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可汗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对明王朝发动战争。骁勇善战的努尔哈赤在辽东连续击溃多支明军，辽阳、沈阳等地风声鹤唳，明廷紧急向各地征兵。此时，辞官居里多年的惠安人骆日升，兴起赴国难之意，奋勇请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他被朝廷委派至四川担任副使，督理军备，在那里，他卷入了另一场滔天祸劫……
玉埕西北方龙山上的清水岩今亦称碧泉禅寺，曾是骆日升读书处。
才情卓越 心存天下志
“这里就是名宦骆日升的书斋故址，原来书室的门上还有‘陋室’二字砖匾一方。很可惜，前不久该匾被盗走了。”日前，在泉州台商投资区张坂镇玉埕村骆氏族人的带领下，记者在玉埕村内见到了这座始建于明代、砖石混筑的骆日升“陋室”书斋。遗憾的是，年湮岁远，书斋目前仅遗正面入室之门以及四面残垣断壁，那方据传是骆日升亲题的“陋室”砖匾已不见踪影。
离书斋不远处，骆日升故居旧址犹存。据骆氏族人介绍，骆日升故居原为多落的闽南式古建筑，内有数十间房。但随时间的推移，今故居旧址上大部分建筑坍塌严重，另有部分建筑原貌早已发生改变。不过，当我们踏勘故居旧址时，依然能感受到其往日庞大的规模。
据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陈支平早年考证，惠安骆氏家族大致在宋末元初之际，“自光州固始避乱入闽，暂住云头村”，置有田宅产业。其肇基始祖号“必腾公”，仅生一男，“讳天佑，字孚仲”。骆天佑育有四子，他率族众徙居惠安二十二都玉埕里，为了照看开基祖业和先人坟墓，便将“旧置田地庄舍在云头一洋者，尽付三养男等管掌”。之后，玉埕骆氏（又称龙山骆氏）一族不断繁衍，族众日益增多，到了明代弘治、正德以后，人口不下数千人。据《龙山骆氏族谱》记载，骆日升，字启新，号台晋，为该族十一世祖。日升之父是邵武府教授骆廷炜，年轻时以《天柱山志》蜚声八闽，清乾隆《泉州府志》有载其“循绩”。日升的母亲郭氏则是百奇（今称百崎）回族名流郭廉夫的次女。不难看出，日升出生在一个知书达理的家庭，自幼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在玉埕里的西北方有山曰“龙山”，山上古有岩宇“清水岩”（今亦名“碧泉禅寺”）。骆氏二世祖骆天佑曾登临龙山，感怀这里“磐石釜覆，玉笋嶙峋”，遂在清水岩后筑书斋，并留下《清水岩记》一篇。这篇《清水岩记》后世誉称“才情卓越，解笔传雅”，今仍镌于碧泉禅寺碑亭之内。说来也怪，骆天佑龙山构筑书斋之后，骆氏子孙读书蔚然成风，科第仕宦多显者，渐成地方望族。据介绍，骆日升年幼之时也曾就读于清水岩书斋。他天生颖异，禀赋极佳，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颖悟悬解，不为训诂墨守之学”。成为生员之后，骆日升就有“忧天下之志”，为文“超逸轶宕，不依傍门户”，成一家之言。
骆氏四房小宗祠堂内，“两省文宗”匾为日升而立。
率真敢言 为闽士楷模
据《龙山骆氏族谱》载，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年)，骆日升以诗经乡试中举，为第七名亚魁；四年后的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年），23岁的骆日升参加会试再传捷报，为第三名会魁；殿试登二甲第七名进士，“选南京礼部主客司主事，署清吏司郎中事”。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之五十七·明忠义一》亦载：“骆日升，字启新，号台晋，惠安人。万历辛卯举人，乙未会魁。”
