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之上》编剧全勇先近日“出圈”，电影、译作同时受到关注
只要人类还存在，诗就存在 我对此充满信心
全勇先最近有点火出了圈。近日，他第一部编剧的电影作品《悬崖之上》收获破8亿的票房和良好口碑，随后他翻译的《数星星的夜·尹东柱的诗》一面世，便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荣登亚洲好书榜第一名。
立夏第二天，在东五环一处静谧的居所，全勇先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专访。对于电影，全勇先直言“已经很满意了”；对于诗歌，全勇先则认为，“好作品就是全人类的遗产”。
全勇先拥有作家、编剧、诗人三个身份。如何在多种写作之间自由转换？他笑言这些完全不存在障碍，都可以调节顺畅。在他看来，诗歌是用诗的语言表达充沛的情感，电影剧本就要考虑用声音和画面去思维，小说则可以更挥洒、更自由地表达思想，描写丰富的内心世界。它们的本质都是艺术。他觉得自己在这种切换中没有觉得不安。
夏木萋萋，阳光明媚。全勇先养的两只哈士奇犬不时走来，隔玻璃窗站定，探望主人片刻，再安静地走开。全勇先说话语速不快，松弛自然：“只要人类还存在，诗就存在。这一点从翻译尹东柱的第一天，我就充满了信心。”
那些朴素的诗句和朝鲜语
特有的饱满情感震撼了我
全勇先说自己最近才意识到：“电影《悬崖之上》故事背景涉及到日本731部队的一次脱逃事件；而我热爱的诗人尹东柱，也是被日本法西斯做了残暴的活体实验而英年早逝……”他觉得这两件事冥冥之中也有一种勾连。诗集译本正式出版的那一天，恰恰也是电影上映的那一天。
探究诗人尹东柱，要追溯到26年前的一天，“1995年我去长白山杂志社领奖，带回家一本朝鲜文版的杂志。那些朴素的诗句和朝鲜语特有的饱满情感震撼了我。”
后来，全勇先才了解到，尹东柱1917年生于中国延边，因在日本留学期间有参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倾向被逮捕。1945年二战结束前，他死于日本监狱中，年仅28岁。
读过那些诗，全勇先难以想象的是，在那个恐怖年代，还有这样了不起的诗人。在尹东柱的诗里，他读到的是悲悯、同情、善良，还有宽广和细腻，简洁而深远。“尹东柱有那种非常真挚、朴素的情感。他的诗歌里没有怨念和仇恨，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
翻译作品，这是全勇先人生的第一次。他说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某种语言的译者。但他决定拉上姐姐全明兰一起做这件看起来很艰苦的事，“她会读韩语，我能勉强听懂日常对话。她在上海，我在北京。她先是读给我听，我们就在微信上互相探讨。我姐姐是个才女，当年是她们学校的文科状元。大学考到北京，一直从事文字工作。”就这样，他们前前后后花了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译作。
起初全勇先在朋友圈贴出一两首，结果每一首诗下边“都有一群人在问这个写诗的人是谁”，这给了他勇气和信心，“尹东柱生活在那么残酷、污浊的年代，却写出那么美好、干净的诗句。我相信人类对美好情感的追求永远是共通的。”
世界需要这样勇于先行的人
尹东柱在韩国很有知名度，在日本也很受关注，“在日本福冈，在他死去的地方，大学生们每个月都举办一次尹东柱诗歌朗诵会。”在全勇先看来，尹东柱生在中国，又埋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连他的墓碑上都是用汉字写着“诗人尹东柱之墓”——“他虽然用朝鲜语写作，却和中国这片土地有着这么深的渊源，因为语言的隔阂，加之以前的部分译本过于小众，这位天才诗人在这里被遗忘、被埋没了。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但也正因如此，才令我有热情去做这件事。”
说起尹东柱诗集在日本大学生中的流行，不能不提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大村益夫教授，全勇先说：“他是研究朝鲜文学的，非常热爱尹东柱。”1985年，大村益夫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延边大学任外教。他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尹东柱的墓地。每个周末、节假日，他都带着学生去东山寻找，那里荒草丛生，荆棘遍地。经过艰苦的寻找，他终于找到尹东柱的墓并修缮了它。令人非常感动的是，“这位老人每年都要来一次中国。2019年他已经85岁了，家人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不同意他再来中国，但他还是坚持最后一次来到延边龙井，在尹东柱的墓地低头默哀了十几分钟，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全勇先希望疫情过后能去拜访大村益夫教授，“一定把这本中文版诗集亲手交给他。”
