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一个月，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即将走下政治舞台。这意味着，十六年以来，德国将首次迎来国家政治首脑的权力交接。
默克尔近来的”谢幕演出“格外受到关注。十天之前，默克尔最后一次以德国总理的身份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英国《卫报》评价道，两个老对手相互冲突的政治风格与多年以来的交锋，暗示这场“告别之旅”将标志着欧洲最古老、最复杂的政治关系之一的终结。（视频截图来自新京报·我们视频）
面对默克尔的卸任，欧洲的心情非常复杂。这位“危机总理”曾带领德国扛住金融危机，在欧债危机中担当起欧洲管家的角色；她主张的难民政策饱受争议，如今又是欧洲各国联合抗疫的领导核心；她十六年来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而此刻分崩离析的欧洲现实却离过去的理想越来越远。
政治家的功过是非还有待后人评判。摆在欧洲面前更紧要的问题是，“后默克尔时代”到来之际，欧洲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今天推送的文章是一篇虚构的“默克尔卸职演讲”，由作者阿绍卡·莫迪独家授权刊发。阿绍卡·莫迪是一位欧洲问题专家，他曾在两年前就预测，一场新的危机将对欧元区构成严峻考验，而意大利很可能是这场危机的中心。新冠疫情的暴发不幸地让他的预测一语成谶。
通过虚构演讲的形式，莫迪表达了自己对欧洲前途的看法。他主张采取一条渐进式的中间道路，摆脱联合共管的官僚机构建制，放弃由财政和货币来定义的欧洲身份认同，通过自发的互动秩序孕育出一种现代的欧洲智识共同体。
阿绍卡·莫迪是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教授。他不仅掌握了欧洲/欧元危机的大量一手资料，而且本人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担任高级职位，这让莫迪对欧洲危机有切近的观察、精到的思考与专业的分析，又兼具决策者的宽宏视野。
阿绍卡·莫迪，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Charles and Marie Robertson Visiting Professor）。此前，他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研究部和欧洲部的代理主任。他也在世界银行、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贝尔实验室工作过。莫迪在有关发展和金融项目及政策方面，为世界多个国家的政府提供建言，同时也在多个领域发表过政策和学术论文，著有《欧洲悲剧》。此照片由阿绍卡·莫迪本人提供。
随着默克尔即将卸任德国总理，莫迪认为，欧洲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新冠病毒造成的空前危机使得欧洲领导人不得不面对他们一直在回避的选择：把欧元区发展成真正的联邦制、让成员国的议会服从具有无可置疑的民主权威的欧洲议会，还是等待一个奇迹般的经济复苏？在欧洲经济一体化与民族国家诉求的角力之间，莫迪为欧洲寻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一种去中心化的、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局面：
“他们删除了既没有经济效益，又导致政治腐败的行政上的财政规则，转而依靠金融市场来实施财政规则。民族国家重申了自己的主权，更加碎片化的欧洲却激发了创造的活力。国家领导人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内，重建以教育为基础的技术实力，这为长期增长提供了动力，有助于减少社会不平等。每个国家都竭尽所能，具有活力的去中心化竞争局面由此形成。”（《欧洲悲剧》）
在莫迪看来，欧洲想要避免沦落为被经济巨头执掌并剥削的悲惨结局，就必须学会在这个灰色地带行走。要成功穿越这个地带，靠的是精英集团的实践智慧，同样也要依靠民众的经济和政治参与，二者缺一不可。政治学者、清华大学教授任剑涛在《欧洲悲剧》序言中评论道，莫迪在此主张的是一种新的欧洲智识共同体，而不是“基于联合共管的官僚机构建制，以杜绝欧洲机构，尤其是欧洲议会议员们尸位素餐的表面统一功夫。”
为了让读者更加确切地理解这种主张，在新近出版的《欧洲悲剧》中，莫迪用文字虚拟地描绘了一场默克尔的卸职演说。经作者独家授权，下文刊发这篇虚拟的告别演说。莫迪在文中以德国卸任总理默克尔的口吻，表达了自己对欧洲前途和命运的具体主张和措施。
《欧洲悲剧：欧元如何一步步将欧洲推入深渊》，[英]阿绍卡·莫迪著，王剑鹰译，一頁folio丨辽宁人民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版。作者在这本书中以时间为线索，用“九幕剧”的形式，呈现了欧元跌宕起伏的悲剧性历程。这场经济悲剧实际上也是整个欧洲政治悲剧的缩影。
默克尔的“卸职演讲”
作者 | [英]阿绍卡·莫迪
翻译｜王剑鹰
一段欧洲历史已然成就。我们取得了重大的成功。由于战后领导人的智慧，我们在七十多年里避免了战场上的兵戎相见。我们把精力转到了会议桌前，在这里，虽然有时我们对于国家利益寸步不让，但依然找到了共同利益。我们向彼此敞开了贸易边境，由此而来的繁荣也促进了和平。
