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寿编撰的《南史》、《北史》对他所依据的正史有增有删。今人对他删书常常有所不满，认为他不该删去那些重要的史料。这个看法似是而非。第一，李延寿并非写史料，而是写史书。站在今人的立场看，史料当然是多多益善，但是从史学著作上看就不一定如此了，史家写史，自然会有自己的取舍。第二，即使从史料的角度看，对李书也无须责怪，今人之所以知道他删减了不少内容，是因为那些内容在其他正史中还存在，比较之后，方知他有所删减。所以说，李延寿的删减实际上并没有减少我们所能掌握的史料。
本文所关注的是他增补了什么内容？这些内容从何处来？按李延寿自己的说明，他所增加的内容多来自正史以外的杂史。这些杂史都没有保存下来，只有零星片段在类书中还可以找到，弥足珍贵。
由于掌握史料多寡不多，以下的讨论主要围绕着《南史》与杂史的关系展开。此外，由《南史》问题追踪下去，还可以发现《南史》之前的《宋书》其实也与杂史、杂传有着割不断的关系。因此，本文在后一部分将对此给予讨论。对《南史》、《宋书》的讨论可以引发出对正史与杂史关系的思考。这是比较复杂的，本文不可能全面展开讨论，只能是举例式地提出一些史料以及最初步的判断。
一，《南史》与杂史
李延寿在《北史》卷一百《序传》中说，他除了参考魏、齐、周、隋、宋、齐、梁、陈“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他所参考的“杂史”在类书中还能看到零星的片段。逐条对比，能够看到这些片段与《南史》的渊源关系。
一．《初学记》卷七地部下引谢绰《宋拾遗》曰：
张永开玄武湖，古冢上得一铜斗，有柄。太祖访之朝士，何承天曰：“此是新威斗。王莽时，王公亡皆赐之。一在冢内，一在冢外。”于时江左唯有甄邯为大司徒。俄而又得一斗，复有石书，称甄邯之墓。
《南史》卷三三《何承天传》：
张永尝开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铜斗，有柄。文帝以访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赐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内。时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启冢内更得一斗，复有一石铭“大司徒甄邯之墓”。
二．《初学记》卷一二职官部下引谢绰《宋拾遗》：
王华、王昙首、殷景仁、刘湛四人宴饮，从朝至夕，帝甚欢。华既出，太祖目送之，叹曰：此“四贤一时之秀，同管喉唇，恐后世难继矣。”
《南史》卷三五《刘湛传》：
（刘湛）为侍中。时王华、王昙首、殷景仁亦为侍中，文帝于合殿与四人宴饮甚悦。华等出，帝目送良久，叹曰：“此四贤一时之秀，同管喉唇，恐后世难继。”
三．《初学记》卷二六器物部引谢绰《宋拾遗》：
琅琊王悦，少厉清操，亮有风检，为吏部郎。邻省有会同者，遗悦饼一瓯。辞竟不受，曰：“所费诚复小小，然少来不欲当人之惠。”
《南史》二四《王悦之传》：
悦之少厉清操，亮直有风检。为吏部郎，邻省有会同者，遗悦之饼一瓯。辞不受，曰：“此费诚小，然少来不愿当之。”
四．《北堂书钞》卷一一六武功部引《宋拾遗》：
是时道济兵力甚寡，军中大惧。道济令士卒悉解甲勿动，既而道济白服乘舆，徐出向围，以长策为虏所掸。虏相与谋曰：“檀公令死居地，即白服在军，犹不惧。此伏兵诱我。”遂不敢战。
《南史》卷一五《檀道济传》：
时道济兵寡弱，军中大惧。道济乃命军士悉甲，身白服乘舆，徐出外围。魏军惧有伏，不敢逼，乃归。
五．《太平御览》卷三八二人事部引谢绰《宋拾遗》：
何尚之、颜延年少年好为嘲调，二人并短小，常谓颜公为猴，颜亦以何为猴，常共游戏西池。颜问路人云：“二人谁似猴？”路人指何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猕也。”
《南史》卷三○《何尚之传》：
（尚之）与太常颜延之少相好狎，二人并短小，尚之常谓延之为猨，延之目尚之为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问路人云：“吾二人谁似猴？”路人指尚之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
六．《太平御览》卷五五二礼仪部引谢绰《宋拾遗录》曰：
太祖尝召颜延之，传诏频曰：“寻觅不值。”太祖曰：“但酒店中求之，自当得也。”传诏依旨访觅，果见延之在酒肆，裸身挽歌，了不应对。他日酒醒乃往。
《南史》卷三四《颜延之传》：
文帝尝召延之，传诏频不见，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应对，他日醉醒乃见。
