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历史记载上，元末义军首领陈友谅大多数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
如：清代丁耀亢《天史》中说陈友谅：“贼安能成大业乎？”
许多的历史文献中也多以神化朱元璋来丑化陈友谅。对于这种现象，大多数明史研究专家都 表示，这是封建王朝“成王败寇”的惯性思维使然。
酷爱历史的毛主席，在一生中曾经多次通读过“二十四史”，并且对历朝历代的兴衰治乱、文治武功皆有研究和体悟。
图│毛主席
对于读书，毛主席是非常讲究方法的，在读史方面也不例外。毛主席读史并非平均用力，而是将通读与精读、博览与深研相结合。
在通篇阅读“二十四史”当中，《明史》是毛泽东圈点最多、体悟最深的史书之一。
除了正史《明史》以外，毛主席还广泛涉猎过与明朝有关的大量史料。如《明史纪事本末》、《明实录》、《明诗综》、《明诗别裁集》、《明人百家小说》等等，各种有趣的野史稗乘、笔记小说。丰富的知识储备，使他在评点明史时可以信手拈来，涉笔成趣。
【毛主席评点批注及谈话提示】
①此役打了两月余。
——毛主席读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太祖本纪》的批语(见《毛主席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83页)
②不令诸子诸孙统兵作战，失策。
——毛主席读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太祖本纪》的批语(见《毛主席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84页)
一
元末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中，朱元璋与陈友谅势力进行的一场决定性战役——鄱阳湖大战。
毛主席对于这段史料，进行了批注：此役打了两月余。
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夺得蕲黄红巾军建立的天完政权的大权后，便积极向朱元璋的统治区发动进攻，双方互有胜负。
至二十三年(1363年)，正当朱元璋与陈友谅在江南血战方酣之时，张士诚势力派兵围攻北方红巾军刘福通部根据地安丰(安徽寿县)，形势危急，刘福通不断派人向朱元璋征兵解围。
对于出兵一事，朱元璋的部下几乎是一致反对：如果大兵一去，陈友谅乘虚进攻，便进退无路；救出小明王后如何处置?杀掉他，那又何必去救呢?不杀的话，岂不是平白找个顶头上司来管制自己吗?
而朱元璋却看得很远：安丰实为应天(南京)的屏障，救安丰就是保应天；小明王在红巾军中和劳苦群众中仍是一面旗帜，奉小明王为主既可缩小自己的目标，减少打击，又可利用小明王的影响争取群众。
因此，他亲自率兵救援安丰，很快杀退归军，保住安丰，并因刘福通在援军到来前已牺牲，朱元璋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了小明王的保护人，并把小明王迎到滁州“供奉”着。
当朱元璋救援安丰时，陈友谅果然倾国而来。但奇怪的是没有进攻已空虚的应天，却去攻打洪都(江西南昌)，原指望依靠号称六十万优势水军一举拿下洪都，不料却遭到都督朱文正、参政邓愈、元帅赵德胜所率军民的顽强抵抗，猛攻八十余日也没有将洪都拿下。
七月初，陈友谅得知朱元璋率舟师二十万前来救援时，才解围到鄱阳湖去迎战。
战斗开始前，朱元璋即“遣指挥戴德以一军屯于泾江口，复以一军屯南湖嘴，以遏友谅归路，又遣人调信州兵守武阳渡，防其奔逸”，然后亲率大军由松门入鄱阳。
七月二十日，两军相遇于康郎山，鄱阳湖之战自此开始。
图│潘阳湖大战
二十二日，朱元璋见陈友谅的战舰高大无比，而且每几十艘就用铁索连结起来，以致旌旗樯橹望之如山，但很不灵活，就派敢死士驾船七艘，内装火药和芦苇，看准方向，直闯敌阵，纵火焚烧。风烈火炽，烟焰涨天。
陈军将士被烧死和落水溺死者不计其数，朱元璋所部又乘机冲杀，使陈军锐气大受挫伤，以后几仗又复大败，士气更为低落，后来连左、右金吾将军都投降到朱元璋军中。面对这种窘境，陈友谅非常恼火，下令把俘获的朱军将士全部杀掉。而朱元璋闻讯后却反其道而行之，下令将陈军俘虏全部释放。
