严重短缺。1906年底，康有为就在通信里感叹：“为电车路事无从筹大款，忧不可言！”地产、银行、电车利润可观，但都是投资大、回款慢的行业，没有雄厚资本，恐难支撑。况且，保皇会还在芝加哥开设了琼彩楼中餐馆，分流了本已不多的资金，加之康家老少公账私用，让打理财务的谭张孝左支右绌，结果康有为却将经营不善一股脑归咎于他，两人反目成仇，保皇会也因之趋近分崩离析。
不过，康有为之前的威望和托雷翁的便利条件，还是吸引不少华人移居此地。一如美洲各地，他们投身杂货铺、食品店、洗衣房和宾馆行业，在许多涉及民生的领域占据了优势地位。墨西哥革命前夕，城内共有七百余华人，在当地人看来，康有为等中国富人插手利润丰厚的工商业，其他华人则垄断了关乎生计的小商业，他们一道挤压了墨西哥人的生存空间。1911年，革命四起，迪亚斯退位，墨西哥陷入近似无政府的乱局，排华浪潮趁势汹涌。5月，马德罗麾下的革命军攻入托雷翁，蓄谋已久的暴民展开屠杀和劫掠，303人惨死，其中大部分是华人，还有一些被误作华人的日本人。目击者称，华人手无寸铁，被屠戮于街市、店铺与贮藏室之中，人头与断肢残骸随处可见。
托雷翁大屠杀，彻底令康有为在墨西哥的投资血本无归。此前，由于电车迟迟不能开通，他购置的地皮被政府收回。此番劫难，让银行与房产也打了水漂。事后的财产损失单里，华人共计向墨西哥索赔85万比索，但由于十余年间，中墨两国都在内乱泥潭里无法自拔，赔偿最终不了了之。
1911年5月冲入托雷翁城的革命军
革命参照物
1910年爆发的墨西哥革命与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可谓隔洋相望的一对平行革命。《东方杂志》等报刊的追踪报道，使得国人对墨西哥乱象略知一二，康有为在辛亥之后的政论文章里，也愈加频繁援引墨西哥为例，证明自己的主张。
康有为之论墨西哥，在于捍卫孔教，在于反对共和。1912年撰写的两篇《孔教会序》里，康有为分别提及墨西哥，皆作为反面典型：“夫耶路撒冷虽亡，而犹太人流离异国，犹保其教，至今二千年，教存而人种得以特存；印度虽亡，而婆罗门能坚守其教，以待后兴焉。若墨西哥之亡也，教化文字并灭，今人种虽存，而所诵皆班（西班牙）文，所行皆班化，所慕皆班人之豪杰，则墨人种面目虽有存乎，然心魂已非，实则全灭也。”又云：“呜呼！耗矣哀哉，灭绝无余者，墨西哥也，为班所灭，并其古文字图画灭之。今墨人面目，虽为墨之遗黎耶，而所述之圣哲豪杰、往训遗徽，皆班人之圣哲豪杰也，则是全灭也。故灭国不足计，若灭教乎，则举其国数千年之圣哲豪杰遗训往行而尽灭之，所祖述者，皆谓他人父也，是与灭种同其惨祸焉。”抛开捍卫孔教的立场，此说不无道理，此后十余年里，萨穆埃尔·拉莫斯和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等墨西哥哲学家，先后呼吁消除文化自卑感，追索墨西哥人的文化特性，在思想界掀起一股寻根浪潮。
在另一块阵地上，墨西哥充作向共和开火的炮弹。1904年的《物质救国论》就显露了这一倾向，康有为写道：“吾一入墨西哥境，满目荒凉，居人如鸠如豕，野蛮之象有如马驴。此岂非共和、自由之政哉？以物质未兴故也。”1911年，他又旗帜鲜明地反对共和制，《致党内公启》云：“窃见中南美各国，皆师美国而立总统，遂致乱也。墨西哥也，秘鲁也，位亚基也，巴挐马也，掘地马来也，每争总统，两党陈兵，死国民过半。墨西哥自立总统共和后，乱三百年；若今年争乱，至今仍未已。墨百年来，失地于美者几万里，自新藟以东皆故墨地也。”而在1917年著名的《共和平议》里，他又多次以墨西哥举例，乃至现身说法：“吾身亲经墨西哥、爹亚士（迪亚斯）之事，故以谓中国即有人才，即有雄杰而行民主之法，亦不能救中国之危，且徒以乱共和之法而已。且爹亚士鞠躬尽瘁，以身殉墨，虽专制也，亦未尝称君主也，心术亦至纯矣。夫无人才、无人心固不可救中国，然有人才、有人心，中国今亦无用之，故仍泥守民主之制，则救中国之道已穷。”陈独秀针锋相对，撰文揶揄道，“康氏不知共和国行政首长不贵有雄杰也”，他指出，迪亚斯总统以共和之名行独裁之实，是祸乱根源，一语戳中康氏的逻辑漏洞。