以上六条，《南史》所记均不见于今本《宋书》，当是来自《宋拾遗》。《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史部杂史类：“《宋拾遗》十卷。梁少府卿谢绰撰。”这说明李延寿编撰《南史》的确如他自己所说，是采用了一些“杂史”。不过，他所谓的“杂史”与《隋志》所说的“杂史”可能还有区别。《隋志》杂史类共收书“七十二部，九百一十七卷”，不足千卷。其中与南北朝相关的更少，大致有以下几种：
《宋中兴伐逆事》二卷。
《宋拾遗》十卷，梁少府卿谢绰撰。
《梁太清录》八卷。
《梁承圣中兴略》十卷，刘仲威撰。
《梁末代纪》一卷。
《梁皇帝实录》三卷周兴嗣撰，记武帝事。
《梁皇帝实录》五卷，梁中书郎谢吴撰，记元帝事。
《陈王业历》一卷，陈中书郎赵齐旦撰。
《正史削繁》九十四卷，阮孝绪撰。
《左史》六卷，李槩撰。
《隋书》六十卷。未成。秘书监王劭撰。
以上总共才一百多卷，距离李延寿所参考的一千多卷“杂史”相差很多。他所参考的“杂史”按理说应该都在《隋志》之中。《序传》说：“梁、陈、齐、周、隋五书，是贞观中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犹未出。然其书及志，始末是臣所修。”他既然参加了《隋志》的修撰，就不大可能私藏部分图书而不登录在《隋志》上。
李延寿所说的“杂史”，比《隋志》的“杂史”含义要更宽泛。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陆史》”条下注：“案陆氏为江左四大姓之一，自汉末陆绩以来，代有闻人。李延寿修《南史》诸列传往往参以各家家传。《南史》第四十八卷所载陆澄、陆慧晓、陆杲三族，皆吴郡吴人，大都即节取《陆史》入宋以后之事也。”按姚说，属于“杂传”类的家传也在李延寿所取材的“杂史”范围之内。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德行篇“吴郡陈遗”条下嘉锡案：“陈遗见《南史》《孝义传》，较此为详。考《法苑珠林》四十九、《御览》四百十一引宋躬《孝子传》，《广记》百六十二引《孝子传》，并有陈遗事。字句大同小异。盖同引一书也。《南史》云：‘母昼夜泣涕，目为失明，耳无所闻。遗还入户，再拜号咽，母豁然即明。’此事《世说》所无，而宋躬《传》有之。盖即《南史》所本。且不独此一事而已。凡《孝义传》中所载，如贾恩、丘杰、孙棘、何子平、王虚之、华宝、韩灵敏诸人，无不采自宋躬书者。考之《类聚》、《御览》所引，便可见矣。”[1]宋躬《孝子传》二十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不详时代。余氏考证宋躬书著于齐代。《孝子传》属于杂传类，按此，可以断言李延寿所引书不局限于《隋志》“杂史”类。他所谓的“杂史”只是泛称。
二，正史与杂史、杂传的关系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南史》与《齐书》互异”条评论道：“李延寿好取新奇语入史。”又，同卷“《南史》增删《梁书》”条：“《南史》增《梁书》事迹最多。李延寿专以博采见长，正史所有文词必删汰之，事迹必隐括之，以归简净。而于正史所无者，凡琐言碎事，新奇可喜之迹，无不补缀入卷。”李延寿并不回避此点，他在序中明确说，修史的宗旨就是“唯鸠聚遗逸，以广异闻”。前文引谢绰《宋拾遗》按刘知几说就是专记“逸事”的：“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2]《史通•采撰》篇：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粃，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遍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刘知几对正史引入杂史非常不满，但却只字不提李延寿书。这或许与《南》、《北》史在唐代不算正史有关。《史通•古今正史》篇详述历代正史，其中无《南史》、《北史》。南北史进入正史是在宋代。钱大昕说：“宋人于十三史之外加以南北史及唐五代，于是有十七史之名。” [3]
《四库提要》史部正史类称：“正史之名，见于《隋志》。”[4]不过“正史”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就是此前人们所说的“国史”。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说：“诸侯建邦，各有国史”阮孝绪《七录》“记传录”，分十二类，其中第一类是“国史”。[5]《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史部在追溯正史起源时说：“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所谓“国史”就是一国之史，就是王朝史。按刘知几所说，它要记录的是与“军国兴亡”[6]有关的大事。
