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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铭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罗曼·罗兰
1915年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内，翠色初染，怡人安然。
李大钊等留学生正慷慨陈词，声讨袁世凯丧权辱国，力主倒袁、开民智、推共和；张丰载等人则认为君主立宪制才是救国之道。
在两派学生面红耳赤、激烈争执的时候，有个蓬头垢面、不修边幅，嘴角滋着一抹油星的“叫花子”，偷偷摸摸打开了学生的便当，心安理得地吃起了别人的午饭。后来，因说话直白，被学生围攻，但竟然也没有忘记咀嚼嘴里的饭菜。
这种设置，必然得是主角。电视剧的套路嘛，高手隐于市——
《笑傲江湖》的何老九，卖馄饨的；
《小李飞刀》的天机老人，茶楼酒肆卖唱；
《天龙八部》的扫地僧，藏经阁扫地；
但我们没想到，在《觉醒年代》里，他竟然是陈独秀。
印象中的陈独秀，似乎应该是不苟言笑但又风度翩翩、彬彬有礼才对。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开创人、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之一，在其他剧中出现的少部分镜头，通常都很“正经”，这般“放浪形骸”形象的陈独秀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从未出现。
群星璀璨，闪耀寰宇
陈李初会的镜头很有意思，李大钊年少但老成，陈独秀年长却狷狂，两人的“救国”对话，拉开了“觉醒”的大幕。
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李大钊认为：要倒袁，推翻腐朽统治，建立新的国家。
陈独秀却说：非也。靠政治革命可以救中国？中国的问题积重难返，靠换人换政府能解决吗？
李大钊：那照您这么说，我们中国岂不是没有出路了？
陈独秀：有，但出路不是老路。只有找到一条新路，中国才不会亡。
李大钊：何谓老路？
陈独秀：政权更迭，推翻一个旧王朝，建立一个新王朝，循环往复，这是老路。
李大钊：那何谓新路呢？
我们本来期待着陈独秀给出一个新的见解，但陈独秀上嘴皮一碰下嘴皮，理直气壮地说：“不知道，正在找。”
剧中的陈李二人，解衣推食，结为知己，风云际会由此开始。
回望民国，那真是一个群星璀璨、闪耀寰宇的时代，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刘半农、胡适、周作人、钱玄同、苏曼殊、沈尹默、任鸿隽、唐俟、马君武、陈大齐、高一涵、顾孟余、陶孟和、马寅初、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等，众多我们熟悉或者不熟悉的名字，都在问：中国向何处去？
并用实际行动，开出了他们自己的药方。有的人，甚至舍身为引。比如，陈延年、陈乔年，牺牲时年仅29岁、26岁。
兄弟俩剧中赴难的镜头，多少人潸然泪下。
他们的青春生活，有峥嵘岁月，一起忆往昔；有风华正茂，可以挥斥方遒；有书生意气，共同指点江山；有谁主沉浮，为中华谋出路。
百年前的时代骄子们，都共享一种赤诚，都心怀一种担当。
他们是盗火者、提灯者、先行者、智勇者。《觉醒年代》是对他们的记录、追思、讴歌、礼赞。
时代造就了群星，群星闪耀了那个时代。
晦暗现实，救起自己
现在，时代变了，不再需要青年抛头颅、洒热血、闹革命。
但这个时代也有相似之处。《觉醒年代》的第42集，李大钊在长辛店发展工人运动的时候，做了一次慷慨激昂、荡气回肠的演讲，讲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
李大钊先生说：“我们争取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另外的八小时，留给我们自己。”
他们唱着八小时之歌，歌词大意是：
“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已经厌倦了每天白白地辛劳，才只能挣到这么一点糊口的工钱。”
你以为我要说996？
你看，你都知道了，我就不用再说了。
我想说的是，年龄渐长，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职场，随着95后甚至00后入场，我们这一代“青年”，逐渐成了“前辈”，这是一件让人悲伤又庆幸的事情。
悲伤的是，我们还没存下人生经验、更没有什么钱，就已经“老了”。
比如说，我们会称呼二十几岁的人“小朋友”“孩子”“小孩儿”。
比如，写到这儿的时候，我查了下“初老（症）”，网上说该词是在林依晨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中被首次提出。我认得林依晨，那是小时候的女神，但是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个剧。你看，这就是老了。
再比如，我们明明知道很多披着“文艺”外衣的公众号文章推荐的生发洗发水根本就是扯淡，但我们依然愿意花钱买，只因为“流光容易把人抛，少了头发注意腰”。
庆幸的是，虽然我们还是没有什么人生经验，但小朋友们还是会来请教我们：“师兄，我不知道将来该做点什么。”
每当这个时候，我们要么侧脸望向窗外故作深沉，要么眼神温柔笑容和曦，但真的会非常真诚地把将近30年的人生经验浓缩成两个建议：
“如果不想浪费光阴的话，要么静下心来读点书，要么去多赚点钱。这两点对你将来都有用。”
“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这话听起来荡气回肠，因为它暗示我们，“个人可以改造世界”。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唐·吉坷德式地与社会抗衡，是不可能改变世界的。
可是——不是夸耀这个时代，这个时代虽然还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但还是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去做。就个体而言，我们是社会的一部分，当我们自身发生改变时，意味着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也在随之改变。虽然这种变化很微小，但不管有多小，它在客观上都是真实的。