据清代举人伍亮寅《三刻骆台晋先生文集序》载，当时在参加秋闱时，骆日升作《居则曰三节》一文，直揭当朝弊政，其试卷中甚至有“武衰国耗，当事相顾错愕”之语，试场考官看了都震惊失色（亦有文献称骆日升是在省闱试卷中写下“武衰国耗”之语，“主司相顾错愕”）。在闱试试卷中，日升的用语如此激烈，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其锋芒太盛又不能不令人为其担忧。所幸主考官不是奸佞之徒且颇具胸怀，在他看来，骆日升在科举功名面前能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率真敢言，亦是难能可贵，知“其后之必以忠见”。所以主考官最后还是击节赞道：“为子庆，为国家得人庆。”骆日升试卷一出，士子们争相抄录研读，“经牍出，海内传，几纸贵”。文章流传甚广，日升成为闽士的楷模。何乔远在《闽书》中称赞骆日升“谈道该贯，有不穷之材”，此语亦被收录于清乾隆《泉州府志》内。
骆日升敢于抨击当朝，其才学、胆识也引起了两位朝中大臣的关注，此二人即为晋江人李廷机和上饶人杨时乔。当时李廷机身为东宫洗马兼修撰，时常到各地主持乡试，对后起之秀十分重视；杨时乔时任通政使，负责内外章疏、申诉等事项，亦对英才青睐有加。大概是骆日升试卷的用语太过“辣眼”，反倒让李、杨二人对他心生好感，有意结识。《龙山骆氏族谱》内有一篇明末大学士黄景昉为骆日升所撰的个人传记《光禄府君》，该文对此事亦有简明述及：“先生讳日升，启新其字……为李文节、杨端洁所知（文节是李廷机的谥号，端洁则是杨时乔的）。”此后，同样来自泉郡的李廷机与骆日升互通音信，关系日渐升温，终成挚友。
“两藩式士，万里提师”八字深镌于骆日升墓碑上。
擢英拔士 海内共颂扬
李廷机对于学问一丝不苟的精神，对师道尊严的敬重与维护，都对骆日升产生了无形的影响。在《李文节集》中，尚存多篇李廷机写给骆日升的书信，其中《报骆台晋》一文曰：“不肖谓自古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人知敬学。不肖司成，惟守高皇‘整齐严肃’四字，令人率惮严，不知不严非明师，而惮严者亦非良士也……吾郡前辈如虚斋、古愚、净峰、遵岩，世远名存。近者紫溪所识拔士，掇科登第，项背相望，迄今未已。赞宇山东师道甚立，人亦惮其严，足为桑梓之光，可以夸诧海内。”李廷机以泉州明代贤达蔡清、赵珤、张岳、王慎中、苏濬等人的事迹，鼓励骆日升严守师道，为国家擢英拔士。
后来，骆日升在广西、江西两地出任提学之职时，果然选拔了众多旷世英才。清嘉庆《惠安县志》载称：“（骆日升）由南礼曹，出理江右邮政，移督广西学，历广盐藩。擢臬副，提学江西。陈大士、罗文止、章大力、艾千子其所取士也。”清乾隆《泉州府志》则载：“（骆日升）授南礼部主事，升郎中，出为广西提学佥事，适广东参议，寻擢江西提学副使。首拔陈、艾、章、罗等，得人之盛从来未有。”府志和县志里提到的“陈、艾、章、罗”四人，即为江西“临川四大才子”陈际泰、艾南英、章世纯、罗万藻，骆日升在提学江西时，发现此四子的文章融经会史、极富才华，故而将他们选入州学为生员，有的甚至拔贡至国子监就读。日后，此四人结为“豫章社”，大力倡导唐宋派文风、制义时文，名噪一时。不仅是这临川四大才子，就连著名科技史家、《天工开物》著者宋应星及其兄长宋应昇，也都拜骆日升为师，“咸执贽门下”。骆日升慧眼识英才的事迹为后世所颂扬，“文章‘神眼’之称，翕然海内”。
对待不同地域、不同教育水平的学生，也要采用不同的方法、策略。骆日升就曾告诉黄景昉说：“粤西朴，宜耀之光明；江右机，宜闲之绳约。”“粤西”在当时指广西，而“江右”指江西。不难看出，骆日升在推行地方教育政策上并不拘泥于一格，而是因材施教、因地而宜。
