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在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才能看见它的底蕴和厚度。在济南2600年的建城史上，每当风雨飘摇之际，便有仁人志士挺身而出，谱写一曲激越的忠义之歌。
其时，我徘徊在蔡公时纪念馆，它位于济南经四路370号，1928年的民国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公署。一幢由19世纪末德国人设计建造的小楼，正外立面大青石凿成的蘑菇石砌筑石垛，让整座小楼气势雄伟，端庄厚重。楼老了，会有许多故事。这儿，发生了中国近代最为悲烈的一幕，蔡公时怒斥日酋，气节如山，用他的鲜血唤醒了尚在懵懂中的民众，其为国“舍身取义”的忠诚至今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中国统一，是日本所不希望看到的。当国民革命军于5月1日克复济南后，日本政府悍然出兵山东。蔡公时临危受命改任山东特派交涉员，于5月3日上午9时许进驻山东交涉使署。接着，蔡公时所在“交署”小楼就被日军包围。晚11时，日军置国际公法于不顾，持枪破门而入，撕毁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及孙中山画像，捆缚公署工作人员。蔡公时以日语据理力争，结果被捆绑的“各人之头面或敲击，或刺削”，17名公署人员牺牲，仅有1人逃脱。蔡公时耳鼻均被割去，血流满面，怒斥日军兽行，高呼“日人决意枪杀我等矣，唯此国耻，何时可雪”。临终前说：“不料吾辈不死于枪林弹雨之中，而竟死于强暴倭奴之手！”自古以来弱国无外交，然而蔡公时以耳鼻生命为祭，面对豺狼虎豹，为了捍卫民族气节和尊严，痛斥敌酋，宁死不屈，把一腔热血浸染的“忠诚”写在济南，成为民国以来抗日烈士第一人。
唯此国耻，何时可雪！“五三惨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对海内外中国人来说，从政治精英到普通民众，甲午以来一系列在日本身上遭受的耻辱记忆被再次唤醒，日本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最为可憎的头号敌人。蒋介石在1928年5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 日寇对待中国外交官的酷烈手段种下了中日全面战争的种子，日本欲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从此日渐清晰，中国抵抗日寇的使命成为第一要义。
由此上溯290年，宋学朱、韩承宣二人用“无私忘我，迎难而上”八字复刻了忠贞爱国的内涵。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 清兵入关掳掠北直隶和山东，十万大军围逼济南城下时,正值腊月二十三小年夜。此时，巡抚颜继祖已奉命领兵移防德州，城内只剩乡兵五百和莱州援兵七百。这是一场实力对比悬殊的战斗。以山东巡按御史宋学朱、山东左布政使张秉文、济南知府苟好善和历城知县韩承宣等驻城文官为首, 一面派人向明政府求援，一面带领军民英勇抵抗。时杨嗣昌为枢辅，收到求援七疏，留中不报。拥有重兵的太监高起潜驻守临清,坐视不救。坚固的明城墙最终没有能挡住满清的八旗铁骑，经过九个昼夜的“济南保卫战”在无外援的情况下失败了。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初二济南城破。
明人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4载“宋学朱济南被围”事，宋公“不解带、不交睫、头发尽白”，日夜坚守在城墙上。城破之日，“学朱率卒跃马循城而西，冲锋救援，刃中于面，被执不屈，乃悬城楼之竿杀之”。有人劝历城知县韩承宣换成老百姓的服装逃跑，回答说：我为天子守土吏，誓当与城共存亡，岂复易衣偷活耶！死时，“身中数箭，手犹仗利刃，不屈膝，不失印，不离巡地，首被重伤而死。”（《平阳府志·人物中》）城破后，清兵举起屠刀，“焚杀官兵绅弁数十万人，踞城十有四日乃去。家余焦壁,室有深坑，湖井充塞，衢巷枕藉。盖千百年来未有之惨也!” 宋学朱、韩承宣等人视逃跑为耻辱，以文官之职，行武卫之事，明知不可为亦迎难而上，试图拯救城内苍生，最终以身殉国，虽死犹生，他们用生命拓展了“忠义”的内涵。
