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熙业先生（资料图片）。
贝熙业在碉楼诊所为百姓看病（资料图片）。
当时为百姓看病的碉楼诊所。姚晓刚 摄
贝熙业在“贝大夫桥”上留影（资料图片）。
用自行车运药的贝熙业（资料图片）。
贝家花园。姚晓刚 摄
贝熙业的儿子让-路易·贝熙业（中）及其夫人与张文大。 （以上资料图片均由中法人文交流基地提供）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法国的时候，在两次演讲中都提到了一个人——贝熙业：“我们不会忘记，无数法国友人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熙业。”“抗日战争时期，贝熙业医生发扬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不仅经常给当地农民免费诊疗，还在抗日战争中给八路军提供帮助。”这既是对于贝熙业先生的最高肯定，也是告知世界：对于贝先生，中国人民从未忘记。
习近平总书记还与贝熙业的儿子让-路易·贝熙业亲切握手，并说：“你父亲的事迹我们都知道。”
让-奥古斯坦·贝熙业，1872年生于法国利莫赞大区克鲁兹省夏尔市，毕业于法国波尔多海军医学院。1895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法国海军任军医。1913年4月来华，曾任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医官、法国医院大夫，中法大学董事、教授兼校医等，1954年离开北京回法国。
贝熙业利用自己的私家别墅，多次转运抗日前线急需的药品和器材，掩护爱国青年学生、共产党干部、国际友人奔赴革命根据地，免费为抗战勇士和平民百姓医治伤病，和白求恩一样，是一位为中国人民抗战和解放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好医生。
寻找贝熙业
在一个初秋的上午，笔者和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专家张文大一起来到贝家花园，寻访贝熙业的足迹。
贝家花园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距海淀区苏家坨镇北安河村不到两公里，处在牛涧沟的山坳里。在战火纷飞的多事之秋，如此碧秀清幽之地，是难得的世外桃源。
沿着木栈道拾阶而上，在秋蝉嘶鸣的伴奏下，75岁的张文大谈起了他与贝家花园的不解之缘。
2006年，他在寻找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诗人圣-琼·佩斯的诗歌《远征》的创作地——西山桃源寺遗址的过程中，了解到贝熙业曾在贝家花园为中国抗日游击队的士兵治过伤后，非常激动。
张文大就是鹫峰脚下的南安河村人，多年热心于西山文化的发掘与保护，但他也仅仅知道山坡上有个贝大夫花园，贝大夫曾为当地百姓免费看病，其他事情则知之甚少。于是他多次到图书馆查找资料，探访西山上的贝家花园和贝熙业在东城区的宅院，并呼吁对它们进行保护。
舒乙先生知道这件事情后，也多次到贝家花园考察，撰写文章，并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保护西山中法文化历史遗址、建立中法人文交流基地的建议。
2017年，贝家花园作为“中法人文交流基地”正式对外开放。
“西山的罗宾汉”
贝家花园依山而建，沿着山路，逐次铺展几层台地，建有碉楼、北大房、南大房三组房屋。
在东侧山脚的一个平台上，有座造型古朴简洁的碉楼，与香山黄叶村的健锐营古碉楼相似。碉楼原是为防盗而建，后来改为诊所，免费为四周的百姓看病。碉楼的东门楣上有块斑驳的汉白玉石匾，上刻“济世之医”四个大字。这是与他志同道合的老友，著名教育家、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的李石曾赠予他的。
碉楼为三层，一层为诊室，比二三层多一间；二楼为手术室，三楼储存药物兼休息。在摇曳的枫叶中仿佛能看见，一个穿着白大褂、长着白胡子的外国老人站在平台，端着一杯咖啡，若有所思地眺望着远处纷乱如麻的北平城。
