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康熙朝晚年，康熙皇帝的众位皇子为了争夺皇位，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九子夺嫡”大戏。最终，康熙皇帝的皇四子胤禛成为了这场皇位争夺战的胜利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在康熙皇帝去世后，其顺利登上了皇位，这便是历史上的雍正皇帝。
然而，长达二十多年的明争暗斗，使得众位康熙皇子之间的关系，早已是剑拔弩张，势同水火。于是，登基之后的雍正，随即开始对此前参与了“九子夺嫡”的兄弟们，展开了疯狂的清算与报复，而这也直接导致了这些康熙皇子大都没能够以善终收场。
在这其中，胤禩作为雍正曾经最具竞争力的对手以及实力最为强大的政敌，其结局之悲惨也是可想而知的。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正式下旨将胤禩削宗夺爵、革除黄带子，进而将其治罪圈禁、折磨致死，就连胤禩的名字也被改为了“阿其那”。
而在“九子夺嫡”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没有表现出对于皇位有觊觎之心的九阿哥胤禟，也同样遭受到了雍正极为残酷的对待，就在胤禩被雍正圈禁至死的同一年，胤禟几乎以同样的方式被折磨致死，其名字也被改为了极富羞辱与咒骂性质的“塞思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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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胤禟最终的结局来看，雍正对其的不满与愤恨相较于八阿哥胤禩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其中，除了两人早在“九子夺嫡”过程中积怨已深外，胤禟在雍正登基之后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雍正惩治他的理由与“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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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八阿哥胤禩的极力扶保与支持，使得九阿哥胤禟成为雍正的眼中钉，肉中刺。
众所周知，八阿哥胤禩的出身是非常的卑贱。
他的生母良妃卫氏，辛者库出身，生育胤禩的时候仅仅是一名地位非常低的宫女，并且是直到胤禩快二十岁了才被康熙册封为嫔。可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胤禩却依旧能够成为“九子夺嫡”中的热门人选，总结下来，可以说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是胤禩本人的努力。
卑贱的出身恰恰培养了胤禩谦卑、仗义的性格，并且其是异常的努力与上进，这就与骄纵跋扈、贪婪荒诞的太子胤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众多皇子以及朝中许多的大臣，都对其是颇有好感。
其二，胤禩迎娶了安亲王岳乐的外孙女郭络罗氏。
郭络罗氏父母早亡，自幼是被安亲王岳乐抚养长大，倍受宠爱。而在迎娶了郭络罗氏后，整个安亲王岳乐家族，，括岳乐本人，继任安郡王的马尔浑，以及岳乐之子景熙、吴尔占等人，皆站在了胤禩一边，为其提供了巨大的政治支持以及政治资本。
其三，胤禩获取了非常丰厚的财富支持。
这些财富，并不是胤禩本人所有，也不是康熙为其所赏赐，而是来自于两方面人的提供。
一是以明珠之子纳兰揆叙为首的叶赫那拉家族，以及以遏必隆之子阿灵阿为首的钮祜禄氏家族，这两大在康熙朝堂上极富声望与地位的外戚家族。
雍正登基后，就曾对纳兰揆叙以及阿灵阿对于八阿哥胤禩的支持，有过非常尖锐的批判。
“揆叙挟其数百万家赀，与阿灵阿等合谋买嘱优童下贱，每与官民宴会之所，将二阿哥肆行污蔑。京城言语谓千金买一乱者，人所共知者也。既明理者听之亦不能辨其事之真假，无父无君，莫此为甚。”
由此也可见，这两大外戚家族在财富层面给予了八阿哥胤禩非常重要的支持，并且在政治层面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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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纳兰揆叙以及阿灵阿等的支持，八阿哥胤禩另一个重要的财富来源，便是来自于九阿哥胤禟。
事实上，在所有康熙皇子中，胤禟无疑是最为富有的一位。
一方面，九阿哥胤禟与明珠家族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在康熙的指婚安排下，九阿哥胤禟的三女儿，下嫁给了纳兰揆叙之子、明珠之孙纳兰永福。
在此之前，胤禟本就与明珠、揆叙等叶赫那拉氏家族的成员关系交好，有着非常频繁的“生意”上的往来，之后又攀上了姻亲关系，使得胤禟的财富再一次得到了迅速增长。
曾任九阿哥老师的秦道然就曾供述说：
“允禟从前家私不满二十万，自与明珠结亲之后，现银约四十余万两，田产、房屋、生意等项约还有三十余万。”
雍正也在批判胤禟的种种罪行中对其怒斥：
“从前诈取明珠家银百万余两。”
可见，通过与叶赫那拉氏家族的联合与联姻，对于九阿哥胤禟的财富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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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就是胤禟卓越的“经商头脑”，也使其赚取了大量的财富。