好的诗人是属于全世界的。语言的沟壑隔断不了人们对美好诗歌的向往。全勇先现在还记得，同是诗人的出版人张小波只读了两首诗，就说：“哎呀这个诗人太伟大了，我来出版它。我用最好的纸，最精美的印刷，一定把它做出来……”
被诗歌打动的人，也不断打动着全勇先。著名编剧宋方金坦言，尹东柱诗集的序言和后记令人动容。在宋方金看来，全勇先是个凛冽而深情的人，“作为作者，从《悬崖》到《悬崖之上》如是；作为译者，《数星星的夜》亦如是。世界需要这样勇于先行的人。”
作家兴安直言，读过《数星星的夜》这个诗集，“让我走到院里，拍下了今夜的星空，记录了我读这本诗集后无法言说的感受。他确实是一个纯粹、美好、真诚的诗人。读尹东柱的诗，或许就如仰望夜晚的星空，让我感觉此刻的我不是孤独一人。”
一顿饭的工夫
张艺谋就看完了剧本
张艺谋导演的第一部谍战题材电影《悬崖之上》大火，作为电影故事的原创者，编剧全勇先功不可没。直到现在，他还记得十五六年前第一次见张艺谋的情景，“在《山楂树之恋》拍摄期间，当时担任文学策划的周晓枫让我过去聊电影，那是第一次见张导。”他转而笑着自嘲，“不过这次因为电影《悬崖之上》再见面时，他已经不记得我了。”
全勇先说，电影剧本《悬崖之上》脱胎于电视剧剧本《悬崖之上》(电视剧《悬崖》的前传，尚未投拍)。《悬崖之上》的电影剧本写完之后，全勇先也跟一些公司接触过，当时大多数公司都觉得这部戏的拍摄难度大，有些年轻导演没有那段历史的积累也觉得驾驭不了。这时，英皇电影公司的梁琳女士看到了这个剧本。她说，“我喜欢这个故事，想请张艺谋导演来做。”
很快，梁琳回复消息说，张艺谋也喜欢这个剧本，决定要拍。见面后，张导“提了一些想法、意见”。全勇先改好后，张导又提出两条删改意见。几个月后，全勇先把第二次改好的剧本发过去时，张导正在拍《坚如磐石》，“没想到上午11点发过去的，他中午吃饭的时候一口气就看完了，看完立刻就说‘行了，很好’。”就这样，编剧意义上的剧本部分就算完成了，差不多就是修改了两次。
在全勇先看来，“在电影的整个操作过程中，编剧提供故事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电影的制作一定贯穿了导演对电影的理解，他的电影观、他的美学。张艺谋眼中的周乙和我眼中的周乙，一定是不一样的。”
从一开始写剧本，全勇先就一直秉持自己的文学观，“电影和文学说的都是人，如果脱离了人的概念，什么都不成立，也不能打动观众。因此内心一定要洞察人，理解人，关怀人。”
从全勇先以往的影视作品中能够清晰地看到，《母亲》《岁月》《雪狼》《悬崖》都是写人的，只不过是把人放到极端的环境里去表现，而且没有一个人是符号化的。他直言在剧本创作时会比较强调逻辑、强调情感：“我觉得这个人这时候不是这个情感，或者是这个人的行为违背常识，我就写不下去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必须得找到充分的依据，否则我自己说服不了自己。”
全勇先很推崇李安在获奥斯卡奖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感谢剧组的所有人跟我一起相信这个故事。全勇先认为：“相信，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编剧，更要相信这个故事。”
在全勇先看来，任何艺术形式都是高级的：“我不认为编剧就比作家怎么样，作家又比诗人怎么样，我觉得所有的作品只有好坏之分。或许有的人觉得写小说高级，编剧就差点意思，但我没有任何的偏见。我觉得它就是个艺术形式，它们都是等同的。把任何一个艺术形式做到最好、做到高级，那就都是值得尊敬的。莎士比亚在那个年代他是写戏剧，放到今天，他也可能去写个英剧或美剧。还有一点不要忘了，莎士比亚也是靠着戏剧走到文学的顶峰。”
那时候没有不爱读书的人
全勇先1966年出生，老家在黑龙江佳木斯。他有个明显的感受：“十六七岁以前根本没有机会看书，那时看的听的都是样板戏，好不容易看到一个罗马尼亚的电影，但因为当时没什么知识储备，都看不懂。还有一件事给他留下很深印象：“那时我还听说过，有位姑娘读《三家巷》，是在炉前烧火的时候读完的，因为那本书就要被烧掉了，她看一页烧一页。那时候的读书环境就是这样，但是孩子们渴望读书、渴望思想的热情，是现在的孩子们很难理解和想象的。”