这些年里，我们努力维护人的尊严、宽容和自由，但这些逐渐让位于欧洲的经济目标。欧元成了这个经济目标的核心。人们的期望是，欧元将带来经济利益，在追求这种利益的过程中，欧洲领导人和民众竭忠尽智，以形成关系紧密的政治联盟。
很多经济学家反复说过，欧元除了让欧洲内部的旅行更为方便之外，没有太大的价值。显然，选择不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包括英国、瑞典、波兰和捷克，依靠自己的货币都表现得很好。而在欧元区成员国中，有一些因为金融危机而受到重创，这部分是因为它们已经失去了国内货币的安全阀，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缓冲危机的震荡。作为欧洲人，我们尽力帮助过这些受损严重的国家，但持续提供金融援助造成了尖锐的政治分裂。我们在会议桌前的辩论不再是立场坚定、具有建设性的沟通，而蜕变成了尖酸刻薄。因为忙于克服金融危机，我们没能看到一个事实，即欧洲正远远落后于全球竞争。
德国总理默克尔 ，新华社资料图。
明天我将要求德国联邦议院减免希腊欠德国政府债务的2/3。
我知道，这违背了欧洲的条约，或许也僭越了德国宪法。但希腊民众已经承受了很多。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是对的：我们的行动已经践踏了希腊的尊严。这不是我们建立欧洲共同体的途径，现在应该重新出发。我希望其他成员国跟随德国的步伐，让希腊重新站立起来。
与此同时，我要向德国人民承诺，他们不会再为希腊提供援助。随着希腊的债务大部分被免除，希腊的基本预算（扣除利息支付后的预算）接近平衡，私人债权人应该会愿意贷款给希腊政府。希腊政府债券的合约应该写清楚，如果政府财政的危机到达临界点，私人债权人收到的还款将延迟或减少。希腊将为这些合约支付相对合理的高利率，以确保政府在当下或未来能维持运转。
所有欧元区的国家都应当从现在开始的五年内，对它们发行的新债券提供危机预警和违约机制。转换到这种新机制的五年窗口期应该可以使政府和投资者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他们的预期。
2010年10月，我在多维尔会晤了法国总统萨科齐之后，提出过一个相似的方案。当时很多人错误地以为，我的这个方案使投资者普遍感到恐慌，后者便提前对欧元区的债券提出了更高的利率要求。但没有证据显示，在多维尔提出的方案引起了利率上扬。
希腊政府预算赤字占GDP比重（2002-2016）。资料来源：European Commission, Eurostat，制图：www.econcri。
如果现在投资者感到了恐慌，那欧洲央行就有责任去平息这种慌乱。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转换到更具有可持续性的金融架构中，以支撑欧元。要记得，19世纪，美国的货币联盟在没有联邦资金的情况下，仍可以帮助陷于衰退或金融危机的各州；如果各州无法偿还它们的债务，私人投资者将承担损失。这是我们唯一可以运作下去的方式。
对今天在这里聚集的政府首脑们，我也呼吁摒弃长期以来管制着欧洲的财政规则。很长时间以来，虽然这些规则很明显地导致了经济困境，并滋生了政治纷争，我们德国人还是固执地坚持这些规则。欧盟委员会前主席罗马诺·普罗迪很明智地察觉到，这些财政规则很愚蠢。奇妙的是，我们仍然维持着一种假象，即违反这些规则的国家会支付罚款，或面临其他制裁。但我们实际上从未实施罚款或执行制裁。我此前已经讲过，制裁这种想法完全是“白痴”。什么样的经济或道德原则允许你对一个已经身陷财政危机的国家实施成本高昂的金融制裁呢？
我们尝试一起进行管制。我们使得欧元区免于瓦解，但在漫长的过程中，我们犯了很多错误。所以，我们越来越虚弱，彼此之间逐渐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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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列出的三个步骤，包括豁免希腊债务，从现在起五年内发行的新政府债券对私人债权人作出明确警告，以及取消财政规则等，将迅速松解把我们绑得太紧的束缚。每一个步骤都是基于健康的经济原则，在政治上也有积极意义。我们把财政责任完整地交还给各国政府，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尊重。在欧洲层面，我们也将使自己免于大量没有效益、事与愿违的任务，我们将不再需要痛苦而无止境的各种协商，这种协商往往耗费了一个又一个毫无成果却熬更守夜的峰会。
应对欧元危机和调整相应的管理方式已经耗去了我们太多的时间；这些工作已经成为不去关注国内紧急要务的托词。我认为，欧洲领导人在统一管理欧洲事务的过程中已经走过头了。当危机发生时，国家利益显著不同，一小群领导者并不能客观地就欧洲的最佳利益作出决定。当然，作为德国总理，我必须在危机中作出关键性的决策，但我也很清楚各种互相矛盾的立场。就我们现在运作的方式，没有人是能够负责的。
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曾经说过，掌握权力的人常常不愿意去学习。如果我们无法认识到，欧洲领导人没有能力就成员国主权内的事务进行集体管制，那我们会犯更多的错误，历史也不会给我们很好的评价。基于这样的原因，如果想推动进一步的金融联盟，通过欧元债券和欧洲共同预算的方式来支持单一货币，将是愚蠢的。如果我们竟然奇迹般地实行了这种安排，也将无法以公平和负责任的态度进行管理。谁来决定欧洲财长的决定公平与否呢？