据台商投资区骆氏族裔骆炳华、骆庚河介绍，惠安县高甲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近年曾将名宦骆日升善于识别人才、造就人才的故事，编写成剧，名为《慧眼考官》（编剧苏清发、导演王小雷）。该剧迄今仍时有上演，在戏迷中反响热烈。由此，亦可看出骆日升在惠安民众心目中有着非凡的地位。
今天的玉埕村法治公园内，屹立着一尊骆日升塑像，民众常于此驻足瞻仰这位明代乡贤。
归里侍亲 尽菽水之欢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父亲病重的消息自家乡传来。尚任江西提学副使的骆日升当时正好抱恙休假，一听坐不住了，马上禀报上司，提出要辞官归里，奉养父母。谁知，他的第一封乞终养的文书并未获批。江西巡按御史批复：“该道品格高迈，学识闳深，士林仰藉，不啻山斗。即有微恙，不妨暂摄，安得遽萌归志耶？按察司以大义勉留，毋再动念。”其实也是一番好意，不想让骆日升白白浪费一身才华。但这样一来，也拖延了返乡的时间。骆日升无奈，连上三封乞终养的申文，诚恳告白思父之心，方才获得批准。可未至家门，父亲骆廷炜已撒手人寰了。
来不及见老父亲最后一面，这让向来奉亲至孝的骆日升痛不欲生，“以不及视含殓为恨”。于是他在除服之后，决意彻底离开官场，留在惠安老家侍奉老母亲。这一决定出人意料，要知道当时骆日升正处年富力强之时，仕途一片光明，而且深得上司的赏识，一旦不接受朝廷的“返聘”，可能只能终老山林了。但骆日升心意已决，他在惠安玉埕孝奉母亲，依依膝下十余年，对于官场毫不动心。其时，内阁大学士李廷机、叶向高两位好友在知悉详情后，都曾邀其出山，重返仕途。但他终不愿“以三公易菽水之欢”，留守惠安，尽自己的孝道。
黄景昉后来在《光禄府君》一文中也感慨骆日升的孝举，文称：“继而先生意决，竟解绶归。余识之，里中归近十载矣，同时以学宪里居有苏公茂相、李公开藻、李公叔元。二李颇负简贵声，苏姁妪好尽善，奖掖后进。未几，各至大官。而余所心恃为知己，莫如先生者。记一日，以持身大概为问。先生正色曰：‘年少或人情物理未谙，宜须共商耳。立身行己，自有法度，奚问为方。’言时，须直髯动。余至今惭，感其意是足征‘先生’已。”据这段文字所述，骆日升里居的那段时间，恰好同郡的苏茂相、李开藻、李叔元也都因故以“学政”的身份归乡。李开藻、李叔元风采品格那是有口皆碑的，而苏茂相任户部主事时曾赈恤饥民，奖掖后进，享有善名，此三人不久即被朝廷“返聘”，封作大官。黄景昉言下之意是，如果骆日升愿意重新出山的话，也必有一番成就。有一天，黄景昉忍不住以“持身”为话题，试问骆日升为何甘居乡里。结果骆日升严肃地答称，人生在世，存身自立，行为须遵法度，哪里用得着问为什么。此话一出，更令黄景昉打心眼里佩服他的“先生”风范了。刘同升亦称骆日升居里孝养母亲之举是“至性过人”，他说：“忠孝之事，出于天性，必有较然之志，屹不可夺者在”“先生乞养，方在壮岁，如天之福，太夫人且大耋，先生功名富贵不动于中，甘老丘壑而已。”
骆日升在乡的十余年里，也为家乡做了不少好事，他重修了骆氏家庙，并且“治圳筑室，不厌纤细，履屐之间，皆称其任”。如今，在台商投资区张坂镇玉埕村内，骆氏家庙依然巍立。在家庙旁边，便是日升所属的骆氏四房小宗。在小宗祠堂内，记者发现在正殿屋梁上悬有一匾，上书“两省文宗”四字，据玉埕村党支部书记骆美堂介绍，该匾正是为骆日升而立。
骆氏家庙历史悠久
边关传警 誓以身许国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骆日升的母亲也去世了。骆日升丁外艰三年，后将父母“合葬于惠安县一都上埕山”。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可汗努尔哈赤公开向明朝问罪，发布“七大恨”誓师告天。随即，努尔哈赤兵分两路攻明，一举袭取抚顺，明中军千总王命印、把总王学道、唐钥顺等战死，明王朝为之骇然震动。边关烽烟四起，明神宗感到事态严重，派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主持辽东防务，并决定出兵辽东，大举进攻后金。然而，由于缺兵乏饷，不能立即行动，遂加派饷银200万两，并从川、甘、浙、闽等省抽调兵力，增援辽东。