这种截然不同的做法进一步瓦解了陈军的斗志而激励了朱军的斗志。至八月下旬，陈友谅军中粮尽，只好率军突围。至南湖嘴，为伏军所击，遂突向湖口，朱元璋率军围攻；至泾江，再被伏兵掩击。当陈友谅探头观察情况时，被一枝流矢射中头部，顿时死去。
陈友谅部将张定边“乘夜以小舟载友谅尸及其子理奔还武昌”，战役结束。
这次水战，朱元璋方面的伤亡尽管也很大，如将领宋贵、张志雄、韩成、陈兆先、丁普郎等皆战死此役，而陈友谅所部几乎是全军覆没，从而奠定了此后吞并武昌政权的基础，甚至是统一南方乃至全国的基础。
关于这次战役朱元璋取胜的原因，朱元璋后来曾有总结：天时地利固然重要，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陈友谅虽然先据上游而待我，得了地利，又兵多势众，但内部不和，人各一心，上下猜疑。
而且连年用兵，不善于积蓄力量，抓住有利战机，故劳而无功，军心失望。诸公须知，用兵要得时，时则威，威则胜。我军得了时，更重要的是得了人和，将士一心，如鸷鸟搏击，巢卵俱复。这就是我们获胜的道理。据说诸将听后无不叹服。
此次水战自七月二十日两军初遇康郎山，到八月二十七日陈友谅中箭身死，历时近四十天，或可称为月余。
毛主席批注“此役打了两月余”，抑或有其它根据，抑或连及陈友谅七月初布阵的时间，以及陈军最后被歼灭的时间?
二
对于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失败身亡之后，陈友谅的儿子陈理最后不战而降，毛主席也作了批注：不令诸子诸孙统兵作战，失策。
毛主席的这段批注文字，反映的是鄱阳湖大战爆发后的次年春天发生的几件史实：鄱阳湖大战结束后，朱元璋担心张士诚乘虚来袭，只派部将常遇春前往武昌攻打陈友谅的儿子陈理，自己率大部回归应天。
图│朱元璋
次年(1364年)春正月初一，朱元璋在李善长等人的“屡次劝进”下即吴王位，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左、右相国，以徐达、李善长分别任之。
二月，朱元璋以武昌久攻不下，亲往督师，陈理遂率其太尉张定边等投降，朱元璋于其地设湖广行中书省进行管理。蕲黄红巾军所建立的农民政权最后被朱元璋消灭了。
毛主席加注此批语，表明他对陈友谅及其汉政权的惋惜和同情。
在元末群雄中，陈友谅无疑是毛主席颇为欣赏的英雄人物。
陈友谅出身沔阳渔民家庭，本姓谢，“祖赘于陈，因从其姓。”在县里当贴书，参加了徐寿辉的红巾军，最初充当倪文俊簿掾，后因机智勇敢，屡立战功，成为领兵一方的元帅。徐寿辉红巾军主要领导人彭莹玉牺牲后，他们建立的天完 政权实际上被丞相倪文俊所控制。
至正十七年八月(1357年)，倪文俊想于汉阳谋杀徐寿辉的事情败露，就率部分军队逃向自己从前的部将陈友谅驻地黄州，欲寻求庇护。而陈友谅审时度势，趁机杀了倪文俊，“尽领其军，而自称平章”。
于是天完政权的大权又转让到了陈友谅手中。
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挟徐寿辉东下，向朱元璋的统治区发动进攻。闰五月，攻占太平，随即进驻采石矶。这时，陈友谅以为攻占应天指日可待，心满意得，便迫不及待地想当皇帝，派人杀掉徐寿辉，在大风雨中“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即皇帝位，国号汉，改元大义”。
随后派人约张士诚夹攻朱元璋。面对强敌压境的形势，朱元璋方面受震动不小，文武各官大多产生怯敌心理，有建议投降的，有建议退守钟山的，形势颇为危机。多亏刘基及时站出来，阻止这种形势的恶化。
一方面派胡大海出兵广信，扰乱陈友谅的后方；
一方面利用康茂才与陈友谅是老朋友的关系，巧设诈降计，诱陈友谅前往重兵设伏的龙湾地区，被打得大败。
朱元璋俘获陈友谅军队二万多人，战舰数百艘，并乘胜夺回太平，占领安庆、信州等地。
至正二十三年(1363)，陈友谅乘朱元璋出兵安丰援救小明王之机，“空国而来”，杀向朱元璋的地盘。多亏都督朱文正、参政邓愈、元帅赵德胜率领洪都(南昌)军民坚决死守，使陈友谅困于坚城之下八十余日，从而为朱元璋回师救援赢得了时间。
在随后发生的翻阳湖水战中，陈友谅中流矢而死，留下了壮志未酬身先死的遗憾。
尽管陈友谅在击杀徐寿辉等人的问题上有缺点，但他坚决反对元朝的反动统治，敢作敢为、不屈不挠的战斗品格，无疑引起了毛主席内心的共鸣。