在贝熙业的病人名单中，有前清遗族、达官贵人、社会名流，更有革命先驱和许许多多的老百姓。他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救死扶伤，对弱者施以援手。他用给城里有钱人看病挣来的钱，救济西山的贫苦老百姓，给十里八乡的村民、附近学校的师生免费看病、治病。外国朋友给他起了个外号——“西山的罗宾汉”。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军队攻打宛平城，贝熙业不仅联络各使馆医官和几家外国医院，组织红十字会救治伤员，还与法国使馆的武官冒着流弹危险，一起去前线察看。一路所见，皆是逃难的人流，千疮百孔的城墙，熊熊燃烧的建筑……在中国生活二十余年，贝熙业早已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这满目疮痍深深刺痛了他，而他能做的，只是忍痛救治沿途看到的受伤百姓。在一条街道上，一位妇女跪在地上嚎啕大哭，旁边还有个年轻人躺着一动不动，胸口还在流血。贝熙业立刻下车，为年轻人进行仔细检查，见还有一丝呼吸，连忙招呼武官把年轻人抬到门板上，打开随身携带的医药箱进行紧急抢救……年轻人终于从死神那里捡回了一条命。
北安河、温泉一带的村民也时常念叨贝大夫的好。夏天多雨，山路经常被冲坏，贝熙业的车常被困在山脚下无法动弹，温泉中学师生集资，建起一座石头小桥，起名“贝大夫桥”，并把名字刻在桥上。贝熙业非常感动，特意来到桥上合影留念。贝大夫与村民的关系十分融洽，在建贝家花园时，村民们都自发地组织起来，要为贝大夫出一份力。
自行车开辟的“驼峰航线”
贝熙业与中共地下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张照片上，贝熙业与八路军战士在一起，背后是贝熙业的法文注释：1939，八路，在北安河。
1939年2月下旬，他的一个老熟人、新街口基督教堂的长老黄浩登门拜访，询问贝熙业能不能帮他往“山那边”运点医药品，贝熙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贝熙业明白，从贝家花园翻过妙峰山，就是抗日根据地。
除了基督教长老的身份外，黄浩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员主任，是一名北平中共地下党抗日情报人员。他早与贝熙业相识，了解贝熙业的脾气秉性，认定贝熙业一定会为中国抗战事业尽心尽力。
黄浩要运送的药物器材，是白求恩大夫在前线开具的单子，任务艰巨。
这天下午的四点多，一辆挂着使馆牌照的雪铁龙轿车开到西直门城门口。不论是日本人还是伪警察，他们都知道这是东交民巷法国医院老院长贝熙业大夫的车，二话不说，挥手放行。
贝熙业一路疾驰，将车开到贝家花园。贝家花园的管家王月川就是我党地下工作者。接到药品后，早已在此等候的地下交通员立刻背起沉甸甸的药箱，翻山越岭，把药品送到根据地。三天后，当这些连上海、香港都比较少见的贵重药品和医疗器械送到战地医院的药架上时，白求恩大夫非常吃惊，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真了不起！真了不起！”
贝熙业司机的儿子梅洪崑清楚记得贝大夫取药送药的过程，他说贝大夫给八路军送药至少有十几次，“运药，我记得起码有十几回。我爸开车之前，总提着个书包，那书包任何人不准动的。我妈说你又上哪去？他就一比划，后来我大了才琢磨明白，这一比划的意思是八路军。”
贝熙业当然知道其中的危险，却从未推托过。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批批药品就在他的帮助下，经贝家花园转交给地下游击队，再翻过门头沟的妙峰山，最终输送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和晋察冀边区的战地医院。
除了送药，贝熙业大夫还为八路军战士做手术，多次帮助国际反法西斯人士和地下抗日人员转离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还以贝家花园为掩护，建立了情报站。
1939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社会部派人到妙峰山前后建立情报点，加强抗日根据地与北平、天津的联系，其中一个情报点就设在贝家花园上方100米的山腰上。为了进一步迷惑日本人，贝熙业还给情报点送了面法国国旗，让情报员挂在屋顶上。
在抗站时期，贝熙业一直以贝家花园为据点，进行着无声的战斗。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英美宣战，在北平的日本人也开始四处逮捕英美人士。8日凌晨，在燕京大学教书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夫妇、威廉夫妇，带着两只装满无线电器材的箱子，驾着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疾驶出燕京大学的东校门。10分钟后，日本宪兵就冲了进来，但他们扑了个空。