全勇先上初中时，正赶上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大潮也汹涌澎湃。他觉得自己那时候“才完成了文化启蒙”，同时对文学的兴趣更加强烈。“第一次看到辛格小说时的震惊感至今难忘，我印象最深的是《傻瓜吉姆佩尔》，作家对一个‘傻瓜’的悲悯情怀和深刻同情，让人终生难忘。”
1981年看《呼兰河传》时激动的心情，全勇先也至今难忘：“才知道原来他们是这样生活啊……也可以说自那时起，我开始恶补文学作品。一个大时代潜移默化地把你往前推，我觉得那时候没有不爱读书的人，人人都有热爱学习、接受新事物的心，特别有朝气。我们那时候都写诗，我大概到22岁后就基本不写诗了，但是我一直都在读诗。”
那种热情，到现在身上也还有
1942年，全勇先的爷爷奶奶从朝鲜移民到中国，“我们家落脚的第一站就在五常的背荫河，731部队神秘的‘中马城’就在那儿。我父母都参加过抗美援朝，他们回来都在公安局工作。”童年生活给全勇先留下美好的记忆，“1980年的时候我家就买了个彩色电视，那时好多邻居晚上都过来围着看。《女奴》《排球女将》《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屈原》都让人激动不已。”更让他感念的是，父母家人都是那种特别勤勉、善良、极富同情心的人，对他想做的事都尽力支持，“当时我好多行为都太前卫了，比如18岁去神农架找野人，在别人看来，这孩子疯了。”可父母出于对他的信任，认同男孩子要有出息就得出去闯荡、吃苦受罪、经历挫折和摔打。去神农架找野人的路上，他还救了一个人，“这件事当时还被《中国青年报》刊登出来，题目叫《野人没发现，悬崖救行人》。”说到这儿，全勇先乐了：“才发现，这辈子好像跟‘悬崖’摽上了。”
回首往事，全勇先现在都觉得当年自己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比如背着包就走，从大雪纷飞的黑龙江一直走到椰林婆娑的海南岛。”全勇先自言年轻时是一个特别容易产生热情的人。后来全勇先做了政法记者，“当记者可以到处东张西望，每天也不觉得累，我很愿意去探索一些让人好奇的东西”。在此期间他介入过很多刑事案、诈骗案的调查。“当记者的这些年让自己丰富起来了，犯罪也是一个把人性放大的东西，所以这段经历对了解人了解社会有很大帮助。”
积累多了
写作时就游刃有余
可能跟当记者东游西逛有关，全勇先对东北沦陷时期的历史特别感兴趣，还下功夫采访了不少老人，“一开始带着摄像机录音笔去，很快我发现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束缚，令被采访者紧张，他(她)会自动过滤掉一些东西。后来我就跟他们喝酒、聊天，在一起放松下来，心里话就说出来了。”
在哈尔滨时，全勇先对建筑尤其喜欢，“站那儿看一看，再走一走，是非常有滋味的一件事。果戈理说过：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建筑蕴含了很多东西，很多故事，假如你对这个人不了解，但是你在他的房子里住上几天，就会产生一种连接。”
他还经常去博物馆，“记得在沈阳九一八博物馆看到一些老照片时很惊讶——奉天那时候已经有外形像内燃机车似的机车了，而且有些地区已经有瓦斯，煤气已经接进了屋里。1903年发明了抽水马桶，没几年哈尔滨就有了。我看过当年的报纸，甚至普通人的日记，还有宾馆的账单。这些交错起来的点，勾连起来就会还原当年的样子。积累多了，对当时社会的形态、社会氛围有所了解，到写作的时候就会游刃有余了。”
全勇先身上有着东北人特有的幽默，可能跟他乐天的生活态度有关。回首往事，“记得新千年初，在佳木斯的父母生病以后，家里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当时比较焦虑，觉得生活需要一些改变了。”
当初毅然决然地“北漂”，到现在全勇先都觉得自己有点疯狂——“连工作也没有找就直接来了。起初也很狼狈，后来做了一些电视剧，也卖了一些影视版权，家里的情况才慢慢好起来。我这人可能在某些方面心也大，觉得通过努力将来都可以改善。别人都在这儿活着，我凭啥就活不了。”
这么多年来，全勇先说自己很信一句话叫“事缓则圆”。“没必要火急火燎非得功成名就，一步一步顺其自然，不那么给自己压力，心态上就相对平和。想想30多岁时有一段时间每天写8000字，一天一集，二十几天就写一个电视剧本，现在再那么写，估计就得写到住院了。”他笑着说道。
本版文/本报记者 李喆
来源：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