由此上溯238年，铁铉以“胸有韬略，敢于担当”八字再现忠贞爱国的内涵。明建文二年(1400年)，燕王朱棣以“靖难”为由,自北平起兵造反南下,于六月初八兵临济南城下。山东参政铁铉与都指挥盛庸，两人歃血为盟，在“北湖水面亭”举行誓师大会，矢志固守。燕兵围城三月，久攻不下，屡屡受挫。铁铉还设下诈降之计，在泺源门上置千斤铁闸，差点砸死朱棣。在铁氏马奇诺防线面前，朱棣无奈退兵。两年后，朱棣兵行险着，绕过济南，攻下南京，夺取帝位后再次率兵攻济南，铁铉终因寡不敌众，城破被俘。朱棣以帝王之尊，行野兽之刑，割其鼻，烹其肉，塞入其口中，问其“甘否?”铁铉答：“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至死，骂不绝口。朱棣羞恼之下，最后凌迟了铁铉。据载，朱棣攻克南京后，杀建文帝大臣120人，仅方孝孺一案，便株连873人，殉难者众，情形极为惨烈，史称“壬午殉难”。由此可知，铁铉以区区之城卫护济南百姓意义所在。
铁铉的胜利为朝廷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如果不是建文帝连出昏着，江山定鼎谁手尚未可知。《明史》评曰：“铁铉以书生竭力抗御于齐、鲁之间，屡挫燕众。设与耿、李易地而处，天下事固未可知矣。”耿炳文与李景隆均为朱允炆所倚仗统兵大将，却一败再败。铁铉以书生而抗御朱棣，胸有甲兵，三月围城，反败为胜，胸怀谋略不输武人；临危无惧，忠于职守，卫护百姓，至死不曾放弃信仰，屈膝投降，气节不失，忠诚之义为千秋典范。
其实，由此上溯1989年，早在春秋时期，逄丑父便用“甘冒奇险，道德楷模”八字绘就了这座城市的底色。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年)，齐晋“鞍之战”中，齐顷公轻敌大败，被晋师追杀，“三周华不注”。齐国大将韩厥追赶上齐顷公战车，逄丑父冒充齐顷公，假意让他取水，借机让齐顷公逃离。从此，逄丑父成为历代忠臣的典范。
济南从没有忘记这些高贵的名字。如今，华不注山下千年道观华阳宫中，忠祠中祭祀着逄丑父的神像，逄丑父也从一个历史人物走向民族的神坛，与孝子闵子骞一道以忠孝行天下，光耀千秋。
除了经四路蔡公时纪念馆，济南人还在趵突泉边护城河畔设立五三惨案纪念园。河东岸，台历状的白色大理石纪念碑永远定格在1928年5月3日；河西岸，“五三惨案纪念堂”中，从新加坡迎回的蔡公时戎装铜像傲然而立，“五三亭”旁，“勿忘国耻”的国难钟振聋发聩：“国侮侵凌，而公惨死，此耳此鼻，此仇此耻。呜呼，泰山之下血未止”。
清初老城有双忠祠，就是为纪念宋学朱和韩承宣而建。祠内原来有石碑四座，均由名家撰文书写，可惜后来均下落不明。祠倾圮后，乡人整修时有清泉从地下涌出，名为双忠泉。解放前祠毁泉埋，泉址上建了民居。2000年，政府为激浊扬清，在原址重新挖掘修复泉池，并立碑纪之。游人来到双忠祠街西端与启明街交界的丁字路口东北角，便可以看到两个四方形相叠的泉池，石砌池岸，水质清澈，长年不涸，一如宋韩二人报国之情始终不绝。
大明湖北岸风景最佳处小沧浪亭边，铁公祠内铁铉铜像坐北朝南端坐，双手捧笏，其神庄重，令人肃然起敬。祠建于清乾隆五十七 年(1792年），清人严正琅撰楹联曰：“湖尚称明，问燕子龙孙不堪回首；公真是铁，惟景忠方烈差许同心”。“景”为欲为建文帝朱允炆报仇、刺杀朱棣的御史大夫景清，“方”为拒绝为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诛十族的方孝孺。“景忠方烈”可见后人对铁公的高度评价。铁公蒙难，与朱棣和朱允炆谁是谁非无关，他的忠义之心却让后人为之景仰千秋。
济南府的古城墙，成型于宋代，最初是夯筑的土城。自明洪武年间始改造为砖城，经五次大修，渐成高广雄伟的坚城。自此600年间，历经燕王攻城、清军陷城、“五三惨案”、济南战役等数次重大变故，每一次都有英雄散发出夺目的光辉。“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文天祥笔下的这些英雄楷模，在危难时刻，用自己的生命卫护心中的信仰。其中，严颜宁愿断头也不肯投降，嵇绍身躯染血以命卫护晋惠帝，张巡固守睢阳抗击安䘵山叛乱牙齿尽碎，颜杲卿仗义骂贼被钩断舌头……而在济南这座古城，蔡公时、宋学朱、韩承宣、铁铉们以“鼎镬甘如饴”的决绝慷慨赴死，他们为国尽忠时的刚烈，丝毫不逊色这些在《正气歌》中永生的英雄，民族精神与天地正气再次高悬在济南这座古城之上。