林迈可早就听说过贝熙业救治中国军民的事迹，虽未曾谋面，他还是选择了投奔贝家花园。他们将车弃置在黑龙潭的路边，雇了挑夫，绕过温泉日本人的哨所，步行来到贝家花园。贝熙业不在家，他们向管家王月川提出了要进入根据地。
王月川无法辨认他们的身份，没有立刻答应，便找来山下的交通员，把他们送到不远处的贝熙业同事兰荷海的别墅，之后转移到山上龙泉寺附近住一晚，由交通站站长肖芳带领他们继续西行。
经过几天几夜的跋涉，他们终于到达涞水萧克将军的司令部，受到热烈欢迎。1944年8月，林迈可到达延安，建成了可以将信号发射到美国和印度的国际电台。9月1日，在中国黄土高原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窑洞里，向世界发出了首条“新华社延安”的英文通讯稿，让世界听到了来自延安的声音。
由于日军掠夺，物资供应日趋紧张，贝熙业的汽车也不能开了。为了保住通往根据地的生命线，他开始骑自行车运送药品。
贝熙业已经年过古稀，从城里到贝家花园有40多公里，需要骑上大半天，沿途还要经过多个日军关卡。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不畏艰险，全心全意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西山夜色初上的星空下，人们经常看到一个白胡子外国老人，风尘仆仆地骑行在蜿蜒的山路上。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自行车开辟的“驼峰航线”。
贝家花园里的秘密
碉楼往西300米，沿着螺旋形的山道蜿蜒而上，到了山腰上的另一处台地，叫南台。南台台基上建有一座厅堂，被用作客厅，又称南大房。客厅坐西朝东，“三明两暗”，中间三间有外廊，用木柱支撑，木梁上有彩色绘画，类似中国南方民居。两侧房间的墙面用青砖和虎皮石砌成，显得古朴、雅致，又有些活泼。房前的地上有用小石块拼凑的精致的花瓣图案。
贝熙业是当时驻华法国人圈子当中的灵魂人物，他家的客厅是这些人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
贝家沙龙在当时的社交圈里赫赫有名，许多法国知名人士都参加过贝宅的聚会，不少人还定期从外地赶过来，如法国驻华公使馆法人铎尔孟，上海领事馆法官居斯塔夫-夏尔·图森，诗人、考古学家谢阁兰等。一些民国名人，特别是一些有赴法访问或工作经历的人，也来参加贝家沙龙，如支持孙中山国民政府的同盟会元老蔡元培、李石曾等。这些人风华正茂、激情飞扬，希望引进法国先进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帮助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不久，经常参加贝家沙龙的中外人士就掀起了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运动，贝熙业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贝家沙龙先是在离法国使馆不远大甜水井胡同16号的贝宅举办，西山的贝家花园建好后改在西山。
大甜水井胡同16号有两个院落，西跨院是花园，花园中间有五间厅堂，是他和朋友聚会的地方。每逢周三，当北京市内教堂晚祷钟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的时候，从东交民巷法国公使馆和附近四合院里就会走出许多身影，他们走进贝宅，在这里度过一个个灵魂激荡的夜晚。
在贝家沙龙的中国人中，给贝熙业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李石曾。李石曾是个理想家，有改造世界和中国的雄心，并决定从教育入手，再扩展到其他领域。
李石曾教育救国的第一步就是推动中国青年赴法留学。他和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一起，积极推动法国政府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留法勤工俭学和中法教育交流，并在全国范围征集签名。短短一个月，签名达到45万人，惊动了世界舆论，法国政府很快给予积极回应。
在铎尔孟的邀请下，贝熙业也加入到这次运动之中，成为外国人中重要的推手。
贝熙业在使馆的官阶很高，在中外圈子中备受尊重，所以很多需要法国人出面和负责组织的事情基本上都是由贝熙业牵头。