由今观之，陈独秀反驳康有为，是始于1915年国体之争的一部分。在那场名载近代中国史册的论争里，墨西哥成为双方都时常提起的典型案例。担任袁世凯政治顾问、为复辟张目的古德诺博士将墨西哥的动乱归咎于国体变革，着力描绘迪亚斯失政后的乱局：“墨西哥近年之事，在中美南美各国业已数见不鲜，盖共和制不合于其国政治经济之状况者，必有如是之结果也。爹亚士为军界之领袖，独握政权。当其为大总统时，政治问题似已解决。然爹亚士既末，厉行教育，且禁压人民，不使参与政事。及年将衰迈，权力渐杀，革命之旗帜既张，爹亚士遂尽失其权柄。自爹亚士失政后，军队首长纷纷构兵，国内骚骚，至今未艾。”
杨度、孙毓筠、刘师培、严复等人发起筹安会，主张以墨西哥等国革命为鉴戒，易共和为君主立宪。《筹安会发起之宣言》提出以墨西哥为前车之鉴：“自爹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宁岁。各党党魁佣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陷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我国为东方新造之共和国家，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杨度鼓吹，坚持共和则富国无望，辩道：“战乱愈多，工商愈困。实业不振，富从何来？墨西哥亦共和国也，变乱频仍，未闻其富，盖其程度与中国同，皆非法、美可比。”
针对古德诺、杨度等人以墨西哥为共和致乱的托辞，共和制的拥护者们纷纷撰文反驳，最著名者当推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梁启超反驳道，正是共和制的外衣延缓了迪亚斯统治的崩溃，言曰：“爹亚士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在职三十年，不务培养国本，惟汲汲为固位之计，拥兵自卫，以劫持其民。又虑军队之骄横，常挑间之，使互相反目，以遂己之操纵。摧锄异己，惟力是视。其对于爱国之士，或贿赂以变其节，或暗杀以戕其生。又好铺张门面，用财如泥，外则广借外债，内则横征暴敛，以致民穷财尽，无可控诉……由爹氏之道以长国家，幸而托于共和之名，犹得窃据三十年。易以君主，恐其亡更早矣。”
谷钟秀将墨西哥之乱归为迪亚斯而非共和政体：“墨西哥之所以乱，皆由爹亚士把持总统之位三十余年，专横不法，使异派政治势力毫无发展余地之故，则政治之窳败非国体之咎也。”张效敏亦与之呼应：“竞争总统之祸，其最烈者，莫如墨西哥，此今之赞成帝制者最强之根据也。然试问墨西哥竞争总统之祸，由总统专制而来乎？由民主立宪而来乎？有世界知识者所同知，无待烦言而决。共和维持会宣言书中已详言之，更无容再述。”在国体之争及其后帝制复辟时代，康有为反对袁世凯，但他也不赞同共和，被当作攻击标靶，也不奇怪。
国体之争，虽未解决当年中国面临的难题，但至少加深了知识界对君主制与共和制得失的认识。恐怕令康有为始料未及的是，他的移民与投资大计最终落空，墨西哥却成为国人反复讨论的政治案例，扮演了革命参照物的重要角色。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