不得不说，胤禟的赚钱手段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除了通过田产、房屋、当铺这些常规产业赚钱之外，还有一些“非常规”的手段。
胤禟利用明珠家的关系，广布人脉，通过这些人手中的职权专做政府的生意，获取了巨额的利润。不仅如此，他还利用自己的皇子身份，从东北往关内走私人参，以从中获利。还有就其安插亲信进入盐业等国家垄断经营领域，在挖朝廷与康熙“墙角”的同时，也广收“孝敬”银子，使得财富日益增长。
也正是因为如此，九阿哥胤禟通过明里暗里的串联与交易，积攒了大量的财富，成为所有康熙皇子中当之无愧的“财神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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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胤禟自己并没有夺位的打算，他将全部的财富都用以支持八阿哥胤禩的争夺皇位，而在胤禩因为“毙鹰事件”彻底失去夺嫡资格后，他又选择继续支持十四阿哥胤禵参与皇位的竞争，包括提供活动经费、收买朝廷官员、营建形象工程等，胤禟都出力不少，并且是献计献策，表现异常的活跃。
由此可见，尽管九阿哥胤禟并没有直接参与到皇位的争夺之中，甚至他本人对于皇位也没有任何的觊觎之心，但是他对于胤禩以及后来对于胤禵的支持与扶保，都给雍正的夺嫡进程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与困扰，这也使得雍正对其是同样的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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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禟对于雍正过于明显的“口服心不服”表现，进一步加剧了雍正对其的不满。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去世，雍正皇帝登基。
然而，就在康熙的丧仪期间，雍正就主动向九阿哥胤禟的生母宜妃郭络罗氏发难，对其进行了极为严苛的羞辱与斥责。
“但众母妃自应照前遵行国礼。即如宜妃母妃用人挟腋可以行走，则应与众母妃一同行礼，或步履艰难，随处可以举哀。乃坐四人软榻在皇太后前与众母妃先后搀杂行走，甚属僭越，于国礼不合。”“皇考未登梓宫前，仓促之际，宜妃母妃见朕时，气度竟与皇太后相似，全然不知国体。”
雍正这正是在用一种“恨屋及乌”的态度，表明了对于九阿哥胤禟的不满，并且，这也是一次对于胤禟等人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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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着在雍正元年（1723年）初，雍正皇帝便以“遵循旧制”为由，派遣胤禟前往西北。
实际上，雍正此举就是要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是为了分化、、削弱、瓦解“大爷党”人在京城的势力，同时也要对胤禟进行管控与监视。
只不过，胤禟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竟然“屡请缓行”，这不仅是不给雍正面子，更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抗旨”。最终在雍正的严令催促下，胤禟还是来到了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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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已然到了西北的胤禟，并没有就此安稳下来，反而继续着与雍正的对抗。
《清史稿》中，对于胤禟在这一阶段的行为，有着非常明确而详细的记载。
“二年四月，宗人府劾允禟擅遣人至河州买草、勘牧地，违法肆行，请夺爵，上命宽之。三年，上闻允禟纵容家下人在西宁生事，遣都统楚宗往约束，楚宗至，允禟不出迎，传旨诘责，曰：“上责我皆是，我复何言？我行将出家离世！”楚宗以闻，上以允禟傲慢无人臣礼，手诏深责之，并牵连及允禩、允禵、允䄉私结党援诸事。七月，山西巡抚伊都立奏劾允禟护卫乌雅图等经平定殴诸生，请按律治罪，陕西人称允禟九王，为上所闻，手诏斥为无耻，遂夺允禟爵，撤所属佐领，即西宁幽禁，并录允禟左右用事者毛太、佟保等，撤还京师，授以官。 ”
细数下来，胤禟在这一阶段的“罪过”，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来，擅自圈占、买卖牧地，造成恶劣影响。
二来，纵容家人寻衅滋事，并且不服地方官员管束，桀骜不驯。
三来，当地人称其为“九王”，可见其行事、做派的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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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两件事情，更加引得了雍正的极度不满。
首先是在西北军中，传出了对于雍正极为不利的言论。
雍正三年（1725年），在西北军中效力的宗室成员赖士，参奏驻防都统图腊、副都统鄂三与下属人员，称其罪过为：
“诽谤圣躬，捏造拘拿诸大臣，凌逼众阿哥，纵恣隆科多，年羹尧擅权等话。”
此事缘起于西北，在加上当时京城之中已经有了对于雍正“凌逼众阿哥”的舆论，使得雍正自然而然的认为此事为正在西北的九阿哥胤禟所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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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便是胤禟与家人的“密信”往来。
