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芒，乾隆帝位满甲子，为了履行他在登基时就立下的不超越康熙皇祖六十一年皇位的誓言，乾隆帝该禅位给皇太子。这一天，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于勤政殿，当众取出当年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的建储密旨，宣布十五子永埮为皇太子，并决定次年新正举行传位大典，为避讳起见，又将皇太子名改为珅埮。
八十余岁的老皇即将禅位，而且可能不久于人世，聪明的和珅不能不顾及到自己未来的地位和安全，因而在永埮正式确立的前一天，他甘愿冒着“泄露天机”的罪名，抢先把金如意递给永埮，以博取拥戴之功。不料永埮对此极为反感，但他没作任何表露。
嘉庆帝内心早就蕴藏着对和珅的严重的不满和厌恶。此时的嘉庆帝，已过而立之年，对国家形势、朝廷内幕比较了解，已具有一定的政治见解。乾隆帝把帝位传给他，他自然高兴，但他清醒地认识到，乾隆交给他的绝不是一个盛世， 而是一个在盛世表象下潜伏着各种社会危机的疲败之世，他面对的是一个难以应付的现实世界。
嘉庆帝对吏治败坏局面尤为痛心疾首。他认为黎民百姓不能安居乐业，铤而走险，乃为各级官吏所逼。那些州县官吏多方贪索，竭尽百姓膏脂，因而激起大变乱。而官吏所以凶狠地盘剥小民，又不完全是为了装自己的腰包，而是大半用来趋奉上司，交结和珅。因而他最后得出结论说：“是层层剥削，皆为和珅一人。”因此，他把和珅视为内政败坏的元恶。另外他对和珅恃宠专权，飞扬跋扈也极为不满。但是，刚刚即位的嘉庆帝对此仍隐忍不发，他知道，现在还不是制裁和珅的时候。
乾隆皇帝虽然名义已经禅位，但实际上仍控制着朝廷大权。然而，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在嘉庆元年，乾隆开始训政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86岁高龄的老人了，尽管他每每宣称自己精力旺盛、身体健康，但实际上已老态毕现，其精力已远非昔比。“太上皇帝容貌气力，不甚衰耄，而且善忘。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这种情况，为和珅的专擅又进一步创造了机会。
皇帝最宠爱的公主 嫁给了和珅的儿子
乾隆在执政中后期，对和珅已经倚之如股肱，进入训政时期，乾隆对和珅更增加了依赖。他既想抓住权力不放，但因年老衰惫事实上又做不到，这样善于体会乾隆意图的和珅便成为这位太上皇所倚赖的替身。因而，和珅在乾隆训政后不久又不断被封官加爵。嘉庆二年(1780年）八月，大学士阿桂去世，和珅升为首辅，其权力更加膨胀起来。他“承旨书喻，一手经理”，成为出纳帝命的乾隆的直接代言人。据《春冰室野乘》记载；嘉庆元年，白莲教大起义爆发后，乾隆深为忧虑。一日传嘉庆与和珅入见。但见乾隆两眼微闭，“口中喃喃有所语”，嘉庆凝神谛听，终不能解一字。而站在一旁的和珅却应答自如，并代乾隆授意嘉庆。这种情景，令嘉庆惊骇莫明，和珅所传乾隆之言真与不真，无人敢去考辨，只要和珅自称所传乃乾隆之言，就具有神圣的效力，就连嗣皇帝嘉庆也不能不唯命是从。正因如此，人称和珅为“二皇帝”。
此时的和珅，更加猖狂无忌，甚至敢于冒犯皇权尊严。对于这位“二皇帝”内外官员更是趋之若鹜，内而公卿，外而封疆大吏，皆出其门。和珅乘机又偏袒私党，进一步排除异己，尤其是排除嘉庆的辅弼之臣，以达到自己长期擅权的目的。
嘉庆元年7月，大学士孙毅病逝，乾隆准备以素有清誉的曾做过嘉庆师傅的两广总督朱皂补授。并已通知朱皂，拟一月后正式任命。嘉庆在获知乾隆将授朱皂大学士衔时，便向老师以诗祝贺。诗稿尚未誉清，竟被和珅拿到乾隆面前，居心叵测挑拨说：“嗣皇帝欲施恩于师傅。”这一状“一箭双雕”，既告了朱皂，又告了嗣皇帝嘉庆。乾隆听后勃然大怒，但虑及政局的稳定，终于将对嗣皇帝的不满强行压抑下来，而把朱皂降职为巡抚，并宣布以后不得“内召”，即到京师任职，这还多亏董诰从中劝谏，算是格外加恩。和珅这一刁状，虽然未扳倒嘉庆皇帝，但把朱皂从嘉庆身边挤走的目的总算达到了。