陈友谅死后，部将张定边乘夜用小船载友谅尸及其子陈理逃回武昌，随后拥立陈理为帝，改元德寿。这时的汉政权，尽管新受重创，而地盘尚广，如能够及时调整，还可以与朱元璋抗争一时，无奈陈理没有军事的或政治的才干，依靠太尉张定边等固守武昌。不久便在朱元璋的亲自进攻下举国投降，完全没有其父陈友谅那股不屈不挠的精神。
图│陈友谅
毛主席认为，之所以会出现陈理举国降服的情况，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陈友谅没有让自己的子孙统兵作战，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以致不能继承自己的遗志。
三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最后一部，也是中国历史上编撰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早在清军入关的第二年(公元1645年)，清廷即命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等纂修明史。
但因当时统治不稳，清廷又是想借修明史笼络明朝知识分子，故没有什么成绩。
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熙帝举行博学鸿词科，借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共录得彭逊遹等50余人，随即敕令续修明史，以大学士徐元文、叶方蔼、张玉书为总裁，以卢君琦等十六人和彭孙遹、陈维崧、朱彝尊、尤侗、毛奇龄、潘来等50人为纂修。
总裁徐元文还疏请李清、黄宗羲、曹溶、姜宸英、万言等入史馆工作，如果不愿到馆工作的，也把他们的史书抄来参考。当时黄宗羲不愿在清廷作官，又非常关心《明史》的修撰，故派其得意弟子万斯同前往北京，住在徐元文家十几年，以布衣身分参加修撰《明史》。
继徐元文为总裁官的，有张玉书、张廷敬、汤斌、徐乾学、张英和王鸿绪等人，但仍保留了经过顾炎武、黄宗羲商讨原订的义例。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二百零二卷的列传部分完成，雍正元年(1723年)，本纪、表、志等完成，经过四十年的努力，《明史》大体上算是修成了。
同年，雍正以“庶成一代信史，是以昭示于无穷”为由，命重修《明史》，并以国舅隆科多和王项齿为监修官，徐元梦、张廷玉、朱斌 、觉罗逢泰为总裁官、孙嘉淦等二十五人为纂修官。
图│《明史》
直到乾隆四年(1739)，由张廷玉领衔奏上《明史》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目录四卷，共三百三十六卷，清官修《明史》至此始算完成。因由张廷玉领衔奏上，故称张廷玉《明史》。不过到乾隆四十二年，清高宗乾隆也热心此事，命英廉、程景伊、梁国治、和珅、刘墉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务令首尾详明，辞义精当，仍以次缮进，候朕亲阅鉴定，重新颁行，用昭传信。”是为最后订正本，即今通行的《明史》。
《明史》在二十四史中取材最为广泛。首先是保存完整的实录资料，共有三千余卷。
其次是大量的私人著作，共有三千三百余卷，如明代人邓元锡的《明书》四十五卷、王世贞《夏州史料》一百卷、陈建《皇明通纪》三十七卷、朱国桢《皇明史概》一百二十卷、《大政记》三十六卷、谭希思《皇明大纪纂要》六十三卷、王大纲《皇明朝野纪略》一千二百卷等。再如明清之际人谈迁的《国榷》一百卷，万斯同的《明史稿》五百卷，王鸿绪的《明史稿》三百一十卷，以及温睿临《南疆绎史》五十二卷等。
可资参考的有关明代典志的资料超过二千卷。如万历重修的《大明会典》有280卷，王圻的《续文献通考》有254卷，周子义的《国朝故实》有200卷，徐学聚的《国朝典汇》有200卷，邓士龙的《国朝典故》有100卷，俞汝揖的《礼仪志》100卷，刘维谦的《大明律》20卷，《大明一统志》90卷，《寰宇通志》119卷，《崇祯历书》126卷，《一统名胜志》198卷，还有黄训的《名臣经济录》53卷，徐一夔的《大明集礼》53卷，张朝瑞的《明员举考》9卷，王在晋的《通漕书编》9卷，杨宏的《漕运通志》10卷，史起蛰的《两淮盐法志》12卷，朱廷立的《盐政志》10卷，周梦的《水部备考》10卷和陈龙正的《救荒策会》7卷等。