卡尔·多伊奇（1912-1992），捷克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
德国前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在2013年曾试图告诫我们，不能继续“被各种事件左右”，却没有必要的政治责任制和合法性作为基石。我们中有多少人有停下来反思过高克总统的警告？
我们现在必须暂停。单一货币从来没有为欧洲在政治上进一步联合创造过有利的环境。如果不慎思明辨，执意在欧洲追求更紧密的财政合作，将在欧洲内部遭遇和产生更多的抵抗与矛盾。智慧要求我们从不明智的冲动中撤回来，改变我们的路线。要分清楚的是，虽然我相信，我们应当停止为单一货币建立一个脆弱的金融上层建筑，并且拆除此前已经建立的部分上层结构，但我们的确需要推进欧洲共同市场，尤其是为数据网络创建技术和价格标准，并共享能源。我希望我们可以协商一个公平的办法，分摊难民带来的负担，并为保卫欧洲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气候变化而发展出共同措施。
欧盟旗帜，新华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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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应当为欧洲拟定一条新的路线，一条不依靠“更欧洲”的方式来解决欧洲主要问题的路线。我们现在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国内。
我们欧洲人正在全球技术竞争中落后。美国再次在技术潮流中拔得头筹。现在亚洲国家也在我们前面领跑了。他们的子女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他们正在建设世界水平的大学，并且他们已经在利用工人的技能发展下一代的技术。以这个速度下去，欧洲人在技术方面将成为落败者。
欧洲必须以自己的才能来进行回击。2010年4月，我在伦敦皇家学会的演说中提到，我们的“现代生活”得益于欧洲在17、18世纪启蒙时代取得的辉煌的科学进步。经济史学家提醒过我们，这些进步是在欧洲政治分裂的情形下取得的，但当时的欧洲也是个融为一体的思想市场。事实上，政治分裂是创新的动力来源，因为各国都寻求在知识和科学上领先，各国都推崇并争夺最优秀的人才。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都是当时知识界的巨擘。大学、研究所和学会“遍布整个欧洲”，烘托出一种创新的氛围。
柏林洪堡大学。
当时的欧洲是一个成功的智识共同体，而不是一个通过种种规则和委员会来协调各国的政治组织。欧洲必须通过民族国家的竞争再次缔造一个智识共同体。欧洲人现在应该再次联合为一个思想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唯一的“货币”只能是追求卓越的意愿，通过激情饱满的智识沟通来促进下一代科学方法和技术的诞生。
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建设这样一个新的智识共同体。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一个能满足我们时代需求的市场，要以众多高质量的学校和大学为砖石。由于我们的学校和大学不幸落后于全球领导者，我们最优秀的一批人才选择在其他国家更具挑战性的环境中工作。现在所有的主权国家都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包括国家内部的州、省和各种社区，它们必须参与这种竞争，创造平等的教育机会，以赶上甚至超越世界最好的水平。这种教育机构的网络将成为欧洲经济增长的引擎，把被我们落下的绝望的青年人拖入具有创造力的、乐观的未来，成为现代的阿格拉市集，所有的欧洲人，而不只是那些有特权的人，都会聚集在这里重新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以及对我们永恒价值的承诺。
让我澄清一下。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时期到今天，经济增长唯一的持续性来源是一国民众接受的教育质量。美国通过建设公立学校和大学的网络从欧洲手中夺走了全球的领导权。
今天，虽然美国学校有自身的问题，但美国依然有不可比拟的研究性大学。创造性人才可以赢得大笔的资金从事高风险的新技术探索。在过去几十年中，亚洲国家已经使自己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力量。它们的主要策略之一就是创建了一些世界最好的学校，并推动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竞争。我观察到，中国正试图再次赢得它在公元10世纪时在全球的科学领先地位。不要误会：今天比以往更重要的是，学校和大学将为一个国家赢得未来的竞争。