我怀着敬仰地心情翻阅着这些英雄的生平过往。我注意到《鞍之战》中记载了逄丑父被俘前后的三件事。其一，战场上，为齐侯驾车的邴夏认出晋国大将韩厥是个君子，要让人射杀他。齐顷公认为认出他是君子还射杀他不礼。因此只射杀了韩厥的左右。其二，齐顷公回到军中带兵回来寻找逄丑父，三入三出。其三，晋军统帅郤献子发觉丑父不是齐顷公，恼怒之下要杀他。逄丑父大喊道：你要是杀了我，以后就再没有替君主承担祸患的人了！郤子说：一个人不畏惧用死来使他的国君免于祸患，我杀了他不吉利。赦免他，用来鼓励事奉国君的人。
春秋时代的贵族精神，是来自人格的高贵和对义节的永恒追求。所以为国君不惜一死的逄丑父能够全身而归。但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人格的高贵却被深深地侮辱和践踏。文天祥笔下的正气英雄们，还有蔡公时、铁铉、宋学朱、韩承宣等人被难，与逄丑父的“忠”一脉相承，却需要用肉体承受最为卑下的折磨，将之放在生命和历史的天平上。怎么会是这样？社会经济越发展越先进，一些人的内心深处就越卑劣越血腥吗？或许，民族精神的丰碑在悲壮的付出和血腥的惨烈中才能如此瑰丽壮观。
距老城西门四里路有山，得名四里山。山中有赤霞广场，因清初著名诗人王苹曾在山下建“赤霞山庄”而得名。现在，每到秋天，满山黄栌、五角枫染朱成火，更添迷人景色。1952年金秋，毛主席在许世友将军陪同下来到山上，看到青山翠柏中遍是烈士陵墓，深有感慨地说：“青山有幸埋忠骨啊！有这么多人民英雄长眠在这里，乃此山之幸也。四里山就是英雄山啊……”四里山因此改名英雄山，毛主席手书“革命烈士纪念塔”矗立在山顶上，其所履足之处建“英雄亭”，于此可观赤霞山美丽景色。英雄山、英雄亭，纪念塔，所纪念的不正是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贞爱国之情吗！
除了蔡公时这些英雄，历朝历代英雄人物亦是辈出。有辛弃疾50骑闯敌营擒叛徒张安国，有李清照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千古绝唱烛照后人，有秦琼两肋插刀义气千秋，为结束乱局建立唐朝立下累累战功。“戊寅之变”中除守城殉国的宋学朱等官员外,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刘敕(历城最早县志《历乘》编著者)、刘檄兄弟，在此役中不屈而死，家人皆被杀；无守土之责的德王家族中，宁海王朱常沺、泰安王府奉国大将军朱常汴、泰安王府奉国四将军朱常淓、临朐王府奉国将军朱常漛均在此役中战死，德王女婿陈凤仪，与子陈正学、陈正己、侄子陈推心奉命守东门，城陷后皆被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恩铭、刘谦初、吴丽实、郭隆真等共产党人在纬八路刑场取义成仁；大峰山独立营一部为掩护百姓撤退，与日伪军展开肉搏，卧牛山十五壮士如“狼牙山五壮士”般弹尽粮绝后毅然选择跳崖取义；生长在大明湖畔、身为富家小姐的辛锐，任山东姊妹抗日剧团团长，在大青山面对日军包围时，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他们有侠士的肝胆、儒士的温良、贤士的无私和逸士的情怀，集大丈夫的铁骨、君子的品行、谋士的智慧、巾帼的温婉和文人的节操于一体，论道德可比圣贤，写文章字字珠玑，讲韬略胸有甲兵。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危难之时，敢于舍身取义，忠贞报国。
行文至此，我又想起了蔡公时的一桩旧事。1921年，蔡公时瞻仰黄花岗72烈士墓时曾赋诗明志：“白云山下白云浮，岂有艰难一哭休。气节每于穷处见，功名都在死中求。”七年后，蔡公时以其鲜血荐于中华民族复兴的祭坛之上，实现了自己的铮铮誓言。其实，这种“气节每于穷处见”的忠义之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本原，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济南，从过去到现在，都烙印着这个民族的本原。
壹点号鼓角横吹 文 / 施永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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