军机大臣王杰，在清廷中枢任职十余年，威望卓著，且为人耿直忠介，故深得嘉庆信任。和珅专擅，举朝之人敢怒不敢言，“王杰遇有不可，辄力争”，故和珅忌恨之，只是因为王杰一度因乾隆的庇护才免遭和珅陷害。王杰每日议政完毕，总是默然独坐，耻于与和珅交谈。一天，和珅拉着他的手开玩笑说：“你的手怎么这样柔软啊？”王杰十分反感，正色回答说：“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珅 闻言，无地自容，羞愧而退。从此，对王杰更加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嘉庆元年，王杰终以足疾被免去军机、上书房及礼部诸职。
和珅不仅极力排斥嘉庆的亲信大臣，甚至达到了挟太上皇之命以号令嗣皇帝的地步。他对嘉庆“以拥戴自居，出入意颇狂傲”，甚至还派其私党吴省兰“与上录诗草”，以监视嘉庆。因而，继位后的嘉庆，对和珅更加痛恨。但是乾隆帝还活着的时候，他又对和珅感到无可奈何。“太皇上信之愈深，皇帝恨之愈切；太上皇愈以为功高，皇帝愈以为罪大；不除和珅则祸害无已，欲除和珅则投鼠伤器”。
为击败和珅，嘉庆帝采取了长期迂回的策略，他韬光养晦，静待时机，“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喜怒不形”。对太上皇恭谨顺从，“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因而获得了乾隆的好评。对和珅，嘉庆则谨言慎行，不使任何把柄落在他手里。他明知和珅派吴省兰到他身边的真实用意，但佯作不知，实则时刻加以防范，＂吟咏中毫不露圭角＂。嘉庆还故意作出一副巴结和珅的姿态。每当 有事需奏闻太上皇，嘉庆总是委托和珅代言，以此表示对和珅的尊崇。有些官员对他这种做法不理解，嘉庆则对他们说：“我正想依靠和珅来治理国家，你们怎么能轻视他呢？”嘉庆的韬晦之计，终于成功地麻痹了和珅及其党羽。这使他保住了嗣皇帝的地位，赢得了争取最后胜利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到了。嘉庆四年0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病逝于养心殿，嘉庆由儿皇帝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他不再有所顾忌和等待了，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和珅置于死地。
正月初四，即乾隆病逝的第二天，嘉庆即开始发难。这一天，他发布了一道有关镇压白莲教起义的上谕。在此上谕中，他历数军营积弊，对各级领兵大员发出严厉警告。其矛实际是指向和珅的。与此同时，嘉庆宣布：命和珅与福长安守值殡殿，不得任自出入。这实际等于把和珅及其党羽福长安软禁起来。
正月初五日，嘉庆颁布求言之诏。这实际是在变相软禁和珅之后，发动九卿科道纠劾和珅。
正月初八，嘉庆以科道列款纠劾为由，褫夺和珅、福长安职，并将他们拘捕下狱。令王大臣等公同鞫讯，胪列罪状。首先纠劾和珅的是吏科给事中王念孙，对嘉庆来说，纠劾的内容无关紧要，有人纠劾和珅，这就够了。
正月十五日，嘉庆公布和珅罪状二十款：“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太子，尚未宣布，和珅于初二日在朕前先递如意，以拥戴自居，大罪一。 骑马直进圆明园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大罪二。乘椅轿入大内，肩舆直入神武门，大罪三。取出宫女为次妻，大罪四。于各路军报任意压搁，有心欺蔽，大罪五。皇考圣躬不豫，和珅毫无忧戚，谈笑如常，大罪六。皇考力疾批答章奏，字迹间有未真，和珅辄谓不如撕去另拟，大罪七。兼管户部报销，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大罪八。上年奎舒奏循化、贵德二厅贼番肆劫于海，和珅回原折，隐匿不办，大罪九。皇考升遐后，联谕蒙古王公未出痉者不必来京，和珅擅令己、未出疮者俱不必来，大罪十。