辽东边关拉响警报，这让远在惠安的骆日升勃然有赴国难之意，“乃慷慨以身许国，效终子（汉武帝时的终军）请缨”。事实上，骆日升早在任职广西提学佥事时，即有参与平苗战役，这从他所撰的《平苗露布》一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广西有苗人反叛，“啸凶聚丑”，骆日升“受命夹征”。最终，明军在都督李如璋的率领下，顺利平叛。所以，骆日升对于行伍之事，还是有一定经验的。
骆日升的效国之心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据《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585》载，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八月，朝廷起用骆日升为四川副使（四川布政司参政），入川协助整顿军备，并奉命监军。一听说是赴四川任职，骆日升的好友都劝阻他。这背后亦有缘故：明代在川、黔实行土司制度，这是明廷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间接统治的一种方式。但土司与中央之间关系复杂，时有摩擦，有时甚至会酿成战争。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刚在川、黔一带发生土司杨应龙作乱的“播州之役”（即万历三大征之一），朝廷派李化龙任总督，集结了24万兵力方才平叛成功，思之心有余悸。另一方面，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袭任的，但因前任奢崇周的生母奢世续拒不交出宣抚使印，奢崇明与奢世续展开了一场兵连祸接20余年的夺印之战。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川、黔总督出兵干涉，方才平息了这场夺印之战。所以，川、黔地区的局势在当时可谓极不安定，危机四藏。此刻骆日升入川，命运堪忧。
虽知前路凶险，可是骆日升却毅然选择赴任。临行，惠邑衣冠尽出郊外饯行，好友张礼卿更是为骆日升高歌《骊驹》诗相送。把盏言别时，骆日升慷慨陈词：“吾老矣!此行誓以身许国，裹尸马革，甘之如饴，异日可题吾墓道曰‘两藩式士，万里提师’。”骆日升所说的“两藩式士”指的是自己在广西、江西两地提学举士；而“万里提师”则指将赴四川整顿军备，以援辽东。
“陋室”书斋门上的砖匾已不见踪影
奢安叛乱 忠良齐殉难
骆日升抵川后，“缮城垣，建衙署，自徐郡抵南溪捐鸟道（指险峻的山路），悉成坦途”，积极征调兵马赴辽东，并做好后勤工作。然而，当时明廷吏治腐败，国库虚空，饷银严重不足。身为四川副使兼监军的骆日升，曾撰《移布政司文》诉苦道：“第边民贫穷，衣被、雨具、器械安能具备？今万里而驱之行，别离死亡之苦，既挂于胸，悬鹑百结之状，又触于目，如何能使人乐往耶？”指出受征调的川民大多缺乏装备，有的甚至衣衫褴褛，却要驱行万里去打仗，自然会有怨气。同时，他向四川布政司建议，给予士兵每人六两纹银，“四两安家，二两衣裳”，这样才能“安士心、壮军容”。不过，从后面的事态来看，四川布政司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来。军心浮躁，可想而知。另外，骆日升在《移万参将文》中还透露，当时他想借调参将万将军的兵马赴四川永宁防守，可此人迟迟不肯就位，不难看出四川将领的懈怠与傲慢，而这仅仅是整个大明王朝军事状况的冰山一角罢了。