《四库提要》：史部杂史类称：“杂史之目，肇于《隋书》。”“杂史”与“正史”一样，也是始于《隋志》的发明。《隋志》杂史类介绍东汉以来的杂史说：
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眞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
按此，杂史较随意，“各记闻见”、“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眞虚莫测”。甚至还有摘抄旧史而“自为一书”。不过杂史所记 “大抵皆帝王之事”，这又与正史有相同之处。
关于杂传，《隋志》史部杂传类称：
古之史官，必广其所记，非独人君之举。……武帝从董仲舒之言，始举贤良文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善恶之事，靡不毕集。司马迁、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辅弼之臣，扶义俶傥之士，皆有记录。而操行高洁，不涉于世者，《史记》独传夷齐，《汉书》但述杨王孙之俦，其余皆略而不说。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
按此，杂传的记述对象与杂史不同，杂传所记“非独人君之举”，而杂史所记主要还是“帝王之事”。此外，杂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缺乏系统性，较随意，这一点又与杂史相通。此外，“杂以虚诞怪妄之说”也与杂史一样，缺乏可靠性。[7]马端临说：“杂史、杂传，皆野史之流，出于正史之外者。盖杂史，纪、志、编年之属也，所纪者一代或一时之事；杂传者，列传之属也，所纪者一人之事。”[8]他所说基本可以成立，当然也有不严格处，例如说杂传“所纪者一人之事”就不对了，像郡国之书、孝子传、家传等等都不是仅仅记录一人之事。
魏晋以后，引杂史、杂传等入正史相当盛行。《史通•采撰》篇：
至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惭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朱紫不别，秽莫大焉。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9]
夫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
在《书事》篇中，刘知几又说：
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目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
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槃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无是可也。
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刘邕榜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汉末以来，天下大乱，私家撰史盛行，各类杂史杂传极多，为写作正史者提供了参考的可能性。其次，当时还没有“正史”、“杂史”的概念，史家对此二类史书的区分可能还比较模糊，因此引用相对随意，当时人也不以为非。除以上两种原因之外，大量引杂史、杂传入正史可能也与正史本身撰写的局限性有关。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梁书》卷四九《吴均传》：
先是，均表求撰《齐春秋》，书成奏之，高祖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
《南史》卷七二《吴均传》：
先是，均将著史以自名，欲撰齐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武帝不许，遂私撰《齐春秋》奏之。书称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实录，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
《史通•古今正史》篇：