大学士苏凌阿重听衰迈，因与其弟和琳姻亲，隐匿不奉；侍郎吴省兰、李演，太仆寺卿李光云在其家教读，保列卿阶，兼任学府，大罪十一。军机处记名人员任意撤去，大罪十二。所钞家产，楠木房屋僭侈逾制，仿照宁寿宫制度，园辣点纵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大罪十三。蓟州坟莹设享殿，置隧道，居民称和陵，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吕二百余，多于大内数倍，大珠大于御用冠顶，大罪十五。宝石顶非所应用，乃有数十，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胜于大内，大罪十六。藏金银、衣服数逾千万，大罪十七。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埋银三百余万两，大罪十八。通州、蓟州当铺、钱店资本十余万，与民争利，大罪十九。家奴刘全家产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珍珠手串，大罪二十。”
正月十八日，嘉庆宣布将和珅处死。因处于为乾隆服丧期间，“免其肆市”,“加令赐自尽”。福长安亦从宽改为监斩候，待秋后处决。
就这样，嘉庆在乾隆死后，仅用十多天的时间便处死了这个不可一世的权臣奸相和珅。
嘉庆在处死和珅的同时，查抄了他的家产。虽然过去人们知道和珅在执掌大权的20余年中贪赃聚敛甚多，但在公布和珅家产时还是无不膛目。清单所列和珅之房屋、田地、店铺、珠宝、器物、金银等项数字都大得惊人。但这还不是和珅财产的全部。薛福成《庸庵笔记》一书，载有一份《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据这份清单，有人计算和珅财产总数达八万万两之巨。又有人计算道：“甲午、庚子 两次偿金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相，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之半额而强；虽以法国路易第十四，其私产亦不过二千余万，四十倍之，犹不足以当一大清国之宰相云。”
和珅真乃名副其实的“巨蠹”！
和珅完蛋了，他二十多年所聚敛的巨大财富流入了清廷早已空虚的府库。故有民谣云：“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和珅在入狱之后，曾写有感怀之诗，其中有句道：“百年原是梦，卅载枉劳神”，“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他自已发出了这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慨叹。
作为奸臣，和珅在历史上以两犬特点著称：一是擅宠专权；二是贪赃纳贿。
人们往往多为和珅积赃之巨而惊叹，然而和珅的破坏力却主要不在于所敛财富的本身。他之所蓄，已被查抄人宫，他不过是为嘉庆当了数十年的钱财管家。和珅的破坏力主要在于他的招权纳贿严重败坏了吏治和社会风气。而某种社会风气一旦形成，则不是短期可以改变的。嘉庆虽能把和珅的财富查抄，但他却无法查抄和珅所带来的影响。此后，清代吏治腐败的颓局不但未能挽回，而且到来后愈益严重，直到清王朝的终结。
和珅虽然除去，但却不可能重现当年的康雍乾盛世了。《清朝野史大观》评论说：当时督抚如国泰、王宣望、陈辉祖、福炭、伍拉纳、浦霖之伦，赃款累累，屡兴大狱，侵亏公帤，抄没资产，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此辈未始不恃和珅为奥援，而贪风愈甚。或且悄悄焉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多行贿赂，阴为自全之地。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至乾隆末年，而康雍乾三朝之元气，殆尽盺丧于彼一人之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