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最不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四川土司奢崇明举兵叛乱，随后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率部响应奢崇明叛乱，史称“奢安之乱”。清初历史学家谷应泰所撰《明史纪事本末》对这一事件有较详细的描述。据该书所述，当时边关告急，征四方兵，奢崇明上奏请求“提兵三万赴援”，并命将领樊龙、樊虎统兵至重庆。四川巡抚徐可求对这批兵员进行点核，“汰其老弱发饷，饷复无继”，这时樊龙便鼓动士兵造反。“龙走马舞槊，直刺可求，可求死。遂一拥而上，道臣孙好古、骆日升、李继周，知府章文炳，同知王世科、熊嗣先，推官王三宅，知县段高选，总兵黄守魁、王守忠，参将万金、王登爵等皆死之。”可见，事发突然，骆日升等人在奢军兵变之初，即已遇害。另据《明外史本传·徐可求传》载：“土司志在冒饷，兵不如额。”所以徐可求才对兵员进行查核的。值得注意的是，与骆日升一起遇害的南京大总督、总兵官黄守魁是泉州府晋江十九都赤卿乡（即今石狮市灵秀镇赤坑村）人。可以说，在“奢安之乱”之初，泉州便损失了骆日升、黄守魁这一文一武两位英才，实在令人痛惜。钦定四库全书《四川通志·卷12·忠义·成都府·骆日升》载：“骆日升，福建人，由进士历川南道副使，奉命监军。有风裁，严纪律，同巡抚徐可求点阅。奢寅兵变，乱卒起，遂遇害；时东川守道孙好古、巡道李继周、知府章文炳咸骂贼死之。”
“奢安之乱”后来由四川巡抚朱燮元等统军平定，奢崇明、安邦彦兵败后俱被杀。但这场叛乱从天启元年（1621年）持续至崇祯十年（1637年），前后长达17年，波及川黔云桂四省，死伤百余万。对于明王朝来说，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实在太过惨重。
骆日升卒后入祀惠安文庙内乡贤祠
钦赐祭葬 名节垂千古
骆日升在“奢安之乱”中殉难后，被朝廷钦赐祭葬。钦定四库全书《福建通志·卷45·人物3·泉州府·明·骆日升》曰：“（日升）及擢四川兵备，遭土官之变，以身殉难。朝廷悯其忠，赠光禄寺卿，赐祭葬。” 清嘉庆《惠安县志》载：“时奢崇明久蓄异志，激樊龙、樊虎请饷变仓卒，日升骂贼，遂遇害。子奎曙，郡庠生，诣阙陈靖，赠光禄寺卿，赐祭葬，世袭百户一人，祀乡贤祠。”骆日升因忠烈得以入祀惠安乡贤祠。据文献载，惠安乡贤祠古时设于县儒学（即文庙）内，在“崇圣祠左”。骆日升诗词散失无存；其著述则部分遗失于西川，“存者十之五”，后经其子骆奎曙辑录编纂，孙忠明、忠胤、忠懋校勘，门人宋应星、宋应昇等协助，有《骆光禄文集》6卷本和《骆台晋先生文集》8卷本两种版本行世。
骆日升殒命重庆之后，其幕宾、表侄陈德友，“仗义入贼巢，觅尸负归”，并用灵柩将其遗骸运回家乡，后钦赐祭葬于惠安洛阳涂厝仔(现属台商投资区)的官道旁。据玉埕村村委会主任骆文忠介绍，骆日升墓前的华表，依其生前所嘱题写“两藩式士，万里提师”。惠安缙绅还题挽联：“疆场身死，并无颜鲁之鬓；故里榇归，但有吕祉之帛。”骆日升墓迄今犹存，而今“两藩式士，万里提师”八字，深镌于其墓碑之上。墓旁有“谕祭”碑一方，碑高2.43米，宽0.84米，厚0.14米，为天启三年（1623年）所立。碑文有曰：“昔文仲不朽于立言，真卿著名于死节；忠义文章，尔俱烈烈。宠綍既颁，加笾载锡，歆兹渥典，耀尔千秋。”将骆日升与春秋时期政治家臧文仲、唐朝忠臣颜真卿相提并论，算是对其至高的褒赞了。
黄景昉在《光禄府君》中还有一句话：“余故自请为先生传，匪惟酬知，将使后之君子，能物色风尘未遇之士，存兹雅谭。而余亦亟自黾勉，求无负先生期许意云。”或许借着黄景昉如泣如诉的笔墨之端，人们犹能勾画出这位忠孝双全的“台晋先生”风骨之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