四年正月，九门捕役得毛太、佟保等寄允禟私书，以闻，上见书迹类西洋字，遣持问允禟子弘旸，弘旸言允禟所造字也。谕曰：“从来造作隐语，防人察觉，惟敌国为然。允禟在西宁，未尝禁其书札往来，何至别造字体，暗藏密递，不可令人以共见耶？允禟与弘旸书用朱笔，弘旸复书称其父言为‘旨’，皆僣妄非礼。允禟寄允䄉书言‘事机已失’，其言尤骇人。”
胤禟为了与家人的交流内容不为外人所知，于是用满文转化为了拉丁文字，这在当时的文化发展历程中，无疑是一种“创举”，但是对于雍正来说，这却是实实在在的悖逆之举，更认为其信中内容确系不可告人之事。
不仅如此，胤禟更是与家人的书信中，用皇帝才能用的“朱笔”，并且是自称为“旨”，这些都是极为大逆不道的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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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胤禟的一系列“口服心不服”，一再挑战雍正“底线”的行为，最终彻底惹恼了雍正，而雍正也就此下定决心要借着扳倒胤禩的机会，对自己的这位反对者，进行严厉的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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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胤禟之死”，也成为了历史的“谜案”。
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胤禟被革黄带子，削除宗籍，并被改名为“塞思黑”，之后被押解到了保定，圈禁于高墙之中，交由当时的直隶总督李绂看管。
至于胤禟被圈禁的情况，徐鑫先生在《雍正帝陵历史之谜》介绍为：
“被押入四面加砌高墙，重兵把守的囚室。雍正皇帝下令，除下贱饮食以转拥送人外，一切笔、墨、床、帐、书、字、便冰一块，汤一盏，亦不得给予。时值酷暑，墙高房小，胤禟铁锁在身，手足拘禁，时常昏迷，其家人用冷水喷渍，逾时方醒。很快，随胤禟前来的4名家人，也被隔离圈禁，胤禟的生活更加不堪。”
终于，历经三个半月的折磨，胤禟死于禁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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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胤禟去世之后，李绂将此消息上奏给了雍正皇帝，然而，李绂并不是上的公折，而是上了一份密折，随即引得了雍正皇帝的震怒。
实际上，李绂这样做，也是有着其“私心”，毕竟九阿哥胤禟是在他看管之下去世的，他并不像为此承担过多的责任，于是用密折上奏的方式，实际上是想“甩锅”给雍正。
然而，雍正看出了李绂的心思，同时也更加知道，李绂此举无异于是将矛盾与舆论焦点转移给了他，让世人认为这一切都是雍正的安排，使得自己就此背负“屠弟”的骂名，因而对于此事才会异常的愤怒。
所以，在后来的那场著名的“田（田文镜）李（李绂）争斗”中，雍正借机对于李绂进行了严惩，并将此事作为惩治李绂的一个重要理由。
而至于到底是雍正下旨让李绂折磨死了胤禟，还是李绂立功心切，积极表现以讨好雍正，进而成为了雍正的“帮凶”，也就此变得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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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雍正登基之后胤禟的表现，可以说是将“口服心不服”表现的太过于明显了，不仅是在私下里有着“悖逆”的行为，甚至在公开场合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现状的不满以及对于雍正的“鄙夷”之情。
按照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的说法：
“从前朕遣塞思黑往西大同者，原欲离散其党 ，不令聚于一处，或可望其改过自新。岂知伊怙恶不悛，悖乱如故。塞思黑之狡诈奸顽，亦与相等。允俄狂悖糊涂，允禵卑污庸恶，皆受其笼络，遂至胶固而不解，于是结交匪类，蛊惑人心，而行险侥幸之辈，皆乐为之用，私相推戴，竟忘君臣之大义。”
可见，雍正是将胤禟摆在了同胤禩一样的位置，成为了“主犯”，足可见胤禟的影响力与破坏力，以及雍正对其的愤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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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一时期胤禟的想法，与此前热播的电视剧《大明风华》中，朱棣之子朱高煦与朱高燧颇为相似。他们都是在用自己的身家性命作为“赌注”和“筹码”，以激起帝王的盛怒，以此让其背负舆论上的谴责与后世口中的骂名。
而最终，胤禟也为他的这种“负气”之举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进而被雍正削宗夺爵、圈禁至死。直到五十多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胤禟才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得以被“平反”，恢复了宗室的身份。“九子夺嫡”之中的所有恩怨情仇，在这个时候也才最终得以被彻底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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