至于可参考的传记资料和杂史也极多。传记如黄金的《开国功臣传》、谢铎的《名臣事略》、徐竑的《名臣琬琰录》、徐咸等的《名臣言行录》、雷礼的《列卿记》、焦B178的《国朝献征录》和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等。杂史类如吴宽的《平吴录》、吴国伦的《陈张事略》、黄标的《平夏录》、胡宗宪的《筹海图编》、宋九德的《倭变事略》、徐学聚《嘉靖平倭通录》等，方孔炤的《全边略记》、魏焕的《九边考》、许论的《九边图论》等，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黄省曾《西洋朝贡录》等，宋应昌的《经略复国要编》、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高拱的《边略》、陈继儒的《建州考》等，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同时，参加《明史》编修工作的近三百人中，有不少是知识博厚的著名学者，如彭孙遹、尤侗、姜宸英、王鸿绪、万斯同等即是。也正是因为有广泛的资料可资参考，编辑队伍比较强，又有充分的财力和时间，从而保证了《明史》成为有较高成就的官修史书之一。
首先，《明史》的体例就有许多不同于前史，如把建文和景泰两朝列入本纪，不同于《明实录》把它们分别附载在《太祖实录》和《英宗实录》的作法，比较符合史实。
其次是《明史》的组织结构严密完整。如通过对明代突出史实设立专篇集中记叙的方法，就将明代近二百年的大事扼要地保存了下来。其三是列传分类有特色，它将纷繁的明人传记分为17类，撰成220卷，又创设《阉党》、《土司》和《流贼》三传，保存了很多珍贵史料，列传的附传很多，以此记载了很多人物的姓名；列传又载名臣奏议原件，是可靠的资料。
图│《明史》
与前代史相比，明史的志书材料更加精粹。如《天文志》首先介绍了利玛窦的天文理论，再以中国的天文学说加以参证，《历志》先叙述的《大统历法》，再介绍很有影响的《回回历法》，从而有个比较；《职官志》体现了明代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刑法志》表明了明代特务政治的残酷；《艺文志》只记明人著作，改变了以前古今不分的通病；《食货志》、《河渠志》和《兵志》详细而有条理地反映了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军备设施情况。
尽管如此，《明史》的编纂也有局限性。其一是对于农民起义的仇恨和纲常名教的宣扬。
如《流寇传·序》说：“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
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对忠孝节义的宣扬集中反映在《忠义》、《孝义》、《列女》三传中。如《孝义传·序》称：“孝弟之行，虽曰天性，岂不赖有教化哉?自圣贤之道明，谊群英君，莫不汲汲以原人伦敦行义为正风俗之首务。”其二是关于清朝兴起和南朝事迹的记载笼统而多有不实。如极力掩饰清朝先世的事迹，否认与明朝建立过的从属关系；对东北地理的叙述集中反映了这种思想，至于库页岛等广大地区都未叙明。
关于南明之事，如随从唐王、桂王等诸臣，《明史》仅概括地颂扬其尽忠守节的封建道德行为，而对其抗清斗争的具体事迹都略而不记，从而使纷繁复杂的南明历史显得单调而不真实。
从记载时间来看，《明史》起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参加起义军，终于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共293年的历史。如果将分别附入他传的南明18年历史也计算在内，则有三百一十余年的时间。
毛主席读《明史》、品《明史》，不仅为《明史》研究增加了新的内容和视角，而且也为我们读懂毛主席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他的所思所想，见证了一代伟人以史为鉴的复杂心曲，以及博览群书、刻苦求知的探索精神。
参考资料：
1.《毛主席读文史古籍批语集》
2.《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