时奉朝请吴均亦表请撰齐史，乞给起居注并群臣行状。有诏：“齐氏故事，布在流俗，闻见既多，可自搜访也。” 均遂撰《齐春秋》三十篇。其书称梁帝为齐明佐命，帝恶其实，诏燔之。
以上三书所记有所不同，《南史》、《史通》更详。综合三家，可知事情大体经过是，吴均为写齐史希望朝廷借给他起居注和群臣行状，而武帝不同意，让他自己去搜集流行于民间的齐代“故事”。吴均此后写成《齐春秋》，因为书中指梁武帝为“齐明帝佐命”而引起武帝不满，遂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这个故事说明，写作严肃的国史需要以起居注、君臣行状等档案资料为依据。“有诏”云云，纯属托辞，因为没有基本的档案资料，仅仅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难免出错，吴均面对刘之遴的“诘问”，“支离无对”可能就是这个缘故。我们还能看到一个更早的例子。《晋书》卷八二《王隐传》：
王隐字处叔，陈郡陈人也。世寒素。父铨，历阳令，少好学，有著述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
王隐的父亲地位低，又不是史官，所以得不到官方掌握的“功臣行状”，想写史就只能是靠平时积累，自己“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可以说如果想撰写作正史，皇帝的起居注和群臣的行状这些官方掌握的档案资料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仅仅根据档案写史也是有问题的。下面来看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陈书》卷二一《谢哲传》：
谢哲字颖豫，陈郡阳夏人也。祖朏，梁司徒。父譓，梁右光禄大夫。哲美风仪，举止酝藉，而襟情豁然，为士君子所重。起家梁秘书郎，累迁广陵太守。侯景之乱，以母老因寓居广陵，高祖自京口渡江应接郭元建，哲乃委质，深被敬重。高祖为〔南〕徐州刺史，表哲为长史。荆州陷，高祖使哲奉表于晋安王劝进。敬帝承制征为给事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贞阳侯僭位，以哲为通直散骑常侍，侍东宫。敬帝即位，迁长兼侍中。高祖受命，迁都官尚书、豫州大中正、吏部尚书。出为明威将军、晋陵太守，入为中书令。世祖嗣位，为太子詹事。出为明威将军、衡阳内史，秩中二千石。迁长沙太守，将军、加秩如故。还除散骑常侍、中书令。废帝即位，以本官领前将军。高宗为录尚书，引为侍中、仁威将军、司徒左长史。未拜，光大元年卒，时年五十九。赠侍中、中书监，谥康子。
以上是《谢哲传》全文。从格式上看很完整，有人物籍贯、家世、履历、卒年等等，但是几乎没有事迹可言，这很可能就是仅仅根据朝廷保存的行状等档案材料撰写的。档案材料能提供一个基本框架，但是很多细节资料可能并不具备。而杂史、杂传恰好有记载细节的特点，可以弥补档案资料的不足，从前引《宋拾遗》就可以看出杂史热衷细节的特点。因此，为补充一些历史细节，撰写正史者很难不参考杂史杂传。
此外，正史虽然主要是记录军国大事，但也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此，一些社会边缘人物、下层人物也需要记录。他们的资料从何而来呢？朝廷可能并没有他们的相关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撰史者更需要依赖杂史杂传的记载。以下试以《宋书》卷九一《孝义传》为例来分析。
如果按纪传体的标准格式看，《孝义传》中很多人物的记载都是“缺斤短两”的。如龚颖，本传云：“遂宁人也。少好学，益州刺史毛璩辟为劝学从事。”父祖是谁？不得而知。又，传末仅记其“终于家”，究竟卒于何年？年龄多大？这些基本的内容都没有。又如《郭世道传》，本人事迹并不多，但附传所载其子郭原平事迹反倒十分详细，远超传主本人。全传近两千字，极不合体例。又，《严世期传》：
严世期，会稽山阴人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张迈三人，妻各产子，时岁饥俭，虑不相存，欲弃而不举，世期闻之，驰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赡其乏，三子并得成长。同县俞阳妻庄年九十，庄女兰七十，并各老病，单孤无所依，世期衣饴之二十余年，死并殡葬。宗亲严弘、乡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并饿死，露骸不收，世期买棺器殡埋，存育孩幼。山阴令何曼之表言之。元嘉四年，有司奏牓门曰“义行严氏之闾”，复其身徭役，蠲租税十年。