就社会影响而言，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背后都是很多很多次微小变化的积聚。也就是说，任何一次微小的改变或者介入，都有可能引发一场摧枯拉朽的风暴。
比如，1940年，丘吉尔说，“我们决不投降。”我们不敢说他的演讲改写了二战欧洲战场的走向，但起码帮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说：“丘吉尔成熟的演说，目的敏捷准确，内容壮观动人。犹如一股铸造历史环节的力……”
1963年，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推动了美国国内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永远影响了美国。
过去我们常说，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改变世界是一种崇高的情怀。
但电影《辛德勒名单》里也有一句话，“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理清楚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与“天下为己任”相比，更靠谱的或许是“以己任为天下”。毕竟，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主义宣言》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会改变世界。李大钊1918年写《庶民的胜利》，可能也料想不到一篇文章可以流传百年。
他们只是见证了那个时代的苦难，并且付出了极大的改造决心与勇气，希望救起民众，但首先，他们从思想上，先救起了自己。
独立思考，温和坚定
当代青年，有很多时代烙印，比如，漂在大城市。
历史学家埃里希·卡勒尔在《德意志人》中说，战败时伴随物质匮乏而来的心理沮丧尚属平常，对德国人来说更大的问题是，“他们已被教育成一个把工作看成是生活目的的民族，所以失业迫使他们无所事事，意味着整个道德的崩溃”。
中国人也许未必把工作看作生活目的，但很多人确实不知道没了工作怎么办。
从这一意义上说，工作既保护了人，又束缚了人。
但无论如何，我们这辈子都得工作。但除了工作，读书、思考，可以是一辈子的事儿。
就像八小时之歌唱的，“我们要每天工作八小时，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思考了。”
任何时代，都是觉醒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觉醒。
一个社会有没有底线，一个民族有没有希望，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公民的独立思考的精神有没有丧失。
在真相碎片化、信息网络化、流言瘟疫化的时下，独立思考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独立思考不是要求我们苦行、离群。客观来说，人是群体动物，没有人能够真正“离群索居”。人就应该合群，否则社会无法有序运转。但我们合群的同时，不妨碍我们保有一点“特立独行”，要知道，我们保有一点思想上的特立独行，并不碍着谁，但却可以让我们不至于在茫茫人海中丢失自己。
王小波说，“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许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丧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
无论一个时代多么先进，它都需要继续进步，这是共识。
不存在一个所有人都可以遵循的“终极真理”，因为一旦存在这样一个“终极真理”，那所有人都依据这个准绳来做价值判断，正如赫拉克利特说，“善与恶为一。”不知道何为恶，焉知何为善？如果有“终极真理”，那这个真理本身就失去了价值。
所以，这个时代需要进步，又没有终极真理，也不可能有终极真理，那就需要我们在时代取得进步之前，保留一点“特立独行”，或许我们改变不了什么，但我们至少可以保持一点与众不同。
像雪莱、梭罗、托尔斯泰一样，不接受时代的流行文化，而自己创造流行；
像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一样，在污浊的时代，胸怀一股浩然气。
特立独行不是怪异，而是一方面跟得上时代，另一方面又与时代保持一点距离，所以梭罗写出了《瓦尔登湖》。
与时代保持疏离是有必要的，很多人自嘲“跟不上时代”，但这也正是批判性反思的来源。
结语
合肥市有两条路，一条叫“延乔路”，就是为了纪念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延年、乔年，延乔路旁是集贤路，而陈独秀葬在今安徽安庆集贤关，延乔路短，集贤路长，他们没能汇合，却都通往了——繁华大道。
就像剧中的一幕：蔡元培和陈独秀、李大钊一边谈话，一边穿过雨后泥泞的街道。他们随手拿起路边的砖头铺在泥水上，然后走了过去。
他们，既是在给自己铺路，也是在给中国历史发展进程铺一条繁华大道。
那么，普通青年，在这个时代可以做什么呢？
纵然时代有很多不如意，国内市场内卷不止，国际局势风起云涌，但今天的中国大势，依旧是回归常识，回到人的意义本身，因为人人都想有美好生活。
所以，我们要相信时间，要知道一辈子什么最重要，从容做事情，从容过日子，从容交朋友……
相信良知、善行和美好的东西。
做到独立思考，理性批判，自由平等，兼容并包，不人云亦云，不空穴来风，不偏执，温和而坚定、悲悯而宽恕，就是为祖国发展、社会进步、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作者：贾铭，青年经济学者、自由撰稿人。研究领域为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关注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政商关系、博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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