我在伦敦的演讲中强调，知识的“保质期很短”，因此，我说，德国的繁荣必须“仰赖于在研究、教育和科学上的投资，并且要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德国政府已经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资源”，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做。我们需要更多意志坚定的学生和老师。“我们必须通过教育鼓舞每一个年轻人，把他的技能奉献给共同体。”我也邀请所有的欧洲国家下定决心，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参与竞争，互相砥砺，把工作做得更好。而且教育并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它也是促进平等的伟大工具。它是唯一持续性的并且可靠的方式，以让孩子比他们的父母获得更好的生活。至少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由于担心继续受困于低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人们已经产生了深切的焦虑。
很多身陷悲惨境地的人把责任推到欧洲身上。1992年法国在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行全民公投时，2005年法国和荷兰对欧洲宪法进行公投时，以及最近希腊对欧洲金援项目下继续紧缩政策进行公投时，这些国家处境最差的民众都投票反对欧洲。同样的现象在2016年6月英国人进行退欧公投时再次出现。大量被教育体系甩出来的民众投票赞同脱离欧洲。在英国脱欧公投后，前首相戈登·布朗写道，由于无法应对来自亚洲的竞争，英国制造业已经崩溃了，工业城镇都已经被“搬空了”，只有一些技能不够娴熟的工人被遗留在“全球化的错误一边”。这些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把糟糕的经济状况和贫苦的前途归咎于全球化和欧盟。
英国涂鸦艺术家班克西2017年5月创作的以脱欧为主题的壁画。
虽然欧盟不应该为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带来的不平等背黑锅，但我们应当认识到，这种恐惧是真实的，而且很长时间以来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逐渐积累。是的，无原则的仇外分子和民族主义常常拦截了处境艰难的民众的选票。52但我担心，时间越久，很多成员国里的同样一批民众就会自然而然地失去对欧洲的信仰。为了欧洲的目标，我们需要采取行动，给这些民众以希望，让他们重新相信有人在倾听他们的声音，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
教育为代际进步提供了最大的希望，也为欧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样的欧洲将是值得尊敬的，对所有人都公平，而人们对公平的体认会创造自信的氛围，成为增长的源泉，并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增长的目的。对我们这些关心欧洲的人来说，教育让我们更有可能团结在一起，统一在同一个身份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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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共同的欧洲目标和身份不能寄望于欧洲物质繁荣的希望。欧洲能带来的只是比较有限的经济利益。欧盟委员会的民调显示，这也是欧洲民众的理解。至少从2000年代初期以来，越来越少的欧洲人相信欧洲能为他们带来经济利益。因此，对欧洲的民意支持也下降了。但民调也显示了更有希望的迹象。自2013年以来，欧洲民众虽然对经济利益的前景并不抱太大的信心，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欧洲“开放社会”的价值观：民主、社会保障、迁徙自由和文化多元。
一个现代的阿格拉市集，扎根于教育机构的网络中，为促进开放社会的价值提供了最光明的前景。这些价值对欧洲青年人最具吸引力，一般而言，他们对欧洲的支持要大于他们的父辈或祖父母。但我们不能把这些欧洲青年人的支持当作理所当然。我尤其关注意大利的青年人，他们对欧洲的信任已经严重下降。
所以，让我们所有国家，根据本国的特点建立起自己的杰出学校和大学。这些教育机构将变成现代的阿格拉市集，并融入新的欧洲智识共同体中，让大批自信的欧洲青年人在这里相聚。这种阿格拉市集将以尊重和公平为原则，以创新的方式使欧洲价值继续扎根。阿格拉市集和它所推崇的价值将成为欧洲的身份。我们的青年人将更有信心迎接全球化的趋势，他们将成为自豪的欧洲人。
默克尔
简单地说，如果我们创建了欧洲智识共同体，那么经济活力和政治友好关系将给予我们足够的力量以应对金融和政治危机。
现在，如果我们退缩，只满足于对欧洲管理方式做一些小修小补，那我们就难以取得进步，新的危机仍将使我们遭受严酷的打击。
人们经常问我：“默克尔总理，你对欧洲仍有激情吗？”这就是我的激情。这就是默克尔对欧洲的激情。我所设想的欧洲，是其中的每个国家都能投资于青年人，并以自己的方式做好准备，迎接经济和社会挑战。在这样的欧洲，所有欧洲人可以共同追求他们共享的价值。
作者 | [英]阿绍卡·莫迪
编辑 | 李永博 王青
导语校对 | 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