本传到此为止，居然没有写到卒年。接下来的吴逵也是如此，传末仅记“太守王韶之擢补功曹史，逵以门寒，固辞不就，举为孝廉。” 潘综：“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为纯孝里，蠲租布三世。”此外，如王彭、蒋恭、徐耕、孙法宗、范叔孙、许昭先、余齐民、孙棘等传都是如此。最完整的是《何子平传》。本传称：“何子平，庐江灊人也。曾祖楷，晋侍中。祖友，会稽王道子骠骑咨议参军。父子先，建安太守。”何子平本人初为扬州从事史，后任吴郡海虞令。传末称：“顺帝升明元年，卒，时年六十。”此传为何如此完整呢？很可能就是因为他有任官经历，朝廷有他的档案资料。《孝义传》卷末沈约说：
汉世士务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声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沈约批评晋宋以来世风不好，“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我推测，因为《孝义传》中的人物大多来自社会下层。朝廷缺乏其档案资料，所以撰写这样的人物传就只能依据杂史、杂传的记载了。来源既然不系统、不完整，撰写者也只能因陋就简了。这个推测可以得到部分证实。
一．《太平御览》卷四一五人事部引宋躬《孝子传》：
贾恩，会稽诸暨人也。母亡在殡，为灾火所烧，恩及妻伯号哭赴火。火不及去，邻近救助，棺器得免。恩、伯二人发肤焦裂，须臾俱死。元嘉四年，牓门曰“孝”，蠲役三世。
《宋书》卷九一《孝义传》：
贾恩，会稽诸暨人也。少有志行，为乡曲所推重。元嘉三年，母亡，居丧过礼。未葬，为邻火所逼，恩及妻桓氏号哭奔救，邻近赴助，棺榇得免。恩及桓俱见烧死。有司奏改其里为孝义里，蠲租布三世。追赠天水郡显亲县左尉。
二．《太平御览》卷四一三人事部引萧广济《孝子传》：
郭世道，会稽永兴人。年十四丧父，事后母勤身供养。妇生男，夫妇共议：“养此儿所废者大。”乃瘗之。
《宋书》卷九一《孝义传》：
郭世道，会稽永兴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后母，孝道淳备。年十四，又丧父，居丧过礼，殆不胜丧。家贫无产业，佣力以养继母。妇生一男，夫妻共议曰：“勤身供养，力犹不足，若养此儿，则所费者大。”乃垂泣瘗之。
三．《太平御览》卷八二一资产部引萧广济《孝子传》：
郭原平墓下有数十亩田，不属原平。每至农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慢其坟墓，乃货家资买此田。三农之月，辄束带垂泣，躬自耕垦之。
《宋书》卷九一《孝义传》：
（郭原平）墓前有数十亩田，不属原平，每至农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坟墓，乃贩质家赀，贵买此田。三农之月，辄束带垂泣，躬自耕垦。
四．《太平御览》卷一五天部引《宋元嘉起居注》曰：
盱眙民王彭先丁母艰，居丧至孝。元嘉之始，父又丧亡。彭兄弟二人土工未就，乡人助彭作砖，砖事须水济，值天旱，穿井尽力不得水。彭号穷无计，一旦天雾，雾消之后，于砖灶前自然生水。
《宋书》卷九一《孝义传》：
王彭，盱眙直渎人也。少丧母。元嘉初，父又丧亡，家贫力弱，无以营葬，兄弟二人，昼则佣力，夜则号感。乡里并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砖。砖须水而天旱，穿井数十丈，泉不出，墓处去淮五里，荷檐远汲，困而不周。彭号天自诉，如此积日，一旦大雾，雾歇，砖灶前忽生泉水。
五．《太平御览》卷四一六人事部引宋躬《孝子传》：
孙棘，彭城人，事母至孝。母临亡，以小儿萨属棘，特深友爱。宋大明五年，上募军伍，萨求代棘。及后军期应死，棘、萨争死。妻许氏又遥属棘曰：“君当门户，岂可委罪小郎！且大家临终，以小郎属君，竟未有妻息；君已二儿，死复何恨！”太守张岱表闻，诏榜门。宋世祖感其悌友，乃普增诸弟封秩。
《宋书》卷九一《孝义传》：
孙棘，彭城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发三五丁，弟萨应充行，坐违期不至，依制，军法，人身付狱。未及结竟，棘诣郡辞：“不忍令当一门之苦，乞以身代萨。”萨又辞列：“门户不建，罪应至此，狂愚犯法，实是萨身，自应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萨三岁失父，一生恃赖，唯在长兄，兄虽可垂愍，有何心处世。”太守张岱疑其不实，以棘、萨各置一处，语棘云：“已为谘详，听其相代。”棘颜色甚悦，答云：“得尔，旦则为不死。”又语萨，亦欣然曰：“死自分甘，但令兄免，萨有何恨。”棘妻许又寄语属棘：“君当门户，岂可委罪小郎。且大家临亡，以小郎属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儿，死复何恨。”岱依事表上，世祖诏曰：“棘、萨甿隶，节行可甄，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赐许帛二十匹。