1919年7月，法国政府决定赠送500张船票给赴法留学生，在中国社会引起轰动。500张船票很快用罄，贝熙业、李石曾、铎尔孟等人又找到法国轮船公司商量，建议给他们介绍的学生提供半价船票。李石曾、铎尔孟多次往返中法之间，为赴法留学生解决在法学习、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贝熙业则留在北京，为学生进行体检、填写体检报告，为他们签发赴法推荐信。
在1919年和1920年期间，共有17批近2000名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这些赴法学生，经过历史风云的洗礼，迅速成长，涌现出许多革命先驱和新中国缔造者，如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蔡畅、李富春、聂荣臻、王若飞、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
在共同推动赴法勤工俭学的同路人中，也有不少加入北京大学的行列。1917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李石曾被聘为生化系教授，贝熙业被聘为北大校医。
在与北大学生接触中，贝熙业注意到北大图书馆第二阅览室一个叫毛泽东的青年管理员。在学生少的时候，他总是在全神贯注地埋头阅读，贝熙业觉得他身上有种特别的沉静和自信。
1918年，毛泽东患足疾，找到校医贝熙业，贝熙业为他诊断后建议住院。因为法国医院床位紧张，贝熙业介绍毛泽东去同仁医院接受治疗。毛泽东在同仁医院住了一个月，在病床上看了全本的《资治通鉴》，并且加了批注。听说此事后，贝熙业对这个年轻人的刻苦精神赞叹不已。
在同学们前往法国的前夕，毛泽东告诉他们，他决定留在国内。因为他觉得国内革命形势发展太快，留在国内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1919年3月，毛泽东赴上海送走蔡和森、萧三等人后，回到长沙。1920年初，毛泽东前往上海参加“工读互助团”。经过各种思潮的实践后，最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迟来的爱
从南大房沿着平坦的山地折向西北100米，便是北大房。北大房有个宽阔的大院，一进院子，右边有座大型藤架，左侧有个喷泉。一条水涧从院子中间穿过，涧沟上有个与地面相平的小石桥，从涧沟里长出来的一棵大树笔挺地立在石桥旁。
靠近山坡的是栋两层四间的阁楼，主体建筑为筒瓦箍头脊样式，前出廊，用钢筋水泥模仿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柱梁上绘着中国式彩画，画的却是西洋景色。阁楼前有棵法国常见、中国却很少见的高大的七叶树，旁边还有棵白皮松，这应是贝熙业建造别墅时种下的。
从贝家花园的设计，就能看出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1952年，贝熙业与28岁的名门之女、辅仁大学美术系毕业生吴似丹登记结婚。
吴似丹从小体弱多病，且酷爱书画，经常在兄弟姐妹的陪伴下到西山贝家花园写生、休养、呼吸新鲜空气。她看到贝熙业为村民无偿治病，深受感动，主动提出做他的助手。
抗战期间，经常有八路军和解放军伤病员到贝家花园就诊，由于日本人和国民党特务查得严，手术只能在诊所里秘密进行，手术不敢用外人，吴似丹自告奋勇打下手。
贝熙业对生活了41年的中国有着深厚的情感，他在给周总理的信中说：“我把中国当成第二祖国，把中国人民当成我的人民。我认为自己配得上作为这个国家的客人。我在这里有我全部的财富，全部最宝贵的感情……”
贝熙业本准备在中国度过最后的幸福时光，但由于某些历史原因，1954年10月1日，贝熙业黯然地踏上了前往法国的渡轮。后经周总理批准，在渡轮就要启程的那一刻，吴似丹终能与他携手同行。
没有船票、没有签证、没有丝毫准备的吴似丹，挽着身穿长袍、手里提着鸟笼子的贝熙业，缓慢踏上甲板。这时，贝熙业停了下来，打开鸟笼，一只百灵鸟振翅鸣叫着飞向了天空……
回法后的1955年，贝熙业老来得子。1958年1月4日，贝熙业在他的家乡奥维涅新浴堡小镇，一个与北京西山环境相似的地方，走完了他85年的传奇人生。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眉豆
监制:马楠
编辑:应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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