六．《太平御览》卷四一三人事部引萧广济《孝子传》：
何子平，庐江灊人。事母至孝。为杨州从事，月俸得白米辄货市粟麦。人或问之，答曰：“尊老不办，常得生米，何容得食白粲？”有赠鲑者，不可寄家则不肯受。母丧，年将六十，有孺子之慕。宋大明末，饥荒，八年不得营葬，昼夜号叫。居室不蔽雨日，兄子伯与为葺治，子平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屋何宜覆？”
《宋书》卷九一《孝义传》：
少有志行，见称于乡曲。事母至孝。扬州辟从事史，月俸得白米，辄货市粟麦。人或问曰：“所利无几，何足为烦？”子平曰：“尊老在东，不办常得生米，何心独飨白粲。”每有赠鲜肴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则不肯受。……母丧去官，哀毁踰礼，每至哭踊，顿绝方苏。值大明末，东土饥荒，继以师旅，八年不得营葬，昼夜号绝擗踊，不阕俄顷，叫慕之音，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叙，日以数合米为粥，不进盐菜。所居屋败，不蔽雨日，兄子伯与采伐茅竹，〔一六〕欲为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
《宋元嘉起居注》早于沈约《宋书》自不待言。两部《孝子传》也都是如此。《隋志》史部杂传类载晋辅国将军萧广济《孝子传》十五卷、宋躬《孝子传》二十卷。前引余嘉锡考订该书著于齐代。比较可知，以上几条，《宋书》所记当来源于此三书。但是须要解释的是，以上诸条《宋书》往往比它之前的书更详细。我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太平御览》所引并非原文，类书引文常有压缩。
按前引余嘉锡说，《南史》陈遗传来自宋躬书，但是由以上对比，可知其实早在《南史》之前，《宋书》已经引用了宋躬书。不仅撰史需要采用杂史杂传，其实注史也是如此。裴松之注《三国志》上表说陈寿书太简单，所以他为了补充而大量引其他书，这些书也大都是属于杂史杂传一类。我在讨论《三国志》裴注时曾经指出，“裴松之、范晔都注意到了《三国志》以外的众多历史记载，不同之处只是在于裴松之补充史实的办法是将其拿来为《三国志》作注，而范晔则将其迳直写进了史传正文。”[10]在裴注的处理方式下，我们还可以看到杂史的本来面目，而在范晔以及沈约、李延寿等人的处理方式下，杂史杂传的本来面目已经无从知晓。它已经成了正史的一部分。
总之，虽然从《隋志》开始对正史与杂史、杂传有了严格的区分，但实际上彼此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杂史、杂传的部分内容不断被引入正史。这种情形可能具有普遍性。《晋书》、《南史》的特点是引入了大量新奇怪异的内容，所以引起了后人特别的注意。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 《史通·杂述》篇。
[3]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十七史”条。
[4]“正史”之名南朝就有，如《隋志》有阮孝绪《正史削繁》九十四卷。不过其含义不得而知。
[5] 《广弘明集》卷三。后出的《隋志》史部分类与《七录》相当接近，所以姚明达说：“《隋志》部类几于全袭《七录》”。姚明达《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84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6]《史通·书事》篇。
[7] 杂传出现早于杂史。《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家多坟籍，人所罕见。撰《地理书》及《杂传》，死后乃出。”《隋志》载有陆澄《杂传》十九卷。《隋书》卷三二《经籍志》序：“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 又，阮孝绪《七录》序目中也有杂传一类。是知齐梁时史着中已有“杂传”一类。
[8] 《文献通考》卷一九五《经籍考二十二》。
[9] 按沈约“于晋则故造奇说”不确，参见程千帆《史通笺记》采撰第十五，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83页。
[10] 胡宝国：“《三国志》裴注”，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